英雄被遗忘很正常，和尚干打劫也很好理解

英雄被遗忘很正常，和尚干打劫也很好理解

         秋凉

最近看到坛子里七彩神仙的“看梁京《一粒子弹有多重》评价，有话要说”帖子和大家的讨论，起了点感想，这里随便说两句。我没看过这篇小说，也不评论这篇小说，我只是对一些我们感到很不平的历史问题有点兴趣。
于怀岸写道：“据我所知，二战中阵亡的每位美国士兵都能在纪念碑上找到他们的名字。”；七彩神仙说写道：“当时远征军在缅甸留下的大片坟墓现在都已经荡然无存;而日军的大片坟墓仍然井然有序,香火旺盛,每年都有国民自发去那边参拜,甚至当时战死的马匹现都一一建有日式坟墓,都有日本人来扫墓!当年大片的英军坟墓,同样管理完好,绿草如茵.悲夫!”这些是事实，但是照我看来不必“悲夫”；如果要“悲夫”的话，中国人2000年来一直在悲夫，人还活不活？
中国是一个绝对现实的国家，中国人从来没有信仰，就这么简单。
大江健三郎1994年站在斯德哥尔摩的讲台上说到战后那段“天皇用人的声音讲话的岁月”的时候，我不知道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理解这个问题。后来，日本首相森喜朗因为发表“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的言论而很快下台，我身边有关心政治的人将他认为是头号傻瓜：这种话也能说错？我只能说，我们缺乏理解“天皇”之于日本人的寄托的能力。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总是很简单地通过政治的语言说“军国主义”，象七彩神仙说的“日本人每年去扫墓”，那么不是在复活军国主义精神吗？所以，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我们总是感到不可理解，就象我们不理解森喜朗说“错”话的动机一样，我也是看了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以后，才更深地理解到日本整个民族所怀有的那种信仰的可怕和可畏。
与此不同，德国人很容易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西方人也很能够接受德国人的认罪。同样的，从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一直在欧洲人心目中植根，而从中世纪解脱出来的宗教在此扮演了一个精神寄托的作用。写作《自私的基因》的道金斯最近又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上帝的错觉》。作为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道金斯通过各个角度对于上帝进行了批驳。这本书发行一年就大卖了100万册，可见“上帝”在西方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与日本人的天皇一样，上帝同样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信仰，或者说是安身立命的源泉。天皇和上帝可能不介入到普通的生活，然而如果没有了他们，生活根本就难以继续，这或许就是信仰的作用。
信仰往往指导人们干一些非实用的事情，极端就是邪教。关于邪教徒自我牺牲的社会心理学至今没有搞明白这种行为的心理动机，医学家只能以类似精神异常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在巨大信仰推动之下的行为。同样的，因为对于某种信仰的寄托，拥有同一个信仰的人可以凝聚在一起，可以一起为维护这个信仰做出贡献。所以，小小的日本居然敢于来侵略中国，甚至发动太平洋战争；所以，日本人至今不愿意正视自己在人类历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人要祭奠他们的“英雄”——我们的“战犯”——因为他们要祭奠为了他们的信仰而做出贡献的他们的“同胞”；欧洲人也要祭奠战死者，他们或许希望上帝宽恕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希望每个人都能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人生，最后抵达天国的彼岸。这两者相同的地方在于，在他们的信仰中，他们都是本底上相同的人。
那么，如果我们祭奠英雄，除了“缅怀先烈为我们做出的巨大牺牲”以外，还有什么吗？除了“国家”和“民族”以外，还有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吗？
我在“秋凉荐书•《世界文学》2007/06”中表达过自己一贯的观点：我们的“勿忘国耻”为的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很危险，西方人很伟大，而中国人则很迷茫。我想到中国的历史片中很容易出现的皇帝或者将军面对一片狼藉战场的情境，或者祭奠烈士的场面，所有这些场面的背后蕴含的都是现实的利益。依照葛兆光的观点，仪式、象征和数字化的世界秩序是中国思想史的背景。不妙的是，没有干成政治的政治家孔子成为了统治文化的主流，所以这个背景就一直延续下来了。
很不幸的是，孔子先生并不象于丹教授说的那么仁爱善良。在我的理解上，如果生活在今天，那么孔子很适合去当政教处主任，搞行为规范他是好手。事实上，文化观念很难依靠孔子真的传承下来。因此，《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的哲学立论其实和孔子无关，因为孔子不关心宇宙。但是，毫无疑问，孔子的教条是封建统治者的绝佳武器，所以中国的国家观念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多少年来，儒的礼乐思想成为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桎梏——有人说是巨大宝藏——儒成为了中华文民的代表。事实上，只要了解历史都会知道，这里的“儒”与孔子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熟悉的中国的思想逻辑和思维方式是经过汉代学者综合的融会了儒、墨、道诸家观念的杂合体，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遵从的社会规范却是本于孔子的行为规范守则的。
2000年来，维系中国社会的是一种依照规范的纲常，但是纲常不代表今天理想的秩序。如果于丹生活到古代去，她还会赞美孔子？象她这种人如果出生奴婢早就被杀了一千回了。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就说封建社会是一个压抑人性的社会，当时我不理解，现在历史看得多了，自然就理解了。因为每个人都被套上了枷锁，都被绑上了绳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某种先占关系既定的，而不是由你自发认同的。要命的是，这种既定的关系丝毫与非现实的理想无关。
因此，回顾历史的时候，我常常对于达尔文理论在西方的举步维艰感到困惑，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所以其实中国人都是自发的无神论者。我们关心的是现世社会的种种利害关系，一切都是为了现世而行动的。
千里光老师贴的“同为出家人：大悲寺和少林寺的对比”我看了以后觉得很真实，但是也很正常。佛教东传之后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根源在于佛教的汉化。玄奘到天竺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问题是取回来的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佛教呢？《西游记》中所说的大乘和小乘并不是历史的事实。按照历史记载，玄奘翻译佛经，注重的是说理讲性，在宗派上近于法相宗的观点。但是，法相宗在中土基本早就灭绝了。禅宗在中国的兴起，并不是禅的本愿。释迦牟尼在灵山说法，摩柯迦叶拈花微笑，于是佛陀说，我有涅槃妙心，正法眼藏，不立文字，特授予摩柯迦叶。佛教是没有偶像崇拜的，禅宗就更没有了，连文字都没有。但是，正因为如此，禅宗有着很强的可解释性，因为没有系统的文字，因此也就方便于依照自己的文化加以同化。而南无阿弥陀佛之所以那么流行，也很简单，因为他极强的可操作性。这就是中土文化的现世实质。虽然佛陀也说要入世，然而佛陀不仅仅说入世；可是到了中国，入世成为了介入生活的流行手段，于是佛教得以与根源于中土的道教相抗衡。
我也去过少林寺，少林寺对面的十方禅院基本就是打劫。要说的话，佛门圣地，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没什么不好理解的。这位释永信方丈，去年的时候又开始买药了，什么少林秘方。所谓秘方，正是中医学的毒瘤之一，依照卫生部的规定秘方属于非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少林的秘方倒变成正面报道了。真是搞笑，也许就因为占了佛门的光了，披着羊皮的狼就不是狼了，奇怪的逻辑。似乎添加了保护伞，干坏事自然就容易了。因此，佛门不是什么净土。我们对于佛门中的类似衙门的等级制度听得多了，也就这回事情。佛门依然是一个中国的社会，无非多套了一件制服而已，所为的还是现实的利益。制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说得不好听一点，日本的AV老喜欢搞女护士，为的是什么呢？
说完了和尚打劫，再来看一看我们对于英雄的态度。我上面已经说过了，我们和那些烈士，或者还健在的英雄除了一个国家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发自内心的联系？我只能很遗憾地说没有。为什么国民党抗日英雄回国后被枪毙，这确实是历史使然，然而这样的历史背后蕴藏的无非是我们政治至上、纲常礼乐的核心文化思想而已。你只要去看一看《水浒传》或者《三国演义》里面杀人的场景，尤其是杀女人的场景，就会知道我们如何可能如西方人那样祭奠先烈。我原本对于水浒里杨雄和石秀杀潘巧云的镜头是很震惊的，不过看了今年第一期《当代》上的《张献忠杀人考》，才知道也许这确实就是封建社会的惯常思维。同时，我们又没有一个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上的真正的信仰——不为现世服务的信仰——所以我们也干不了日本人同样的事情。
不能否认，对于死后世界的敬畏依稀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主题。然而，世道不同了。正如我指出的，中国人是绝对的无神论者，所以在科学日益进步的时代，在西方人无法抛弃上帝的时代，我们对于死后世界的敬畏已经越来越淡了。祭奠祖先，那属于封建遗存，那是2000年来纲常的规定；那么祭奠他人呢？没有群众基础的事情是办不下去的，确实。
就是在上个星期，我在“1/7”中看到一篇对于一个寻访无人祭扫的烈士墓后人的老人的访谈。结合坛子里的这篇讨论，我想，也许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的是祭扫的真正意义究竟在哪里。毫无疑问，那些在战争中死亡的人都是应该为后人所祭奠的。但是，感受不到和先人的联系，单纯以“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或者其他政治命令是不会有用的。
中国的文化思想有其特质，这不是说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能否正确面对的问题。信仰的有无、信仰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是所有的人类都应该达成的共识，例如对于毁灭人性的战争的抗议，例如对于战争中任何牺牲者的缅怀。我只是觉得，如果那些老是把“古人”吹得如何如何好的思潮继续流传下去的话，那么大概中国烈士的墓碑只好永远在残风中萧瑟下去。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