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又可悲的地主们

外公其实也是个起于微末的暴发户，二十多岁以前还是个穷人，靠帮人赶马贩茶为生。后来他省吃俭用积攒了些钱文，买了两匹骡子，跟人搭伙贩茶，渐渐起家。以后自己的骡马越赶越多，他当上了马锅头，又经过十多年的打拼，居然就成了财主，买田置地，起房盖屋，富甲一方。

外公事业顺遂，家事却颇不如意，外婆连着生了三个女儿，眼看就要传宗接代无人，外公于是决定娶小。但外婆秉性刚烈，不愿与新妇共事一夫，遂带着自己的三个女儿搬回原来的老屋，分居各爨去了。

外公娶回小老婆后，不数年间，果然就连着生下了两个儿子，喜悦之情，自不必说。然而新娶的小老婆却有抽鸦片的嗜好，进门后不久，就把外公也弄了抽起鸦片来了。抽鸦片虽然费钱，但外公家大业大，不仅广有田地，还有成群的骡马做着贩茶的生意，抽点鸦片，也不过是小菜一碟。

可谁知天意难测，造化弄人，一场突起的大火，将外公的一座四合院连同许多财产尽数化成了灰烬，仅一间柴房得以幸存。而火灾过去还不足一年，他的那一大群骡马又在贩茶路上染上了瘟疫，不到一个月时间，除一头老骒马存活下来，其它的骡马全部暴亡，茶叶生意也因此大受损失，让他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连遭两场打击，损失惨重，但外公却并未被击垮，因为此时他的那近两百亩河边田里，稻谷已经黄熟，只待收割。稻谷一旦收起来卖出去，他就可以清偿掉欠债，并且又有了翻身的本钱。

因此阴历七月半刚过，外公就在本村和邻村请下了一百多零工，决定第二天即开镰收割稻谷。可谁知，就在当天晚上，一场空前的大暴雨降临了。暴雨下了整整一夜，滔滔洪水冲决了堤坝，将他的近两百亩稻谷洗劫一空，颗粒未留。

外公于是彻底垮台了，破产了，不仅生活没有了着落，还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未偿。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决定卖掉他的那一大片良田。

外公急于卖田，价钱自是十分便宜，遂引来了众多的买主，这其中，就有他的五个堂兄弟，也就是我的五位堂外公。（按姻亲关系和排行，我称那五位为大外公、二外公、三外公、四外公、老外公；我乡风俗，最小者称之为“老”）。这五位堂外公，当时都是几家殷实农户，都有些家底，算是几家富裕中农吧。

最后，“浑水不落外人田”，外公的田产全部卖给了他这五位堂兄弟，每家买到了三四十亩。为买田，几家堂外公都向外举了债，才得以成交。

外公得了卖田的钱，除去偿还债务，已所剩无几。因羞于见人，他带着小老婆和两个儿子搬出了本村，到一处荒坡上盖了两间茅屋，开了片荒地，过起了一种离群索居的艰辛日子。他们夫妻俩的鸦片烟瘾，不久就被彻底的贫穷隔断了。过了几年，小儿子也因不堪忍受那种艰辛，而独自远走它乡。

为了生存，外公去向别人学了一套编织篾活的手艺，利用屋后栽种的一片竹林，编织些竹篾用具，逢街天背到集市上去卖了，换取油盐钱零用钱。从此后，这种编织篾活的手艺，便伴着他终其一生。

再说那五位堂外公，自从买了田产之后，各家便努力打拼，经过多年的经营积攒，他们终于把举的债都还清了，大瓦房盖起来了，衣饰日见光鲜了，举手投足，也胆大气粗了。然而此时，中国大陆也全部解放了，新中国宣告成立了。

一年之后，开始土改，工作组进村发动起贫雇农，组织起农会，开始按政策杠杠划分阶级。那五位堂外公，按其拥有的田地数，一个不落，被通通划成了地主。接下来，便是戴高帽游乡，批斗，捆绑吊打撬杠子追浮财，种种待遇，老一辈中国人都知道，无庸赘述。不久，五位堂外公有两个上吊，一个服毒，一个抹脖子，还剩一个也抓进牢里去了。

五个堂外婆，有三个随男人去了另一个世界，最小的一个即那位老外婆，没有死，但是疯了。这个女人后来又活了三四年，时常穿着一身残破不堪的衣服，背着个竹篓四处游荡。她成天不说别的，反反复复就咒骂一个人，那就是我外公。她常常站在村口，点着我外公的名字骂道：

“贼杀的！贼砍的！他才是大地主！他晓得地主要挨整，就把地主皮脱来撂给几个堂兄弟。这个贼杀的，没良心！”

别人听了，也不搭理她，但都会禁不住笑一笑，因为在这个地主婆的心里，我那大字不识一个的外公竟然成了先知，可能吗？

现在再来说我的外公。在搞土改划阶级的时候，也有人说，应该把他划为破落地主，可是，由于他破产已经十多年，不在框子里了，再加上他那位远走它乡的小儿子，在外面参加了革命队伍，也返回家乡来当了村长了，于是，我外公按政策被划成了贫农，还分到了地主家的浮财和几亩田。而这几亩田，阴差阳错，正好就是当年他卖给三外公家的。

外公虽然当上了贫农，但亲眼看见了解放后地主们的遭遇，庆幸之余，也似乎心有余悸，或许，还有一种陷几家堂兄弟于不义的愧疚。因此他为人低调，无论参加开什么会，他都一个劲抽旱烟，从不发言。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之后，田里活不要他做了，他就每天自顾编织篾活，为一家人挣日常零用钱。

我外婆，带着三个女儿自立门户后，不久为大女儿招了一门女婿。二女儿由于自幼多病，改吃常素，终身没有嫁人。三女儿，嫁到镇上一户世代的铁匠家，她后来成了我的母亲。土改时，外婆一家也被划为贫农，分到了几亩地，继续过着她们素白常情的日子。唯一的改变，是她们对我外公的态度，多年来一直被她们诅咒的外公，土改后终于开始受到她们的尊重了。她们这时从心里觉得，外公当年讨小老婆败家，还真是败得好啊！如果那一份家业不被败掉，那么，一家人肯定都得当地主，现在的日子，必将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一九五零年代中期，我上小学了，至今依然记得我的那位外公，每逢镇上赶街天，就会带着他编织的篾活赶到镇上来，在我家门前摆开来卖。外公一家虽然划了贫农，政治上翻了身，但经济上却窘境依旧。每次他上街来，都是没有吃早饭的，常常是兜里装一些炒胡豆，慢慢嚼着吃。我母亲见了，就一定要给他煮一碗面条之类当晌午，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再把他请进家里来一起吃。

外公的衣服鞋子，也常穿得很破旧。由于天天编织篾活，他的两只手要不停地跟竹子篾片打交道，所以他的手上，到冬天常开满了小娃娃嘴巴一样的裂口，有时还会从里面渗出血来。我几次看见母亲找来一块腊肉皮子放到炉火上烧，把烧出来的油，滴一些到他手上的裂口里。面对这样一位皱纹满脸愁苦潦倒的老人，我童年的心中有时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困惑。我会在心里想：他真的当过大地主吗？他跟电影里的那些大地主，怎么一点儿都不像呢？

一九六零年，大饥荒时期，有一天，母亲悄悄弄了点糖食，要我到村里去看望外公，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上街来了。去到那里，只见外公两手抱膝靠墙，蜷缩在一堆破棉絮上，两条腿上已完全没有了肉，就仿佛是皮子包着的两根木棒。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只用浑浊的眼睛看看我，算是打了招呼。

我知道，这是吃大食堂给弄的。我拿出母亲让我捎给他糖食，递到他手里。他把糖食捧在手中，嗅了嗅，但没有吃。因为他的两个年幼的小孙子，正像两只饿狗一样趴在他的脚边，瞅着他手里的东西，馋涎欲滴。他把糖食完全给了他们，漠然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他用细弱的声音跟我解释说：

“让他们吃吧，我老了，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

两个月后，外公死了。这位当年的赶马人，曾经的大地主，后来的老贫农，就这样在一种持续的饥馑中，结束了他大起大落的一生。

去年，我以一名退休老者之身，从遥远的异地回到家乡省亲，其间，还去外公他们的村子里盘桓了几日。经过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家乡的种种变化令我惊叹，而五位堂外公的后人们的现状，尤其令我感慨万端。

五位堂外公的后人们，如今竟然又有三家成为了名播一乡的富户，其拥有的财产，为他们当年的祖先所望尘莫及。尤其是其中的一家，不仅养了四辆载重大卡车和一辆轿车，还开起了加油站，可谓富甲一方。

富起来的儿孙们，又有了骄人的本钱，谈吐亦多了些狂放。那位土改时只有十二岁因此未被划成地主的堂舅舅，招待我时就以颇为自负的口吻对我说：

“哼！当年把我家划成地主时候，我们家里有些什么？无非就有几十亩地，两坊烂瓦房，要跟我们现在比起来，侄儿子，不瞒你说，一个小脚趾头都比不上！世上的人，会发富的他照样发富；发不起来的，不论哪朝哪代他都照样是贫雇农！像土改时候分了我家田地跟房子的那两家，到现在还不是照样当贫困户，穷得叮当响，成天就盼着哪天也像城里的穷人一样，靠领低保来生活。”

另外的两个堂外公家，有一家家境一般，另一家则过得十分艰难。过得艰难的一家，当家的是我一个小老表。他似乎是从前人的遭际中，看透了世道，所以数十年以来，有一文就吃掉一文，从不治产业。那一天我去到他家，他特意让儿女们弄了点酒菜招待我吃饭。三杯酒下肚，他突然问我说：

“老表，听说中国又有能人出来，号召大家起来闹革命了，是不是真的？”

我问他：“你从哪里听来的？”

他说：“人家说，是从什么网上传过来的。”

我以为他是从前被运动吓怕了，落下了恐惧后遗症，害怕又有人来革他的命，就跟他说：“就算再来革命，也革不到你头上了，你怕啥？”

不料他一拍大腿道：“嗨！我怕啥？我怕个球啊！我巴望还巴望不来呢！我只巴望赶紧再出个毛主席，领导中国再来一次革命，把现在这些万恶百倍千倍的新财主新恶霸，通通都拉到他*的坡头上去，砰砰！”

说着时，他搁下筷子伸出手来，比了个持枪毙人的动作。

省亲归来，已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每想起几位外公及后人们的前世今生来，总不免感到有几分可笑，又感到有些可悲。我那几位外公，原本的乡下农民，他们戏剧般的人生遭遇，究竟是因为当年买田买错了呢，还是只是来阳世投生的年代，没有选择好呢？

想去想来，，我不由想到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我的那几个外公、以及许多情形与之类似的中国地主们，根据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不错，他们的确是地主，应该被划为地主阶级。可是，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却并非如古代的封建领主那样，是用武力或强权侵夺霸占来的，而是用钱从市场上交易来的。并且，他们对那些土地，并不享有终身或世袭的特权，一旦经营失败或遭遇天灾人祸而破产，他们就会失去土地，重新沦为穷人。那么，他们跟向来所说的“封建主义”这个东东，究竟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