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军统帅：打出来的威望

                               选自《名将粟裕珍闻录》

    粟裕在华中的巨大威望，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资历。尽管他在红军时期的资历也并不差，曾经做过的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一职（三年远离中央的南方游击战，影响了他的升迁与资历积累），与后来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红八军团、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平级。只不过一个是负责打仗，一个搞政工。

 
　　他的经历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战争年代，军队统帅的威望是打出来的。

 　　这与和平时期截然不同。

 
　　论资排辈是和平时期包括当代的一个痼疾。有人还特意引经据典撰文，说“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这话似乎也有点道理。和平安定的环境里，无身家性命之忧，更没有天塌下来的干系，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甚至干与不干，差别不是很显眼。

 
　　更重要的是，下级业绩如何，由于岗位不同，掌管提拔生死大权的上司们，往往很难做出准确的决断。

　　而任职年限的长短，不仅清楚可比，操作性很强，且大多数下级也乐于接受，所以按资历用人便如普通人手中可以随心所欲的傻瓜照相机，十分方便顺手：一是简单易行，二是有利官场的稳定。

　　资历由此就越老越吃香。贡献不论，优劣不分，赏罚不明，千军万马熬年头，上上下下比辈分。

 
　　一个闻名遐迩的教授，掀开其神秘的面纱，或许却原来不过是个苍颜白发、熬过年限的平庸老头；一个“百里挑一”的“合适”局长，或许也不过是苦熬多年，同伴纷纷“落马”的幸运儿。

 
　　战争年代则不同。

    粟裕说：“战争是要死人的。”稍有不慎，轻则丧师辱地、身死人手，重则“亡国灭种”。

　　因此，纸上谈兵的赵括或者夸夸其谈的马谡就混不下去。

 
　　赵括出身名门世家，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公子；马谡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领导人诸葛亮的爱将。如果在和平时期，他们都极有可能不断“进步”，“无灾无害到公卿（苏东坡语）”，成为“当之无愧”的卓越“国家领导人”或者杰出的“军事家”。

　　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个“福将”的福分。一个被秦国名将白起悬首国门，四十余万精锐部下遭大坑活埋，秦国首屈一指的劲敌赵国从此一蹶不振；一个则被曹魏骁将张郃轻轻松松打个落花流水，成为诸葛亮严肃军纪的刀下之鬼，诸葛丞相精心运筹的又一次北伐壮举也“梦断蓝桥”，草草收场。

 
　　沙场上的将士们也就因此格外瞧不起靠嘴巴吃饭的，说是“卖狗皮膏药的”。他们服气的不是资历或者出身，而是能带领自己打胜仗的将领。

 
　　粟裕本人虽然是方面军统帅，但也是一个多年的老兵，他的次子粟寒生回忆说，粟裕“一生最佩服的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元帅和将军”①。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1946年四平会战后，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伤亡八千多人，在接连放弃二十余座重要城市的撤退过程中，又因为国军名将杜聿明穷追猛打，死死咬住不放，林彪再次减员五千余人。

　　林彪给毛泽东发电报，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②，最后的一座大城市也打算不要了。

    因此，全军上下一时笼罩着一片失败的情绪。

 
　　林彪身边的作战科长王继芳，竟携带实力统计表，投奔了杜聿明；麾下将领们也多愁眉苦脸发牢骚，甚至有人还当着林彪的面，说他“瞎指挥”，是“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记载：“一天晚上，前指在一个村庄宿营，林彪到作战处交代任务，听见屋里议论纷纷。李作鹏对参谋们说：‘现在部队对林总意见很大，说他到莫斯科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几位参谋也附和道：‘说林总怪话的多啦！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将军和逃跑将军了！’”

 
　　林彪在外面听见，脸涨得通红。真想踹开门，质问这些怪话是哪来的，造谣的又是哪些人。可他终于还是以一声咳嗽打断了参谋们的议论。如果不是要向他们下达指示，他真想转身离去。

 
　　林彪1930年6月年仅二十三岁就当了红四军的军长，两年后的1932年3月又做了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号称“常胜将军”，资历不能说不老；东北民主联军的重要骨干也多是他当年的老部下；但因为打了败仗，手下人也就毫不客气，全然不顾他林总的威望。

 
　　胜败乃兵家常事。

 
　　杜聿明后来苦于兵力不足，停止高歌猛进式的进攻，林彪则背靠高枕无忧的大后方苏联，招兵买马，壮大实力，不久就有了百把万人马，毛泽东都不无自得地赞叹：“林彪现在是壮多了。”

 
　　这时候，林彪挟人多势众之威，胜仗开始一个接一个，部下们也就眉飞色舞起来，响亮地唱起《林总的命令往下传》了。

 
　　1948年4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转战千里，虽然歼灭胡宗南的国军两万一千人，但自己也遭到不小损失，好几次还差点让全军陷入不归的绝境。

 
　　战后，虽然彭德怀不仅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还有一顶解放军副总司令的桂冠，军内地位仅次于总司令朱德，资历老得“吓人”，但打仗失利之余，一些将领依然毫无顾忌，很有情绪地“埋怨彭德怀的战役决心有错误”。

　　西北野战军是贺龙的老部队，前身为八路军一二○师与红二方面军。这时，他已奉毛泽东之命，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彭德怀，自己半路出家，“改行”专管后勤。

 
　　贺龙听到反映后，很是恼火，认为“自己必须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怀”。他批评一纵的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哪里筹粮，就应该坚决执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彭总说了，就是命令。”

　　不久，西北野战军进行了整训。贺龙又马不停蹄，深入其他纵队，进一步做工作，要纵队的老部下们“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

 
　　其实，战场上的血性军人多是直爽率性的炮筒子，林彪、彭德怀部下有那些“牢骚”，一点也不奇怪。林彪本人就曾是“牢骚大王”，早有过类似的言行。

 
　　他在中央红军长征中，因为四渡赤水之战老让自己走弯路，腿肚子都快抽筋了，就对这毛泽东一生最看重的“得意之笔”颇为不满。

 
　　他怨气冲天地给兄弟部队--红三军团的“头儿”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这个鲁莽的“惊天”之举，毛泽东当然立马就知道了。

 
　　不过他不相信曾多次独排众议支持自己，自己也一直眷顾有加的“患难知己”林彪，会这样泼自己冷水，拆自己的台，他一直怀疑是脾气火爆的彭德怀指使，害得倒霉的彭德怀背了几十年的黑锅，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才得以澄清。

 
　　林彪、彭德怀、毛泽东都有部下“不满”的经历，陈毅也难能例外，似乎还更“惨”些。

 
　　陈毅军内资历够老，井冈山初期就曾与毛泽东、朱德并列，成为红四军三巨头之一（当然，此时的井冈山还仅为众多红军山头的一个，朱毛也只是中共中央下属的一路“诸侯”）。1929年6月，他甚至还“风光无限”地主持过红四军七大，“夺”了毛泽东的权，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最后生生“逼”走了他（林彪恰恰在这时候支持毛泽东）。

 
　　毛泽东回来重新“上岗”后，陈毅一段时间里很受冷遇，一直在没有几杆枪的地方部队（江西军区）“上班”，与冉冉上升的毛泽东、朱德渐渐拉开了距离，但“皖南事变”后，机遇又给了他新四军代军长的资历。

 
　　尽管他很快就受到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的排挤，离开了新四军，到延安待了两年多，但有任职履历就意味着有资历，而资历是谁也抢不走的。

 
　　这种“牛气”的老资格，军内可与相比的人不多。

　　抗战的枪声沉静下来后，陈毅从延安赶到了山东，做了新四军的正式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不久还兼了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可谓“位高权重”，显赫一方。手下的地盘与人马，与当年华中地面上的新四军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即便如此，这个军中“元老”级别的人物，在山东地面竟然“指挥不动”，《陈毅传》说：“有干部过去对陈毅不熟悉而个性很强，不那么‘听招呼’的。”只有叶飞一纵这支老部队（新四军一师由一旅发展而来，后来改称二十军）还算“听话”。

 
　　“听话”的就跟着“倒霉”。据《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一书记载：“一纵到山东已经快一年，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不少。中央三令五申每地要保持和补充一定数量的主力团，每团人数两千至两千五百，经常保持满员，每团两千五至三千人，给以最好的武器与充足的弹药，以为突击力量，勿采取平均主义。第一纵队碰到的倒不是‘平均主义’，兵员给了地方部队（指山东的地方部队），一个也不给一纵！迫不得已，第一、第二旅（师）各缩编为两个团，全纵只剩七个步兵团，而且都不满员……”

　　新四军老战士、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陈辽，在《人民日报》发表《陈毅的非常之路》一书的读后感，回忆说：“解放战争初期，他们（指山东的高级军政人员，包括黎玉、王建安、许世友等人）对陈毅的指挥听而不从，并不买账。陈毅指挥不动，集中不起兵力，因此我军入鲁六战，只有泰安一胜。”

　　“入鲁六战，只有泰安一胜”，也就是陈毅到山东后，六战一胜五负。这就造成山东的将领更不大买账，形成了较为严重的恶性循环。

 
　　《二十军史话》记载，这种情形下，叶飞很替老领导着急，关切地说：“你这个大司令比我这个小司令也大不了多少……我建议你，不要受各方牵制，集中三个纵队兵力在手里，就有办法寻求战机，歼敌一个旅或两个旅。否则，兵力不集中，什么仗也打不好！”

　　山东方面如此，受陈毅战略指挥的华中方面，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又给毛泽东发密电，说对陈（毅）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

　　因此，山东与华中两地，特别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传开了“陈毅不会打仗”的话。

 　内外交困，莫此为甚。

 　这自然是重新回到华东战场，意气风发的陈毅始料不及的。

 
　　这些情况也影响了毛泽东的看法。

　　当初陈毅很希望去东北，而不想回到令自己头痛的华中。最后的结果是毛泽东一力促成的。

 
　　陈毅曾不无担心地说：“只怕回华中去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则宽慰说：“没事做就下围棋。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

 
　　陈毅与毛泽东对话的起因，是担心自己去后，与华中一把手饶漱石的关系搞不好，会被架空，从而影响到工作的开展。

　　但眼下他是绝对权威，饶漱石并没有在华东，一直作为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团顾问在北平、沈阳之间来回跑，忙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毛泽东万万没想到情况也同样很糟。

 
　　因此，毛泽东决定派当年令蒋介石闻风丧胆的红四方面军统帅、曾在山东指挥八路军第一纵队（辖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等部）的徐向前前往山东，负责鲁南前线的作战指挥。

 
　　这几乎就是临阵换将了。

    陈毅的参谋主任王德后来回忆说：“这一措施的真正含义，谁看了都会心里明白。”“明白”的内涵，当然是毛泽东准备改弦更辙，走马换将。

 
　　陈毅心里自然不是滋味，王德说：“有一天夜里，我在值班，陈毅同志走了进来，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将来还是搞我的文化工作去好了……我们给中央说话也不灵了，提什么意见都不灵了。’”

　　在此情形下，1946年10月4日，陈毅主动给山东野战军主力八师写信，坦率地说：“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过去党内同志曾有公论，认为我这个人最善于打败仗，这话很对。我愿这次从不利转到有利，再度证实这个评价。”①

　　陈毅的“咸鱼翻身”，重获盛名是在粟裕负责战役指挥的宿北战役之后。

 　陈毅作为司令员，部队打了胜仗，当然也十分兴奋。

 
　　王德回忆说：“宿北战役后，陈老总的情绪特别好，有人说他高兴得甩了头上的帽子，情不自禁地说：‘谁说陈毅老了，不能打仗！’”

　　1947年1月后，随着华东野战军的正式组建，鲁南、莱芜战役的胜仗打得一个比一个更大，接着，又打了孟良崮战役。粟裕在山东部队的“人气指数”持续上涨。

 
　　这年3月份开始，蒋介石调集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重点进攻山东，直取陈粟。

 　粟裕自有良策。

　　他搞起了令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头晕”的“耍龙灯”，指挥华野忽南忽北，时进时退，以高度机动回旋的动作予以迷惑。

 　这就有点类似毛泽东当年的四渡赤水了。

 
　　许世友这个少林和尚出身的猛将，是陈粟麾下的九纵司令员，最自豪的是自己敢死队的经历，惯于真枪实刀痛痛快快砍杀，对大兵团运动作战中上级老让自己走路很不理解，也很是郁闷。

 
　　这天，他率九纵奉粟裕之令，辛辛苦苦走了一夜，刚从坦埠出来，累了个半死。不料粟裕一个电话，又要许世友马上回去。

 
　　许世友一听，火气陡然爆发出来，脱口而出说：“你们当官的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卡一卡的，我们当兵的是两条腿！”

　　陈毅听到电话里声音不对，便接过电话，说：“刚才粟司令讲的，就是我的意见。”

　　这时候，许世友身边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聂凤智，很会“来事”，知道老许不妥，连忙抢过他的电话，说“坚决执行命令”。

   （此处缺不少字）
　　最后，孟良崮战役因此成为粟裕军事生涯最得意之笔，全歼蒋介石第一王牌、号称“御林军”的整编七十四师，令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都大感意外。只不过一个是惊喜，一个是哀鸣。整编七十四师的老军长王耀武甚至如丧考妣，仰天悲叹：“有如丧父之痛！”

　　粟裕这种打出来的威望，也就更加稳实了。

 
　　几个月后，陈毅离开了华东野战军总部，粟裕主持华野总部全盘事宜，后来又干脆代理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拿着毛泽东给予的“尚方宝剑”，成为名副其实的统帅。

 
　　从豫东、济南到淮海战役，仗越打越大，“地盘”越来越广，粟裕无令不行，一路顺畅无阻，南中国的天于是便也逐渐成为了明朗的“解放区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