崎 岖 历 尽 到 通 途 - 秋心斋书画网 - 秋心斋书画网, 汪维成

   1976年，日本举办过一次《现代中国书道展》。从7月20日至9月12日，有80幅中国当代书法、篆刻作品先后在东京、爱知县、北九州三地展出。80名作者中，绝大多数是老书法家，也有少数“新进”。62岁的司徒越便是这“新进”之—。
    司徒越的第一方印章作于1943年5月，也就是司徒越这个名字开始出现的时间。那时，他是安徽省立第一临时中学的教师，但与书法界毫无渊源。而在当时的教职员工名册上，也绝对查不出司徒越这个名字。直到八十年代，人们才知道所谓司徒越，实即孙剑鸣。
    为便于叙述，抄一点《司徒越简历》于下：
    “司徒越，本名孙方鲲，号剑鸣”，司徒越之名仅用于作字。
     司徒越1914年旧历闰五月初八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幼读私塾，长学西画。“九·一八”事变发生，投入抗日反蒋的学生运动。1933年冬，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后回乡任教师。抗战爆发后，又到武汉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武汉沦陷后，经重庆、云、贵，转上海，再返安徽，有时从政，有时任教。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1963年，调至寿县博物馆，“文革”期间，被列为“专政对象”，1976年退休。1979年得到全部平反。观任寿县政协副主席，社会职务有中国书协安徽分会副主席……等职”。
    司徒越幼读私塾，当然要写毛笔字。但是，塾师黄荫庭和他的一位堂兄都认为他的字“不行”。这两位都是寿县有名的才子，堂兄工于填词，擅长隶书；塾师学问渊博，行书瘦劲，他常引用苏东坡的诗说：“我虽不善书，知书莫若我”。他们的评语，司徒越视为权威的结论，于是收拾起笔墨，不再浪费时间去练字。
    司徒越在省立第一临时中学执教时，毕业生都有三部曲，即印同学录、制作毕业证章、请老师题字。有的还拿了宣纸来，求老师的“书法”。司徒越教文史，自然有学生来请他写字。他自知写得不行，却又推辞不掉，为了不丢孙剑鸣的人，便署上一个假名字：“司徒越”。其时，他正热衷于篆刻，所以在他留存自己的印蜕的小册子《捉刀集》上便留下“司徒越”的印蜕。今天，司徒越如果有机会看到他那时“书法”，肯定惭汗无地，也可能会自笑：保全了孙剑鸣的面子，却丢了司徒越的人。
    文士、诗人，多有笔名，书、画家则常有别号。至于专为写
字起一个假名的，似乎不多。因此，常有人问他这个名字有何用
意? 答复是：“司徒”复姓，大约只是广东有，人们见了这名字，不会想到是安徽人。至于“越”字，有人以为是否含有超越之意?司徒越回忆，起名字时，毫无用意，不过随便凑上一个字，让它像个人名，不像笔名而已。
    司徒越儿童时代，深受家人宠爱，青少年时，又甚得师长赞
赏。17岁，他写了一篇题为《秋怀》的作文，老师——即前面说过认为司徒越的字不行的老师——在文后批道：“作者于缠绵悱侧、缜密往复之中，另有一种清真爽适之妙。侪辈中吾见亦罕矣。前途预测、无限光明。”这一类赞美歌听久了，很容易滋生自视甚高、自命不凡的恶劣情绪。从1952年“思想改造”起，司徒越多次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其根源实在是由来久矣。
    万幸，对于书法，司徒越却不仅不自负，而且不自信。当他
已小有名气时，只敢自称为书法工作者。后来被列为“著名书法
家”了(革命前辈、老书法家张恺帆更称之为“大书法家”)，司徒越也未飘飘然，自己仍在“家”字上打问号。他认为未经时间考验，不能即作定论。他自己的论断是：“起步甚晚，植根不深，虽竭驽骀，成就不大”。司徒越“收拾起笔墨，不再浪费时间去练字”大约是16岁。开始步入书坛，认真习字时，已经年逾花
甲了。确实是起步甚晚，植根薄弱。只是从1976年以后，十载以还，他作书近五千幅，由于不愿“丢人”，总是认真书写，不敷衍应付。所以“竭驽骀”云云，也并非假话。
    很难相信，有并不热爱书法而能成为书法家的，但事物多有
例外，所以不能排斥司徒越这一实例。
    司徒越生于名门望族，幼读孔、孟之书，必然深受封建礼
教的影响，幸值“五四”运动之后，得以接触到新文化思潮。《少
年中国》、《***月报》等刊物，鲁迅、矛盾、老舍、丁玲等人的
作品，挤掉了他头脑里大量的“诗云”、“子曰”。至“九·一
八”事变发生，才受到革命洗礼。
    封建与迷信是密不可分的。司徒越的祖母整天念佛，父亲终
日求仙。祖母倒不管孙子的事，父亲则常要儿子到纯济坛去，向
神仙吕洞宾三跪九叩。叩过头起来，把挂在墙上自己的名牌翻过
来。所以司徒越某天是否去叩过头，很容易被查出来。直到12
岁，父亲去世了，才结束了这种叩头礼拜。在他12岁到14岁这几年里，塾师教他读了《论语》、《孟子》以及《诗经》。有趣的
是，迷信思想没有钻进他心里，而封建意识却深入其脑际。司徒
越自言：“一脑子乱七八糟的东西，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孔孟
之道。”但他并不全盘接受，而是或取或弃。例如孟子说：“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司徒越却说自己从事学校教育工作先后20多年，但始终培养不起自己对这一工作的兴趣。
    司徒越觉得最快乐的时候，是他初进美专的那一学期。那
时，他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那五光十色的上海，而又置身在到
处是绘画、雕塑，到处是歌声、琴声的艺术之宫里。
    司徒越是得到亲戚的资助才能够上美专学习的，因此经济上
较困难，一切必须节约。面对着纸醉金迷的上海，司徒越想到孔
老二所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言也。”也就不怎么动心了。第一学期，学、杂、膳、宿，连同来回路费，一
共花了150多元。而一般同学，—学期大都是二、三百元，极个别的一学期竟花掉800元。司徒越连***都不大看，他专心致志的听课，孜孜不倦的实习。西画系第一学期是石膏模型木炭素描。天热了，手上有汗，不利于木炭画，他便黎明即起，趁早凉完成作业。由于心情愉快，学习认真，第—学期的基础课程学得还算扎实。几十年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书法成就的取得，相当一部份还是得力于学画。西画理论有些可通于书法，西画的笔触与构图，书法上也有可运用之处。  
    “好景不常”这句话，似乎是自然规律。司徒越是1931年进入上海美专的，下半年开学不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全国燃烧起抗日的怒火。上海和各地一样，学生罢课，成立了大学联合会、中学联合会。在宣传工作中，美专同学有了用武之地，漫画、歌咏、戏剧是有力的武器。司徒越当时的同学沈逸千、赵丹、王为一、徐韬等人都是在那时就已崭露头角的。
    上海学生的抗日斗争中有两件大事：—件是北京来的学生代
表被国民党逮捕，上海大学联合会发动学生包围了上海市政府，
坚持了一夜，终于迫使国民党释放了代表，并交出所谓主犯。以
法学院、法政学院为主，组织了法庭，进行审讯，揭穿其阴谋，
取得了胜利。又—次是上海学生第二次赴京请愿，并为被害学生杨同恒举行示威游行式的大出丧：经过许多条马路，参加游行的队伍上万人，声势空前，影响巨大。直到北泥城桥，队伍才被英帝国主义的骑警冲散。司徒越与上海美专校旗一并被抓进巡捕房。当天晚上，司徒越因无罪证而被释放。后来，学校向学生会要校旗，答复是：“你向巡捕房要去”。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越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活动。时间久了，有暴露的迹象，只好离开上海美专，转学到新华艺专。从此，他再没有学习绘画，而是转入地下工作。直到1933年冬，他总算拿到了一张上海新华艺专“西字第十三届第21号毕业证书”。过了一段时间，寿县家中见他人已毕业还呆在上海，于是产生怀疑，派他的哥哥到上海找他，借口母亲生病，逼迫他回到寿县。从此，他失掉了组织关系。回家后，在寿县当了4年小学教师，并且结了婚。
     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越流亡到武汉，便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关系。石磊同志接见了他，说：“现在抗战了，国共合作，在哪里工作都是一样的。”后来，经美专同学孔繁祜（也是共青团员）的介绍，参加了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政治部主任陈诚，副主任周恩来，三厅厅长郭沫若，六处处长田汉，三科科长洪深。给司徒越以深刻印象的是洪深。当时，除郭沫若常穿灰色派立司中山服外（厅长是中将衔），其余处、科长都是着草绿色毕叽军服，配武装带，穿长统马靴。只有洪深，一身灰布军衣，十分朴素。一次洪深拍着一挺重机枪向大家说：“我们不但要拿笔杆子，还要学会用这个。”
      三厅设在武昌昙华林，有防空洞，但空袭警报后，钻进防空洞的人并不多。当时，苏联志愿援华空军与新成长起来的中国空军比翼作战，保卫武汉。偷袭武汉的敌机往往被被阻击在孝感一带上空。人们目睹一架架银色的、紫色的（那时苏联的飞机是紫色的）战机腾空而起，看见被击落的敌机带着浓烟烈火倒栽下来，群情振奋，万众欢腾。而更为感人的是我空军勇士壮烈牺牲的光辉场景：有的战机重创，飞行员却不肯跳伞，而是猛撞敌机，与敌同归于尽；有的自己请命，带着重磅炸弹俯冲下去，炸毁了日寇的军舰——“长门号”。这些惊天动地的事迹，在人们心头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痕。
    武汉沦陷，司徒越到了重庆，这时三厅已名存实亡。他借姐父孙仲得之力，经贵、云、越南到了上海，在阜丰面粉厂工人子弟学校教了一年书。1940年春天回到寿县。不到20天，日寇又第三次攻占寿县，司徒越避难到乡间。后经旧友王耕阳介绍，到定运县政府去工作。这时定远已全部沦陷，县政府设在寿县边境，徒有虚名，无所事事。1941年2月，他利用安徽省行政干部训练团调训的机会，终于脱离了定远县政府。在金寨“受训”3个月，结业后被分配到豫鄂皖党政总队工作。总队部设在河南商城，总队长由第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兼任。这位广西军人，治军颇严，最恨赌博。秘书黄今明，年轻气盛，自负聪明。其余都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平日没有多少事做。后来，黄今明调任第三大队长，把司徒越要去三大队当秘书。1942年冬，黄今明调离三大队，继任程守铭不让司徒越走，但司徒越看不惯他的官僚作风与商人习气，一再向总队部辞职。总队部调司徒越回总队部，司徒越却迳自回到寿县隐贤集，那是1943年1月的事。2月，他与老师黄荫庭同时应安徽省立第五临时中学之聘，到霍山县鸟鹳嘴去教书。不过月余，学校因发生学潮而停课，他与黄荫庭又赴立煌县（解放后改为金寨县），到设在苏口的安徽省立第一临时中学投亲访友，并被留在那里代课。
    1943年冬天，司徒越随他的亲戚到肥西县刘家圩，这是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家的圩子，也就是保藏虢季子白盘的地方。当时，刘家已经破落，但还有不少藏书。司徒越伏案近三周，抄写了一部份甲骨文和金文，装订成册，名之曰《甲骨金石文钞》。“文革”中被抄家时，此《钞》居然幸免，一直保存在现在。司徒越写甲骨文、金文，实在奠基于此。但那时纯粹出于对古文字美的爱好，丝毫没想到什么“书法”。同时，他因常搞篆刻，也意识到摹写金文，对篆刻甚有帮助。后来到博物馆工作，才又觉得认识几个甲骨文、金文，颇有利于文物考古工作。直到1976年以后，这两种古文字才在他的书法上派上了用场。
    1944年10月，黄今明调任和县县长，路过立煌县时，把司徒越拖去当秘书，直到抗战胜利。司徒越回到寿县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再去干他不喜爱的教育工作——到寿县中学教书。1949年1月寿县解放。秋季，司徒越调任正阳中学校长。 1951年以后，先后调任六安师范副校长、六安二初中校长、舒城中学副校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又审查他的历史。解放初的组织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这次却改定为“历史反革命”，还剥夺政治权利3年。但后一结论并未宣布，司徒越是直到1979年得到全部平反时，才晓得的。
司徒越的妻子刘碧辉，从17岁起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解放后，她在六安县工人子弟小学教书，月工资38元。两子一女，还有—位老姑母，都靠刘碧辉—人养活。幸亏在济南工作的大儿子还经常寄点钱或粮票稍作补助。司徒越在舒城被内定为“历史反革命”，不当校长后，他当年颇高的90余元的工资被停了，改发每月15元生活费，在舒城中学打杂、劳动。这时又逢“三年自然灾害”， 仅比囚徒略多了点自由的司徒越只能在饥寒交迫中一天一天的捱日子。后来，一位地区领导认为太少，将他的生活费加到25元，司徒越才能按月省出10元，寄给家里。在司徒越蒙冤期间，学习成绩极为优异的二儿子，被株連未能进入初中，得到这一消息的司徒越在给妻儿的信和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对不起孩子！”（让司徒越没料到的是，不过十年，正值“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品学兼优的小儿子同样又受株連被初中拒之门外，这时的司徒越已经是无话可说了。）
“三年自然灾害”中，老姑母以及司徒越的岳母、母亲相继去世，他都未能去为这些老人送葬。1961年夏，16岁的女儿也因患肾炎无钱医治而夭折。被打入“另册”，多年未回家的司徒越直至女儿死后，才得以请假从舒城赶回六安，在月光下和妻子一道默默地把她葬在东郊的荒岗上。后来，由于城市发展，女儿的坟墓早已夷为平地，盖起房屋了。
    1961年，朱艺初调任舒城中学校长，在他的关心和催促下，
有关部门才重新给司徒越作了结论。结论肯定司徒越的历史问题
早在“思想改造”、“肃反学习”中已交待清楚，却又说“参加工作后，表现不够好”，因此给予“撤职”、“行政降两级”（即撤去校长职务，由行政17级降为19级）的处分。
那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决定，虽然实质上给司徒越造成了家破人亡的后果，因当年并未公布，做为当事人的司徒越并不知道自己曾顶着这么大的反动“帽子”，也就不会去提什么“摘帽子”的要求，领导自然更不说了。
对于学校工作，司徒越也像他后来对于书法那样，虽不热爱，却不敢不认真从事。自他负责学校行政领导工作后，无论在正阳中学，还是六安师范、六安二初中，都是一学期就改变了学校面貌。但是在舒城中学，地区教育科是要他去整顿教学的。不但一学期没有变样，整顿了两学期也还是依然如故。他不能不承认自己已技穷力竭。从这一点来说，结论中如果说他“工作不够好”，而不是“表现不够好”，那司徒越是没有意见的。司徒越问道；肃反学习时，省学委给他的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解放后，工作比较好，没有受过任何处分。在舒城中学时，行政级别还一次提升了两级。请指出，那些地方表现不好。答复是：不够好并不是不好。司徒越心中虽不满这个撤职、降级的结论，在当时，也只能默认了。有了政治结论，司徒越便请求调动，回到老家寿县。离开了舒城中学时，竟也有教师找司徒越要字。
1979年，司徒越重去舒城，要求彻底平反，并最终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更让司徒越欣慰的是：这次的舒城之行，人们告诉他：当年，大家对他的印象并不坏，有些师生对他甚为尊敬。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1963年2月，司徒越调到了寿县博物馆。博物馆设在报恩寺内，当时仅只有个名字而已，司徒越到这里时，它还只是—座拥有23亩半土地、49间半破漏房屋的庙宇。一进山门，满目荒凉，小径两旁，草深没膝。庙内有—老和尚，法名玉海。常言自己与毛主席同龄。后院“涤尘精舍”里，住着3个尼姑，是祖孙三代。小尼姑早巳还俗，后来结了婚，不住在里面了。那时有的人家死了人，还请和尚念经。和尚不够，加上尼姑，还不够，再加上居士。每逢和尚、尼姑出去作佛事，彻夜不归，整座庙里就只剩下司徒越一人守着古佛、昏灯。
  从1963年3月份起，报恩寺开始全面修缮，司徒越一人指挥、调度几十个木、瓦、漆工到年底就完成修复工程。随后，4个工作人员，又以不到50天的时间，布置了16间展室的历史文物陈列。工作紧张时，司徒越总是深夜不眠，黎明即起，冒着风雪严寒，经常是每日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达十五、六个小时。司徒越很爱博物馆工作，所以工作虽然紧张、劳累，精神上却很振奋。
  可是，振奋不到两、三年，就赶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
命”。博物馆的4个工作人员，就有3个被定为专政对象，另一个被排除在“革命群众”之外。
  刚开始“造反派”把司徒越作为重点。经过周密的外调内
查，看看实在搞不出什么名堂，就“废物”利用，将出专栏、写大标语的任务交给司徒越。司徒越办的专栏，版面形式是一流的，甚受青眯。直到“文革”结束，才停止了他的专栏工作。
 1975年春，司徒越被抽调参加“安丰塘历史研究小组”的工作。为了便于利用省图书馆、博物馆以及高等院校的图书资料，“研究小组”小组的几个人住在合肥三孝口红旗旅社，一直工作到1976年春。后来，司徒越在一首《答友人》的七律中，开头便是“‘红旗’论古如昨日，绿蜡翻风又一年……”记述的就是这段时间的工作 。
十年后，司徒越根据当年的研究成果写出了《关于芍陂（安丰塘）始建时期的问题》。这篇文章的一大贡献就是解决了水利史界数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难题，指出寿县境内，现在仍发挥效益的世界最古老的水利工程——“安丰塘”——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孙叔敖建于2600年前的“芍陂”。
1986年，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在寿县召开“芍陂水利史学术讨论会”。会上，司徒越宣读了《关于芍陂（安丰塘）始建时期的问题》，他的观点得到了国内权威、专家的认可。《芍陂水利史论文集》刊登了司徒越的文章；《安徽文博》总第五期也以头版头条，原封不动的发表了这篇文章。
1988年，“安丰塘”以其悠久的历史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革”虽未能彻底摧毁博物馆，但却有效地使司徒越从文物考古的迷恋中退了出来。1975年，他就申请退休，但未获批准。1976年，他终于利用机会达到退休目的。自此，他的心情很舒畅，也有较充分的时间为别人写字。1980年，他摔折腿的那一年，还写了333幅；1986年，则达到619幅。
 以上，总算叙完了司徒越此前长达63年的历史，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头，说一说1976年以后的情况。
 1976年6月，司徒越填了退休申请表。11月间得到批准。1979年7月，他的问题得到全部平反。 8月13日领到退休证，恢复了行政17级待遇。10月，发现患肺气肿，遵医嘱戒掉吸了48年的香烟。 1980年3月18日，在合肥参加“安徽书法金石学会”，会时，不幸跌折右股，卧床近4个月始愈。从此，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肺气肿发展到肺心病，1983年又患疝气，次年开刀，由于消毒不严，创口感染，治疗53天才出院。同时记忆力衰退，身体益弱。
另一方面，司徒越的名字也渐为较多的人所知。 1979年就有人说：“省里对司徒越的字，意见统一了，认为是第一流的。”也有人说：“当代能草书者颇多，而得活泼天趣者当推司徒老”。一位日本人则说：“司徒越的字打破了中国旧传统”。《安徽画报》曾为他出专页，《书法》杂志为他作专题介绍。1987年，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司徒越书法选》。为纪念《书法》杂志创刊十周年而出版的《当代书家墨迹诗文选》、日本为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十五周年举办的《中国著名书家百人展》中，都有司徒越的作品。司徒越从1976年到 1987年间，共作书4700余幅，数量虽不多，而覆盖面，在国内除西藏、台湾外，遍及各省、市、自治区，在国外，则到达日本、西德、芬兰、英、美等国及香港地区。
   司徒越和许多书法家一样，尊重传统，却不愿“随人脚后
跟”；不忘求新，而又严守规矩。司徒越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就
是他并不十分热爱书法。他写草书是为了抒发性情，写甲骨文、
金文，是因为它们很美。也还有另外用意：司徒越以为这些字难
认，人家当然就不要了，谁知后来事实证明，越是难认，越有人
要，许多人还指定要狂草。司徒越这才后悔莫及，承认自己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司徒越在1976年以前，写的都是行书，偶而夹上几个草字，那也是与行书差别不大的行草。行书要写得好，大不易，但写起来比较自由。草书则是另一种类型，不仅结体与行书有异，用笔和布局也迥然不同。司徒越认为草书是千载以前就已定型的书体，它可以千变万化，决不可以生造。如果人人都信手挥洒，任笔为体，那将造成书法的大混乱。基于这种认识，他只得从头开始，学习草书。12年来，他从深受张旭、怀素的影响，到初步形成自己的风格，是经过数干次为人作书锻练的结果。司徒越以为，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找他写字，他决不会像一些热爱书法者那样孜孜不倦地练字。所以他说自已步入书坛是被“逼上梁山”。当然，这也与时代有关，只有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的年代里，才会产生这种由“专政对象”变为书法家的事情。
  司徒越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他缺乏奔腾澎湃的感情；司徒越又是一个偏激的人，善善恶恶，常走极端。诗人李广嗣作长歌云：“古寿春有司徒公，山川奇气荡胸中，郁邑迍邅呼不出，精英化作墨芙蓉……”司徒越早期写的字与晚年的书法之所以有
动人眼目之处，似乎只能说是气质使然。有人觉得司徒越的字，
不像其他老书家的字那样平和冲淡，而是富有动态。一位酷爱
书法的青年，看了司徒越作品后说：“看了这些字，觉得坐不住了。”
  司徒越特别重视章法。他以为这与学西画有关。西画要求画一件东西，应是“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再回到整体。”即是说，首先要把握整体，最终还是要看整体的效果。书法，特别是草书也是这样：一幅字如果不是一气呵成，浑然—体，即使每一个字写得都很好，而通篇看起来却如乌合之众，形神不属，那也决非佳作。司徒越非常赞赏王僧虔所说：“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他认为整幅字写得浑然一体，就可能出现生动的气韵，也即是动人的神彩。
  书法之“书”，即是文字。汉字三要素是形、音、义。司徒越认为：书法使用的是汉字的形，而音、义二者与书法的优劣实无关系。善书者与不善书者写同一内容，优劣立判，可为明证。但是，书法既是艺术，又兼有实用的功能，因而内容仍是重要的。于是，在司徒越的现实生活中，便一直存在着这样可笑的矛盾：思想里极不重视书法的内容，而在书写时又极其重视内容。有人认为，司徒越能为不同对象选写不同的内容是“学问使然”。司徒越说：“哪里有什么学问，只是认真对待，不敢掉以轻心罢了。”司徒越还说他自己“腹笥甚俭，但又不喜欢总是写那几首唐诗、宋词，于是写什么便经常成为问题，甚至很伤脑筋。”这也是司徒越视写字为畏途的原因之一。
  在书法理论方面，司徒越自知没有什么独到见解，努力藏拙，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写过两篇短文：《小议书法创新》和《草书獭祭篇》。司徒越认为 ：“凡艺术，如果总是陈陈相因，并无新的创造，则就表明这种艺术的生命力已经衰竭，终将灭绝。真正的艺术家绝不会墨守成规，故步自封，而是勤于探索，不断创新。”但是，他对号称“新书法”的非字非画的作品，却表示无法欣赏。他认为：“用字作画，决非书法。而且效颦于东施，也不能算创新。”在《草书獭祭篇》里，司徒越论证了唐代蔡希综所说“草法尤难”和清代包世臣所谓“唯草书至难”的道理。他认为草书的妙处可以两言括之：一曰连，二曰变。至于行笔的特点，则是一个疾字。但是，如何掌握草书的特点，那就像孙过庭所说：做到“精熟”，即所谓“心不厌精，手不忘熟”。对此，司徒越的体会是：书内功与书外功，二者缺一可。特别是不能忽略了书内功，即书法的基本功。基本功力的厚薄：直接表现为书法的优与劣。司徒越又说：“我们常看到书家的‘一挥而就’，不胜艳羡；我们也常以《兰亭集序》、《祭侄文稿》、《争座位》为例，来证明情感在书法上起的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没有深厚的功力，情感再丰富、再强烈，也反映不到书法上去的。”他非常欣赏清代冯班《钝吟书要》中所说：“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本领极要紧，心意附本领而生。”以为这是极其重要的经验之谈。
 司徒越比较爱好的还是文物考古工作。这项工作，和他搞书法一样，都是“半路出家”，而非“科班出身”。但是他对文物考古工作却是出乎自然的热爱，不象搞书法那样迫不得已。
1980年，他因骨折而卧床，还利用不能下床写字的机会，将他积累的材料写成《“鄂君启节”续探》。对于考古界有多种说法的“鄂君启节”上的水、陆交通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得到省考古学会的赞许，发表在学会会刊上。。
 文物考古工作既是脑力劳动，又需要很强的体力，对此，司徒越已力不从心。他说：“现在我所能做的，只有为人写写字而已”。

说明：《崎岖历尽到通途》是司徒越1988年8月，应邀为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徽省文化厅编辑的《安徽书画人物》一书写的小传，发表时署名孙越，本次发表前修订了个别字句。
                                  半成     200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