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服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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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

中国古代服饰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最著名的为《尚书·益稷》所载十二章服:“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十二章纹遂成为历代帝王上衣下裳的服章制度,一直延用到清帝逊位、袁世凯复辟称帝。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河南襄邑的花锦,山东齐鲁的冰纨、绮、缟、文绣,风行全国。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剑,是当时的新兵器,贵族为示勇武兼用自卫,又必佩带一把镶金嵌玉的宝剑。腰间革带还流行各种带钩,彼此争巧。男女的帽,更引人注目,精致的用薄如蝉翼的轻纱,贵重的用黄金珠玉;形状有的如覆杯上耸。鞋,多用小鹿皮制作,或用丝缕、细草编成;冬天皮衣极重白狐裘,价值千金。女子爱用毛皮镶在袖口衣缘作出锋,还有半截式露指的薄质锦绣手套,无不异常美观。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把以前各自独立的上衣、下裳合二为一,却又保持一分为二的界线,上下不通缝、不通幅。最智巧的设计,是在两腋下腰缝与袖缝交界处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其作用能使平面剪裁立体化,可以完美地表现人的体形,两袖也获得更大的展转运肘功能。据记载,深衣有4种不同名称:深衣、长衣、麻衣、中衣。从出土广物看,春秋战国时衣裳连属的服装较多,用处也广,有些可以看作深衣的变式。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采的社会生活相关。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中国服饰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①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②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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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服饰(220~589)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足穿笏头履、高齿履(一种漆画木屐),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隋唐服饰(581~907)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彩锦,是五色俱备织成种种花纹的丝绸,常用作半臂和衣领边缘服饰。特种宫锦,花纹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章彩华丽。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银线绣等。印染花纹,分多色套染和单色染。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辽夏金元服饰(947~1368)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方心曲领”也是朝服的特征,即朝服项间套上圆下方的饰物。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却改着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宋代遗老的代表性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缘边,以存古风。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明代的老年士绅还常戴用。宋代民间首服也有种种流行。男子流行幞头、幅巾,女子则流行花冠和盖头。妇女发式和花冠,是当时对美追求的重点,最能表现宋代装束的变化。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趋危巧,宋代花冠再加发展变化,通常以花鸟状簪钗梳篦插于发髻之上,无奇不有。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于延佑元年(1314)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圆领紧袖袍,宽下摆、折褶、有辫线围腰),戴笠子帽。元代纺织物有纳石矢金锦、浑金搭子、金段子、兜罗锦、三棱罗、大绫、小绫、南绢、北绢、木锦布、番锦布……种种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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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 

明清服饰(1368~1911)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明代官员的主要首服沿袭宋元幞头而稍有不同。皇帝戴乌纱折上巾,帽翅自后部向上竖起。官员朝服戴展翅漆纱幞头,常服戴乌纱帽。受到诰封的官员妻、母,也有以纹、饰区别等级的红色大袖礼服和各式霞披。此外,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后者留传下来,俗称瓜皮帽,系用黑色绒、缎等制成。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清代官帽与前朝绝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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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普通的妇女装束 

  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中唐的襦裙、披帛穿戴。 

  隋唐襦裙、半臂穿戴。 

 领套衫半臂及襦裙穿戴。 

 隋朝时期的短襦、长裙及翻领窄袖女服穿戴。 

 隋朝时期的短襦、长裙、披帛女服穿戴。 

  中晚唐回鹘女服 梳回鹘髻、戴金凤冠、穿回鹘装的晚唐贵妇及变体宝相花纹云头锦鞋。回鹘是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即现在的维吾尔族的前身。在唐朝开元年间,回鹘曾一度是北方最强盛的少数民族政权。回鹘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有着亲密友好的关系,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来往从未间断。回鹘族的服装,对汉族人民曾带来较大的影响,尤其在贵族妇女及宫廷妇女中间广为流行。回鹘装的基本特点略似男子的长袍,翻领,袖子窄小而衣身宽大,下长曳地。颜色以暖色调为主,尤喜用红色。材料大多用质地厚实的织锦,领、袖均镶有较宽阔的织金锦花边。穿着这种服装,通常都将头发挽成椎状的髻式,称“回鹘髻”。髻上另戴一顶缀满珠玉的桃形金冠,上缀凤鸟。两鬓一般还插有簪钗,耳边及颈项各佩许多精美的首饰。足穿翘头软锦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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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妃宫女的衣着
因皇后不同于皇帝有登基、受朝贺、祭天地等大礼活动,她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后宫燕居,所以皇后服装的种类比皇帝少。皇帝的礼服是谒祖庙和亲蚕礼服。

东汉皇后的礼服是深衣,上呈微红的黑色,下呈黑色。头上饰以假结、步摇、簪珥。假结是用来使头发耸起的衬物。步摇是一端别在发上别一端垂悬的金属发饰。珥是耳环,垂以珍珠。东汉皇后行礼时头饰复杂而华丽,难以详考。

唐代皇后受册、助祭、参加朝会时服祎衣。其衣深青色,上有翠翟(一种小而鲜艳的鸟)图案。衣领上有黑白相间的花纹,袖口、衣边用红色的罗为缘饰。腰服大带,带与衣色相同。蔽膝随裳的颜色,上绘翟为图案,青袜,舄加金饰,白玉双佩。皇后亲蚕时服鞠衣,用黄罗制成,形制如同祎衣,但无翚翟图案。平日宴见宾客则服钿钗礼衣,颜色不限。皇后服祎衣时,头上也要盛妆,插十二支花,两鬓做宽;服日常的钿钗礼衣时,头上只戴钿钗。

宋代皇后礼服略同于唐代。

明代皇后在受册、谒庙、朝会时服礼眼,戴凤冠。其冠的圆框饰以翡翠,冠上是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十二树,两博鬓上饰十二钿。后又更定冠上的一龙口衔大珠一颗,冠上有翠盖,冠沿垂珠结,冠上加珠翠云四十片及繁密的大小珠花,鬓上饰金龙、翠云。礼服一为祎衣,一为翟衣。祎衣深青色,绘翟,翟为赤质,五色十二等。亚纹领,袖口衣边用红罗为饰。大带与衣同色并加饰,青袜青舄。翟衣深青色,上织翟纹十二等,间织小轮花。

领、袖口、衣边均为红色。服礼服时配玉革带、绶、玉佩,装饰复杂而精致。

明代皇后的常服,在制度上也规定得十分考究,大致力凤冠,霞帔、玉带。清代皇后冠服并无严格的礼服与常服之分。皇后有朝冠、吉服冠。朝冠冬用薰貂,夏用青绒,上缀朱纬。冠上的饰物为凤、珍珠、猫睛石、金翟。

皇后的朝褂有三种,朝袍有三种,还有龙褂两种,龙袍三种。朝褂为石青色,绣龙、万福万寿文或八宝平水。朝袍为明黄色,领分冬夏加绿,冬用貂绿或海龙绿,夏用片金绿,袍上绣龙、五色云和八宝平水。龙褂石青色,龙袍明黄色。服朝服时挂朝珠之盘,即东珠一盘,珊瑚两盘。

后宫皇后以下各有名分的嫔妃都有规定的服饰等次,她们都属于内官,在制度上占一席之地。

中国古人十分讲究女性的修饰,“妇人貌不修怖,不见君父。”妇女修饰容貌之事被提升为必须遵守的社会道德。《战国策》的作者又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修饰容貌不仅以情感为动机,也被理义所认定和推动。其实爱美是人特别是女子的天性,也是本能。即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妇女,稍有些钱就要买一包胭脂,而贵族妇女每日对镜梳妆是她们最乐意的必修课,至于皇宫中的女子,当然是最有条件打扮的。

古人对奇装异服的爱好远远超过今人对他们的估计。上至君主也不乏对奇装异服的闲情。战国时的君主居然充当过服装潮流的带动者,例如邹君喜欢冠系长缨,不久,身边的人以及百姓都系上了长缨;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裳,结果全国人都争相服紫,导致紫装涨价,有人想用五件素衣换一件紫衣而不可得;楚文王喜欢戴獬冠,转眼间楚国上下纷纷效仿。以上事情令君主们十分为难甚至恼火,他们只愿独享自己喜欢的东西。汉唐以来,百姓不敢再效仿皇帝的服装式样和颜色,但皇帝却禁不住拿来民间的式样自己用,象朱元璋这样勇略俱全的皇帝也经不住民间异服的诱惑。朱元璋六十四岁时微行到神乐观,见路上有人头裹网巾,觉得这种式样颇好,第二天他就下令地方官推行网巾。之后,朱元璋在后宫也享用上了网巾。

女性求美求异的意识更浓。几乎每代都有流行发式和面妆的起落,潮流的源头多是宫中和京城中。东汉桓帝时,京城洛阳流行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所谓愁眉即细而弯的眉;啼妆是在下眼睑薄施胭脂,似刚哭过;堕马髻是发髻倒在一边;折腰步是腿和身体不在一条线上;龋齿笑则是象牙痛般的笑。这种流行妆起自于当朝外戚梁冀的夫人,后来风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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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对于女子趋从流行妆很注意,他们发现女人们在仿效中还添油加醋,如城中流行高髻,则四方高一尺;城中流行广眉,则四方眉长半额;城中流行宽袖,则四方几乎将一疋布全披在身上。妇女们对宫中式样的兴趣极浓,甚至不加分辨一意仿效,如楚王好细腰,宫女们竟相节食,传播开来,倾国的妇女都面呈饥色;唐僖宗避难在成都,因为时值非常时期,宫女们为了紧急应变而简化了髻的打法,只在头顶系根丝,发式与囚徒相似,故称囚髻,未料到成都的妇女们也随之打上了囚髻。这种流行意识恐怕古今皆同,没有什么奇怪。

三、宫廷发式花样
宫廷女性的装饰可作古代女子装饰的代表。

中国古代男女的头发都是在头上打髻,不同的是,男子打髻就是束发,然后要加上冠、帽、巾、帻,而女子很少戴帽,靠髻的式样变换发型种类。

在女性修饰中变化最多的就是发髻了。古代女子很重视发美,发美是美色的一个显明标志。汉武帝第一次见到歌女卫子夫,就被她的美发吸引住了,“上见其美发,悦之,遂纳于宫中。”东汉马皇后初入宫时,以绝好的一头秀发今后宫粉黛一一失色,她的头发多而黑,做四个大髻后仍有余发。同样,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也是以秀发夺人之目的。

宫中后妃以及社会上的贵族妇女喜梳高髻,以示尊贵,而属于宫婢类的宫女则梳如牛羊之耳般的双髻。高髻在梳妆上比较复杂,如没有别人合作(后、妃有服侍梳头的宫女)很难梳成。宫中有时规定或限制何种身份的女子梳何种髻,但髻的式样变化多端也难以归类。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宫中发髻名称繁多,如无实物便难以想象其形制。

秦始皇诏令皇后梳凌云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嫔梳参鸾髻,又令宫女在夏天梳黄罗髻;汉高祖令宫人梳奉圣髻;汉武帝令宫人梳二十鬟髻、堕马髻;汉灵帝令宫女梳瑶台髻;魏文帝令宫人梳百花髻、芙蓉归云髻;梁武帝令宫人梳回心髻、归真髻;隋炀帝令宫人梳朝云近香髻、归秦髻、奉仙髻、节晕髻。唐宫中的发髻式样更多,名称足以让人眼花缭乱,如半翻髻、反绾髻、乐游髻、双鬟望仙髻、回鹘髻、愁来髻、归顺髻、闹归妆髻等等。上述各种宫妆发髻应是皇帝们所喜好或者亲自设计、定名的,其中大部分今人无法知道它们的形状。

从下述灵蛇髻的故事中,令人也许能够领悟到古代女子发髻种类之多的缘由:魏文帝的甄皇后梳的发髻式样一日一换,据说她每天都见到一条口含赤珠的绿蛇,绿蛇以盘卷的姿态向她传授髻的各种梳法,因此甄皇后的发髻每日更新,称为灵蛇髻。不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人们仍可据此推测发髻是可以任意盘结的,只要能够固定在头上。

为了固定头发并显示头发的茂盛,古人发明了假髻,假髻是用别人的头发或自己以前剪下来的头发,做成需要的形状,衬在打髻者头发里面,做成耸而不乱的髻。古人对头发的重视过于今人,曾专设髠刑,以剃光头发作为对犯罪者的处罚。髠下来的头发估计被秃发的男子取走或用来做女子的假结。夺人美发的事也曾发生,如鲁哀公在城上见到一位美发的女人,便派人把该女子的头发剃下来,做王后吕姜的假发。假髻被编入《周礼》中,叫做“副”,规定为王后行礼时的头饰。为了固定头发,也可使用绦或丝线(带)缠缚,如飞天髻,需要三个大鬟髻耸起而不塌下,就得借用丝带缠缚。

由于有了技术手段,高髻在东汉以后成为常见的宫中发式并波及民间。

高髻的许多种类,除了通称的高髻外,今人可推知形状的有:飞天髻、望仙髻等。飞天髻十分浪漫,始于南北朝,一直至明朝仍流行不衰。飞天髻显然和佛教信仰有关。起于唐初而盛于武则天时的螺髻,也是系于佛教信仰,据说释加佛的发型就是螺髻。望仙髻的梳法与飞天髻相似,打两股环状髻耸于头上,如望仙人来临,形状不如飞天髻飘逸。唐玄宗时宫女们均爱梳望仙髻取媚于玄宗。惊鸿髻起于曹魏宫中,延至隋唐,其形状是鸟欲展翅的瞬间姿态。唐宫中流行的抛家髻十分美观,两鬓蓬松向后拢,好似两鬓抱面,头上做成椎形的朵子。与抛家髻相似梳法稍有不同的是半翻髻。宋宫中盛行朝天髻,与翅角望仙髻的不同处是前高后低、前圆后椎的两个实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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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宫中盛行的各种高髻在梳法上都有所讲究。

今人所喜闻乐见、经常出现在屏幕、画页上的古装青年女子发式是古代宫中及民间常用的发式,即用本身头发分作两股,在头上盘成一个不太复杂的形状,下成两束垂于耳后或成一束垂于头后、或加垂长的两鬓。

明清两代宫女发髻并无多少创新。清末慈禧太后喜好新式发髻,或梳双髻上竖,或梳双垂后如燕尾形,这种梳法和式样古代早已有之。

鬓式与鬓饰是美发的重要部分。最简易的长鬓是不将鬓发梳上去,而垂于耳前两侧,随风飘逸。鬓上一般插戴各种花和宝钿花钗。魏文帝时的宫女莫琼树创造了一种传奇氏的蝉鬓,因此得宠于皇帝。蝉鬓“望之漂渺如蝉翼”,如果不借助某种材料,是无法随意梳成的,估计是用一种胶类物质涂在鬓上,使之薄而齐,定型拢成蝉翼状。后世皇后的礼妆两博鬓,也许用了类似的方法。缓鬓是宫女们常用的鬓式。

四、后妃头饰
发髻梳成后,还需要插戴各种发饰。戴花纯是为了美观,而簪、钏等具有美和用双重功能,首先是用。

簪,是用来固定头发的工具,古代男女都用簪。杜甫有诗句“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皇帝常在节日赐给大臣用珍奇物品制作的簪子。罪犯一般要被迫摘下簪子,脱簪后头上只有一个囚髻,后妃有过失,在皇帝面前也要脱簪、摘下耳环。簪有玉制、骨制、犀角制、象牙制、金银及其它金属制。

东汉太后礼服中规定的发簪长有一尺,以玳瑁为簪股,一端为华胜(华胜是一种饰物、又寓吉祥祛邪之意),上立一只凤凰,以翡翠为毛羽,下嵌白珠,垂以黄金饰物。

步摇。步摇这种发饰据古人考证是纣发明的。步摇插在头上,会产生一步一摇的妩媚状。宫中后妃的步摇一般用金作梁,垂以白珠。

钗,具有两条尖枝。宫中有金、玉、玳瑁等珍奇物品制作的钗,而贫家女子只能戴荆钗,“拙荆”便是男人对外称自家妻的谦词。后妃钗上的装饰花样有凤、燕雀、鸾及花卉。魏文帝新宠薛灵云时,异国献火珠龙鸾钗,文帝拒不受,说:“珠翠都无法戴,何况龙鸾这么重的东西?”唐代一支玉钗在当时市场上高达七十万钱。唐代一位公主头上戴的九玉钗上刻九鸾,五色并呈,她发现钗上刻着“玉儿”二字,料知是南齐东昏侯宠妃潘玉儿的宝钗。

当年潘玉儿慷慨地用数倍的价钱买民间宝物,一只虎魄钏出价一百七十万钱,而晋元帝要封某女为贵人时,却因雀钗太贵而不肯出钱到市上买,为此夏侯湛作了一篇《雀钗赋》。

宋仁宗的母亲李宸妃怀孕时,与真宗一起游砌台。忽然玉钗从头上堕下,李宸妃唯恐不祥,真宗估算,如果钗未摔坏一定生男孩,侍从们把钗拾起,果真无损,真宗非常高兴,不久果真得了儿子。事属巧合却被传诵开来,好似玉钗有灵。

钿,是金属制成的发饰,图案以花为主,常称为金钿或花钿。钿和步摇都不起固定头发的作用。宫中女子将上述各种发饰相调配,戴在头上,与发髻一同显示美和富贵。

花,是最为鲜艳、随意又实惠的头饰,宫女游春时,无不将喜爱的花戴在鬓上。隋唐时流行花冠,皇后的礼冠就受了这种影响,礼冠上树十二支花,应算作最华贵的花冠。明代宫女正规的冠服中就有帽上饰花的规定。

后妃宫女们不会忘记寻找护养头发的方法。不知从何时开始,出现了叫做香泽的护发剂,涂在发上以防干枯。汉成帝宠妃赵合德沐后用九回香膏润发。隋炀帝时,宫女朱贵儿“插昆山润毛之玉拨,不用兰膏而鬓鬟鲜润”。

由此可知,隋时宫中已普及兰膏为润发之物。明代宫女们常用青纱罩在发髻外面,再插簪钗。她们发现桑汁可以润发,于是将桑叶捣成汁,和香料配在一起,装入小银盂,经常沾一些涂在头上,效果不错。明嘉宗的乳母客氏霸道又爱美,常令一群宫女手持梳具环侍左右,一旦她想润一下头发,宫女们就得一一用口中津液把梳子沾湿,为她梳发,此法叫群仙液,据说是从岭南传入宫中的,可以令人黑发永驻,客氏用此法十分灵验,配上面妆、衣妆,四十多岁时仍如二八姑娘般鲜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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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女面妆
宫中女子无时离得开胭脂、粉黛。“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脂粉香泽而后容”。天生丽质仍需要借助脂粉展现光彩。脂粉费成为后宫费用的一大项目,隋炀帝宫中争画长蛾眉,有关部门每天向后宫提供五斛产自波斯的螺子黛粉,明末宫中脂粉钱一年需要四十万两银子。

古代女子粉妆不足为奇,无所不为的皇帝不仅欣赏后妃宫女傅粉,有的也会把自己粉饰起来。南北朝时期,南朝皇帝被称为傅粉郎君,金代自金章宗后的几个皇帝,都有傅粉的嗜好。明代皇帝在上朝前,必用粉傅面及颈,以显示容光和肃穆,如果不是宦官把此事透露出来,外间不会有人知道皇帝的面部需要粉饰,但未详是否用胭脂妆点两颊,估计胭脂会用上一些,否则面白无血色更显憔悴。

自三代开始,铅粉被用来作为女子的化妆品,《博物志》中说,纣最先烧铅锡作粉。铅粉可以使皮肤显得润滑。秦穆公的女儿弄玉与萧史相恋,萧史教她烧水银作粉,叫做飞云丹。几千年中,古人未能发现上述粉质是有毒的。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讲述了用大米为主要原料作粉的方法。用白米英粉三分加胡粉一分合匀,调取葵子蒸熟,再用布绞汁,与粉调和,晒干。

然后再蒸取汁,重复一遍,则粉末精细。粉做好后可以加香料,一般用丁香花揉于粉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就成了香粉。不知香粉中是否还需要加上铅粉。

明代后妃宫女用紫茉莉的种子,捣取其仁,蒸熟制粉,称之为珍珠粉,这是一种。另一种是用玉簪花制粉,方法是,玉簪花(即白鹤花)开后,剪去花蒂,即成小瓶状,灌入民间常用的胡粉,再蒸熟制成粉,叫做玉簪粉。

宫女们在春天用珍珠粉,珍珠粉在秋天容易干燥,宫女们转用玉眷粉,而玉簪粉在冬天快尽时香味就不再持续了。宫女们喜欢用早晨结在荷叶上的露珠,与粉调合以饰面。上述制粉的方法先是在民间产生的,后来传入宫中。

胭脂又叫燕支,取自一种花,燕北民族称为燕支花,汉人称为红蓝花。

古人也考证出胭脂始创于纣,看来纣是中国美容界的鼻祖,纣以红蓝红汁凝作脂。女子在化妆时,先施白粉,然后将胭脂在手心调匀,搽在两颊,浓者叫做酒晕妆,淡者叫做桃花妆,如果先薄施胭脂,再涂上一层白粉罩上,叫做飞霞妆。

胭脂分作用来饰面和点唇的两种,搽在颊上的胭脂可以制成粉状,而点唇的胭脂一般为脂状,叫做口脂、唇脂。唐末点唇用的胭脂有许多品种,如燕脂晕品、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娇、万金红、圣檀心、露珠儿、内家园、天宫巧、洛儿殷、淡红心、猩猩晕、小朱龙、格双唐、媚花奴。

黛,是青黑色的颜料。黛的释义就是代,女子剃去自身的眉长,用颜料画上代眉。这种颜料,汉人一般都用书写绘画用的墨,加上麝香等香料,用毛笔画盾。西域人制作黛的方法比汉人多而且质量好,隋炀帝时,西域进贡螺子黛,宫中称为蛾子绿,宋时西域进献青雀头黛。

后妃宫女的面妆随时代变化产生了不少风尚。桃花妆、酒晕妆这种一般性的妆法历代皆有,而时尚妆法则有多种。

东汉曾盛行啼妆,唐宋均出现过泪妆,安史之乱前,唐宫女仿效杨贵妃,在两颊涂素粉而不施胭脂,号称泪妆。宋理宗宫中用眼角点粉作泪妆。

古代女子妆法的变化主要是在额和颊,改换颜色和花样以及改变眉毛的浓淡和眉型。

额黄妆盛行在南北朝和唐朝,用黄颜料画月形,宫中尚鸦黄和蜂黄。与此相似的是在眉心或脸部搽成弯月或圆月状,颜色多为黄色,或为红色、翠色。

唐代出现了梅花妆,传说起自于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寿阳公主曾卧于含章殿檐下,一朵梅花飘落在她额上,印出五瓣花形,几天洗不下去,皇后发现公主额上的梅花印十分美观,让她留住。唐代宫中梅花妆的盛行,是由上官昭容(婉儿)再次掀起的,上官婉儿广闻博识,聪慧玲俐,应是她发掘了前代的梅花妆而倡行于唐宫。用金银锡箔制成梅花图案,贴在眉心,这种妆法延至宋代。

三国时期,出现了类似于今人涂饰两颊的妆法。曹、吴宫中盛行这种妆法均始于意外事故。某晚,魏文帝曹丕在灯下诵诗,殿中摆放着水晶七尺屏风,薛灵云初入宫不熟悉各种物品,走过来时面颊触在屏风边上,但伤得不重,面颊渗出的血如晓霞将散,益添妩媚,曹丕从灯下望去,觉得她比刚见面时更加迷人。宫女们很快模仿起薛灵云的伤妆,用胭脂涂颊,号称晓霞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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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帝孙权的儿子孙和宠爱邓氏,孙和在月下舞水晶如意,误伤了邓氏,颊上流的血沾湿了裙裤,孙和急召太医诊治。太医用白獭髓杂以玉屑做成药膏涂在伤口上,伤好后,留下了斑斑赤点,孙和端详邓氏,认为更增美艳。从此孙和的姬妾们竞相用丹脂点颊。

佛妆在北方民族建立的宫廷中盛行,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也与寒冷地区的气候有关。燕地女子冬天用黄色的枯萎叶做浆涂面以防风吹,称之为佛妆。佛妆即是整个面部涂成黄色,以拟金色佛面,在辽代宫廷最盛。南唐中主李璟的女儿李芳仪被虏入辽宫,“也爱涂黄学佛妆”,似乎是出于她的自愿。

佛妆颜料的做法,这首宫词作了介绍:

夏至年年进粉囊,时新花样尽涂黄。

中官领得牛鱼鳔,散入诸宫作佛妆。

明清两代宫中的面饰,未见掀起新的时尚。

在面部化妆中,变化最多最微妙的应是眉样。后妃宫女们画眉时,不再考虑自身的眉样,而是按照时尚和自己的喜好去画。宫中实行最久的是八字眉,眉尖高而眉梢低。八字眉有长与短、粗与细之分,从古代画像上看,盛唐时宫中实行较短而粗的八字眉。各种眉中八字眉最能影响面部神情,显示出娇弱、哀怜之态,而唐代丰满的宫女面上的短粗八字眉则掬出几分憨态。

其次蛾眉也流行较广,蛾眉较粗且长,画上后面部很有神采。远山眉则较为柔漫,眉细而淡,中间弯曲,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喜画远山黛,十分妩媚。

六、宫禁时装
讲究美丽的古代中国女子的服饰较男子服饰随意而自由多变,服饰也同发型、面妆一样,随时代形成各种风尚。

汉魏以前,宫中的服装时尚未有足够的资料说明,南朝出现了宽袖热,直至隋唐,宽衣长袖仍是后妃宫女及贵族女子喜好的式样。但窄袖衣在北朝宫中流行,也影响到了隋唐,并且在唐初至盛唐时期超过了对宽袖的好尚。

窄袖衣在南朝是讲求节俭的皇帝所提倡的,但在隋唐盛行并不是为了节俭。窄袖衫是胡服中男装的式样,唐开元天宝年间,宫女穿男装成为时尚。

当地宫女竞相骑马游乐,便于骑马的胡服被宫女们所喜爱。盛唐时期,整个社会充满豪爽之气,宫女们既好红装又好戎装,她们身穿男式的圆领袍衫、窄袖,有的还裹幞头,足登软靴,颇觉自得。

在盛唐之前,宫女骑马出外穿的是幂,幂是一种全身障蔽的衣服,宫人骑马身穿幂在隋以前的北朝就出现过。唐初,宫女骑马还是这身装束,以防被路人窥视。到武则天时,幂不再盛行,而代之以帷帽,帷帽状似雨笠,帽檐下黑网至颈,以遮挡面目。到玄宗时,宫女改戴胡帽或者幞头或不戴帽子,“靓妆露面,无复障蔽”。身上着的是窄袖圆领的男装。

安史之乱打击了唐宫胡服的盛行,此后,后妃宫女们抛却了窄袖袍衫,归入爱好宽衣大袖之列。

秦以前的女服是衣裳相连。秦始皇令作女式短衫。到唐朝,宫女的服装结构一般是上身衫襦,下身长裙。盛唐时期,由于观念的开化,宫女们穿上了开到半胸的窄袖或宽袖短衫。宫女的裙子种类繁多,隋至唐初的裙装尚窄,到盛唐时裙式愈加宽大,裙上折裥密布,飘动感加强。裙的颜色多为红、黄、绿鲜艳的原色,杨贵妃喜服黄裙。武则天的女儿安乐公主拥有两件百鸟裙,为旷世珍品。百鸟裙是由负责备办宫中衣物的机构尚方制作的,采百鸟毛织成。此裙的颜色令人眼花缭乱,不知其本色,从正面看是一种颜色,从旁看是另一种,在阳光下呈一种颜色,在阴影中又是另一种,裙上闪烁着百鸟图案,神奇而不可思议。

这种百鸟裙再好看也不可能普及,而隋宫中炀帝设计的花笼裙可供宫女们享受。花笼裙是用丝织成的薄而透明的裙子,上面加绣花鸟图案。

唐代后妃宫女喜欢肩搭披帛,披帛上绣着花卉。披帛及帔肩最早在秦代出现,秦始皇令宫女们披浅黄银泥飞云帔。唐代民女未出嫁时用披帛,出嫁后则用帔肩。唐玄宗开元年间,诏令二十七世妇及宝林、御女、良人等在随侍和参加后廷宴会时,披有图案的披帛。宫女们在端午节要披较为华丽的披帛,称为奉圣巾或续寿巾。

宋代,宫中服装以窄袖为主,但宽衣大袖仍被认为是豪华的标志,后妃礼服是宽衣大袖,礼服在礼仪活动中才被使用,日常则穿窄袖便装。宋代宫廷女子的时尚服装为两套式样,一套是上身为窄袖短衫襦,下身是拖地长裙。

上衣的领子在宋以前多为交领,右衽,宋时对襟式样普及,对襟领可以露出里面的中单(内衣),这种式样更得宫眷们的喜爱。裙装以多褶为美,多褶在唐宫中已经盛行。宋代裙子的褶更多而细密,称为千褶裙。裙子拖地数寸也是继承了唐风。宋理宗时,宫中时兴前后不缝合的拖地裙,名赶上裙。另一套时尚服装是窄袖长衫外套对襟背子,背子是由中单加长发展来的,中单在腋下缝合,下有交带,而背子在腋下不缝合,无带,长至脚面。

明宫规定,宫女的冠服沿用宋制,紫色,团领,窄袖,遍刺折枝小葵花,以金圈之,珠络缝金带红裙。其实明宫中有一件盛行的服装是从元宫中继承来的,即:比甲。比甲是由元世祖的皇帝创制的,无领无袖,后比前长,两侧开衩处各缀两个襻扣,设计比甲是为了便于骑马穿着,前胸后背得到保暖而臂肘活动自如。明宫中的比甲形似无袖的背子,比背子稍短,长至膝下。

后妃宫女的常服就是宽袖衫外着比甲。

霞帔是皇后、嫔妃的常服,大衫霞帔即衫与霞帔的配套服装,衫为黄色,霞帔深青,上织金云霞龙文,或绣或铺翠图金,饰以珠玉坠子,龙文为凸出状。

明宫后妃宫女喜欢穿自己设计制作的新装,而且层出不穷。熹宗的张皇后心灵手巧,她用白绫配新桑色绫,制成鹤氅式新衣,称为霓裳羽衣。崇祯时,宫女们竞效周皇后,以穿素白色的纱衫为美,用半透明的白纱衫衬出里面的红袙腹,以增媚力。明末宫女十分喜欢穿海天霞色的衫子,似白而微红,雅中微艳,连爱美的宦官也穿上了这色衫子。明代宫女通常用纸做护领,一日一换,这种纸应是宣纸,由江西玉山县贡进。未知纸护领是谁发明的,用纸做护领盛行于明宫,其它朝代未见记载,所以纸领应该是明代宫女的新创,不过,纸衣在唐代曾出现过,唐代宗大历年间兵乱之时,“自赤水至潼关二百里间,畜产财物殆尽,官吏至有著纸衣或数日不食者。”可见当时服纸衣是救急之法,出于无奈,因此纸衣日后并没有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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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皇家起居器用
皇帝在宫内过着室居生活,生活中需用的器具品种一般民间也有,而表明皇帝身份的玺、印、绶及出外的大驾卤簿又不属于皇帝宫内日常生活的器具。然而,除了力行节俭的皇帝使用的一些器具较为朴素外,帝王们决不会使用与民间相同质料的器具。今人可以在现存的明清紫禁城的宫殿内及珍宝馆看到有关实物。

帐最初形如覆斗,施于床上,其形制似于今人的蚊帐。但后来的帐并不都是覆斗形。帐的四周用流苏为饰,一般春秋和冬季用夹帐,有里外两层,夏天用单纱罗帐。皇帝使用什么样的帐,凭其奢俭程度,自然大部分皇帝是好奢。在这方面最为俭朴的皇帝是汉孝文帝。《汉书》中说文帝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又有一说是文帝厌恶纨素的瑟瑟声,竟用装大臣上书的囊做帐,把几个囊拆开,连接成帐。如果皇帝用青布作帐,那就是向汉文帝看齐了,但这很难做到。

皇帝的各种奢侈的宝帐,在史书中记载得更多,较之汉文帝的囊有天壤之别。汉武帝曾用琉璃、珠玉做帐,珠玉在月夜下闪光,帐上还缀以各种天下珍宝,武帝将这座宝帐供给神仙居住,以示虔诚,自己在一旁用次之的乙帐。汉武帝还有玳瑁帐,在帐的四周嵌满玳瑁,与之相媲美的应是唐代同昌公主的珠帐,全部用珍珠连缀为帐。十六国中的后赵皇帝石虎,冬天用明光锦做帐,里层复帐用白缣为之,帐的四角安装纯金银铸刻的装饰物,帐顶是一朵灿烂的黄金制成的莲花。隋炀帝在扬州建造的迷楼,楼上设四宝帐,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归,三曰夜酣香,四曰迎秋月,各缀以宝物。唐玄宗时,用翠羽帐供皇后使用,王皇后被废,王译为之作《翠羽帐赋》。

幄一种大帐,为四方形,《周礼》说幄四合象宫室。帐一般施于床上,幄则施于地上,幄的四周叫做帷。

帷幕、幔、帏与帐的形制大体相同。

屏风屏风首先用来挡风,一般摆在座位后面,屏风又称扆,取依倚之意,《礼记》中说天子当扆而立。

屏风高八尺,除了挡风以外,作用很多,堂中议事,屏风后面可设旁听者,不为人知。如汉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新寡,想再嫁宋弘,光武乃召宋弘议事,让湖阳公主躲在屏风后面,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屏风上可雕可画也可书写文字,贪于淫逸的汉成帝命人在屏风上画纣与妲己的猥亵状,汉光武帝殿内的屏风上绘着美女图,宋弘一次和光武帝议事时,发现皇帝不时望一眼屏风上的美女,宋弘正色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光武帝从善如流,立即令人将屏风撤去。唐太宗将地方官的姓名列于屏风之上,朝夕斟酌如何用人,后来又将魏征的“十渐疏”抄录于屏风之上,唐太宗的这种做法被子孙承袭,唐德宗命人在麟德殿的屏风上绘汉魏君臣,列其善言美事,唐代宗也将前代君臣事迹写于六个屏风上,宣宗则将《贞观政要》书于屏风上,经常神色庄重地拱手读屏风。不过,屏风更多的是装饰性的绘画、雕刻。

许多用珍贵材料制做的屏风被载入史册。汉武帝用白琉璃制作的屏风,光照洞彻。又有记载说,汉武帝造神明台,摆设着用玉片缀为龟甲的屏风。

吴国孙亮用琉璃制做的屏风,镂刻着瑞应图一百二十种。汉代多用云母、火齐制成珍贵的屏风,云母是一种矿物,可剖为片,薄者透明,火齐与云母相似,也是一种矿物,色黄赤似金。翡翠是一种珍玉,制作屏风则用料可观。

唐玄宗曾赐给杨贵妃两件珍贵的屏风,一为水晶屏风,杨贵妃转赠给其兄杨国忠;另一屏风名虹蜺,雕刻着前代美人,美人的衣服和器玩都是用重宝星星点点嵌成的。这件屏风本是隋文帝赐给义成公主的,义成公主后来成为匈奴王的阏氏,隋炀帝的萧皇后在炀帝死后,辗转投奔了义成公主,贞观初年,萧皇后回归长安,也带回了这件屏风。

帘为户帏,也起障蔽的作用。在帝王宫中,金玉珠玑也被用来做帘。汉武帝为招致仙人,用白珠为帘,又制成翠羽麟毫帘,汉成帝宠妃赵合德所住的昭阳殿,户设珠帘,风来则发出细碎的鸣响。

床床的释义为装,用以装载人。床对于古人,夜间则卧,白天则坐。当东晋元帝司马睿即位时,要辅臣王导与他一同坐在御床上接见大臣,王导坚决辞谢。北魏人魏收在室外读书,坐在板床上,几年后床板被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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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御床一般用柏木做成,也有用金属制成的。唐代内廷事务官尚舍负责掌管殿庭供设包括床,床有金铜行床。床栏用珍奇点缀。隋炀帝有五方香床,缀金玉珠翠。唐玄宗时,西域波斯进献玛瑙床,夏天皇帝如果怕热,可以用石床。南朝宋武帝刘裕曾患体热,有人献石床,刘裕没有用而是把石床打碎了,以防臣下为了献媚而劳民伤财。

榻榻的形状是长狭而单,离地较近。宋太祖赵匡胤准备伐江南时,江南国主(南唐)派使求饶,宋太祖说:“江南主有何罪?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乎?!”宋太祖此话用的是比喻,实际上榻很窄,很难挤下两个人,如果两人挤在一榻上睡,那么其中一个人肯定睡不好。皇帝的榻一般是用来坐的,或者临时性的躺下休息,但夜间不会睡在榻上,除非有繁重、紧急政务缠身。榻可以经常移动位置,也可以折起来放在一边。

簟簟是古人的床席。民间用的簟都为竹制,宫廷用的簟除了竹簟以外,还用珍奇的象牙等物制簟作为奢侈品,汉武帝曾以象牙簟赐李夫人,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所住的昭阳殿中也有白象牙簟。晋代太子纳妃的聘礼中有乌韬赤花双文簟。

梁简文帝萧纲作了一篇答谢定襄侯赠卧簟的诗文:“筠簟多品,筱荡杂名,校色比奇,独此为贵。自含苍紫,似久暴于柯亭,乍舒黝素,若屡沾于湖水,三伏余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馆,高卧此牎。”描述了用了宝囊侯的卧簟如何惬意。

席也是竹制的。古人席地而坐,就是以席为地,坐在席上,孔子曾说:“席不正不坐。”汉时皇帝也经常坐在席上,汉文帝和贾谊谈话时,两人都是席地盘坐,汉文帝凑近一点听,就把席子向前挪动,再坐。唐宋以后,椅子通用,皇帝便很少坐在席上了,席多做铺床之用。

帝王后妃所用的席子中,恐怕只有汉文帝的莞蒲席最为廉价了。皇帝的席子至少有文饰和丝缎镶边。战国时燕昭王的席,编(或绘)成云雾麟凤图案,席上杂错宝饰,散荃芜香。汉代赵合德就有三种绝世之席,一为回风席,一为椰叶席,一为绿熊席。绿熊席毛长二尺余,人睡在其中,拥毛自蔽,望之只见绿毛不见人,坐时,毛长没膝,席上熏香,坐此席后,沾上的香气竟百日不歇。

褥古人的褥铺在床上的为承床褥,垫在座下的为独坐褥。

皇帝的褥子一般用丝中棉为里,外裹绸缎,加缘饰,魏武帝曹操讲求节俭,褥子只用来取暖,不加缘饰。宋代曾规定,大礼时御座的褥子金裹、装钉、施珠,宋高宗认为事天以诚为主,不必用珠子饰褥。金缕褥和裘皮褥属于较奢侈用品。张易之因受宠于武则天,其母也分享富贵,张易之为母亲求得了牙席、犀簟、鼲貂之褥。

《世说新语》中说,晋孝武帝十三四岁时习性古怪,冬日白天只穿一层单衣,而夜晚叠数层厚褥睡觉。谢安劝道:“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热,恐非摄养之术。”孝武帝却说:“夜静宜温。”谢公出门摇头叹气。

枕中国古代民间很早就用杨花、柳絮或其它松软物质作枕。曹魏宫中皇帝用漆画韦枕,韦是熟牛皮,作为枕的外层。晋代皇太子纳妃聘礼有龙头髻枕,是指枕的外形,不知内层用的什么材料。从史书上看,古代财富拥有者们包括皇家爱用宝物作枕,而宝物们如琥珀、玛瑙都是硬物,不知如何消受。

古诗曰“睡爱珊瑚枕上凹”,做成凹形大概可以解决后脑不舒服问题。南朝宋武帝刘裕北征时,有人献琥珀枕,光色堪丽,刘裕听说琥珀可疗治金疮,便将琥珀枕粉碎,分给将士们。古代曾出现过水晶枕,夏天用时非常凉爽,水晶应是水银,有首咏水晶枕的诗“千年积雪万年水,掌上初擎力不胜。南国旧知何处得,北方寒气此中凝。黄昏转烛萤飞沼,白日搴帘水在簪。蕲簟蟓琴相对好,裁诗乞与涤烦襟”。唐代皇帝曾用水玉腰带祛暑,不知水晶枕是否在御用之列。不过传说玄宗年间龟兹进贡了一样奇特的枕,色如玛瑙,温润如玉,枕之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玄宗将此枕命名为游仙枕。

古人认为磁石可以明目,皇宫中常用磁石制成盆枕,据说此枕可使人年老而眼不昏花。梁元帝时,太子献上宝枕,元帝作谢辞“泰山之药,既使延龄;长生之枕,能令益寿。黄金可化,岂直刘向之书;阳燧含火,方得葛洪之说。况复重安玳瑁,独胜瑰材,方松非匹,称榴未拟”。

被《论语》中说“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寝衣指的就是被。衾,则是大被。皇家用的被一般为锦被,有彩、丈、绣并饰以珍宝,但也有普通的被子,宋真宗北巡时,闻某臣病重,赐衾褥令其先归,真宗赐衾褥时说:“此朕常御者,虽故暗,亦足御道涂之寒。”可知宋真宗的这套被子质地很普通。

某些皇帝为表明自己尚俭,常将宝物损弃,例如陈宣帝便将豫州进献的罗纹锦被当众烧掉。至少在汉代,鸳鸯就已成为被上的图案,赵合德曾赠给姐姐赵飞燕一件鸳鸯被。五代十图中的后蜀皇帝孟昶有鸳衾,形制特殊,这件锦被宽有三幅,用一梭织成,被头有三,中间的圆扣于颔下如同衣服的圆领样,两侧的叠在颈后。孟昶聪悟明敏,这条鸳衾应是他自己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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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皇家日常用具
杖皇帝手中经常持杖,以帮助行走。并非年老的皇帝需要这样做。皇帝使用的杖,杖首为龙头状。皇帝也常将御用的手杖赐给亲信大臣。汉武帝有玉箱杖,魏武帝曹操有银角杖。宋徽宗初即位时,接受了江公望的谏言,将内苑畜养的珍禽奇兽驱遣走,其中有一只白鹇眷恋此地,徽宗以拄杖挥之,仍未能赶走。后来徽宗将江公望的谏言刻于杖首。

扇最早的帝王用扇应是舜的五明扇,舜为了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乃作五明扇。宫廷所用的扇为竹、羽、毛、绢制成。西汉皇帝夏用羽扇,冬用缯扇,不过冬天的扇实在是摆设。竹扇在晋代曾是太子纳妃的聘礼,隋唐以后竹扇则不多见。羽毛制成的扇为皇帝经常使用之扇。梁简文帝赋白羽扇诗曰“可怜白羽扇,却暑复来氛。终无顾庶子,谁为一挥军?”。唐以后用绢、绫、纨制扇较流行,唐太宗曾多次在扇上题字、作诗赐给臣下。

后妃宫女经常使用的扇子叫团扇,又称合欢扇,扇圆如满月,用纱或帛制成。团扇的形状、颜色以及上绣的花鸟蝴蝶十分惹人喜爱,夏季宫女们手中离不开团扇。汉成帝的班婕妤最先将团扇入诗,用团扇比喻自己由受宠到遭冷落的过程:“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后,团扇成为多愁善感的文人们抒发伤情的重要题材。

明永乐年间,朝鲜进赠明宫折扇,明成祖见此扇折、展十分方便,甚喜,称之为撒扇,命工匠仿制。折扇时兴以后,团扇不再独领风骚。清代宫中喜用的是丰润、杭州生产的折扇,做工精细,图画也很优雅,扇骨六十根至一百二十根不等,清末宫中摆上了欧洲的电气扇,然而并没有捐弃传统扇子。

宫眷们更喜欢随手的传统扇子,一般初夏用折扇,仲夏用芭蕉扇,盛夏用雕翎扇,雕翎以叶越少价值越高。宫词有“丰润杭州便面娇,内官舒卷嫩凉招。殿头电气虽清暑,适手终输五叶雕”。

如意如意作为搔痒用品不知起于何时,如意的梵语为阿那律。南北朝时期如意在中原成为士大夫们不离手的东西。如意的形状是长柄,柄端呈手指形或心字形。王恺和石崇斗富时,石崇以铁如意击碎了王恺的珊瑚树。梁武帝持有金如意和犀如意,有次附马殷钧被永兴公主欺侮,梁武帝把公主召来,用犀如意打在她的背部,如意立即打碎,武帝犹未解气。梁武帝的犀如意如此不结实,应是犀镂竹节如意,柄是用竹节做成的。唐代有能够辟暑的犀如意,不知如何制成,唐文宗曾赐给李训此物。唐玄宗有次背部奇痒,罗公远折了根竹枝权当玉如意供玄宗急用,而金刚三藏却从袖中取出七金如意献上。

用珍奇物品制作的如意也是一种玩物,早在三国时,东吴的孙和就持水晶如意在月下挥舞,如同舞剑。到了清代,如意更成了珍贵的礼物和吉祥物,制作也更加精巧,其端多呈芝形或云形。手巾、香囊古人常将手巾带在身上,以备试手用,帝、后、宫女也是如此。《英雄记》中说“尊者前宜各具一手巾,不宜借人巾用。”西汉时外戚王莽斥出王闳,王闳到王太后前面哭泣,太后掏出手巾为其拭泪。孙权也曾用手巾为人拭泪。

香囊内中置香料,后妃们常将香囊别在腰上,携带一身香气。香炉梁孝元帝曾作《香炉铭》:“苏合氤氲,非烟若云。时浓更薄,乍聚还分。火微难尽,风长易闻。孰云道力,慈悲所熏。”古代宫廷中的香炉主要用来熏衣服,也是一种欣赏物。早期的香炉象征海中博山,以蒸气飘香,水雾象征海之四环。后来香炉用以焚香。皇宫中的香炉都用贵金属制成,曹魏宫中供皇帝用的是纯金香炉,贵人、公主用纯银香炉。明宫中的香炉以黄金为圆炉,大口细颈巨腹,三足饰以钑花,有盖为蹲龙形,两耳为飞凤。

香团,为被中香炉,冬日放在被中取暖,是由西汉长安巧匠丁缓发明的。

香团外层是金属镂空圆罩,内设机关三层,中部是烧灼的火球,火球可在内面转动。

暖手、辟寒古代宫中用有暖手的东西常见的是雄黄,雄黄是一种矿物,桔红色,半透明。宫中将雄黄磨成圆饼状,冬天暖手。明崇祯帝待下人很温和,某日无气极冷,宦官钱守俊在旁侍立,崇祯问他:“汝寒否?”对答:“寒。”崇祯将一块暖手赐给他,告诉钱:“合此于掌中以笼袖,则通体俱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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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宫中有一样奇异的暖杯,青色,有纹如乱丝,杯薄如纸,将酒注入杯中,便自然沸腾,冒出蒸气。皇帝命将暖杯视为珍品藏于内库。

汉武帝时,异域进贡一种辟寒香丹,冬天在殿内焚之,则暖气发散,室中升温,从外进来的人都要减衣。唐代交趾国进贡辟寒犀,放入金盘中,就暖气袭人。不过这些辟寒奇物并不常有也不常用,用火取暖则属常规。秦咸阳宫冬天用火盆、火炉取暖。到北魏时已有火地,在地面下烧火,通过烟火道传烟于室外。北京故宫有许多设置火地的宫殿,而坤宁宫则有火炕,连接锅台。壁衣,紧贴于墙上的厚布,也有一些防寒作用。故宫藏品中的明清手炉,呈长方体,长二十厘米,宽十二厘米,上有提手,炉中盛炭火散热。

唾壶皇帝使用的唾壶也是用贵金属制成的,金、银唾壶较常见。如曹魏宫中皇帝规定用纯金唾壶,贵人用纯银唾壶,其他朝代大多如此。如果皇帝讲求节俭,则用金粉涂饰的唾壶。汉魏时,由侍中掌管皇帝的唾壶,晋孝武帝时儒臣孔安国为侍中,在孝武帝身边持唾壶奉御,而朝廷之士和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很荣耀。其实历史上这项工作大多是由宦官担当的。

澡盆中国古代皇室及民间的浴具都是盆,而没有淋浴。盆的材料和制作当然不同,民间中上人家用铜盆,宫廷中常用金、银盆。澡盆又称澡盘,盛洗澡水的用具称为澡灌。晋代太子纳妃的聘礼中有两件澡灌。澡灌有提手,小口巨腹。古人用豆末与药物配制成洗粉,称为藻豆,可以令皮肤光润。

溺器溺器又称为虎子或伏虎。皇帝的虎子汉魏时由侍中执侍,后来改由宦官负责。皇帝的溺器随时为皇帝服务,外出时也随行。皇帝溺器也身价不凡,西汉的虎子用玉制成,五代后蜀皇帝孟昶的七宝溺器更是价值连城。而宋仁宗用漆器作虎子,难能俭朴。镜古人将铜磨制成镜,镜又称为鉴。皇帝日常用的镜子边长一尺余,镜框杂饰以金。后妃们则有稍大些的穿衣镜。唐玄宗曾对镜自怜,发现自己一天天消瘦,当时韩休在相位,对皇帝很不客气,有人趁机请玄宗贬斥韩休,玄宗说:“吾虽瘠天下肥矣。”这种褒奖真正难得。

魏宫中始出现带支架的镜台,供梳妆用。晋时已能够制造一人高的大镜,晋宫仁寿殿前摆着一张高五尺余,宽三尺二寸的大镜,清莹耀目。武则天建议高宗造镜殿,镜殿四壁皆树大镜,室内光线闪亮。大臣刘仁轨进殿奏事,见殿内坐着好几个同样的皇帝,吃惊不小,于是进谏:“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适四座有数天子不祥。”高宗命将四大镜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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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皇室御厨
古代君主的膳食及其烹饪从来就是一件不可苟且的事。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中国宫廷把吃饭搞得那样大张旗鼓,有众多苛繁的讲求。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古代,如果全国的百姓都有饭吃就是太平盛世了。最基础的事务也就是最重要的事物,所以帝王们不能不讲究饮食。“王者食所以有乐何?

食天下之太平富积之饶也。”如果天下饥荒,饿殍满路,帝王就应当有撤馔之举,以显示与天下同心、体谅民情。

先秦时,君主的厨师已经列为职官。宰,原本是君主的厨师,后来才成为最重要的辅臣,例如伊尹就是商汤的宰,司马迁说,伊尹扛着鼎,端着俎,用美味令商汤心悦,然后向汤传述王道。从伊尹与商汤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伊尹确实是一位高明的厨师,他对汤说:“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风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之材,九沸九变。火之为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热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灭,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

自从宰不再在御厨中操作以后,御厨中的首领就是膳夫了,还有庖人、食医、内饔、外饔、笾人、酒正、醢人等分工合作。秦汉时御厨的首领叫做大官令,下有大官丞、胞人长、丞、大官献食丞、汤官令、丞。

从北齐开始,负责宫廷饮食的机构为光禄寺,沿至清代。隋唐又开辟了第二个御膳机构——殿中省尚食局。从此各代的膳食机构为两个,其一的光禄寺主要负责祭祀食品、宫廷朝会宴享和京官的膳食。唐代光禄寺下设太官署、珍馐署、良酝署、掌醢署(这种设置延至清代)。太官署除令、丞、府、史等负责人员外,供膳二千四百人,主膳十五人。负责皇帝日常膳食的殿中省尚食局,长官为奉御,督办御膳,保障遵守春肝、夏心、秋肺、冬肾的食禁,呈给皇帝的食物,由奉御先尝。此制延及宋辽。

明清的御膳由宦官机构主办。明代宦官十二监中的尚膳监是负责御膳造办的,而实际上御膳由司礼监掌印、秉笔、掌东厂者轮流按月率属造办,只是在崇祯年间一度由尚膳监负责,意在省事,然而崇祯十三年后仍回到以前的做法。尚膳监则办理宫眷和典礼上的食品。清代御膳由内务府下属的御茶膳房办理。御茶膳房设总管大臣,下设各局:荤局、素局、饭局、点心局、挂炉局。慈禧在位时,设西膳房,专为她做各类食品。

清代在制度上规定了帝、后及其以下各等级的饮食供御。每日供给皇帝的膳食原料有: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油一斤,羊二只,鸡五只,鸭三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共十九斤,大萝卜、水萝卜、胡萝卜共六十斤,包瓜、冬瓜各一斤,苤蓝、干闭蕹菜各五斤,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酱、清酱各三斤,醋二斤,牛乳一百斤,玉泉水十二罐,乳油一斤,茶叶七十五包(十五斤)。

皇后的膳食日用是:猪肉十六斤,羊肉一盘,鸡、鸭各一斤,新粳米一升八合,黄老米一升三合五勺,高丽江米一升五合,粳米粉一斤八两,白面七斤八两,麦子粉八两,宛豆三合,白糖一斤,盆糖四两,蜂蜜四两,核桃仁二两,松仁一钱,枸杞二两,晒干枣五两,猪油一斤,香油一斤六两,鸡蛋十个,面筋十二两,豆腐一斤八两,粉锅渣一斤,甜酱一斤六两,清酱一两,醋二两,鲜菜十五斤,茄子二十个,王瓜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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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美食和珍味
先秦时,古代宫廷就很讲求肉食,王的平日膳食多取用六牲,即:马、牛、羊、豕、犬、鸡。还总结了美味八珍,即用牛、羊、麋、鹿、麇、豕、狗等原料制成的淳熬、淳母、炮豕、捣珍、渍熬、糁肝、膋炮、牂盖。春秋战国时又将八珍衍化为:龙肝、凤髓、豹胎、鲤尾、鹗炙、猩唇、熊掌、酥酪蝉(羊脂)。不知龙肝风髓是由何物取代的,已知的明代宫廷大宴上的炰凤烹龙,是用雄雉代凤、白马代龙。不过这些珍奇不是帝王平日常能吃到的。

《周礼》中将王的膳食称为玉食,并不只是形容。古人认为玉是阳精之纯者,食玉可以御水气。所以玉还有食用一途。不过玉实在太珍贵了,也谈不上味美,把玉屑配成食物摆上膳桌的事很难出现。把玉粒含在死者口中则是丧礼中的一项。

传说黄帝发明了蒸谷为饭,此后,饭成为贵贱均受用的主食。《礼记》中说,武王陪父亲文王进餐时,为表示孝敬,文王吃完一碗添饭,武王也同样再添饭,不使父亲感到吃得比儿子多。古人赞颂周公求贤时,常说周公一饭三吐哺,可见当时饭便是日常主食。

在未用麦磨面时,麦是用来蒸食的。麦饭是民间常用食物,对于君主来说,食麦饭则意味着俭朴,有时匆忙或不得已只能用麦饭充饥。东汉光武帝一次外出遇大雨,冯异侍从光武帝,把车驾引至路旁空舍前,君臣躲进空舍,烧灶烤干衣服,冯异煮好麦饭,端来请光武帝食用。

王充生活在汉代,在《论衡》中讲到当时粟饭的做法,粟是小米,“春于臼,簸去糠,蒸于釜甑,举之以火,成熟为饭,乃甘可食也。”其实粟饭在春秋战国时已成为粗饭。梁是上等的谷子,膏梁是指肥肉加梁米饭,为富贵人家的膳食,那么宫廷中自然多用梁加工为饭。古人将麦以外的脱粒后的谷物都称为米,“粲”和“精”指的是上等米。糯米早就出现,但并不普及。

自宋代引入占城稻以后,粳米成为人们的主食,尤其在南方,宫廷也不例外。

“为稻粱谋”一语出现在唐以后,指的是谋一份不错的饮食(生计),可知稻、粱为较好的食物。到明清,稻米成为细粮中唯一的米类,小米、高粱已没有资格进入御厨,清代康熙皇帝还潜心研究稻种,培植了优良品种的稻米,在全国推广,在京西用玉泉山水灌溉的优质稻,为宫廷专用。清末宫廷用米除玉泉山米以外,还有紫、白、黄三色米,由河南产,因颜色奇特,受到两宫太后的欢迎。

大概从西汉开始,人们将麦磨成面,加水和成团、压扁,烤或蒸熟,叫做饼。馒头是由蒸饼发展过来的,面和米成为主食中的两类。在宫廷,主食应算是肉而非谷物。

经常出现在御食中的汤饼,是煮熟的面食。饼又是面食的通称。汉代汤官负责供应御膳中的饼类。魏文帝曹丕曾怀疑何晏面色是涂粉之故,为验证此事,文帝召何晏来,赐食汤饼,何晏脸上冒出汗,文帝用朱衣拭其面,面仍皎白。唐代御膳中有“银饼馅”,用乳酪和面、膏腴作馅,皇帝有时将此饼赐给大臣食用,品尝到这种饼的大臣觉得美味无比。

五代时后唐明宗命人按他的意思做饼,用碎肉与面揉在一起,做成臂状,用刀截成每只二寸厚,蒸熟食用,称为“同阿饼”。北周宫中有种莲花饼,内有十五层,每层夹一朵莲茶,共十五色,宫中将此饼称为“蕊押班”。北宋宫中御膳的饼类有鹭鹚饼、天喜饼、密云饼,外面还进贡龙团凤饼。也是一种饼,宋御食中有驰蹄、春分。

可知唐以后御膳用的饼越来越精细、考究,别出心裁,普通的饼在御膳中失去了地位,只是在刻意锻炼节俭风尚和困顿无奈时才食用。唐玄宗和太子之间曾在饼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则微妙的事情:一次,玄宗与太子共进餐,太子用刀切割熟羊肉,刃上沾满了油渍,太子用一张饼把刀擦干净。玄宗观察着太子的举动,见他用饼洁刀,面露不快之色;太子正不知怎样处理这张饼,象抹布一样仍掉当然痛快,发觉了父皇的脸色后,太子只好慢慢把饼送到嘴里。玄宗立即有了笑容,并说:“福当如是爱惜。”唐僖宗避战乱逃到蜀地的那段日子十分狼狈,粮食匮乏。到几乎断粮的那天早晨,有位宫女拿出方巾包着的半斤面,用村人进献的酒和面做饼,烙成后请皇帝进用。嫔妃捧着饼哭着请求道:“此消灾饼,官家若以社稷生灵为意,乞强进半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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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南北朝时,宫廷就已出现发面饼。南齐时曾用“面起饼”作祭品。

发面食品无疑也加入了御膳之列。宋代馒头的价值和美味被皇帝所承认,宋神宗视察太学时,对其伙食中的馒头十分满意,并说:“以此养士,则无愧矣。”御膳中也有子母馒头。

馄钝估计是由汤饼发展来的,宋御食中有五色馄饨。而饺子与馄钝做法相似,唐代已有水饺饵,又称为汤中牢丸或粉角。但未见唐宋皇帝如何赞赏它的美味。

一生向往先贤的孔子,从古书上得知周文王喜食菖蒲葅(用一种有香气的水草制成的酱),孔子也试图对菖蒲葅感兴趣,每日把菖蒲葅摆上食桌,缩着鼻子吃下去,三年以后才适应了,孔子是个讲求美食尤其喜好肉食的人,必知先贤的嗜物并不甚佳。

其实三代、秦汉乃至南北朝的宫廷膳食都远不能和后世相比。

魏晋南北朝有特殊的政治、社会格局,当时皇帝的膳食居然不如门阀贵族,皇帝经常对富臣的美食垂涎。晋武帝曾到王济宅中做客,王济之父王浑是晋朝大将,王济是名士兼附马。在王家,晋武帝发现这里的佳肴自己从未尝过,其中一样用琉璃器皿蒸熟的食物美味无比,武帝问王济此菜如何做法,王济答曰:“以人乳蒸之。”武帝脸上出现不平之色,未进完餐就起身离去了。宋文帝常到大臣谢弘微家求食,谢弘微是个理膳能手,文帝光临其家,谢弘微忙与家人在厨中烹制,呈上,文帝得以美餐一顿。南齐武帝向祠部尚书虞悰求扁米粣,虞悰献粣及杂肴数十(器具),太官御厨愧然不如。武帝亲自向虞悰求其饮食秘方,虞不肯献出。武帝某次醉酒,周身不适,虞悰仅拿出醒酒鲭鲊一方。武帝仍无怪罪之意。以贪吃肥胖著称的宋明帝,尤其好食逐夷,即用石首鱼、鲨鱼、鲻鱼的肠肚制成的酱,明帝将此物由银钵盛蜜浸渍,每餐吃上数钵。一次明帝对扬州刺史王景文说:“这是奇味,你有吗?”王景文答:“臣一直很喜欢吃,但家贫很难得到。”明帝听了十分得意,更加嗜好此物。由于贪吃,五脏难以负荷,胸闷腹胀,以至透不过气来,复又大量饮酒以助消化,最终困于饱食而死。

隋唐以后皇宫的膳食跃上了新的台阶,尚食局集中了全国一流的厨师,其手艺在朝廷外很难找到对手。皇帝便可享受天下至美的食品,南北朝的困境不再复现。

唐代的御食用装饰华贵的牙盘盛装,日常膳食每餐用九个牙盘装食味。

唐代尚食局的手艺被人们传为佳话。中书省的冯给事曾帮过新提升的尚食令的一点忙,尚食令提出要去冯家献点薄艺。这位尚食令是位造子(薄饼)手,他在冯家厨房操作,冯氏一家人在帘后观看。只见他极为利落地团面,旋即一张薄饼置入铛(三爪锅)中,将熟,又渡出入水中,良久,忽又投油铛中,取出抛在台盘上,饼仍旋转不止,冯给事一家人品尝,其昧脆美,不可名状。这不过是略施小技。制作珍味御膳要比这复杂得多,如“浑羊殁忽”的做法是:取鹅,去毛及五脏,内中置肉及糯米饭,五味调和。取羊一只,去毛及肠胃,置鹅于羊中,将口缝好,放在火上烧制。羊肉熟时,取出肚中之鹅食之。皇帝经常将这种美味赐给翰林学士。

唐玄宗曾设计了一种食样,用刚射来的鲜鹿(幼年的鹿),取血、剖肠,用鹿血加热煎鹿肠,趁热食之,叫做热洛河。玄宗还将此味赐给安禄山和哥舒翰。

唐敬宗时,内廷新出一种供暑食的清风饭。用水晶饭、龙睛粉、龙脑末、牛酪浆调和,放入金提缸,垂下冰池,待其冷透,供为御膳。就是一种凉粥,只是原料除牛酪浆外,令人难以确认为何物。

很多物质名称上古今不同,使人迷惑,古人给食物起的名称多很奇妙。

唐代皇帝的早膳有一种叫“玉尖面”,用“消熊栈鹿”为肉馅,就是今人的包子,玉尖面指的是馒头,熊之极肥者叫做“消”,鹿以倍料精养者叫做“栈”,所以这种包子的馅用的是熊和鹿肉,主要是肥肉。古人以肥肉为美味,“熊白”便是一项,取用熊背部的肥肉。

唐御膳中有很多食样,世人从未见过、尝过。御厨的绝艺也秘不外传,人们只能从皇帝恩赐的食样中管窥其豹。如唐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下嫁时,懿宗所赐的御馔中有灵消炙、红虬脯,颇为奇特。灵消炙是从一羊上取下的四两肉烤制成的,经酷暑而终不见F·B。虬脯大概是用牛或其它牲畜筋做成的,伫于盘中健如虬,红丝高一尺,按倒可再弹起来。没有人能看得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唐代御食中很多食品是制好后可以久存的熟肉,调料中有较多的盐和糖,经烧烤去掉大部水分,因此可以久存。炙的品种很多,其中有一样逍遥炙,不知用何种原料,逍遥炙用九龙食盛装,一定是炙中的佳品。其实炙这种熟肉制品先秦就已有之。

唐代皇帝为了广揽美食,制定了一项新规定,凡新升任的公卿大臣,都要向皇帝献食,称为“烧尾”。烧尾之意,意为新羊入群,多有不愿,必火烧其尾,才可窜入群中。烧尾本是士人新登第或升迁时的贺宴,被皇帝取用来,可见皇帝之贪婪饕餮。

韦巨源拜为尚书令后,大献烧尾,留下一本食帐,可供后人一睹当时饮食之盛。《清异录》中转载了其中奇异者,今再加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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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笼金乳酥”(饼但用独隔通笼,欲气隔)

“曼陀样夹饼”(公厅炉)

“巨胜奴”(酥蜜寒具〕“婆罗门轻高面”(笼蒸)

“贵妃红”(加味红酥)

“七返膏”(七卷作回花,恐是子)

“金铃炙”(酥揽印脂取真)

“御黄王母饭”(遍镂印,脂盖饭面,装杂味)

“通花软牛汤”(胎用羊膏髓)

“光明虾炙”(生虾则可用)

“生进二十四气馄饨”(凡形馅料各异,凡二十四种)

“生进鸭花汤饼”(厨典入内下汤)

“同心生结脯”(先结后风干)

“见风消”(油浴饼)

“金银夹花平截”(剔蟹细碎卷)

“火焰盏口”(上言花下言体)

“冷蟾儿羹”(冷蛤蜊)

“唐安”(斗花)

“水晶龙凤羔”(枣未蒸破见花乃进)

“双拌方破饼”(饼料花角)

“玉露团”(雕酥)

“汉宫棋”(钱能印花煮)

“长生粥”(进料)

“天花铧锣”(九练香)

“赐绯含香粽子”(密淋)

“甜雪”(密监太例面)

“八方寒食饼”(有木范)

“素蒸音声部”(面蒸象蓬茉仙人凡七十事)

“白龙臛”(治鳜肉)

“金粟平”(鱼子)

“凤凰胎”(杂治鱼白)

“羊皮花丝”(长及尺)

“逡巡酱”(鱼羊体)

“乳酿鱼”(完进)

“丁子香淋脍”(醋别)

“葱醋鸡”(入笼)

“吴兴连带酢”(不发缸)

“西江料”(蒸彘肩屑)

“红羊枝杖”(蹄上裁一羊得四事)

“升平炙”(治羊鹿舌拌三百数)

“八仙盘”(剔鹅作八副)

“雪婴儿”(治蛙豆英贴)

“仙人脔”(乳沦鸡)

“小天酥”(鹿鸡糁拌)

“分装蒸腊熊”(存白)

“卯羹”(纯兔)

“青凉臛碎”(封狸肉夹脂)

“筯头春”(炙活鹑子)

“暖寒花酿驴蒸”(耿烂)

“火犊炙”(尽火力)

“五生盘”(羊兔牛熊鹿并细治)

“格食”(羊肉肠脏缠豆英各别)

“过门香”(薄治群物沸治烹)

“缠花云梦肉”(卷镇)

“红罗钉”(膋血)

“遍地锦装鳖”(羊脂鸭卵脂副)

“汤浴绣丸”(肉糜治,隐卵花)

“蕃体间镂宝相肝”(盘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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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宫廷美酒
中国古人用粮食酿酒开始于传说时代。葡萄酒则产自西域。古人在造酒时,根据其浓、淡、浊、清与酿制方法,为酒取了很多以西为字旁的名字。

古人称酒为天之美禄,显示出对酒的重视和喜爱。《周礼》中规定,国家设酒府,以酒正为长官,负责按日、月、年统计朝廷饮酒之事,酒人、酒才负责造酒、品其厚薄并将酒提供给君主的宴席。

汉武帝宫中有九丹金液、紫红华英、太清红云之浆,浆属于淡酒。兰生酒是汉宫中的名酒,百末旨酒是采百草花末杂于酒中,旨,美也。马酒即是马乳,马乳也有酒的味道,多饮也会醉。汉时西域大宛国用葡萄造的酒,被带入中原,深受帝王们的喜爱,视为珍品。汉武帝就以葡萄酒迎接西王母的降临。魏文帝曹丕曾对群臣说:“葡萄酿以为酒,过之流涎咽唾,况亲饮之?”

葡萄酒较之中原的米酒,味道甘甜还容易使人醉,所以曹丕又说“葡萄酿以为酒,甘于曲米,善醉。”

南北朝时,有蒲桃酒、千里酒、桑落酒、缥醪酒、河东酒、菊花酒。其中桑落酒和菊花酒是用桑叶和菊花加进酒浆中酿制的,或说桑落酒是桑叶落时取井水酿成的。缥醪酒则是精酿酒。

唐人喜欢用“春”字为酒取名,当时有富水春、若下春、土窟春、石冻春、松醪春、竹叶春、梨花春、罗浮春、瓮头春、曲米春、抛青春。绍兴造的酒名蓬莱春酒。

魏征有造酒的手艺,他所造的酒有醽醁、翠涛两种最为珍奇,将上述酒置于罐中贮藏,十年不会腐坏。唐太宗非常欣赏魏征的酒,题了一首诗赐给魏征:“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玉薤是隋炀帝时宫中的名酒。唐太宗的诗作得不甚有韵味,但说明了唐人的造酒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以往的米酒,酒精含量不高,一般是现酿现饮,不易长久贮存,魏征造的酒显然是酒精含量高,容易醉人且能贮存长久。葡萄(亦写做蒲桃〕酒也较中原的米酒贮存时间长,有较高的酒精含量和甜度。西域人造葡萄酒始终是拿手的,五代时,于阗能用葡萄造出紫酒、青酒,其味尤美,大概就是红、白葡萄酒。

光禄寺下设良酝署,隋唐至明清一贯,良酝署负责酿造和供应祭祀用的酒以及进贡宫廷饮宴用的酒,进贡宫廷的有酴醾、桑落等酒。

唐宪宗时,李化酿制了一种酒,名叫换骨醪,不知用何法,宪宗将此酒视为上品,当晋国公平淮西之乱后回京时,宪宗将贮于金瓶上盖黄帊的换骨醪二斗,赐给晋国公。唐宪宗对仙术很是好奇,同时也喜欢奇异的酒,其宫中有乌戈山离国进献的龙膏酒,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

南唐时又有龙脑浆,为高级补品,南唐元宗李璟试图用酒调制龙脑浆,然后饮用,这时异人耿先生说:“未为佳也。”于是他用更高明的办法,制成了香气馥烈的龙脑酒。

北宋宫中有珍奇名酒鹿胎酒,皇帝在内廷饮宴时常饮此酒,某次宰相韩琦承恩到御榻前,接受了仁宗为他酌的一大杯鹿胎酒。

南宋宫中名酒有蔷薇落,皇帝常将另一种酒——流香酒,赐给大臣。

元代皇帝在宴席上常饮琼华汁、玉团春等酒。“沉沉宫宴醉流霞”,流霞也是一种名酒。宫中还有枸杞酒,即用枸杞泡在酒中,枸杞酒被视为补酒,元仁宗曾将此酒赐给大臣察罕,说:“以益卿寿。”

明代宫中用酒不再由光禄寺提供,而是由宦官机构御酒房酿造。御酒房所造的酒有荷花蕊、寒潭香、秋露白、竹叶青、金茎露、太禧白。崇祯帝喜欢金茎露、太禧白,称这两种酒为长春露、长春白。魏忠贤把持内廷时,常在宫外造酒,然后通过御茶房进献于皇帝,酒的名目很多,有金盘露、荷花蕊、佛手汤、君子汤、琼酥、天乳等。宫词中说:“但看御酒供来旨,录得嘉名百十余。”

清代中国的造酒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至今许多声名遐迩的名酒均创于清代。但是清宫中却有康熙皇帝的酒戒,康熙的御制诗刻于元朝遗留下来的黑玉酒瓮上。所以皇帝的膳桌上按规定不许摆放酒具。康熙律己甚严,能够做到终生放弃饮酒之乐,但他的子孙对于饮酒的戒令并未认真执行,不过终清一代确实不曾有嗜酒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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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在位时,大臣张照曾献松苓酒方,乾隆命人按此方制酒,在山中觅古松,深挖至树根,将酒瓮开盖,埋在树根之下,使松根中的液体渐渐被酒吸入。一年以后挖出,酒色如琥珀,松苓酒便制成。乾隆皇帝经常有节制地饮用此酒,清人说,乾隆寿跻九旬,康庄日健,有松苓酒的作用。

光禄寺下属的良酝署为正式的酿酒部门,每年春秋两季取京西玉泉水酿酒。用糯米加豆、麦曲、花椒、酵母、箬竹叶、芝麻制成的玉泉旨酒,是皇帝日常的御用酒。乾隆皇帝每晚饮二两玉泉酒。嘉庆皇帝的酒量比其父要大,每天饮六、七两酒为常事,遇节庆或兴致高时,可饮十四、五两。较之历代豪饮的皇帝,嘉庆不能算为嗜酒。

古代风俗于正月一日饮屠苏酒,以驱除瘟疫。端午节则饮雄黄酒,以驱除蛇虺等毒物。清宫例于节前造上述酒。清宫屠苏酒,是将大黄、桔梗、白术、肉桂、乌头、菝葜研为细末,裹于布中密封好,在腊月三十日中午悬入井内,距水面三尺,正月初一日子夜取出。将上述物品与木瓜酒、水糖面按剂量一同煎熬,经四、五开,制成屠苏酒。雄黄酒则是将雄黄调入玉泉酒或太平春酒中制成。菊花白酒、莲花白酒是清末宫中两大名酒,由于受到慈禧太后的喜爱而身价倍增。莲花白酒用昆明湖产的莲花配酒酿成,菊花白酒用滋补药材入酒中浸泡,酿成。

清末宫中的宴席上,出现了香槟等洋酒,香槟酒“气香烈,开时不慎,则酒气上冲,淋濡满地,而瓶无余滴矣。先以小锥锥瓶,以泄气。”洋酒的这种特点与国酒大不相同,用小锥凿瓶盖的做出气孔,颇有些滑稽,显示了宫眷们好奇、喜爱之心和洋酒的魅力。

十四、皇家酒宴
晋代文人江统在《酒浩》中说“历代悠远,经史弥长,上自三皇,下逮五帝,虽曰圣贤,亦咸斯尝。”意即帝王和圣贤早就与酒有缘份。嗜酒的诗人皇帝曹丕则挥笔写道:“盖闻千钟百觚,尧舜之饮也;惟酒无量,仲尼之饮也;姬旦酒肴不撤,故能制礼作乐;汉高祖婆娑巨醉,故能暂蛇鞠旅”。

这是说帝王与圣贤对于酒有大量的需要,有多大的气魄就有多大的酒量,酒能够帮助帝王和圣贤缔造大业。其实,这不过是曹丕在赞颂饮酒之行时的一种联想,完全是侍人语言。酒虽然能带给人豪气,但圣贤之君和圣贤之臣多把酒视为不祥之物。当仪狄造酒,献给禹品尝时,禹饮了一口,觉得甘美、心脾舒畅,但马上警觉,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从此疏远了仪狄。

酒是其它物品所不能替代的享受物,酒带给人的畅快简直难以言表。唐穆宗是嗜酒贪杯的皇帝之一,夏初,樱桃盛开,穆宗在临芳殿赏樱桃。美人在侧,酒杯在手,连饮三杯西凉葡萄酒,穆宗对左右的人道出感觉:“饮此顿觉四体融恬,风味如仙,真太平君子也。”

以建立大功业为己任的君主,对于酒很是谨慎。勾践卧薪尝胆时,拒绝饮酒,有人献上酒来,勾践命令把酒流之于江,以示与民同甘共苦。齐桓公某次饮酒过量,醉后失态,把冠掉在脑后。桓公清醒后感到羞耻,三日不上朝。管仲建议他雪耻,发仓济贫,将罪轻者放出囹圄。唐玄宗因酒醉后误杀一人,从此不再饮酒。

不过,既已沾上酒瘾想要戒酒决非易事。元太宗窝阔台酒瘾很大,晚年尤甚,日日与大臣们酣饮。大臣耶律文正屡屡进谏,窝阔台如若无闻。一天,耶律文正手持装酒的铁器对窝阔台说:“此乃铁耳,为酒所蚀,尚致如此。

况人之五脏,有不损取!”窝阔台听了,有所警悟,命令左右,每天只进三钟酒。可以料想他原来的酒量有多大,而三钟酒仍算豪饮,离戒酒差得远。

虽然明明看见金属物都经不住酒的腐蚀,但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陷于酒瘾的皇帝放弃酒的享受。

汉灵帝除了享乐以外,没有别的兴趣,夏日在裸游馆避暑,长夜饮宴,聊醉在酒酣、色迷之中,汉灵帝美美地叹息道:“使万年如此,则为上仙矣!”

儒雅而开明的金章宗,在夜饮中神怡,尝到了无与伦比的享受,章宗将橙子掏空,当作酒杯,称软金杯,悠然自娱。他命侍饮的翰林待制朱谰作夜饮诗,诗中的境界雅致而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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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饮何所乐,所乐无喧哗。

三杯淡醽醁,一曲冷琵琶。

坐久香成穗,夜深灯欲花。

陶陶复陶陶,醉乡岂有涯。

章宗认为此诗道出了他心境,赐给朱澜软金杯。

宫廷宴饮是君臣们常有的聚会,在这种非政务性的聚会中,君臣之间的情义能够得到增进。在酒宴中畅饮是做臣子的正常表现,不饮或少饮则有不敬之意味。在酒宴上,“酒使”负责督察每个人的饮酒情况。汉代吕后执政时,宫中设酒宴,刘章被指定为酒使,刘章提出按照军法执行使命,被许可了。酒宴进行中,刘章发现某位吕姓贵戚逃酒,当即捉住,斩了首,吕后也无可奈何。吴末帝孙皓每宴会群臣时,要求坐席中人无论能否,一律喝完七斗酒,设置黄门侍郎十人与酒令共同监督大臣们饮酒,饮宴结束时,向孙皓奏告犯有缺失者,然后随罪过大小加刑。

对于皇帝亲自劝的酒,大臣是不能拒绝的。北宋大臣王审琦本不能饮酒,宋太祖在后苑设酒宴,饮之前,太祖为王审琦祝曰:“酒者天之美禄,可惜不能饮之。”然后说:“天必赐卿酒量,试饮之。”王审琦唯恐令太祖不快,鼓足勇气,连饮了十几爵,太祖为自己的祝词灵验而得意,从此每次饮宴,王审琦便充作酒囊,回到家则仍旧没有酒量。宋徽宗在内廷摆酒,蔡京之子蔡攸承恩侍饮,蔡攸不学无术,在朝中结党营私,徽宗对其父子颇存厌恶。

在酒宴上,徽宗手持巨觥,频频劝酒,蔡攸力不从心,连连表示再喝不下去了,而徽宗一次次把巨觥伸过来给他酌酒,以至蔡攸脚步颠颤、跌倒,徽宗看着他的丑态说:“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马光也。”

帝王们对酒的兴趣,与色并齐,酒色相互提携,有些帝王对酒的依恋甚至超过了对色的需要。明福王有一则名句“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道出了酒对帝王们是何等重要。酒对帝王们是最基本的享乐也是最后的避难所。而色,最能助酒兴,驱使帝王投入醉乡,酒酣则助长色欲。

如果某个帝王沉溺于酒色,就很难自拔了。不仅朝政紊乱,他自己也会付出代价——健康、寿命乃至祖先拼来的政权,都会象酒杯一样倾倒。当夏桀沉溺于酒色之时,荒唐的行为也伴随而来。史书上说,桀开凿的酒池大得可以行舟,桀不是在夜宫中令男女杂处,就是召三千人在酒池边象牛一样饮酒。商纣与夏桀的行为极为相似,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裸逐其间,宫中设九个热闹场所。供纣作长夜之饮。

南北朝时,北朝的不少皇帝,以酗酒为务,长期酗酒使能性情暴戾,喜怒无常,动辄杀人。前秦君主苻生本性狂暴,加上酗酒,更无人情,他在太极前殿大宴群臣时,要求在场的每位大臣都必须喝醉,命令尚书令辛牢劝酒,众人只得拼命灌酒,然后东歪西倒,苻生忽然发现席中尚有未醉的,便责问辛劳,不及辛劳作出反应,猛然搭箭射去,辛劳中箭而死。大臣们心惊肉跳,为了保命赶快灌酒。于是在场的大臣全部“醉”倒了,丑态百出,苻生见状方开怀大笑。

苻生狂虐数载后,苻法、苻坚兄弟发动政变,苻生落入缧绁。在被赐死前,苻生要求一醉而死,将数斗酒一饮而尽,醉倒被杀。

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初继位的五、六年中,政绩十分出色,富于谋略和果敢。自从陷入酗酒以后,便逐渐失去了理智,或歌舞狂闹或杀人取乐。杀人后或将尸体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由于酒精作祟,精神恍惚。高洋常自称见到了鬼,或听到怪异的声响,这种毫无人性的生活即使无人夺命,也会自毙,高洋到三十岁时,已经生命垂危了,不能正常进食,每天只能喝酒度日,酒又加快了奔向死亡的速度。高洋被酒魔夺命时只有三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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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皇家起居器用
皇帝在宫内过着室居生活,生活中需用的器具品种一般民间也有,而表明皇帝身份的玺、印、绶及出外的大驾卤簿又不属于皇帝宫内日常生活的器具。然而,除了力行节俭的皇帝使用的一些器具较为朴素外,帝王们决不会使用与民间相同质料的器具。今人可以在现存的明清紫禁城的宫殿内及珍宝馆看到有关实物。

帐最初形如覆斗,施于床上,其形制似于今人的蚊帐。但后来的帐并不都是覆斗形。帐的四周用流苏为饰,一般春秋和冬季用夹帐,有里外两层,夏天用单纱罗帐。皇帝使用什么样的帐,凭其奢俭程度,自然大部分皇帝是好奢。在这方面最为俭朴的皇帝是汉孝文帝。《汉书》中说文帝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又有一说是文帝厌恶纨素的瑟瑟声,竟用装大臣上书的囊做帐,把几个囊拆开,连接成帐。如果皇帝用青布作帐,那就是向汉文帝看齐了,但这很难做到。

皇帝的各种奢侈的宝帐,在史书中记载得更多,较之汉文帝的囊有天壤之别。汉武帝曾用琉璃、珠玉做帐,珠玉在月夜下闪光,帐上还缀以各种天下珍宝,武帝将这座宝帐供给神仙居住,以示虔诚,自己在一旁用次之的乙帐。汉武帝还有玳瑁帐,在帐的四周嵌满玳瑁,与之相媲美的应是唐代同昌公主的珠帐,全部用珍珠连缀为帐。十六国中的后赵皇帝石虎,冬天用明光锦做帐,里层复帐用白缣为之,帐的四角安装纯金银铸刻的装饰物,帐顶是一朵灿烂的黄金制成的莲花。隋炀帝在扬州建造的迷楼,楼上设四宝帐,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归,三曰夜酣香,四曰迎秋月,各缀以宝物。唐玄宗时,用翠羽帐供皇后使用,王皇后被废,王译为之作《翠羽帐赋》。

幄一种大帐,为四方形,《周礼》说幄四合象宫室。帐一般施于床上,幄则施于地上,幄的四周叫做帷。

帷幕、幔、帏与帐的形制大体相同。

屏风屏风首先用来挡风,一般摆在座位后面,屏风又称扆,取依倚之意,《礼记》中说天子当扆而立。

屏风高八尺,除了挡风以外,作用很多,堂中议事,屏风后面可设旁听者,不为人知。如汉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新寡,想再嫁宋弘,光武乃召宋弘议事,让湖阳公主躲在屏风后面,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屏风上可雕可画也可书写文字,贪于淫逸的汉成帝命人在屏风上画纣与妲己的猥亵状,汉光武帝殿内的屏风上绘着美女图,宋弘一次和光武帝议事时,发现皇帝不时望一眼屏风上的美女,宋弘正色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光武帝从善如流,立即令人将屏风撤去。唐太宗将地方官的姓名列于屏风之上,朝夕斟酌如何用人,后来又将魏征的“十渐疏”抄录于屏风之上,唐太宗的这种做法被子孙承袭,唐德宗命人在麟德殿的屏风上绘汉魏君臣,列其善言美事,唐代宗也将前代君臣事迹写于六个屏风上,宣宗则将《贞观政要》书于屏风上,经常神色庄重地拱手读屏风。不过,屏风更多的是装饰性的绘画、雕刻。

许多用珍贵材料制做的屏风被载入史册。汉武帝用白琉璃制作的屏风,光照洞彻。又有记载说,汉武帝造神明台,摆设着用玉片缀为龟甲的屏风。

吴国孙亮用琉璃制做的屏风,镂刻着瑞应图一百二十种。汉代多用云母、火齐制成珍贵的屏风,云母是一种矿物,可剖为片,薄者透明,火齐与云母相似,也是一种矿物,色黄赤似金。翡翠是一种珍玉,制作屏风则用料可观。

唐玄宗曾赐给杨贵妃两件珍贵的屏风,一为水晶屏风,杨贵妃转赠给其兄杨国忠;另一屏风名虹蜺,雕刻着前代美人,美人的衣服和器玩都是用重宝星星点点嵌成的。这件屏风本是隋文帝赐给义成公主的,义成公主后来成为匈奴王的阏氏,隋炀帝的萧皇后在炀帝死后,辗转投奔了义成公主,贞观初年,萧皇后回归长安,也带回了这件屏风。

帘为户帏,也起障蔽的作用。在帝王宫中,金玉珠玑也被用来做帘。汉武帝为招致仙人,用白珠为帘,又制成翠羽麟毫帘,汉成帝宠妃赵合德所住的昭阳殿,户设珠帘,风来则发出细碎的鸣响。

床床的释义为装,用以装载人。床对于古人,夜间则卧,白天则坐。当东晋元帝司马睿即位时,要辅臣王导与他一同坐在御床上接见大臣,王导坚决辞谢。北魏人魏收在室外读书,坐在板床上,几年后床板被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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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御床一般用柏木做成,也有用金属制成的。唐代内廷事务官尚舍负责掌管殿庭供设包括床,床有金铜行床。床栏用珍奇点缀。隋炀帝有五方香床,缀金玉珠翠。唐玄宗时,西域波斯进献玛瑙床,夏天皇帝如果怕热,可以用石床。南朝宋武帝刘裕曾患体热,有人献石床,刘裕没有用而是把石床打碎了,以防臣下为了献媚而劳民伤财。

榻榻的形状是长狭而单,离地较近。宋太祖赵匡胤准备伐江南时,江南国主(南唐)派使求饶,宋太祖说:“江南主有何罪?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乎?!”宋太祖此话用的是比喻,实际上榻很窄,很难挤下两个人,如果两人挤在一榻上睡,那么其中一个人肯定睡不好。皇帝的榻一般是用来坐的,或者临时性的躺下休息,但夜间不会睡在榻上,除非有繁重、紧急政务缠身。榻可以经常移动位置,也可以折起来放在一边。

簟簟是古人的床席。民间用的簟都为竹制,宫廷用的簟除了竹簟以外,还用珍奇的象牙等物制簟作为奢侈品,汉武帝曾以象牙簟赐李夫人,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所住的昭阳殿中也有白象牙簟。晋代太子纳妃的聘礼中有乌韬赤花双文簟。

梁简文帝萧纲作了一篇答谢定襄侯赠卧簟的诗文:“筠簟多品,筱荡杂名,校色比奇,独此为贵。自含苍紫,似久暴于柯亭,乍舒黝素,若屡沾于湖水,三伏余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馆,高卧此牎。”描述了用了宝囊侯的卧簟如何惬意。

席也是竹制的。古人席地而坐,就是以席为地,坐在席上,孔子曾说:“席不正不坐。”汉时皇帝也经常坐在席上,汉文帝和贾谊谈话时,两人都是席地盘坐,汉文帝凑近一点听,就把席子向前挪动,再坐。唐宋以后,椅子通用,皇帝便很少坐在席上了,席多做铺床之用。

帝王后妃所用的席子中,恐怕只有汉文帝的莞蒲席最为廉价了。皇帝的席子至少有文饰和丝缎镶边。战国时燕昭王的席,编(或绘)成云雾麟凤图案,席上杂错宝饰,散荃芜香。汉代赵合德就有三种绝世之席,一为回风席,一为椰叶席,一为绿熊席。绿熊席毛长二尺余,人睡在其中,拥毛自蔽,望之只见绿毛不见人,坐时,毛长没膝,席上熏香,坐此席后,沾上的香气竟百日不歇。

褥古人的褥铺在床上的为承床褥,垫在座下的为独坐褥。

皇帝的褥子一般用丝中棉为里,外裹绸缎,加缘饰,魏武帝曹操讲求节俭,褥子只用来取暖,不加缘饰。宋代曾规定,大礼时御座的褥子金裹、装钉、施珠,宋高宗认为事天以诚为主,不必用珠子饰褥。金缕褥和裘皮褥属于较奢侈用品。张易之因受宠于武则天,其母也分享富贵,张易之为母亲求得了牙席、犀簟、鼲貂之褥。

《世说新语》中说,晋孝武帝十三四岁时习性古怪,冬日白天只穿一层单衣,而夜晚叠数层厚褥睡觉。谢安劝道:“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热,恐非摄养之术。”孝武帝却说:“夜静宜温。”谢公出门摇头叹气。

枕中国古代民间很早就用杨花、柳絮或其它松软物质作枕。曹魏宫中皇帝用漆画韦枕,韦是熟牛皮,作为枕的外层。晋代皇太子纳妃聘礼有龙头髻枕,是指枕的外形,不知内层用的什么材料。从史书上看,古代财富拥有者们包括皇家爱用宝物作枕,而宝物们如琥珀、玛瑙都是硬物,不知如何消受。

古诗曰“睡爱珊瑚枕上凹”,做成凹形大概可以解决后脑不舒服问题。南朝宋武帝刘裕北征时,有人献琥珀枕,光色堪丽,刘裕听说琥珀可疗治金疮,便将琥珀枕粉碎,分给将士们。古代曾出现过水晶枕,夏天用时非常凉爽,水晶应是水银,有首咏水晶枕的诗“千年积雪万年水,掌上初擎力不胜。南国旧知何处得,北方寒气此中凝。黄昏转烛萤飞沼,白日搴帘水在簪。蕲簟蟓琴相对好,裁诗乞与涤烦襟”。唐代皇帝曾用水玉腰带祛暑,不知水晶枕是否在御用之列。不过传说玄宗年间龟兹进贡了一样奇特的枕,色如玛瑙,温润如玉,枕之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玄宗将此枕命名为游仙枕。

古人认为磁石可以明目,皇宫中常用磁石制成盆枕,据说此枕可使人年老而眼不昏花。梁元帝时,太子献上宝枕,元帝作谢辞“泰山之药,既使延龄;长生之枕,能令益寿。黄金可化,岂直刘向之书;阳燧含火,方得葛洪之说。况复重安玳瑁,独胜瑰材,方松非匹,称榴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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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论语》中说“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寝衣指的就是被。衾,则是大被。皇家用的被一般为锦被,有彩、丈、绣并饰以珍宝,但也有普通的被子,宋真宗北巡时,闻某臣病重,赐衾褥令其先归,真宗赐衾褥时说:“此朕常御者,虽故暗,亦足御道涂之寒。”可知宋真宗的这套被子质地很普通。

某些皇帝为表明自己尚俭,常将宝物损弃,例如陈宣帝便将豫州进献的罗纹锦被当众烧掉。至少在汉代,鸳鸯就已成为被上的图案,赵合德曾赠给姐姐赵飞燕一件鸳鸯被。五代十图中的后蜀皇帝孟昶有鸳衾,形制特殊,这件锦被宽有三幅,用一梭织成,被头有三,中间的圆扣于颔下如同衣服的圆领样,两侧的叠在颈后。孟昶聪悟明敏,这条鸳衾应是他自己设计的。

九、皇家日常用具
杖皇帝手中经常持杖,以帮助行走。并非年老的皇帝需要这样做。皇帝使用的杖,杖首为龙头状。皇帝也常将御用的手杖赐给亲信大臣。汉武帝有玉箱杖,魏武帝曹操有银角杖。宋徽宗初即位时,接受了江公望的谏言,将内苑畜养的珍禽奇兽驱遣走,其中有一只白鹇眷恋此地,徽宗以拄杖挥之,仍未能赶走。后来徽宗将江公望的谏言刻于杖首。

扇最早的帝王用扇应是舜的五明扇,舜为了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乃作五明扇。宫廷所用的扇为竹、羽、毛、绢制成。西汉皇帝夏用羽扇,冬用缯扇,不过冬天的扇实在是摆设。竹扇在晋代曾是太子纳妃的聘礼,隋唐以后竹扇则不多见。羽毛制成的扇为皇帝经常使用之扇。梁简文帝赋白羽扇诗曰“可怜白羽扇,却暑复来氛。终无顾庶子,谁为一挥军?”。唐以后用绢、绫、纨制扇较流行,唐太宗曾多次在扇上题字、作诗赐给臣下。

后妃宫女经常使用的扇子叫团扇,又称合欢扇,扇圆如满月,用纱或帛制成。团扇的形状、颜色以及上绣的花鸟蝴蝶十分惹人喜爱,夏季宫女们手中离不开团扇。汉成帝的班婕妤最先将团扇入诗,用团扇比喻自己由受宠到遭冷落的过程:“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后,团扇成为多愁善感的文人们抒发伤情的重要题材。

明永乐年间,朝鲜进赠明宫折扇,明成祖见此扇折、展十分方便,甚喜,称之为撒扇,命工匠仿制。折扇时兴以后,团扇不再独领风骚。清代宫中喜用的是丰润、杭州生产的折扇,做工精细,图画也很优雅,扇骨六十根至一百二十根不等,清末宫中摆上了欧洲的电气扇,然而并没有捐弃传统扇子。

宫眷们更喜欢随手的传统扇子,一般初夏用折扇,仲夏用芭蕉扇,盛夏用雕翎扇,雕翎以叶越少价值越高。宫词有“丰润杭州便面娇,内官舒卷嫩凉招。殿头电气虽清暑,适手终输五叶雕”。

如意如意作为搔痒用品不知起于何时,如意的梵语为阿那律。南北朝时期如意在中原成为士大夫们不离手的东西。如意的形状是长柄,柄端呈手指形或心字形。王恺和石崇斗富时,石崇以铁如意击碎了王恺的珊瑚树。梁武帝持有金如意和犀如意,有次附马殷钧被永兴公主欺侮,梁武帝把公主召来,用犀如意打在她的背部,如意立即打碎,武帝犹未解气。梁武帝的犀如意如此不结实,应是犀镂竹节如意,柄是用竹节做成的。唐代有能够辟暑的犀如意,不知如何制成,唐文宗曾赐给李训此物。唐玄宗有次背部奇痒,罗公远折了根竹枝权当玉如意供玄宗急用,而金刚三藏却从袖中取出七金如意献上。

用珍奇物品制作的如意也是一种玩物,早在三国时,东吴的孙和就持水晶如意在月下挥舞,如同舞剑。到了清代,如意更成了珍贵的礼物和吉祥物,制作也更加精巧,其端多呈芝形或云形。手巾、香囊古人常将手巾带在身上,以备试手用,帝、后、宫女也是如此。《英雄记》中说“尊者前宜各具一手巾,不宜借人巾用。”西汉时外戚王莽斥出王闳,王闳到王太后前面哭泣,太后掏出手巾为其拭泪。孙权也曾用手巾为人拭泪。

香囊内中置香料,后妃们常将香囊别在腰上,携带一身香气。香炉梁孝元帝曾作《香炉铭》:“苏合氤氲,非烟若云。时浓更薄,乍聚还分。火微难尽,风长易闻。孰云道力,慈悲所熏。”古代宫廷中的香炉主要用来熏衣服,也是一种欣赏物。早期的香炉象征海中博山,以蒸气飘香,水雾象征海之四环。后来香炉用以焚香。皇宫中的香炉都用贵金属制成,曹魏宫中供皇帝用的是纯金香炉,贵人、公主用纯银香炉。明宫中的香炉以黄金为圆炉,大口细颈巨腹,三足饰以钑花,有盖为蹲龙形,两耳为飞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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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团,为被中香炉,冬日放在被中取暖,是由西汉长安巧匠丁缓发明的。

香团外层是金属镂空圆罩,内设机关三层,中部是烧灼的火球,火球可在内面转动。

暖手、辟寒古代宫中用有暖手的东西常见的是雄黄,雄黄是一种矿物,桔红色,半透明。宫中将雄黄磨成圆饼状,冬天暖手。明崇祯帝待下人很温和,某日无气极冷,宦官钱守俊在旁侍立,崇祯问他:“汝寒否?”对答:“寒。”崇祯将一块暖手赐给他,告诉钱:“合此于掌中以笼袖,则通体俱暖矣。”

唐宫中有一样奇异的暖杯,青色,有纹如乱丝,杯薄如纸,将酒注入杯中,便自然沸腾,冒出蒸气。皇帝命将暖杯视为珍品藏于内库。

汉武帝时,异域进贡一种辟寒香丹,冬天在殿内焚之,则暖气发散,室中升温,从外进来的人都要减衣。唐代交趾国进贡辟寒犀,放入金盘中,就暖气袭人。不过这些辟寒奇物并不常有也不常用,用火取暖则属常规。秦咸阳宫冬天用火盆、火炉取暖。到北魏时已有火地,在地面下烧火,通过烟火道传烟于室外。北京故宫有许多设置火地的宫殿,而坤宁宫则有火炕,连接锅台。壁衣,紧贴于墙上的厚布,也有一些防寒作用。故宫藏品中的明清手炉,呈长方体,长二十厘米,宽十二厘米,上有提手,炉中盛炭火散热。

唾壶皇帝使用的唾壶也是用贵金属制成的,金、银唾壶较常见。如曹魏宫中皇帝规定用纯金唾壶,贵人用纯银唾壶,其他朝代大多如此。如果皇帝讲求节俭,则用金粉涂饰的唾壶。汉魏时,由侍中掌管皇帝的唾壶,晋孝武帝时儒臣孔安国为侍中,在孝武帝身边持唾壶奉御,而朝廷之士和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很荣耀。其实历史上这项工作大多是由宦官担当的。

澡盆中国古代皇室及民间的浴具都是盆,而没有淋浴。盆的材料和制作当然不同,民间中上人家用铜盆,宫廷中常用金、银盆。澡盆又称澡盘,盛洗澡水的用具称为澡灌。晋代太子纳妃的聘礼中有两件澡灌。澡灌有提手,小口巨腹。古人用豆末与药物配制成洗粉,称为藻豆,可以令皮肤光润。

溺器溺器又称为虎子或伏虎。皇帝的虎子汉魏时由侍中执侍,后来改由宦官负责。皇帝的溺器随时为皇帝服务,外出时也随行。皇帝溺器也身价不凡,西汉的虎子用玉制成,五代后蜀皇帝孟昶的七宝溺器更是价值连城。而宋仁宗用漆器作虎子,难能俭朴。镜古人将铜磨制成镜,镜又称为鉴。皇帝日常用的镜子边长一尺余,镜框杂饰以金。后妃们则有稍大些的穿衣镜。唐玄宗曾对镜自怜,发现自己一天天消瘦,当时韩休在相位,对皇帝很不客气,有人趁机请玄宗贬斥韩休,玄宗说:“吾虽瘠天下肥矣。”这种褒奖真正难得。

魏宫中始出现带支架的镜台,供梳妆用。晋时已能够制造一人高的大镜,晋宫仁寿殿前摆着一张高五尺余,宽三尺二寸的大镜,清莹耀目。武则天建议高宗造镜殿,镜殿四壁皆树大镜,室内光线闪亮。大臣刘仁轨进殿奏事,见殿内坐着好几个同样的皇帝,吃惊不小,于是进谏:“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适四座有数天子不祥。”高宗命将四大镜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