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新文化运动精神不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05:23:47
新文化运动精神不死
——五四运动90周年祭
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已经悄悄过去，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似乎都不曾有什么重大庆祝活动或鼓噪。官方不必说，20年前，某人哗众取宠，以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为由，大作个人政治秀，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激进改革，引起海内外应和，最终酿成的噩梦还记忆犹新，岂还敢烧香引鬼，跟自己过不去？冷处理是必然的，不足为奇。
耐人寻味的倒是民间的冷静。据本人在网上阅读所及，大部分谈论五四运动的文字都是批判性的，否定大于肯定。80年代使得愚民血脉贲张的“道义春药”，无论是五四运动也好，是法国大革命也好，对现代青年都没有什么煽情神效。这在我看来倒令人欣慰，说明中国人终于开始放弃用宗教态度对待历史事件了。光这现象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传承，是90年后总算姗姗而来的对当年“救亡压倒启蒙”的弥补与救正。
在官方，所谓“五四运动”，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那场暴民骚动。这种愚民蠢动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乃是中国特有的顽症，自宋朝太学生陈东就开始了，其特点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其实也就是“不杀鬼子杀汉奸”。
根据《宋史•李纲传》，太学生陈东发动的“北宋五四运动”的基本情况如下：
“姚平仲勇而寡谋，急于要功，先期率步骑万人，夜斫敌营，欲生擒干离
不及取康王以归。夜半，中使传旨论纲曰：‘姚平仲已举事，卿速援之。’
纲率诸将旦出封丘门，与金人战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
以袭敌营不克，惧诛亡去。金使来，宰相李邦彦语之曰：‘用兵乃李纲、
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罢纲，以蔡懋代之。太学生陈东等诣阙上书，明
纲无罪。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恚不得报，至杀伤内侍。帝
亟召纲，纲入见，泣拜请死。帝亦泣，命纲复为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
御使。”（《宋史，卷三百五十八，列传第一百一十七，李纲上》）
事件的大致经过是，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南下，包围了汴京（开封），宋朝向金求和，还把康王赵构（也就是后来的宋高宗）送去金营作人质。但金人要价太高，朝廷意见分歧，宰相李邦彦主和，尚书右丞李纲及大将种师道、姚平仲等主战。姚平仲急于邀功，发动了对金营的夜袭，想生擒金军主帅完颜干离不（又作“赣离不”、“斡离不”），并把赵构抢回来。这计划宋钦宗也同意了，半夜令太监告诉李纲，姚已经出动，要他赶快率兵去援助。李纲赶快率诸将出动，但金军早已有备，双方在幕天坡混战一场。姚平仲偷袭不成，反而大败，怕被朝廷砍头，便逃走了。因为当时双方还在和谈过程中，金国便派使节来，谴责宋廷背信弃义偷袭，李邦彦便把此事赖在李纲和姚平仲头上，说那是他们背着朝廷干的事。宋钦宗为此罢了李纲的官。太学生陈东便率领太学诸生到人民大会堂门前（或中南海新华门前，待考）跪呈请愿书，数十万军民自发聚集在那儿，呼声惊天动地。因为上书没有传报给皇帝，愤怒的军民们便杀死杀伤了几个太监，吓得钦宗立即召见了李纲，复了他的职，并让他兼任首都卫戍区司令。
此事亦见于《宋史•忠义传•陈东》，但略有不同：
“东复率诸生伏宣德门下上书，……，军民从者数万。书闻，传旨慰谕者
旁午，众莫肯去，方舁登闻鼓挝坏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众脔而磔之。
于是亟诏纲入，复领行营，遣抚谕，乃稍引去。”（卷四百五十五，列传
第二百一十四，忠义十）
这大意是，陈东率诸生到新华门前伏地上书，跟从的军民有数万人。接待站的同志很快便把书送进去了，钦宗派人出来传旨劝慰直到下午，大众就是不肯散去，喧闹之声震天动地，把“告御状”用的“登闻鼓”都敲坏了。有太监出来，大众便一拥而上，把他（们）活活剐了（案，古文模糊，仅据此段无法判断受害人是一个还是几个），吓得钦宗立即召见了李纲，让他重掌兵权，并派他去抚慰劝导暴民，暴民们才渐渐散去。
两处记载略有出入，陈东本传对示威介绍得比较详细，《李纲传》则略去了细节；两处记载的都是军民示威，但本传记载的人数只有数万，而《李纲传》说的竟达数十万之多，本传记载似更可信。两处都记载了暴力犯罪行为，《李纲传》只用了“杀伤”的笼统描述，一般作“杀死与杀伤”解，由此可以推测受害人不止一个，而本传则说军民们剐了从宫里出来的太监。军人参加示威很自然，盖当时开封城内住着大军。暴民本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多头怪兽，群情激奋之下，又有刀枪在手，干出剐人的暴行来也不足为奇。即使仅是一般的杀死与杀伤，那也不是什么和平请愿，严格说来应该算是哗变。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了无新意，乃是典型的由深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愤青主导的旧式暴民运动，不过是旧传统的反复发作罢了，根本不是什么“新文化新思潮”催生出来的新型运动，无启迪民智可言。如果说五四运动与“靖康运动”有什么区别，那也只是运动规模以及暴力犯罪残忍程度的区别：靖康运动有数万或数十万军民参加，杀害或甚至剐了一个或几个太监，而五四运动不过只有几千学生参加，其暴力犯罪也只是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罢了。
我在旧作中介绍过，直到1922年初，“帝国主义”的新概念才被国共两党从莫斯科引入（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207-209页）。因此，所谓“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等等，完全是后世的追封。这个旧式运动之所以被各派政治家装扮成划时代的新型政治运动捧上天去，完全是出于丑化北洋军阀、借以justify自己的夺权斗争的政治需要。
至于所谓“五四运动取得胜利”云云则更是胡编乱造。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内幕是北洋外交官主动向民间泄露的，目的是想利用“民气”让列强改变主意，但此策并未奏效，连中国唯一的希望威尔逊总统也表示爱莫能助，外交官们剩下来可做的事就是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有没有那运动都一样，那原因再简单不过：“卖国贼”并不是一个人人奋勇去抢的光荣名称，而是人人避之如蛇蝎的耻辱。若没有极左时期那种对民意乃至对修史的绝对控制，谁都不敢轻易在损害国家利权的条约上签字，免得留下千古骂名。中国在一战中是“战胜国”，凡尔赛和约并非过去那种不签就要亡国的城下之盟，不签字列强也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哪个外交官需要民意的压迫才拒绝签字？而且，签不签字实际结果都一样，日本照样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硬要说五四运动取得了什么伟大“胜利”，那也只能是Q爷的“精神胜利”。
其实是人都该知道，外交问题只能靠外交官的职业努力去解决，“暴民外交”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会恶化邦交，妨碍问题的解决。五四运动瞎闹一气，唯一起到的作用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则是梦话，日本人占了胶济铁路与德国租借地，也没见哪个志士敢去驱逐倭寇，还我河山，最后还是得靠北洋外交官（“国贼”的别名）去折冲樽俎，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以及附约，成功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与胶济铁路权益。然而各派政治家只吹嘘暴民运动，却从不敢介绍北洋政府这一伟大外交成就，以致国民对此一无所知，以为五四那种暴民运动真的取得了伟大胜利，加深了在民间持续流传的“官怕洋人，洋人怕暴民”的普遍错觉。
总而言之，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由读书人主导的暴民运动，它的意义，只在于它证明了后来的中国倒退了有多远：无论是五四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还是靖康太学生剐了太监，都非但没有受到惩罚，朝廷还屈从了他们的意愿。这天壤之别，凡长了眼睛的人都看得见。
社会之所以发生如此大幅度的倒退，我认为五四运动不能辞其咎。中国读书人（约等于初中知青或甚至文盲）的传统特点，是“以天下为己任”，而自己却既无人类常识，又无真正的社会责任感（亦即韦伯说的“责任伦理”），更缺乏起码的理性思维能力，有的只是沸点特别低的满腔热血，因而构成了最强大的祸国“内因”，其与日本少壮军人的区别，只在于后者真是热血汉子，而前者是“口头革命派”，但祸国能力恐怕难分轩轾。
人们常把五四运动与同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混淆起来，将前者看成是后者的延伸或发展，以致新文化运动也给说成了广义的“五四运动”。我认为此说毫无道理。如前所述，五四运动不过是愤青干政的旧传统的发作，与新文化运动中涌入的外国思潮毫不相干。相反，似乎可以说，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腐恶传统的顽固发作，劫持并腰斩了新文化启蒙运动。此乃中国在现代遭受的第一个重大损失。
后人若以动态的眼光看历史，则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是怎么出现的。中国知青见事之迟钝，认识事物的能力之低下，堪称举世无双。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开始，知青们和准文盲们花了足足70多年的时间，才算是基本完成了对西方文明“由表及里”的认识。这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器物——制度——文化”，其中洋务运动是承认西洋器物先进的第一阶段，戊戌变法、晚清新政以及辛亥革命乃是承认西洋制度先进的第二阶段，而新文化运动则是承认西洋文化先进并试图引入其精髓的阶段。
这认识的逐步深化，乃是“猿猴试错法”逼出来的被动过程：洋务运动先试“器物”，最后以甲午战争告终。知青们才看到了制度的作用，这才想到制度改革，然而戊戌变法因恶变为政变而流产，晚清新政引出了辛亥暴乱，辛亥之后虽然引入了西方制度，却又导致国家解体。器物和制度都试过了，都以失败告终，知青们这才意识到，原来西方文化才是“内功”，不把人家这真功夫学过来，再折腾也只能是韦小宝毫无内力的“大慈大悲千手式”，只能糊弄自己。到了这一步，知青们才算初步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暂停猴式皮相模仿，可惜文人干政的顽固冲动又使得这关键的进化过早夭折。
中国知青们喜欢干政，这说来也不错：社会总是由精英而不是普罗大众来模塑的。但问题在于，知青不能是蠢青愤青，否则只会越弄越糟糕。当时知青们的大错，是始终不知道中国在近现代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西化（亦即所谓现代化），使得中国变成一个文明国家，而要完成这个任务，知青们首先必须完成自身的启蒙，先将自己从愚昧状态中摆脱出来，这才谈得上救国救民。如果连对自己提倡的模糊口号都一知半解，便将所有的知青都鼓动起来去傻傻地胡闹一气，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
不幸的是，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逆流。如今世人津津乐道的，便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口号。然而就连陈独秀那总知青本人，对他叫卖的到底是什么货色也一无所知。历史的讽刺恰在于，如果不是他出来叫卖德先生与赛先生，将之当成模糊的全民行动口号，蛊惑了当时大多数比他更无知的知青们，那么，中国今日的“德”与“赛”就算不增加，也不至于比五四时期还要少上万倍。
我已在旧作中反复讲过，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民主的重大区别，在于现代民主制度设计中多了“人权”这个最基本的观念。将这柱石观念抽去还要奢谈民主，必然要造出暴政。中国传统中从无“个体权利”观念，国人能懂的“民主”就是 “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在这种国情下去奢谈“人民当家作主”，只可能“旧瓶装新酒”，制造出号称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极左政权来。而这就是陈独秀那“启蒙家”干的好事。
“赛先生”又何尝不如此？陈独秀把科学当成新式国教，培育出了延续至今的“科学主义”或“科学迷信”（Cult of sciences），却不知道也不曾介绍过，真正应该提倡的“赛先生”，乃是西方的科学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证精神，认定一切理论未经证明就只能视为假说，由此伴生的则是怀疑精神，批判式思考（critical thinking），以及使得这种思考成为可能的自由主义宽容精神，等等。陈氏将科学当成图腾崇拜，却丝毫不知科学精神为何物，这才会将毫未验证过的马列假说当成“真理”，以此作为裁判一切问题的终极权威。这倾向在后来被发挥到了极致，造出了一代又一代愚民。虽然他们具有的科学知识水平绝非前人可比，然而其愚昧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掌握的只是具体的技能，并不是科学精神。
说到底，西方文化的精髓，在于人家的先进的思维方式。不学会人家那一套，则咱们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猴子的简单模仿上，蔡元培早就看出这点来了。据冯友兰回忆：
“大概在1921年左右，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到美国考察，来到纽约。那时候我在纽约。在一次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蔡元培说：‘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交了一个朋友，会点石成金。随便一块石头，只要他用手指头一点，那块石头就变成金子了。那个朋友对那个人说：“你要多少金子，都可以点给你。”那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的那个手指头。”’蔡元培说：‘你们在这里留学，首先要学的是那个手指头。’那个手指头就是方法，当然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在清朝末年，严复算是比较懂得西方哲学的了。但是他的精力主要用在翻译，没有来得及用那个手指头研究中国哲学。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
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中，蔡元培还具体介绍了胡适在哲学史研究中应用的那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冯友兰自述》，网络版，载新浪读书）
这儿其实就是西方科学精神的扼要总结：第一条说的是实证精神，第三条说的是自由主义的态度——对诸家学说一视同仁，作平等的理性解剖，并不以政治立场厚此薄彼。正因为胡适首先将西方的思维方式引入中国，才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祖。如冯友兰所说，此前中国其实根本没有哲学史，只有对前人经典的零碎诠释注疏，既无实证，又毫无系统，漫漶无要点，根本不能称为学术。
由此可见，胡适才是真正的启蒙者。他向国人介绍的，正是中国最需要的西式思维方式。他更提倡自由主义与怀疑精神，在自己主编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氏大胆地提出“古史累积论”，认为从三皇五帝开始的古史系统，是到汉代才层累伪造出来的，并认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此说提出后遭到众多抨击，胡适特地发表读后感，指出：
“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
他这儿其实是委婉批判了以“善恶”观念强奸学术讨论的顽劣传统，指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求真，并非求善，以“世道人心”去划定禁区乃是思想专制。在备受中共思想专制荼毒后重温这些教导，实在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
更难得的是他目光如炬，看破了中国“思想界”的怠惰与无能，在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严厉抨击那些奢谈主义的文盲们：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他更介绍了正确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什么：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这些话是何等鞭辟入里！如果当时的知青们有足够的耐心和智力去具体研究一下马列主义有些什么内容，到底是不是“科学真理”，还会有后来那“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么？
遗憾的是，中国知青太热衷于寻找“总体解决方案”，于是便只能停留在猿猴阶段。鲁迅从未做到胡适说的“思想的第一步工夫”，遑论其后两步，然而就是这种浅薄知青，只因为擅长以煽情文字刺激庸众的肾上腺，便能博得大众的欢呼拥戴，被捧为惊天动地的 “思想家”，而胡适的谆谆忠告则被贴上“为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政治标签，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结果便是启蒙运动尚未完成便夭折了，国人非但从未完成“器物——制度——文化”的认识过程，而且甚至在90年后又倒退回洋务运动的器物阶段去。
好在令人欣慰的是，在停滞倒退了90年后，若干国内文化网站上于今又出现了新文化运动精神死灰复燃的星点迹象。若干论者思维相当活跃，再不是见惯了的受各种官定教条桎梏的木乃伊了，就连秦桧杀岳飞是否应该，也有人敢写长文议论。更有人系统总结了袁世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贡献，将其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目睹这种坚冰下涌动的多元暗流，我不能不心花怒放，要暗自期待“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盼望国人恢复被蠢愤知青在90年前打断的从猿到人的智力发育过程，使得中国在万死千伤之后再度启动并完成国民的文明化。
——五四运动90周年祭
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已经悄悄过去，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似乎都不曾有什么重大庆祝活动或鼓噪。官方不必说，20年前，某人哗众取宠，以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为由，大作个人政治秀，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激进改革，引起海内外应和，最终酿成的噩梦还记忆犹新，岂还敢烧香引鬼，跟自己过不去？冷处理是必然的，不足为奇。
耐人寻味的倒是民间的冷静。据本人在网上阅读所及，大部分谈论五四运动的文字都是批判性的，否定大于肯定。80年代使得愚民血脉贲张的“道义春药”，无论是五四运动也好，是法国大革命也好，对现代青年都没有什么煽情神效。这在我看来倒令人欣慰，说明中国人终于开始放弃用宗教态度对待历史事件了。光这现象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传承，是90年后总算姗姗而来的对当年“救亡压倒启蒙”的弥补与救正。
在官方，所谓“五四运动”，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那场暴民骚动。这种愚民蠢动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乃是中国特有的顽症，自宋朝太学生陈东就开始了，其特点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其实也就是“不杀鬼子杀汉奸”。
根据《宋史•李纲传》，太学生陈东发动的“北宋五四运动”的基本情况如下：
“姚平仲勇而寡谋，急于要功，先期率步骑万人，夜斫敌营，欲生擒干离
不及取康王以归。夜半，中使传旨论纲曰：‘姚平仲已举事，卿速援之。’
纲率诸将旦出封丘门，与金人战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
以袭敌营不克，惧诛亡去。金使来，宰相李邦彦语之曰：‘用兵乃李纲、
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罢纲，以蔡懋代之。太学生陈东等诣阙上书，明
纲无罪。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恚不得报，至杀伤内侍。帝
亟召纲，纲入见，泣拜请死。帝亦泣，命纲复为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
御使。”（《宋史，卷三百五十八，列传第一百一十七，李纲上》）
事件的大致经过是，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南下，包围了汴京（开封），宋朝向金求和，还把康王赵构（也就是后来的宋高宗）送去金营作人质。但金人要价太高，朝廷意见分歧，宰相李邦彦主和，尚书右丞李纲及大将种师道、姚平仲等主战。姚平仲急于邀功，发动了对金营的夜袭，想生擒金军主帅完颜干离不（又作“赣离不”、“斡离不”），并把赵构抢回来。这计划宋钦宗也同意了，半夜令太监告诉李纲，姚已经出动，要他赶快率兵去援助。李纲赶快率诸将出动，但金军早已有备，双方在幕天坡混战一场。姚平仲偷袭不成，反而大败，怕被朝廷砍头，便逃走了。因为当时双方还在和谈过程中，金国便派使节来，谴责宋廷背信弃义偷袭，李邦彦便把此事赖在李纲和姚平仲头上，说那是他们背着朝廷干的事。宋钦宗为此罢了李纲的官。太学生陈东便率领太学诸生到人民大会堂门前（或中南海新华门前，待考）跪呈请愿书，数十万军民自发聚集在那儿，呼声惊天动地。因为上书没有传报给皇帝，愤怒的军民们便杀死杀伤了几个太监，吓得钦宗立即召见了李纲，复了他的职，并让他兼任首都卫戍区司令。
此事亦见于《宋史•忠义传•陈东》，但略有不同：
“东复率诸生伏宣德门下上书，……，军民从者数万。书闻，传旨慰谕者
旁午，众莫肯去，方舁登闻鼓挝坏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众脔而磔之。
于是亟诏纲入，复领行营，遣抚谕，乃稍引去。”（卷四百五十五，列传
第二百一十四，忠义十）
这大意是，陈东率诸生到新华门前伏地上书，跟从的军民有数万人。接待站的同志很快便把书送进去了，钦宗派人出来传旨劝慰直到下午，大众就是不肯散去，喧闹之声震天动地，把“告御状”用的“登闻鼓”都敲坏了。有太监出来，大众便一拥而上，把他（们）活活剐了（案，古文模糊，仅据此段无法判断受害人是一个还是几个），吓得钦宗立即召见了李纲，让他重掌兵权，并派他去抚慰劝导暴民，暴民们才渐渐散去。
两处记载略有出入，陈东本传对示威介绍得比较详细，《李纲传》则略去了细节；两处记载的都是军民示威，但本传记载的人数只有数万，而《李纲传》说的竟达数十万之多，本传记载似更可信。两处都记载了暴力犯罪行为，《李纲传》只用了“杀伤”的笼统描述，一般作“杀死与杀伤”解，由此可以推测受害人不止一个，而本传则说军民们剐了从宫里出来的太监。军人参加示威很自然，盖当时开封城内住着大军。暴民本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多头怪兽，群情激奋之下，又有刀枪在手，干出剐人的暴行来也不足为奇。即使仅是一般的杀死与杀伤，那也不是什么和平请愿，严格说来应该算是哗变。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了无新意，乃是典型的由深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愤青主导的旧式暴民运动，不过是旧传统的反复发作罢了，根本不是什么“新文化新思潮”催生出来的新型运动，无启迪民智可言。如果说五四运动与“靖康运动”有什么区别，那也只是运动规模以及暴力犯罪残忍程度的区别：靖康运动有数万或数十万军民参加，杀害或甚至剐了一个或几个太监，而五四运动不过只有几千学生参加，其暴力犯罪也只是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罢了。
我在旧作中介绍过，直到1922年初，“帝国主义”的新概念才被国共两党从莫斯科引入（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207-209页）。因此，所谓“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等等，完全是后世的追封。这个旧式运动之所以被各派政治家装扮成划时代的新型政治运动捧上天去，完全是出于丑化北洋军阀、借以justify自己的夺权斗争的政治需要。
至于所谓“五四运动取得胜利”云云则更是胡编乱造。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内幕是北洋外交官主动向民间泄露的，目的是想利用“民气”让列强改变主意，但此策并未奏效，连中国唯一的希望威尔逊总统也表示爱莫能助，外交官们剩下来可做的事就是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有没有那运动都一样，那原因再简单不过：“卖国贼”并不是一个人人奋勇去抢的光荣名称，而是人人避之如蛇蝎的耻辱。若没有极左时期那种对民意乃至对修史的绝对控制，谁都不敢轻易在损害国家利权的条约上签字，免得留下千古骂名。中国在一战中是“战胜国”，凡尔赛和约并非过去那种不签就要亡国的城下之盟，不签字列强也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哪个外交官需要民意的压迫才拒绝签字？而且，签不签字实际结果都一样，日本照样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硬要说五四运动取得了什么伟大“胜利”，那也只能是Q爷的“精神胜利”。
其实是人都该知道，外交问题只能靠外交官的职业努力去解决，“暴民外交”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会恶化邦交，妨碍问题的解决。五四运动瞎闹一气，唯一起到的作用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则是梦话，日本人占了胶济铁路与德国租借地，也没见哪个志士敢去驱逐倭寇，还我河山，最后还是得靠北洋外交官（“国贼”的别名）去折冲樽俎，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以及附约，成功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与胶济铁路权益。然而各派政治家只吹嘘暴民运动，却从不敢介绍北洋政府这一伟大外交成就，以致国民对此一无所知，以为五四那种暴民运动真的取得了伟大胜利，加深了在民间持续流传的“官怕洋人，洋人怕暴民”的普遍错觉。
总而言之，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由读书人主导的暴民运动，它的意义，只在于它证明了后来的中国倒退了有多远：无论是五四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还是靖康太学生剐了太监，都非但没有受到惩罚，朝廷还屈从了他们的意愿。这天壤之别，凡长了眼睛的人都看得见。
社会之所以发生如此大幅度的倒退，我认为五四运动不能辞其咎。中国读书人（约等于初中知青或甚至文盲）的传统特点，是“以天下为己任”，而自己却既无人类常识，又无真正的社会责任感（亦即韦伯说的“责任伦理”），更缺乏起码的理性思维能力，有的只是沸点特别低的满腔热血，因而构成了最强大的祸国“内因”，其与日本少壮军人的区别，只在于后者真是热血汉子，而前者是“口头革命派”，但祸国能力恐怕难分轩轾。
人们常把五四运动与同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混淆起来，将前者看成是后者的延伸或发展，以致新文化运动也给说成了广义的“五四运动”。我认为此说毫无道理。如前所述，五四运动不过是愤青干政的旧传统的发作，与新文化运动中涌入的外国思潮毫不相干。相反，似乎可以说，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腐恶传统的顽固发作，劫持并腰斩了新文化启蒙运动。此乃中国在现代遭受的第一个重大损失。
后人若以动态的眼光看历史，则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是怎么出现的。中国知青见事之迟钝，认识事物的能力之低下，堪称举世无双。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开始，知青们和准文盲们花了足足70多年的时间，才算是基本完成了对西方文明“由表及里”的认识。这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器物——制度——文化”，其中洋务运动是承认西洋器物先进的第一阶段，戊戌变法、晚清新政以及辛亥革命乃是承认西洋制度先进的第二阶段，而新文化运动则是承认西洋文化先进并试图引入其精髓的阶段。
这认识的逐步深化，乃是“猿猴试错法”逼出来的被动过程：洋务运动先试“器物”，最后以甲午战争告终。知青们才看到了制度的作用，这才想到制度改革，然而戊戌变法因恶变为政变而流产，晚清新政引出了辛亥暴乱，辛亥之后虽然引入了西方制度，却又导致国家解体。器物和制度都试过了，都以失败告终，知青们这才意识到，原来西方文化才是“内功”，不把人家这真功夫学过来，再折腾也只能是韦小宝毫无内力的“大慈大悲千手式”，只能糊弄自己。到了这一步，知青们才算初步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暂停猴式皮相模仿，可惜文人干政的顽固冲动又使得这关键的进化过早夭折。
中国知青们喜欢干政，这说来也不错：社会总是由精英而不是普罗大众来模塑的。但问题在于，知青不能是蠢青愤青，否则只会越弄越糟糕。当时知青们的大错，是始终不知道中国在近现代的任务就是要完成西化（亦即所谓现代化），使得中国变成一个文明国家，而要完成这个任务，知青们首先必须完成自身的启蒙，先将自己从愚昧状态中摆脱出来，这才谈得上救国救民。如果连对自己提倡的模糊口号都一知半解，便将所有的知青都鼓动起来去傻傻地胡闹一气，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
不幸的是，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逆流。如今世人津津乐道的，便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口号。然而就连陈独秀那总知青本人，对他叫卖的到底是什么货色也一无所知。历史的讽刺恰在于，如果不是他出来叫卖德先生与赛先生，将之当成模糊的全民行动口号，蛊惑了当时大多数比他更无知的知青们，那么，中国今日的“德”与“赛”就算不增加，也不至于比五四时期还要少上万倍。
我已在旧作中反复讲过，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民主的重大区别，在于现代民主制度设计中多了“人权”这个最基本的观念。将这柱石观念抽去还要奢谈民主，必然要造出暴政。中国传统中从无“个体权利”观念，国人能懂的“民主”就是 “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在这种国情下去奢谈“人民当家作主”，只可能“旧瓶装新酒”，制造出号称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极左政权来。而这就是陈独秀那“启蒙家”干的好事。
“赛先生”又何尝不如此？陈独秀把科学当成新式国教，培育出了延续至今的“科学主义”或“科学迷信”（Cult of sciences），却不知道也不曾介绍过，真正应该提倡的“赛先生”，乃是西方的科学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证精神，认定一切理论未经证明就只能视为假说，由此伴生的则是怀疑精神，批判式思考（critical thinking），以及使得这种思考成为可能的自由主义宽容精神，等等。陈氏将科学当成图腾崇拜，却丝毫不知科学精神为何物，这才会将毫未验证过的马列假说当成“真理”，以此作为裁判一切问题的终极权威。这倾向在后来被发挥到了极致，造出了一代又一代愚民。虽然他们具有的科学知识水平绝非前人可比，然而其愚昧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掌握的只是具体的技能，并不是科学精神。
说到底，西方文化的精髓，在于人家的先进的思维方式。不学会人家那一套，则咱们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猴子的简单模仿上，蔡元培早就看出这点来了。据冯友兰回忆：
“大概在1921年左右，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到美国考察，来到纽约。那时候我在纽约。在一次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蔡元培说：‘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交了一个朋友，会点石成金。随便一块石头，只要他用手指头一点，那块石头就变成金子了。那个朋友对那个人说：“你要多少金子，都可以点给你。”那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的那个手指头。”’蔡元培说：‘你们在这里留学，首先要学的是那个手指头。’那个手指头就是方法，当然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在清朝末年，严复算是比较懂得西方哲学的了。但是他的精力主要用在翻译，没有来得及用那个手指头研究中国哲学。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
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中，蔡元培还具体介绍了胡适在哲学史研究中应用的那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冯友兰自述》，网络版，载新浪读书）
这儿其实就是西方科学精神的扼要总结：第一条说的是实证精神，第三条说的是自由主义的态度——对诸家学说一视同仁，作平等的理性解剖，并不以政治立场厚此薄彼。正因为胡适首先将西方的思维方式引入中国，才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祖。如冯友兰所说，此前中国其实根本没有哲学史，只有对前人经典的零碎诠释注疏，既无实证，又毫无系统，漫漶无要点，根本不能称为学术。
由此可见，胡适才是真正的启蒙者。他向国人介绍的，正是中国最需要的西式思维方式。他更提倡自由主义与怀疑精神，在自己主编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氏大胆地提出“古史累积论”，认为从三皇五帝开始的古史系统，是到汉代才层累伪造出来的，并认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此说提出后遭到众多抨击，胡适特地发表读后感，指出：
“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
他这儿其实是委婉批判了以“善恶”观念强奸学术讨论的顽劣传统，指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求真，并非求善，以“世道人心”去划定禁区乃是思想专制。在备受中共思想专制荼毒后重温这些教导，实在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
更难得的是他目光如炬，看破了中国“思想界”的怠惰与无能，在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严厉抨击那些奢谈主义的文盲们：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他更介绍了正确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什么：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这些话是何等鞭辟入里！如果当时的知青们有足够的耐心和智力去具体研究一下马列主义有些什么内容，到底是不是“科学真理”，还会有后来那“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么？
遗憾的是，中国知青太热衷于寻找“总体解决方案”，于是便只能停留在猿猴阶段。鲁迅从未做到胡适说的“思想的第一步工夫”，遑论其后两步，然而就是这种浅薄知青，只因为擅长以煽情文字刺激庸众的肾上腺，便能博得大众的欢呼拥戴，被捧为惊天动地的 “思想家”，而胡适的谆谆忠告则被贴上“为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政治标签，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结果便是启蒙运动尚未完成便夭折了，国人非但从未完成“器物——制度——文化”的认识过程，而且甚至在90年后又倒退回洋务运动的器物阶段去。
好在令人欣慰的是，在停滞倒退了90年后，若干国内文化网站上于今又出现了新文化运动精神死灰复燃的星点迹象。若干论者思维相当活跃，再不是见惯了的受各种官定教条桎梏的木乃伊了，就连秦桧杀岳飞是否应该，也有人敢写长文议论。更有人系统总结了袁世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贡献，将其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目睹这种坚冰下涌动的多元暗流，我不能不心花怒放，要暗自期待“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盼望国人恢复被蠢愤知青在90年前打断的从猿到人的智力发育过程，使得中国在万死千伤之后再度启动并完成国民的文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