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写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维护国家安全和司法公正，这样的工作必须由政府来做，因为除政府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能承担起这些职责。
国务院高层最近表态，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据此看，跟下来几年政府会有大的改革举措出台。倘若如此，将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近20多年，中国经济可圈可点。但要指出的是，若政府改革不跟进，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会遇到麻烦。
我曾到南方某钢铁企业调研，听说了一件怪事，让我感慨万千。这个企业有一座炼钢高炉，已经过了报废的年限。领导层决定自筹资金，另外建一座新高炉。但报告打到政府有关部门上去，没有得到批准。这样一来，可就难坏了企业的领导，旧高炉已经在超期服役，而新高炉却不让上马，怎么办呢？后来他们灵机一动，重新打了份报告，不过，这次没说建新高炉的事，只是要求，对原来的高炉进行易地改造，结果很快批了下来。
我们知道，一辆汽车，这儿修不好可以到那儿去修，但一座炼钢高炉，是一砖一瓦砌成的，好几十米高，搬不动，移不走，怎么能易地改造呢。其实这里所谓的易地改造，跟建一座新高炉完全是一回事。但前者能批，后者就不能批，这不由使我想起了一个成语：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最早是指玩弄手法，蒙混过关，现在的含义，是后来引申出来的。据《列子·黄帝篇》记载，宋国有个人爱养猴，后来越养越多，喂不起了，只好“将限其食”。他跟猴子们说，今后我给你们喂地瓜，早上给三块，晚上给四块，够吗？“众猴皆起而怒”，他一看不行，就换了个说法，“朝四而暮三，足乎”，结果“众猴皆伏而喜”。
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养猴子，一个是办企业，一个发生在古代，一个发生在现代，然而二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国企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很早就提出政企分开，但直到现在，政府依然管得很多，统得很死，做了很多费力不讨好的事，结果企业万般无奈，才不得不玩文字游戏，弄出上面的笑话。其实，这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政府职能定位不清，不该管的事情，揽了一堆，而份内的工作，却没有做好。用一句土话说就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呢？这个问题很大，笼统地问，还真是不太好回答。在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看来，政府最好什么也别做，只当个“守夜人”，晚上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出来打一打更，看一看门，报一报“平安无事”就可以了。到了凯恩斯时代，政府的责任更大了，要管的事也更多了；这个时候，看门的老头变成了居委会的老太太，不仅要协助民警搞治安，遇上邻里纠纷、婆媳吵架，还得出面调解一下，或者为下了岗的女工联系个工作，替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争取点救济等等，都是她的工作职责。
上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兴起，政府就更忙了，从摇篮到坟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都要管一管。相比之下，这个时候的政府，更象一个家庭保姆，而且是一个受气的保姆，经常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富人可能会抱怨，政府是在惩罚成功者，把大量的钱，从他们手中拿走，去救济那些不思进取的人；而与此同时，穷人也在嘟哝，说政府缺乏同情心，允许富人们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却对他们生活水平的停滞无动于衷。
如果说福利国家的政府，扮演的是保姆角色，那么，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政府承担的则是家长的职能。从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到职工的生老病死、住房医疗、入学就业，无不在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内。说是政府的职责，其实有很多事情，政府并没有亲自动手，而是交给了企业，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办社会。不过，把话说回来，当时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吃的是“大锅饭”，这些事由企业管也好，由政府办也罢，背着和抱着一样沉，反正企业是国家的企业，职工是国家的职工，不管谁出面，本质上是一样的。现在不同了，我们要实行市场经济，政府和企业，必须丁是丁、卯是卯，分开算帐，你的孩子你领走，我的孩子我养大，双方分清职能，各司其职，不能在混在一起，吃“大锅饭”了。那么，政府的职能应如何定位呢？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写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维护国家安全和司法公正，这样的工作必须由政府来做，因为除政府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能承担起这些职责。
其中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也不用我多说。需要着重解释的，是政府的第三和第四项职能。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我享受了你的产品或服务，我得掏钱，他给我造成了损失，他得赔偿。这个原则虽然很简单，但却是市场效率的源泉。不过，在有些场合，这个原则可能无法执行。比如，你自己掏钱建了一盏路灯，为过往的行人提供照明，行人得到了你的服务，他们应该掏钱，以弥补你建路灯的成本。但如果真的去收费，那可能是很困难的。也许会有人说，我自己能走这段路，根本不需要你照明，你非要向我收费，那是强买强卖；甚至有人会这样讲，我的眼睛怕光，我根本不愿意见到路灯，你在这里弄了盏路灯，损害了我的眼睛，我不让你赔偿就是好事。
大家已经看到，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这里玩不转，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是没有人愿意去建路灯，因为无法收回成本。但我们又的确需要路灯，怎么办呢？一般来说，类似的产品，应由政府来提供。在这里，政府就是在弥补市场的缺陷。
政府的第四个职能，是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人。这里所谓“不能对自己负责”的人，用一个法律术语讲，就是无行为能力的人。儿童是典型的无行为能力的人，一般来说，我们把他交给父母。但交给父母，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府的保护。如果有极端不负责任的父母，对孩子为所欲为－－虐待他们、残害他们，就得需要政府出面，来保障孩子的基本权利。
有一点需要说明，政府手中的权利是一柄“双刃剑”；可以用来为民造福，但如果被滥用，就会威胁个人自由。弗里德曼特别提醒人们，要警惕政府权利的滥用，他说：“要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让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