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生平鲜为人知而又最重要的政治手笔

文章摘自《历史揭密：蓝衣社》 作者：丁三 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核心提示：作为蒋介石生平最重要的政治手笔，“新生活运动”后来被众说纷纭。易劳逸教授谈到，“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许多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相信，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蓝衣社运动，其目的在重组国家，使国家处在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英国记者弗雷达？阿特丽则认为，“它是一场半孔夫子、半基督教青年会的运动。它立场保守，旨在通过统治者的训示督导，使中国的疾病得以治疗……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上，它取得了些许进步，比如不再随地吐痰、用牙刷、扣上衣服的扣子等。但面对民众的深重苦难、剧烈的社会变革，它如同救世军在欧洲的贫民窟里唱歌以治疗工业主义的弊病那样，注定了于事无补”。最后，美国学者小詹姆斯？汤森却概括说，“(它是)儒家、法西斯、日本和基督教元素的混合体”……

1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乐群电影院前，五万名官吏、保甲长、各界民众被召集起来，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这一天，南昌下着濛濛细雨，但按照宪兵和警察的要求，他们没有使用任何雨具。

        当蒋介石踏上一处临时搭就的演讲台时，几万人齐齐肃立。在林立的麦克风前，蒋介石的表情还是那么矜持、那样冷漠。但，当他的目光缓缓扫视统治下的官吏、城市和无数青天白日旗时，仍然有一些人觉察到，他的眼睛深处有一种特殊的狂热。

        他也站在南昌的雨里，似乎打算一直这么站下去。当一双双眼睛表现出驯服、恭谨和诚惶诚恐后，他终于开口了。他开始发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他首先表达了自己对“新江西模式”的期许。他说，“我们江西无论在哪一方面，无论什么事情，统统要做各省的模范，为全国所效法”；他说，“要以我们一省的新风气、新事业，来风动各省……跟着我们共同一致的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他并且强调，只有以“昨死今生”的精神，做除旧布新的工作，“才可以……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

        除什么旧？布什么新？他不肯明说。恰恰相反，他绕了一个大圈子，谈起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不久前，在福建建瓯，他看到一个小学生在街头吸烟，“虽穿了很好的衣服，还是一点教育也没有”；几天前，在南昌街头，他又目睹了同样的一幕。他说，“这样还了得吗？他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吸纸烟，再长大不会吸鸦片烟吗”？

        学生如此，普通民众就更不必说了。他们肮脏、杂乱、毫无公德意识，“随地吐痰、撒尿，到处脏得不堪，床下门角，这些地方永远不洒扫”；他们自私、苟且、没有丝毫羞耻心，“所以社会弄到这种黑暗、纷乱、暮气沉沉，充满了乌烟瘴气”。蒋介石断言，“简直只有最野蛮的民族才如此”……

        然后，他谈到了德国。

        他说，签订《凡尔赛和约》后，德国积贫积弱，“一动也不许动”；但几年后，“居然就能够复兴起来，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并驾齐驱”。他说，无论人口、土地还是军备，德国都不能和中国相提并论，“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债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要照付”，这是为什么呢？

        蒋介石认为，这与他自己的无能、国民党政权的颟顸腐败无关，一切症结都在中国民众身上。他谈到，德国人的智识道德，与英法各国差不多，“或许比人家还要好些”，所以让列强肃然敬畏；他认为，“他们无论起居食息，一言一动，统统有规律，合乎做人的道理……他们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尊重社会的秩序，严守团体的纪律”，所以谁拿它都没办法。他似乎发现了政治的真理：“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所能成功的……完全在乎一般国民有高尚的智识道德”。

        那么，什么是智识道德呢？他又谈起了日本的例子。他说，日本举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日本人除洗冷水脸之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都吃冷饭”。他由此断言，要提高中国人的智识道德，必须从衣食住行着手，“一个人或一个国民的精神、思想、智识、道德，统统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他甚至认为，“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表现爱国家和忠于民族的精神……统统合乎礼义廉耻”……在蒋介石看来，洗冷水脸、吃冷饭，很有礼义廉耻。而更有礼义廉耻的，则是半军事化生活。他谈到，“这些生活习惯是什么？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种刻苦耐劳的习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他谈到，“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

        作为修身之本的礼义廉耻，就这么与军事化生活、与半法西斯化的社会牵扯在一起了。又何止于此？谈到礼义廉耻时，蒋介石激动了。他说，除了让中国人过上这种礼义廉耻、“合乎现代生存”的生活，“再没有旁的根本方法”；他说，所有这一切，“乃一种至高无上的救国复兴的根本事业”……

        他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了。五万人一动不动，任由他训斥着自己的阴暗、堕落、毫无德性。在无穷无尽地羞辱亿兆中国人、无止无休地表达自己对纳粹德国、对军国化日本的艳羡后，他渐渐获得了一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自信。他顾盼自雄、目光空茫而复杂；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纯粹、高大和伟岸，仿佛他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为了拯救这群迷途的羔羊。他开始直抒胸臆了，他说，“我讲到这里，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他说，“就是要养成勇敢迅速、励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随时可以与敌人拼命的国民”……

        他为此宣布，从南昌开始，他将缔造一个新中国。他言语铿锵地宣称：“使南昌改造成为一个新社会……而将我们的新生活运动，逐渐推广至各省各县！”

        作为蒋介石生平最重要的政治手笔，“新生活运动”后来被众说纷纭。易劳逸教授谈到，“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许多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相信，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蓝衣社运动，其目的在重组国家，使国家处在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英国记者弗雷达？阿特丽则认为，“它是一场半孔夫子、半基督教青年会的运动。它立场保守，旨在通过统治者的训示督导，使中国的疾病得以治疗……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上，它取得了些许进步，比如不再随地吐痰、用牙刷、扣上衣服的扣子等。但面对民众的深重苦难、剧烈的社会变革，它如同救世军在欧洲的贫民窟里唱歌以治疗工业主义的弊病那样，注定了于事无补”。最后，美国学者小詹姆斯？汤森却概括说，“(它是)儒家、法西斯、日本和基督教元素的混合体”……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它的本来面目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运动的来源。1933年12月24日，在南昌中山路149号，蓝衣社发起了公开的“中国文化学会”；一名发起人后来回顾，“成立时有委员十五人，为高传珠、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孙伯謇、张彝鼎、吴寿朋、康泽……皆为力行社社员”(邓元忠，《张彝鼎访问》)。几天后，张彝鼎偶然谈起，“(南昌)环境卫生太脏，应以清洁改善之；社会秩序太乱，应以规则纠正之”……

        这个无足轻重的提议，被吴寿朋笑称为“新生活运动”。但进入蒋介石的视野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一天，他以邓文仪为召集人，以文化学会的四名委员，张彝鼎、李焕之、萧纯锦和蒋志澄为起草者，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邓文仪后来回忆，“包括各种改良的意见……原来起草有96条”。这份纲要，在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的口号下，旨在推动社会的军事化、半法西斯化；它分为两个阶段，“初步为生活规律与清洁运动……执行六个月后，转入第二期，生活之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它大致勾勒了新生活运动的未来走向。但对此，蒋介石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并未把握中心思想”。他将修改、润色的任务，交给了政学系首脑、时为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

        作为深谙蒋介石内心的老牌官僚，杨永泰提出“礼义廉耻”四字方针，为运动戴上了儒家的帽子。他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他并且强调，“礼义廉耻……应表现在衣食住行”。它极符合蒋介石的胃口。这么一来，蓝衣社的方案，变成一个半儒家半法西斯化的混合体了。

        渐地，新生活运动非驴非马、面目全非了。它汇集了三大派系的立场，从儒家、“三民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种种主张。又何止于此？在蓝衣社、政学系和CC系之外，不是还有势力惊人、此时尚未显山露水的孔宋势力吗？次年，随着宋美龄的介入、基督教青年会的参与，它很快变成一个“四不像”了。

        1935年6月，在《美国论坛》杂志，宋美龄发表了《中国的新生活运动》一文。不久后，她不仅出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发起了“妇女新生活运动队”，她并且强调“礼义廉耻”与基督教精神的吻合。在她的努力下，多达几千名的外国传教士、多达几百万人的中国基督教信徒，纷纷加入了新生活运动的行列。以乔治？谢菲德为例，他很快成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领导人之一；以美国公理会负责人、中文名为牧恩波的吉奥？雪仆为例，他不仅全力赞助新生活运动，还被视为宋美龄的私人密友……

        从此以后，新生活运动兼有儒家、“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的四重色彩了。它前所未有、荒诞怪异，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怪胎；它被众说纷纭、毁誉不一，并且越来越多负面评价……

        还不仅如此。

        “新生活运动”的成分复杂、面貌模糊，当然也和它的始作俑者、时任南京政权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有关。自从1927年，他侥幸地、多少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主要统治者以来，他就不断面对着派系的分裂、日本的威胁、共产主义的挑战和种种西方思潮的冲击。以1934年为例，在他获取权力七年之后，这个广漠纷纭的国家依旧分崩离析、乱象丛生。

        是迥异于以往的、无处不在的分裂。以思潮而言，三民主义占据着法统地位，但它歧说纷纭、前后矛盾；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席卷一时，法西斯主义方兴未艾，自由主义赢得了人数虽少、但代表着社会良心与大脑的知识分子，最后，儒学近乎奄奄一息，却依旧占据着最众多的人口、最普遍的心灵。以社会而言，古老的、沿袭着千年生活方式的传统乡村，与西化的、舶来品的沿海口岸，恍若两个世界，在沿海中国与内陆中国的分裂之外，还有城乡的分裂、阶级的分裂、上一代人与新一辈青年的思想与价值观分裂。以政治势力而言，除了西方势力、日本势力和共产党势力，国民党内部也分成了蒋记国民党、汪系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和众多的地方军阀势力，即使蒋介石嫡系内，也还有政学系、CC系、蓝衣社和何应钦系、孔宋贵戚势力的分野……旧的未死、新的方生，一切都是破碎、对抗而复杂的。它深重地影响了蒋介石。如果说，伴随着时世变迁、思潮涌动，贺衷寒随波逐流，先后经历过士大夫阶段、共产党人阶段、极右翼的国民党员阶段，此时以纳粹主义者自居的话，那么，中年蒋介石的身上，却同时汇集了多种色彩、多重身份：面对共产党人的挑战，他自视为儒教徒、传统社会的卫道士；在国民党内部，他是三民主义者；与西方人打交道时，他是一名基督徒；而在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国家图景面前，他又热切地渴盼以军国主义的手段，成为一呼百应的独裁者……

        不惟姿态，乃至内心。七年来，作为一名缺乏准备的军人，他的视野所及，仅限于如何保住和拓展自己的权力；在乱纷纷的民国政坛上，他既随波逐流又上下其手，一切都是需要，一切都是工具。他没有“主义”，他的种种思考都是变幻不定、应时而生的。他的眼前，从未浮现过这个国家的未来图景……

        何止是他？在此之前，曾国藩不是试图“以器具护名教”吗？他悲惨地失败了；孙中山不是构画过效仿美国、三权分立的中国图景吗？他也很快改弦易辙了，三民主义由此有了新旧之分。在此之后，在“文化大革命”的蛮荒岁月里，毛泽东也只能寄望不破不立、以破代立，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邓小平也有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名言……这四个人，无论学识、经验、气魄还是事功，都远胜于蒋介石。他们尚且如此，何况这个琐碎平庸、外强中干的大人物？

        在这种情况下，他生平最重要的政治手笔，“新生活运动”，以拿来为方针，或中体西用、或“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它不仅繁琐细碎、毫无创见，乃至没有纲目之别、条缕之析，最终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空前绝后的政治怪胎，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它伏笔了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结局，乃至中华民国的未来命运……

        无论如何，在这次集会后，一场波及20个省份、分支机构多达1355个，持续十余年并席卷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运动，就瞬间蔓延开去了。

2

        生活运动是此前未有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2月28日，恰值农历元宵节，15万南昌市民走上街头，举行提灯游行。这一天，按照熊式辉、南昌公安局长黄光斗的要求，所有人都统一着装：以军人为例，是黄军装、武装带、翻毛皮鞋；以警察为例，是黑警服、棕色皮带、黑皮鞋；以公务员和教员为例，是藏青色中山装；以女学生为例，则是蓝士林布旗袍、高筒白袜和黑布鞋……乃至每户一人、职业各异的普通市民，也穿着质地不一的中山装。中央社次日报道说，“与会民众，服装整洁，精神严肃，为前所未见”。

        十余万人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直到深夜，街市才渐渐寂静下来。但它不过是“新生活运动”的预演。3月11日，在十余天的筹备后，在142个团体、十万民众的拥簇下，蒋介石再次衣冠整洁地出现在南昌街头了。这一次，在“礼义廉耻”之外，他又宣布了八个原则，那就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勇敢、牺牲；他并且照本宣科，一一列举了邓文仪等人草拟的，多达96条、异常烦琐细碎的生活准则。

        他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他说，要清扫屋子、要每周洗澡，要消灭老鼠、蟑螂和臭虫。他还说，“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首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他兴致勃勃，甚至进行了自我标榜：“我要将自己的生活告诉大家，来做一个榜样。我们各个同胞……只知道我过去是国民政府主席，当过革命军总司令，现在是委员长，究竟我是怎样一个人，还是不知道。这是我少时受最严格的训练换来的，是我从小刻苦努力做出来的”……说到这里，不知道他是否想起了自己青年时的浪荡、忤逆和眠花宿柳？还好，他很快进入正题了，他宣布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在他自任会长之外，九名干事分别是政学系的刘百川、程时煃、黄光斗，CC系的邵华；以及蓝衣社的邓文仪、贺衷寒、李焕之、萧纯锦和蒋志澄。

        一场从“我”做起，从吃饭、穿衣、睡觉、走路做起的群众运动，就这样轰然蔓延开来了：3月17日，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次日，北平也行动起来；几天后，武汉、福州、杭州、苏州、安庆和天津，众多大城市纷纷发起了运动促进会，贵州、四川和陕西也紧随其后……与南昌没有什么两样，提灯游行、张贴标语、公众演讲、文艺表演，充斥了各个城市的街头。几百万份《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小册子被分送进了千家万户。一套多达40万发行量的四枚纪念邮票，更成为中国邮政史的空前奇观。在无数分支机构的干涉下，脸盆、毛巾、碗碟、茶杯乃至旧式年画，也清一色地印上了宣传字样；当年最常见的那种搪瓷脸盆，除“新生活运动”五个大字外，盆沿还印着八行繁体字，“新生活运动之推行，应以礼义廉耻为基础，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

        蓝衣社控制下的百余份报刊，CC系控制下的几百份报刊，连同众多独立报纸，纷纷加入了新生活运动的大合唱。有线广播连篇累牍，种种宣传深入穷乡僻壤，它是如此无孔不入，以至于沈从文描写湘西深山生活的小说《长河》，“新生活”一词出现了五十次之多。此后十余年，除了“抗战”，亿兆中国人没有更耳熟能详的词汇了……

        铺天盖地的宣传声势几乎同时，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为规范、社会服务和“生活限制”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南昌之后，则是南京、上海、武汉、安庆和杭州……多达几千名的宪兵警察，多达几十万人的青年与童子军，纷纷投身这场运动。乔治？谢菲德后来写道：“许多城市街道整洁、面目一新，过去常见的陋习不见了……更重要的变化或许在于，它改变了一代中国青年。他们不再漠然于家庭以外的事物，他们积极地投身社会事业，并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培养出了自己对国家的热爱”……

        在几个月的日常纠察、“行为规范”之后，则是日复一日、热烈沸腾的社会服务。春季植树不已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季节工作之一了吗？每年初春，他们组成了一个个宣传队，深入郊区、农村，“使人民尽知种植之利益……并告以栽种培养之方法，能成材者先种，果实花木次之，杂木又次之”；夏季清洁运动不也如此吗？暑假到来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卫生运动周，“义务灭蝇、灭蚊，进行水井消毒、公私厕所消毒并疏通阴沟……检查各旅馆、茶馆、戏院、浴室的卫生状况”。及至天气转凉、众多家庭开始操办喜宴婚事时，他们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费用宜俭，馈赠酬答勿奢华……提倡储蓄及保险”；至于效仿希特勒青年团、被视为新生活运动主要成就之一的冬季赈济运动，就更不必说了。在一个个街头，他们组织募捐、举行义卖、制作冬衣并施粥贫民；他们很快替代了过去的教会和商会，成为冬季赈济的主体。在此之外，他们还疏通河道、修浚堤岸、修补路面、美化街市，进行各种各样的集体劳动和义务劳动；他们迅速地成长，成为崭新的、为数达到几百万、迥异于过往中国生活的一代青年。没有人能清晰地描述这种成长的意义：它是中国人与几千年生活方式渐行渐远、渐渐离去的一种象征，又是一个远未成形、不具备重大社会意义的青年现象；它使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出了家庭和传统权威，与此同时，他们却走进了更阴沉、更无处不在的威权政治。他们远谈不上独立，更遑论青年的主体性了……它令人悲欣交集。

        也是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出家庭、步入街头和社会之际，并不让人意外地，蓝衣社迅速成为新生活运动的主角了。

        如果说，由于身居高位、老谋深算，杨永泰把“礼义廉耻”的名目，可以轻易地加在蓝衣社方案之上的话，那么，作为几十名高级官僚的小圈子，一旦运动从官方的发起转入青年主体、社会服务阶段，政学系是无法与成员众多、有着成千上万个基层小组的蓝衣社相提并论的。更不必说，在各级“促进会”中，蓝衣社也占据了将近一半的席位。

        CC系也如此。它虽然有党部的公开招牌、有多达几十万的党员，但它的众多党部，不过是各级衙门的附庸。何况，接近四分之三的党员，或身处军阀控制下的省份，或隶属蓝衣社、政训处管辖的军队党部，又何况，在青年、大学生中，它的形象如此糟糕、声名如此狼藉。

        除了专职党务干部，CC系是发动不起几个人的。除了蓝衣社，民国又有哪一个政治派系，可以深入青年、左右民间呢？更不必说，它如此热衷于此，如此乐此不疲。

        后来的历史表明，对蓝衣社来说，新生活运动犹如一场组织的盛宴。它多达四五十万的党徒，大多由此而来。它还是一场标语的狂欢、身体的盛宴，伴随着几万名党徒的纷纷参与，新生活运动很快蓝衣社化、法西斯化了。

        蓝衣社化”也从南昌开始。这一年初春，借助“简单”、“朴素”的运动原则，原为蓝衣社重要文件的《生活限制条例》，开始衍化为对千万市民的要求。它的告示贴进了大小饭馆，规定只能卖少量酒水、点菜不得超过四菜一汤；它的众多成员、无数童子军监督员，不分昼夜地巡视着各处码头，禁止乘客走进头等舱。在这种情况下，生意大受影响的饭馆、不堪其扰的轮船公司，不得不用大盘子装拼盘、将酒放进茶壶里，或者在开航后进行头等舱补票，以应付没完没了、一拨又一拨的蓝衣社党徒。

        馆、轮船之后，则是香水、时髦发型和“奇装异服”。蒋介石不是说过吗？“现在拍香水拍得愈多的就愈臭，愈不清洁……愈野蛮”，它让蓝衣社党徒如闻纶音。这一年春夏，以济南为例，所有公务员都被迫剃了光头，所有穿短袖夏装的妇女都被当街带走，去“新生活运动训练班”办理保证；以上海为例，在香水与高跟鞋屡禁不绝的情况下，蓝衣社党徒干脆集体出动，在街头设立了一个个“风纪岗哨”。他们或锯掉高跟鞋的鞋跟，或勒令喷洒香水的妇女用冷水浇头……凡此种种，让众多市民敢怒不敢言。后来，美国学者赫林顿？汤回顾说，“一开始，新生活运动强调很有必要的道德、举止和公共卫生，尽管也有强制成分，但人们并不反感。可惜像反对化妆和时尚之类的努力过于肤浅了……它最初的热情已经过去，新生活运动的推动力已大大减弱。已经有人认为，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经济萧条上转移开去”……而与南昌、济南或上海相比，蓝衣社党徒更恣意妄为、最无法无天的，当数它严密控制下的武汉。

        在武汉，蓝衣社拥有近万名党徒、几万名警察。这一年初春，它抛出了异常苛刻、令人啼笑皆非的生活准则：穿西装、参加舞会和听西洋音乐，都将“腐蚀民族意志”，都在禁止之列；通宵达旦经营的卡巴莱式餐厅，更诱使青年堕落，被视为大逆不道；至于泡酒吧、喝咖啡，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在他们的勒令下，一家家舞厅先后停业，西式裁缝处在半失业状态，卡巴莱餐厅全部在午夜前关门。至于出售交响乐唱片的商铺，也被迫签下一纸纸协议，“只卖给西洋人”。

        那么，租界呢？租界怎么办？

        对日薄西山的英国人、法国人，蓝衣社党徒并不放在眼里。他们成群结队，盘踞在租界舞厅门口，不准中国人入场；他们不顾各国领事的一再抗议，在众多卡巴莱餐厅寻衅滋事，致使其生意一落千丈。更有甚者，他们冲进一家家舞厅和影剧院，近乎恶作剧地将脏水或具有腐蚀性的酸水倾倒在穿西装的人身上。易劳逸教授后来写道：“这些反现代行为，是通过一小股狂热分子用暴力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些暴徒被视为蓝衣社分子，不管他们事实上是不是，他们的行为与蓝衣社宣传家们说的一模一样。”

        又何止于此？实现社会军事化、随时征召成年男子入伍和献身，不是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目标吗？如果说，在蒋介石、邓文仪的计划里，它需要逐步引导、在两三年内实现的话，那么，那些狂热的党徒最喜欢拔苗助长。许多个日子，在江汉路、珞珈山一带的繁华路口，经常有现役军人对熙攘的人流煞有其事地吹响哨子，而后大群党徒出现了；他们勒令不知所措的市民排好队列、接受检阅。此后几年，无论民众如何不满、交通怎样因此堵塞，这样的闹剧演出了一次又一次……

        凡此种种，让基督教青年会的众多参与者心灰意冷。介入新生活运动不久，乔治？谢菲德就沮丧地谈到，“运动是被军事官员控制着的……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他们大多是蓝衣社成员”。几个月后，一群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更直言不讳地断定，“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蓝衣社运动，其目的是重组国家，使国家处在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至于那个宋美龄的朋友、被称为牧恩波的吉奥？雪仆，也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某种法西斯主义的乌托邦已经从天空降临到了人间，它到处都很整洁和美妙，但我的内心却感到微微震颤。它是天堂般的地狱，是花园式的废墟……”

        果然是天堂般的地狱、花园式的废墟。1934年2月19日，也就是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当天，上海就查禁了一百多种书籍。五天后，在给曹靖华的一封信里，鲁迅写道：“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闻光华书局第一，现代书局次之，至少要算北新……书局已因此不敢印书，一是怕出后被禁，二是虽不禁而无人要看，所以买卖就停顿起来了……”

        好戏还在后头呢！大约3月份，在大批蓝衣社党徒的聒噪下，武汉十余所学堂、几千名学生不顾师长的阻拦，将一摞摞图书馆藏书付之一炬；与此同时，这股风潮也蔓延到了上海、开封和杭州，几万本书籍、无数作家学者的心血，也瞬间灰飞烟灭了。它让人想起不久前纳粹德国的相似一幕，威廉？夏伊勒写道：“1933年5月10日晚上，柏林发生了自中世纪末叶以来前所未有的景象。约莫午夜的时候，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的一个广场。火炬扔在了堆积在那里的大批书籍上，在烈焰焚烧中又丢了许多书进来……在被焚的书籍化为灰烬之际，戈培尔博士向学生们讲话了，‘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这火光能不能照亮新时代？谁也不敢断言。但这火光的确是升腾起来了。这一年春天，在《社会新闻》杂志上，蓝衣社的笔杆子陈秋云这么概括着法西斯主义：“它是最实际的、最勇敢的、最有力的，是凝聚了国家精神的表现形式……”

        在《前途》月刊中，贺衷寒旧日同学刘炳藜则以酸楚、悲怆的语气写道：“法西斯主义是濒临毁灭的国家自救的唯一工具……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效仿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残酷斗争的精神了……”

        更引人注目的是，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乃至蒋介石，也在《前途》月刊上频频发表署名文章，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从《前途》、《社会新闻》杂志开始，蓝衣社由康泽缔造的、多达一百余份报刊的传媒机器，高速运转着。《中国日报》、《扫荡报》、《思想》月刊、《中华周报》；南京、武汉、南昌、洛阳、郑州、长沙、福州……

        又何止是话语鼓吹？1934年6月10日，以蒋坚忍为会长的“中国文化学会”浙江分会，组织了“文化前卫队”。在成立仪式上，一个叫肖作霖的魁首代表总会，将象征军事化和生产化的剑和犁交给了蒋坚忍。邓文仪后来谈到，这个醒目的仪式、别出心裁的符号，“在当时轰动一时”。

        毫无疑问，肖作霖这个创意，来自“以剑征服土地、以犁种植粮食”的希特勒名言。到这个时候，蓝衣社对法西斯主义的鼓吹，已没有任何保密、“掩护”和遮盖了。从这里开始，这样的鼓吹和种种宣传，连篇累牍，喝彩一片，整整延续了三年有余。这期间，贺衷寒先后出版了四册《一得集》，以及《学与干》一书；邓文仪写出了《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完成了《复兴中国革命之路》……这些蓝衣社的经典文献，纷纷摆在上海四马路的图书集市里，并通过拔提书店，进入一个个青年的房间。

        那是一个浮躁、盲目、朝不保夕的年代。在得过且过的生活里，从晚清开始的文化、中国命运的迷惘，转化为一种爆发的、近乎绝望的情绪。法西斯主义像瘟疫一样席卷了沿海知识分子。就像任何一个末世邪教都迅速传播那样，法西斯主义是人间的鸦片。

        在这样喧嚣、沸腾的气息中，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宣传对中下层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对现状不满的人群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贺衷寒、刘炳藜等人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引发热烈讨论。一个法西斯化中国似乎呼之欲出了。在这股舆论风潮的引领下，短短半年时间，三四万名大学生、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了蓝衣社，蓝衣社的成员总数已超过十万人。

        然后，轮到了修改章程。

3

        几十年后，对蓝衣社是否修改过《章程》，众多当事人或矢口否认、或吞吞吐吐。1969年，面对易劳逸教授，刘健群坚称并无此事，他说，“因为蓝衣社组织仅仅存在六年，显然没有时间做这样的修改”。易劳逸对此评价说，“这个理由显然缺乏说服力”。

        与刘健群相比，王新衡则显得模棱两可。他认为，许多更激进的蓝衣社同僚或许有此想法，但他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它事关重大，可能只有少数人与闻”。与此同时，滕杰、肖赞育的表态更加含糊，他们仅仅谈到，“确实进行过一场关于放弃三民主义的争论”；但除此之外，他们不愿进一步地谈及此事……凡此种种，让易劳逸教授狐疑不已。他写道：“根据一份日本情报机关的报告，1934年年初，蒋介石曾召集一次蓝衣社主要骨干分子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所取得的结果，是修改章程……日本情报机关究竟从何处得到这份搀合法西斯主义的纲领文本呢？这是一份官方文件吗？亦或它仅仅是一些法西斯主义极端分子起草的草案呢？……”

        他只能草草地了结此事。他不无遗憾地谈到，“现在还没有证据对这个问题作最后定论……(但)不论三民主义是否继续成为其意识形态的伴侣，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已是既定的事实”。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修改无疑发生过。

        这又不能不谈到蓝衣社社长、“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蒋介石。对这个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大人物来说，事实上，这场运动有着双重目标：一方面，他以窥测、观望的心态，任由儒学、法西斯主义、日本和基督教元素各行其道，以期自发地生成某种中国秩序，完成重建国家的使命；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元素，无论儒家的服从、法西斯主义的强调领袖、日本的军国精神还是基督教成分所能带来的西方认可，都有助于他的独裁地位。他试图攫取这个断裂的、碎片化的国家的全部权力资源。

        这么一来，崭新的权力布局，也就势所必须了。他不是有政学系、CC系和蓝衣社吗？政学系的那些官僚，都是典型的读书人，也都以国之重臣自居，谁能说它没有几分传统文官集团的色彩呢？由他们代表“礼义廉耻”、乡土中国的权力资源，不是再合适不过吗？毕竟，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国家还是依照传统秩序运作着。

        政学系之外，则是CC系。作为孙中山的遗产，CC系与汪精卫系、“西山会议派”鼎足而三，都自视为国民党的正统。在过去的年月，他的两次下野、屡屡失意，不都和他党内资历太浅、暴发太快有关吗？他不是还为此制造了孙中山视陈英士为接班人，“英士既死、吾师期我以继英士之事业”的神话吗？既然如此，作为陈英士的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以及CC系，最好的分工莫过于继续扮演国民党嫡长子的角色，并伺机压倒汪精卫系、西山会议派。

        然后，就是蓝衣社了。

        毫无疑问，蓝衣社要代表的，是青年、未来，是崭新的、非孙中山的、属于蒋介石自己的力量。既然如此，它又何必和国民党、“三民主义”牵扯在一起呢？倘若国民党的名声形象、精神资源，足以号召起青年与社会民间的话，他又何必另开蓝衣社这个炉灶？何况，他曾屡屡表示，国民党已经烂到了根子里；又何况，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里，他这么估计社会军事化的进展：“如此努力干去，我相信三个月以后，南昌一定可以造成一种新风气，造成一个新南昌、新江西；半年以内，一定可以风动全国，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

        在这种情况下，蓝衣社章程的第一条，从“本社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以蒋介石先生为社长”，改为“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以蒋介石为永远之最高领袖”，又有什么好让人意外的呢？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力行社的名存实亡，复兴社的替代力行社、成为蓝衣社的重心。虽然力行社、革青会的成员还是复兴社的首脑。接下去的一些修改更加关键、也更能说明问题。第二条宣称“放弃民主和三民主义，宣传法西斯主义，力求实现独裁”；第九条决定“取消三民主义的教育，提倡生产教育和普及大众教育”；第十一条则言语确凿地表示，蓝衣社的使命，“是迅速地推动实现一个新的法西斯社会和国家”……

        凡此种种，标志着蓝衣社的彻底法西斯化。在蒋介石看来，这是一个异常高明的布局：三大派系分别对应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代表着官僚、党务和青年、社会。它象征着这个四分五裂、面目驳杂的国家的全部权力资源，从传统的、法统的到新生的；这么一来，无论这个古老国家将何去何从，他都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1934年初春、他对民国权力格局的构想吗？难道这不是他匹配于新生活运动的权力布局吗？它符合着蒋介石的复杂阅历、神秘内心：从儒教徒、流民到军人的驳杂生涯；对“礼义廉耻”、宋明理学一知半解而又挥之不去的情结；对社会井然有序、人民随时动员图景的深切向往；以及成为独裁者、凌驾于让他处境尴尬的国民党之上的神秘冲动。它也符合蒋介石对蓝衣社的一贯态度：自从1932年年初，他在溪口镐丰房阅读《墨索里尼传记》，试图找到一条道路、“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以来，他先是要求那一群青年借鉴“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继而，他又任用刘健群、派遣“赴德考察团”、赞助复兴社、组织别动队并发起“新江西”实验，凡此种种，给了那一群青年以极大的暗示。而当滕杰、贺衷寒亦步亦趋，力行社变成蓝衣社之后，顺理成章地，他逐其波而扬其流，分派给他们法西斯主义者的角色，赋予他们中国军事化、半法西斯化的使命，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不正常的呢？

        何况，易劳逸教授谈到，“(那份情报)不大可能由日本间谍机关伪造……因为那份报告已标明了‘保密’字样，并非要使其公开”。

        就这样，1934年年初，当《章程》被修改、法西斯舆论鼓吹渐渐抬头之际，滕杰那单纯、炽烈的表情，贺衷寒那含泪、忧伤的眼睛，连同“十三太保”个人的忠诚、正直与廉洁，几十万蓝衣社青年的天真、投入与牺牲……所有这些，所有令人难忘、让人敬重、在那个乱世里罕见的情怀与品质，都在这种飓风般的变迁中，渐渐地黯淡下去了。

        最早发起蓝衣社的六十余名青年，在那个沉痛、悲歌般的夏天断然无法想象，仅仅用两年半的时间，他们就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社团，发展为一个成员十余万、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但即使到此时，他们也不能想到，二郎庙、八宝街那清新热烈的日子，武汉暴日下的努力，复兴狂飙的出发和“远征”，乃至所谓的“江西新政”……所有这些，多少美好的、夹杂着亿兆生民期盼的进程，也都在这一股思潮的侵袭中，成为了“种下龙种、养出跳蚤”的历史悲剧。

        他们是晚清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以自己的身躯做牺牲、去祭奠文化遗失国土沦陷的惨淡背景的再一群人。但到了这一天，他们所能完成的，也无非是命运的再一个轮回。

        在一个涣散、积贫积弱的国家，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一种成本最低而效果最著的社会组织模式”(黄仁宇语)。这个现实，使此前和此后的，无论洪秀全、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异常重视社会动员、民众组织。但只有他们，这群平均年龄仍然是30岁出头的、一生忧患多于安乐，有理想、有文化、有良知的青年，因为处在西风东渐，并且风潮就是独裁，就是恐怖，就是刺刀、军队与暗杀的时世里，他们更直接地以独裁社会的推动者自居，以法西斯主义者自居，他们也就更直接、更鲜明地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与人生。

        无情的、悲剧的，又何止是时代与人生？无情的、悲剧的还有历史。与几十个青年渐渐黯淡的表情几乎同时，渐渐黯淡下去的，还有中华民国的命运。蒋介石的精神资源是如此匮乏，以至于他的投机、观望，不仅决定了他个人的作为、新生活运动的面貌，也决定了一个政权的未来：在大历史的夹缝处，在种种思潮此起彼伏、人心世道斑驳破碎之际，这个国家最需要明确的，是自己的道路；蒋介石不仅没有这么做，恰恰相反，除了共产主义外，他统统拿来、无所不用；他使混乱的更加混乱、离散的愈发离散。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他的中华民国，又怎么可能不黯然收场呢？

        又何止于此？精神资源的匮乏，连同党内资历之浅、面临挑战之多，造成了他强烈的不自信；这一切结合他固执的天性、近乎本能的权术手腕，以及一种神秘的、逆反心理式的冲动，使他产生了一种既自欺、又欺人的道德优越感。他始终无法自辨修身与权术、政治责任与一己欲望。几十年后，易劳逸教授写道，“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认为他的权力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所以，什么对他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反过来，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他声称这类人‘投机’、‘刚愎自用’和缺乏‘固有美德’……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决心，然而，这也是他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年的失败”(《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就是这种性格中的悲剧因素，这种自欺欺人的道德优越感，使他在发起新生活运动不久，在以人作俑、将几十名青年推上不归路后，他又下令罢免了贺衷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