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身后两重天 林则徐哪里输给了渡边华山? - Qzone日志

       生前身后两重天

        日本天保十二年（1841年）10月11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年迈的母亲前来探望软禁中的渡边华山，她看到沉默的华山忧容满面、憔悴不堪，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华山独自进入里屋，选择了最崇高的死亡方式-切腹自杀。

       日本近代史上最明亮的一盏思想之灯，就这样在悲风苦雨中黯然熄灭了。这一年，渡边华山年仅48岁。

     与渡边华山凄凉悲壮的死相比，林则徐也许略为幸运，却也同样掺杂着英雄末路的辛酸与苦涩。

      道光三十年（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迅猛崛起，清廷震骇，举国惶惶。咸丰皇帝这才想起居家养病的先朝重臣林则徐，于是频频下旨要林则徐回京商讨对策。但饱经忧患且病痛缠身的林则徐早已心灰意冷，疲于应诏，索性采取拖延观望的办法。可是这年的9月13日，道光又接连降旨，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严令其立即“驰赴广西会剿”。已逾66岁高龄的林则徐接到这份最后通牒式的“上谕”，不得不于28日带病起程。军情紧急，前方催迫不已，林则徐本来身体就极度虚弱，加上日夜兼程，旅途劳累，不料引发心肺疾病，急剧恶化，于11月死在广东潮州普宁县。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当时分别代表自己国家最先进思想的人物，在世时都饱受打击，毁誉难分，可一旦撒手西去，人们好像顿时恍然大悟，发现了他们宝贵的价值，纷纷给予慷慨褒奖。林则徐之死震动朝野，举国叹惋。咸丰闻讯，不胜惊悼，特地颁发《御祭文》和《御赐碑文》，赠太子太傅衔，谥“文忠”。而在日本，渡边华山竟然由思想狂悖的幕府罪人，一跃成为精忠报国的近代功臣，成为日本人心目中光芒万丈的神。至二战时日本战败为止，渡边华山一直被作为“忠君楷模”而编入教科书，更被作为“勤皇护国烈士”、“大东亚护国之神”而供奉在华山神社。

    “英雄都付浪淘沙，逝者如斯总不归。”林则徐与渡边华山的命运缩影，何尝不是中日两国的国运定格？

    苦胆忧天志未酬

    翻开近代日本史，正是渡边华山登高一呼，第一个拉响了振聋发聩的警报，让日本国民从酣然昏睡中惊醒过来。

    渡边华山（1793-1841）是德川幕府末期集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儒学家、兰学家、画家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是近代日本一位学贯东西、慧眼如炬的国宝级人物。他与林则徐一样出身清寒，同属吃苦耐劳且天姿聪颖的人。从文化背景而论，两人都曾研习过儒家文化，只是渡边华山除了儒家文化外，还钻研西洋画艺。

    渡边华山真正认识西方是从1832年开始的，该年他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日本江户时代协助藩主代行藩政的职衔，一般从藩主家族和重臣中间选拔）兼海防系（主管海防的官职）。渡边华山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担当海防系的便利条件，让他比别人更深刻更早地认识到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和日本所面临的险恶国际环境，为日本民族的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恰在这一年，他和高野长英、幡崎鼎等洋学家相识。万花筒般复杂丰富的西方世界立即让渡边华山如痴似狂，从此致力于洋学研究。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强烈地意识到，日本传统的对外观念以及对外交涉原则已无用武之地，如何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成为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他在《外国事情书》中忧心忡忡地说，一个人是否安全和这个人是否有自知之明有关，而目前我们这些统治者的见识作为，实为井蛙之见，固不足论。所以，他后来决定辞去田原藩职务，专心研究外国事情。他一边阅读当时已经传入日本的西方书籍，一边与荷兰商馆长交流，详细了解有关西方的各种事情，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西方观，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洋，日本才能度过内外危机。

    “拼得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最终使渡边华山拍案而起振臂一呼却身陷绝境的，是一艘远道而来的小小商船。
    1837年，美国商船“马礼逊号”载着7名日本漂流民抵达日本浦贺近海，想以护送日本漂流民回家主动示好，以达成和日本互利通商的目标。不料日本人根本不领情，浦贺奉行太田运八郎按照《异国船驱逐令》下令炮击“马礼逊号”，迫使其仓皇撤离。

    这一事件剧烈地冲击着渡边华山的忧国之情。他认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四周渺然”环海而又无海防的日本，轻率地炮击为送还漂流民而来的西洋船只，其结果只能是为“西洋膻腥之徒”制造侵略日本的借口。他和高野长英分别撰写《慎机论》和《梦物语》，阐述了世界发展大势，并斥幕府措置失当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见，主张取消“异国船驱逐令”，并提出“因时变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义”的应对原则。幕府统治者勃然大怒，认为这是“赞美异国，诽谤我国之邪书”，并因此拘捕了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多名蛮社成员，史称“蛮社之狱”。

    听说华山等被捕，亲朋好友立即通过多方渠道展开营救。时称儒学两大家之一的松崎慊堂，与华山有着20余年的师兄弟关系，听到消息后寝食不安，不顾69岁的高龄四处奔走，强忍病痛彻夜疾书，写了丈余长的一篇文章，上书德川幕府首席老中（幕府的常任执政官）水野忠邦，历述华山为人之廉、事母之孝、奉君之忠。水野忠邦深受感动，在他的干预下，华山等罪减一等，保住了性命，但仍被交给田原藩就地管制。当年12月18日，判决由主家三宅氏带回严加看管，终身不得外出。

    翌年正月三十日，华山回到家乡天原，一家老小团聚，但生活却极其艰难。1841年，江户的弟子为筹款替华山解衣食之难而举办了一次书画展，华山也送去了作品。不料此举却招致了保守派的非议，于是社会上纷纷谣传，说华山在管制期间还想开画展赚取外快，而且传说幕府还要为此惩罚主公三宅氏。此事传到华山耳里，他眼中流血，心内成灰，深深感到自己活在世上不光给家人添麻烦，而且假如这样的谣传扩散的话，对藩主和朋友也不利，于是决定以剖腹谢主公。

    自杀前几个月，渡边华山专门创作了一幅《千山万水图》，图中所描绘的面对太平洋的日本列岛的东岸，预示着列强对日本虎视眈眈的危险形势，显示出渡边华山无时无刻不在忧心忡忡地牵挂着日本列岛。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所留下的“数年后为之一变”的遗言，则充分显示了渡边华山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超前洞察力。

    1853年，渡边华山自杀后仅过去一个甲子，他的预言便验证了。美国将军培理趾高气昂地带领坚船利炮威逼日本人打开了国门，华山当年的警世之言完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日本对待列强的态度也被迫“为之一变”

    青史凭谁定是非

    “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这是林则徐在充军伊犁时赠与老战友邓廷桢的诗。也许他想不到自己光明磊落的一生会有是非功过任人评说。后人对林则徐的质疑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他是否要为发动鸦片战争负责？他到底应该负些什么责任？

    如果放在今天，所有人都可以作出一般的简单判断，腐败衰弱的清王朝当时最为明智的策略，当然是避免与英国的战争。即使一战，最好也应该在整顿军备、充实武力以后再与英国一较高下。

    事实上，清王朝当时也确实希望避免衅端，道光皇帝给林则徐明确的训令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绝不可开。”林则徐何尝没有想过采取尽量平和的方法禁绝鸦片？他在道光十九年同邓廷桢、怡良在《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缴烟土折》中还向道光建议，鉴于英夷远隔重洋，可能并不知悉天朝法令，现在既然遵谕全缴走私鸦片，即与自首无异，“合无仰求皇上，复载宽宏，恩施法外，免追既往，严儆将来，并求府念各夷人鸦片起空，无赀置货，酌量加恩，赏给茶叶。”查禁鸦片本乃大清堂堂正正的国家执法行动，林则徐还想到给主动缴出鸦片的英国商人每箱鸦片五斤茶叶的“奖励”，难道天朝还不够温和、仁慈？

    然而，当老虎和狮子相遇时，有可能维持一种和平相处的均势。可雄壮的英国老虎遇到的却是一只瘦弱的大清黔驴，英国老虎又怎么可能放弃到口的肥肉呢？

    由此可见，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是否过激，而是因为鸦片战争其实是两个帝国国家利益冲突的必然后果。只要英国商人在鸦片贸易中遭受损失，英国政府就必然会作出强烈反应。因为商人遭到损失会直接损害其政府的利益。所以，把鸦片战争爆发和《中英南京条约》加于中国身上的耻辱归罪于林则徐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面对一场让国家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战争，作为当事人的林则徐毕竟不可能置身事外，他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答案很简单：对敌情的严重误判。

    1839年10月1日，在虎门销烟发生刚刚四个月后，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并训令印度总督予以合作。醉心强权主义并历来主张在对外事务中采取炮舰政策的英国外相巴麦尊接连发号施令，迫不及待地催促英国海军踏上征程。甚至当英国下院的议员们还在唇枪舌剑地讨论是否出兵时，英军的舰船和部队就已经从英国本土、南非和印度源源不断地驶往中国了。然而，对这一切，林则徐不但丝毫没有觉察，反而一如既往地以天朝的自信对英夷充满了轻蔑和不屑。

    1839年5月1日，正在虎门收缴鸦片的林则徐是这样向道光皇帝汇报形势的：从到广东后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洋人外表看似嚣张，内心其实怯懦。正因我大清总是担心轻启边衅，才导致养痈遗患、日积月深。接着他为皇帝分析道，英国人从六万里外远涉重洋而来，主客众寡之势不言而喻，岂敢劳师袭远，轻举妄动？其二，即使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得逞于我内河。第三，除却鸦片一项，英国人即使老老实实做正经买卖，也可以获利三倍，何苦非要和我们过不去呢？

    之后，林则徐再也没有对英国人可能发动战争作进一步的关注和分析。他虽然还不时地向皇帝报告英方行动，但总是认定为恫吓，并坚信“谅亦无所施其伎俩”。

    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经达到4艘，全副装备，气势汹汹，林则徐仍在奏折上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竟然把一次即将到来的战争当作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走私。

    就在他这份向道光报告平安的奏折离开广州不到10天，6月21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而这份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英军已占领舟山12天了！

    战争来到了，而前线的主帅不但未能及时发出战争警报，反而麻痹大意地提供了一片风平浪静的错误信息，这是林则徐一生中所犯的最大一个错误。

    而林则徐对英军的陆战能力作出的错误判断是他犯下的另一个大错误。他天真地认为，洋人士兵因为脚上有绑腿而无法弯曲膝盖，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对洋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也有着奇怪的幻想：“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基于这些偏见，林则徐相当小看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后侧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起，英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配合下，攻陷炮台。

    凡此种种荒谬的见解，如果放在其他蒙昧的大清官员身上尚可理解，但林则徐曾夜以继日地研究西方世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独具慧眼的时代先行者，却竟然只是上述这般见识水准！

    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林、渡二人洋学思想的区别。

    1839年，是林则徐和渡边华山西学之路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年，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被朝廷派往广州查禁鸦片，真正开始了他对西方的认识和接触；而在同年，渡边华山却因蛮社之狱因笔祸罹罪，被捕入狱。也就是说，这一年是林则徐西学之路的起点，却已是渡边华山的终点。

    渡边华山的洋学研究不仅在时间上走在了林则徐前面，而且在环境上也比林则徐显得更为从容。1832年他被任命为田原藩家老兼海防系。翌年，日本国内天保饥馑开始蔓延，而英国东渐势力也在加速。

    当时在三河地区只有田原藩面临太平洋，因而该藩为三河地区海防的唯一据点。对此，渡边华山深感责任重大，为解决内外危机，他开始认真研究西洋问题。

    从这个角度讲，他在关心西洋的动机上与林则徐是相同的，都是因为列强虎视，外患日盛，但西洋势力对中日两国的冲击力度却大不相同。日本虽然面临沙俄的威胁和英国的进逼，但是终究没有发展到十多年后培理率黑船叩关的危急时刻。渡边华山有充分的时间从理论上深入了解、研究西洋。可见，他研究西洋是出于一种盛世危言般的强烈预感，其使命是警世，即将昏睡中的日本统治者及时喊醒，告之世界旷古未有的千年大变局和日本民族即将到来的盛世狼烟。

    历史给了渡边华山最宝贵的一段时间。这就使他能用思想家的深邃眼光来分析西洋社会进步的原因，从根本上为日本对付西洋的冲击寻求出路。他清醒地认识到：“古之夷狄为古之夷狄，今之夷狄为今之夷狄”，“时势既今非古，故以古论今者，如胶柱鼓瑟”。之后，他还进一步从历史哲学的高度，论证世界形势在不断地变化，那么在剧烈变动的世界中，日本也要学习西洋，以变应变。这样渡边华山不仅准确地指出了日本当前的病灶，同时还高屋建瓴地开出了救世处方。
    而苛刻的历史老人却没有给林则徐同样的机会。他还没有来得及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就被猛然抛到了咄咄逼人的陌生英国人面前。美国人开进日本的是商船，英国人隆隆驶进中国的却是战舰；美国人递给日本幕府的是文质彬彬的照会请求，英国人在大清沿海架起的却是黑洞洞的钢铁大炮。林则徐根本就没有时间经历渡边华山那样的预感缓冲阶段。他一到广州便亲身感受到，以英国不法商人为首的鸦片走私贸易正使中国一步步地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大清朝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摆脱眼前的危局，保国保种。

    如果说渡边华山的危机意识纯属主动生成，那林则徐则完全是在外敌入侵的压力下仓促上阵。一面是山河破碎，一面是技不如人，严酷的现实不容林则徐像渡边华山那样做书斋式的认真研究，而只能被迫急起应战。由于当时军情危急，他废寝忘食，临阵磨枪，专拣最便捷、最先进的东西直接应用于“驭夷”大计，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

    林则徐提倡学习的西方科技知识仅限于军事科学技术方面，即魏源所概括的“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为了制敌取胜，他组织摘译了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训练军队使用欧式大炮。他还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船炮。外国的帆船无法引进，他便绞尽脑汁通过美国商人之手购买两只商船，千方百计地进行改装，以尽快提高清军的战斗力。

    渡边华山也充分认识到西方船炮的威力，以及日本传统海防布局和武器的落后，并在《诸国建地草图》一文中提出过海防构想图，很明显二人对西洋关心的重合部分都在于海防。然而，这个重合部分几乎是林则徐西学知识的全部内容，而对渡边华山来说只占其研究西洋成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他的西洋思维视野开阔，更加注重对西洋整体的综合研究，通过科学分析西洋的状况和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来解决日本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并提出解决办法。

    但当时林则徐毕竟占有那么多的英方情报，为什么仍然没有看出鸦片战争不可避免这一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趋向呢？这就不能不进一步说到林则徐与渡边华山在价值观念和思想境界上的差异了。

    林则徐怀抱强烈的爱国热忱，致力实干，百折不挠；在那个昏昏欲睡的衰世中，其著书立说，大声疾呼的形象之鲜明，至今令人难以忘记。但是，作为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他在内心深处，不可能摆脱中华帝国高高在上的华夷观念，不可能认为自己所植根的文化劣于西方文化。

    在他的奏章、笔记中到处可见“夷”、“奸夷”、“逆夷”的称谓，将其比作“犬羊”、“鸡狗”，蔑称之为“异种”。此种国书，充满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优越意识，甚至把英国的富庶都说成是中国的恩惠。他只承认西方的坚船利炮比中国的优越，从不认为他们的文明也比中国的先进。从他的奏稿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无丝毫兴趣，居然不屑地认为：“美利坚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碍难遍行传檄。”在这样的天朝心态下，轻敌思想在所难免。他看不到英国为了满足本国资产阶级扩大远东贸易市场的要求，将要发动对中国战争的可能性，自然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林则徐和渡边华山虽然走的是同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但正是认识程度不同，才导致两人实践效果各异。

    林则徐既没有看到西方的强大已非昔日的夷狄可比，也没有认识到西方的先进是因其“西洋政教隆盛”，而不仅仅是船坚炮利；渡边华山则认识到西方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制度上都是中国和日本所不及的。两人都关心本国的海防，林则徐在实践方面甚至超过了渡边华山，并且身体力行，但他却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渡边华山对海防的关心，却是从国家整体安全考虑的。林则徐对西方的研究，是出于当前为制夷需要而被动去做，而渡边华山对西方的研究则是未雨绸缪，主动而行。林则徐对西方的研究，多是针对鸦片流毒和抵抗英国兵船的进攻，故而视野较为狭窄；渡边华山对西方的研究，十分注重对西方总体的综合研究，所以视野较为宽阔。归根结底一句话：林则徐所做之事，基本都是在修补封建制度；而渡边华山的改革几乎是以否定封建制度为前提的。

    如此一来，他们研究西洋的深度和效果不可同日而语，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也大相径庭。渡边华山虽死，但其登高一呼，语惊世人，从此国人目明心亮，知耻后勇奋起直追，日本步入近代强国之林；林则徐尽管呕心沥血，却亦仅收开风气先河之功，得器物皮毛之实，未能撼醒天朝迷梦，中国人依然要在屈辱黑暗中探索前行。

      《百家讲坛》杂志    王  龙（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