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名医的治病秘诀一人一方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6:02:55
被周总理称为“高明中医，又懂辨证法”的名医蒲辅周先生（1888-1975）有一句名言：“中医治病有一个秘诀，就是一人一方。”他说：“辨证论治的真谛是什么？是一人一方。”“善治病者，一人一方，千人千方。如一锁一钥，千锁千钥，务期药证相符，丝丝入扣。如见便秘即通之下之，遇遗精则涩之固之，见热退热，见血止血，执通套之方以治活人者，又岂能应临床无穷之变乎？”此语道出了中医治病的一大学问——因人制宜或者说灵活性原则。
蒲辅周认为，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即针对具体病人和具体病情，相应的作出具体处理。“病同，其证也同，也未必用同样的方药，还要看体质、时令、地域、强弱、男女而仔细斟酌，不要执死方治活人。”他说：“方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概以死方去治活人。”“学医的人，不要去死记硬背几千几百首方剂。临床组方，切记浮泛。方不在多，药不在杂，执一可以驭万，左右而可逢源。一首桂枝汤，能变化出小建中、当归四逆汤许多方子，既治外感，又治内伤。”
西医囿于一种病因——一种疾病——一种治法，同一疾病可以千人一方，显得呆板。事实上，西医大家张孝骞院士也说过：“疾病就像人的脸，没有两张脸是完全相同的。”确实，“人有千面，病有千变”，与西医相比，中医治病更讲究因人制宜，有如量体裁衣，按锁配钥，有着高度的灵活性。清医家李冠仙就说：“凡人有病，如锁错簧，医者治病，如以钥开锁。不善开锁，虽极用力而锁不开，甚且将锁损坏。铜匠善开锁，只须铜线一根，轻轻一拨，而锁自开。故不善治病者，虽用重剂，而病不解，甚且加增；善治病者，只须一药，即可得效。初学治病，当自审其能治则治，否则以待善治者，不可未识病情，孟浪用药，将人损坏，虽有善者，未如之何。夫锁可损也，人亦可损乎哉？”（《知医必辨》）
其实，蒲老的“一人一方”论，脱胎于清医家徐灵胎的“病同人异论”（《医学源流论》）。徐灵胎说：“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唯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徐灵胎从体质、年龄、心境、天时、地域等多方面详细阐明了因人制宜的道理。北京名医孔伯华先生十分推崇此语，他说：“徐氏的这段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凡学医者都应视为座右铭。这主要是把中医辨证的精神实质说得最简明、详细而具体不过了。”蒲老由此“病同人异论”而悟出“一人一方论”，似乎归纳得更经典，更通俗。他在临床中实施得也堪称典范。以肝炎为例，其病机总由湿热为患。然而患者不同，用药也有别。对过用苦寒药物的小儿施以甘草干姜汤为主；对气血两败者则投以金水六君煎；而对表现脏躁者却用甘麦大枣汤，均未采用清热利湿的套方套药，俱取佳效。总之，“要根据病情，不可死守清利一法”，活脱脱地体现了一人一方的灵活原则。他用当归四逆汤治月经不调、冠心病，用乌梅丸治头痛、失眠、痛经和慢性结肠炎……，都是灵活用药的典范，一直为医皆所乐道。浙江名医范文甫（1870-1936）也说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与徐灵胎观点可谓一脉相承：“医之用药与大将用兵、文人操觚（写文章）无异也，随机应变，自抒机抒而已。看一病，立一方，有此用之而效，彼用之而不效；此用之而得生，彼用之而死者，何也？机抒不同也。”范氏所谓“自抒机抒”，就是教人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灵活的处治方法。不禁想到希波克拉底的一句话：“知道什么人患病比知道他患什么病更重要。”充分显示了这位西医鼻祖的先哲之光。随着人类基因图谱的全面破译，现代医学已经提出按不同基因、按姓氏（相同姓氏有相同基因，反之则不然）用药的个性化用药理念，这与“一人一方”论似乎殊途同归，只是现代医学在绕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归于传统医学，古老的中医学又一次显示了它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这正是辨证论治的优势所在。清医家曹仁伯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学医当学眼光，眼光到处，自有的对之方，此中有说不尽之妙。倘拘于格理，便呆钝不灵。大约工夫到时，眼光中无相同之病，看一百人病，便有一百人方，不得苟同，始为有味。若工夫未到，便觉大略相同”（《硫球百问》）。此话说得实在漂亮，值得后学玩味。这种“看一百人病，便有一百人方”的医学眼光与“一人一方”的治病秘诀可谓异曲同工，说到底讲究的是灵活处治的真谛，这或许是辨证论治的最高境界。下面举例加以证明：
中国中医研究院名医冉雪峰以辨证精细、“析入微芒”而为人称道。某年，武汉流行霍乱，有夏性夫妇二人均受染易。同一天发病，症状都是大吐大泻，汗出，四肢厥逆，六脉俱无，腹痛转筋，症状相似，似乎病情相同。但冉雪峰细心诊查，发现一个是苔白、津满，不多饮水，喜热，吐泻之物不很臭。另一个则是苔黄、津少，大渴，饮冷不休，吐泻之物甚臭。因而考虑为一人偏寒，一人偏热。前者用四逆汤温补，后者用甘露饮清热。三剂后，夫妇吐泻均止，四肢转温，六脉皆出，二人均获痊愈。
按：同是霍乱，夫妇一同发病，似乎可用相同治法。但冉雪蜂辨证“析入微芒”，察出同中之异，寒热之别，因而同病异治，均获良效、尽显“详察形侯，纤毫勿失”功夫。这也
正是中医治病不同于西医的高明之处。
一人一方是否与通行的辨证分型、按型选方的路子相悖呢？不然。后者体现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性，灵活性却嫌不足，所谓既要知其常，更要达其变，既要规范，更要圆活。一者，“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李中梓语），人为固定的几个证型绝不可能概括临床实际的千变万化，先贤云：“执死方以治活病，强题就我，人命其何堪哉？故先哲有言曰：‘检谱对弈弈必败，拘方治病病必殆’”（清杨西山语）。二者，有成方没成病，孰能照方得病？人有千面，病有百变，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是任何医书、教材都无法尽料的，学中医，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是最误事的。三国时马谡不就因为纸上谈兵而失守街亭误了大事吗？
一人一方论强调了知常达变的灵活辨证精神，仔细品味，或许可以悟出中医治病的真谛，修炼出治病救人的真工夫。
蒲辅周认为，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即针对具体病人和具体病情，相应的作出具体处理。“病同，其证也同，也未必用同样的方药，还要看体质、时令、地域、强弱、男女而仔细斟酌，不要执死方治活人。”他说：“方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概以死方去治活人。”“学医的人，不要去死记硬背几千几百首方剂。临床组方，切记浮泛。方不在多，药不在杂，执一可以驭万，左右而可逢源。一首桂枝汤，能变化出小建中、当归四逆汤许多方子，既治外感，又治内伤。”
西医囿于一种病因——一种疾病——一种治法，同一疾病可以千人一方，显得呆板。事实上，西医大家张孝骞院士也说过：“疾病就像人的脸，没有两张脸是完全相同的。”确实，“人有千面，病有千变”，与西医相比，中医治病更讲究因人制宜，有如量体裁衣，按锁配钥，有着高度的灵活性。清医家李冠仙就说：“凡人有病，如锁错簧，医者治病，如以钥开锁。不善开锁，虽极用力而锁不开，甚且将锁损坏。铜匠善开锁，只须铜线一根，轻轻一拨，而锁自开。故不善治病者，虽用重剂，而病不解，甚且加增；善治病者，只须一药，即可得效。初学治病，当自审其能治则治，否则以待善治者，不可未识病情，孟浪用药，将人损坏，虽有善者，未如之何。夫锁可损也，人亦可损乎哉？”（《知医必辨》）
其实，蒲老的“一人一方”论，脱胎于清医家徐灵胎的“病同人异论”（《医学源流论》）。徐灵胎说：“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唯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徐灵胎从体质、年龄、心境、天时、地域等多方面详细阐明了因人制宜的道理。北京名医孔伯华先生十分推崇此语，他说：“徐氏的这段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凡学医者都应视为座右铭。这主要是把中医辨证的精神实质说得最简明、详细而具体不过了。”蒲老由此“病同人异论”而悟出“一人一方论”，似乎归纳得更经典，更通俗。他在临床中实施得也堪称典范。以肝炎为例，其病机总由湿热为患。然而患者不同，用药也有别。对过用苦寒药物的小儿施以甘草干姜汤为主；对气血两败者则投以金水六君煎；而对表现脏躁者却用甘麦大枣汤，均未采用清热利湿的套方套药，俱取佳效。总之，“要根据病情，不可死守清利一法”，活脱脱地体现了一人一方的灵活原则。他用当归四逆汤治月经不调、冠心病，用乌梅丸治头痛、失眠、痛经和慢性结肠炎……，都是灵活用药的典范，一直为医皆所乐道。浙江名医范文甫（1870-1936）也说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与徐灵胎观点可谓一脉相承：“医之用药与大将用兵、文人操觚（写文章）无异也，随机应变，自抒机抒而已。看一病，立一方，有此用之而效，彼用之而不效；此用之而得生，彼用之而死者，何也？机抒不同也。”范氏所谓“自抒机抒”，就是教人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灵活的处治方法。不禁想到希波克拉底的一句话：“知道什么人患病比知道他患什么病更重要。”充分显示了这位西医鼻祖的先哲之光。随着人类基因图谱的全面破译，现代医学已经提出按不同基因、按姓氏（相同姓氏有相同基因，反之则不然）用药的个性化用药理念，这与“一人一方”论似乎殊途同归，只是现代医学在绕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归于传统医学，古老的中医学又一次显示了它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这正是辨证论治的优势所在。清医家曹仁伯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学医当学眼光，眼光到处，自有的对之方，此中有说不尽之妙。倘拘于格理，便呆钝不灵。大约工夫到时，眼光中无相同之病，看一百人病，便有一百人方，不得苟同，始为有味。若工夫未到，便觉大略相同”（《硫球百问》）。此话说得实在漂亮，值得后学玩味。这种“看一百人病，便有一百人方”的医学眼光与“一人一方”的治病秘诀可谓异曲同工，说到底讲究的是灵活处治的真谛，这或许是辨证论治的最高境界。下面举例加以证明：
中国中医研究院名医冉雪峰以辨证精细、“析入微芒”而为人称道。某年，武汉流行霍乱，有夏性夫妇二人均受染易。同一天发病，症状都是大吐大泻，汗出，四肢厥逆，六脉俱无，腹痛转筋，症状相似，似乎病情相同。但冉雪峰细心诊查，发现一个是苔白、津满，不多饮水，喜热，吐泻之物不很臭。另一个则是苔黄、津少，大渴，饮冷不休，吐泻之物甚臭。因而考虑为一人偏寒，一人偏热。前者用四逆汤温补，后者用甘露饮清热。三剂后，夫妇吐泻均止，四肢转温，六脉皆出，二人均获痊愈。
按：同是霍乱，夫妇一同发病，似乎可用相同治法。但冉雪蜂辨证“析入微芒”，察出同中之异，寒热之别，因而同病异治，均获良效、尽显“详察形侯，纤毫勿失”功夫。这也
正是中医治病不同于西医的高明之处。
一人一方是否与通行的辨证分型、按型选方的路子相悖呢？不然。后者体现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性，灵活性却嫌不足，所谓既要知其常，更要达其变，既要规范，更要圆活。一者，“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李中梓语），人为固定的几个证型绝不可能概括临床实际的千变万化，先贤云：“执死方以治活病，强题就我，人命其何堪哉？故先哲有言曰：‘检谱对弈弈必败，拘方治病病必殆’”（清杨西山语）。二者，有成方没成病，孰能照方得病？人有千面，病有百变，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是任何医书、教材都无法尽料的，学中医，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是最误事的。三国时马谡不就因为纸上谈兵而失守街亭误了大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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