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沈醉-->“花花公子”的晚节-->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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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第一个去看望的是唐生明,解放后,1960年我得到特赦,在北京第一个看望的又是唐生明,因他在去功德林战犯改造所见到我时,便把他在北京东四前厂胡同五号的住址告诉了我,所以我得到特赦便第一个去看他,他和徐来及几个孩子看到我去都十分欢迎。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有定量,不够吃,特别是我女儿从湖南来北京后,除了常常被邀去他家改善生活外,每月还补助我一些粮票,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所以使我至今不忘。
  我得到特赦后,总认为原国民党人,不管是起义的,还是被俘的,在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往来,不可能和过去一样随随便便,彼此之间有一层无形的隔阂,可是我在唐家看到他和解放军一些高级将领往来时的亲密无间,使我感到意外。有天陈赓大将去看他,两人谈话那么随便,并不断开玩笑。陈赓大将走后,我问他为什么与陈这么好?他说:“我们感情和兄弟一样。”接着他告诉我,陈抗战前去上海医院,当时党内经费较紧张,他曾在经济上接济过陈。我听了立刻想到,我在上海工作时,上海特区区长吴nai宪是黄埔一期毕业,与陈赓同一中队,军统得知陈去了上海,吴带领大批特务到处去寻找而无结果,想到此,我禁不住脱口而出:“我在上海常见到你,怎么不知道你和陈赓有往来?”他听了大笑:“我和陈有往来,如让你们知道了,我就成了出卖朋友的小人,你们就成了立大功的人了。”
  唐生明曾不止一次告诉我,要我打破顾虑,大胆和共产党人交朋友,不要有自卑感。他说都是人嘛,人都要朋友的。不过与共产党人交朋友和与国民党人交朋友有一个完全相反的地方,要我特别注意,他说与国民党人交朋友时,你可以当着他们的面骂国民党,他们不但不生气,有时还会附和你骂上几句。而和共产党交朋友,你如当着他们说共产党不好时,他们包准会反驳你,毫不留情和你争辩,我说这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强,也没有可骂的地方。他说共产党是没有可骂之处,而个别共产党党员却不但有该骂的地方,还有极个别的该打屁股呢!
  我和唐生明相交几十年中,总是看到他笑容满面,因他一生享尽人间福。中国人有一句祝贺人的话,是希望对方能“富”“贵”“寿”“考”。而真正能具备这四个字的,我所认为的朋友中,唐生明可以说具备无遗!第一:“富”,他一生有钱花,父亲是大地主,是东安有名的“唐半城”。第二:“贵”二十几岁就当了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以后又当了长沙警备副司令(中将)和常桃警备司令(中将)兼湖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二区保安司令。奉蒋命令投敌后,又在南京任伪政府中的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兼江苏保安副司令。抗战胜利后,又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和蒋介石总统府的中将参军,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官。解放后因参加湖南起义有功,任过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务委员。第三:“寿”,他一生总讲吃喝玩乐,从不忌嘴,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个够,烟酒没有断过,还能活到八十二岁高龄,不能不说是高寿了。第四:“考”,他的夫人是过去有名的电影演员中的标准美人徐来,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向梅兰芳学了几句京戏,家庭之乐可想而知,徐为他生了两男两女,他另一位夫人也曾为他生了一个男孩,有三男二女的人,是够得上称考的了。
  不过“文革”一开始,他也在劫难逃,使他吃过一段平生从没有吃过的苦头。首先是被全国政协的红卫兵把左手腕扭成重伤,1966年11月8日与他夫人徐来,一同被“四人帮”逮捕,囚禁于秦城监狱。因抗战前,徐来在上海艺术电影界方面的声誉,远远超过江青,江青趁此机会用种种办法去折磨她。因她认识戴笠,把她打成“军统特务”,逼她交代混入新社会搞过些什么特务活动?她过去的确没有参加过军统,最后还是被折腾死于狱中。唐生明于1974年才被释放出来,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小房屋内。伙食是东吃一顿西吃一顿,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政府发还了被抄的财物,他又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我和他几十年交往中,只见他流过一次眼泪,那是“文革”开始后,全国政协的红卫兵对我们这些人去领一次工资,便打骂一次,大家把领工资视为畏途,我便答应代他们去领,计有唐生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董益三等人。有次我去领工资,照例是被痛骂一顿,我还主动打扫完厕所才把工资领到,会计室的同志从不刁难,说代谁领就让我代谁领,我正一份份地签字时,一位会计告诉我,从这月起原来扣发你们百分之三十的工资,以后不再扣发,过去扣发的是否补发还在请示中。我高高兴兴地把这些没有扣去百分之三十的工资送到杜聿明家,因唐生明、宋希濂、郑庭笈都住在一个大四合院内,当我大声把这一喜讯告诉他们时,都猜不出,那个时候谁还记得照顾我们。我和宋希濂正在研究时,唐生明从正北房走出来,只见他眼眶通红,噙着满腔热泪走在我们当中,他边揩眼泪边用激动的口吻说:“这是周总理听说政协扣发了我们的工资,亲自打电话到政协,不准他们再扣,已扣去的还要补发。”我们这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唐生明又补上一句:“周总理对我们太好了!”说完掉头就走,我追过去,看到他还在揩眼泪。说实在的,扣去百分之三十的工资,我们并不在乎,不扣而还补发,也只有那么多,但在那种人人喊打我们的时刻,居然还有人出来为我们说话,这种感激心情,怎不使人流泪呢!
  1980年后,他曾多次去香港,想经营商业,台湾方面来人告诉我,国民党因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折磨,企图拉他走回头路。我有次和他谈话时,暗示他应当把“文革”吃的苦头归到“四人帮”身上,不能有所怨恨。他一听就懂,便用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你们放心吧!我不会背叛党的,不论他们(指国民党)用什么优越条件,也不问他们拿出多少钱来,我不会半点动摇,而能保持我的晚节”,我当时为他这几句话感动异常。他又补充说:“我投汪精卫是蒋介石派去的,我投共产党是国民党逼我的,今天不但再没有人逼我而且这么信任我,我还能再去投国民党?”面对这位投去投来的特殊传奇人物,口直心快说出这番话来,是十分使人信服的。
  1987年10月24日,82岁高龄的唐生明因病与世长辞了。
  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参加告别仪式的有李鹏、万里、习仲勋、王任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单位负责人及生前好友共400多人。11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出的新华社消息:“唐生明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并发表“唐生明同志生平”,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北伐战争期间就赞同国共合作并与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友谊。”“‘四·一二’后,在我们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刻,他一度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共产党朋友的同情和支持。”“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他曾给予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并保护和营救过起义部队的一些伤员。”“陈赓同志到上海治疗养伤时,曾给予资助。”“对唐生明同志这种患难中的情谊,我们党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时为怀念和称道。”……
  总之,他过去自己不愿说的许多事,党和人民一件也没有忘记,全部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出来,使他的一生,增添了不少光荣、神秘的传奇色彩。唐公在天之灵,应当感到安慰和自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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