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北京不必抑制房价 民工都买得起

核心提示：作为房地产大腕，任志强表示，北京不必抑制房价，它会接着往上涨，“电视上都播了，天津、广东的农民工通过努力在北京买了房、结了婚，连农民工都买得起房，你为什么买不起呢？”

任志强 资料图

新华网1月24日报道  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这次两位“道不同”的委员不但同上两会，还愉快地成了“室友”。他们就是京城房地产界的大腕儿——万科副总裁毛大庆与华远董事长任志强。毛大庆坚持认为随着大批保障性住房入市，2010年的北京楼市将持续平稳运行；任志强则连连摇头，认为保障房入市跟商品房价格涨跌没关系，商品房价格会接着往上涨。

保障房入市保证房价平稳

昨天上午10点，市政协委员、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毛大庆刚一露脸，众多记者就问他如何看待2010年的房价。毛大庆表示：“今年房价会比去年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特别是今年上半年还承载着去年房地产价格的惯性，态势会维持一段时间，但到了下半年，随着很多保障房入市，情况会得到缓解。”

与此相比，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的出现有些悄无声息，好多媒体都没注意到他。记者一路跟随任志强来到房间，问了句“您和谁住一屋啊？”任志强想都没想就答道：“我跟毛大庆一屋儿。”房间的写字台上，毛大庆已给任志强留了张便笺：“任总：我有事出去一会儿。”

不加大供地房价还会上涨

作为房地产大腕，任志强表示，北京不必抑制房价，它会接着往上涨，“电视上都播了，天津、广东的农民工通过努力在北京买了房、结了婚，连农民工都买得起房，你为什么买不起呢？”任志强认为，买房不一定非要在三环以内，如果觉得房价高，可以买距城区远一点儿的房子。“老说我们不给中低收入家庭盖房子，但中低收入家庭是否买得起房是政府的事，和房地产商没关系。”

张惟英：我没说过要限制外地人进京(资料)

2005年1月27日，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女士接受记者采访前，有些犹豫，“我现在成了众矢之的，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限制外地人进入北京”。

最近几天，张惟英教授《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的提案，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了“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建议。报道称，张教授认为，很多外来人口来京是盲目无序的，他们并不是北京所需要的，北京可能也不是他们需要的。

报道一出，张教授即成了广大网民攻击的对象。“这是对外地人的歧视”、“对外地人不公平”、“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动违反宪法，是制度的倒退”———反对的声音，远高于赞同的声音。

“有两种声音是非常正常的，我此前也想到了。”张教授说，她说的“人口准入”的含义是，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控制北京人口增长。“可能是我写提案时没有注意措辞，才引起了别人的误会”。

为什么建议“人口准入”

张惟英解释，提出这个提案，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

首先，北京是个资源稀缺型城市，目前人口已经接近各种资源的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有报道称，目前北京市户籍人口约为1100万人，在京居住3个月以上的非北京户籍人员约为385万人。加上在京短居的流动人员，北京人口已突破1500万，高峰时曾达到1700万人。而专家在调查了北京现有的水、电、工地、交通等资源和能源条件后，测算北京人口最高承受量约为1800万人。

其次，目前北京甚至全国的市场调节机制还不完善，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人口过多和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

“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规模，非常必要。”张惟英解释，就像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北京也应该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规模。

这需要北京市政府完善就业信息采集与发布工作。“北京哪些行业需要聘人、需要什么样的人、需求量有多少、现在已经来了多少———这些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向全社会公布，那些想来北京找工作的外地人，自己就会有所选择”。

第三个原因是，许多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各个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比较均衡，不会有大量人口同时涌入同一个城市，而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随时可能面临突然涌入的巨大人口群。

张教授认为，控制北京人口规模，应该同时采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

日前，王岐山表示，人口控制管理手段主要是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由于过去主要使用的行政手段—————户籍管理的作用已不大，而暂住证目前也没有强制执行了，政府正在研究新的行政手段。至于经济手段，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似乎也不灵验，还需要思考新的方式。

让市场调节北京人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教授不同意张教授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规模的观点。他认为，各地方人口应该平等竞争，人口愿意流到哪里就流到哪里。一个城市人口多了以后，工资水平自然会降低。资源稀缺，必然导致价格上涨。这时，市场就会自发地调节城市人口数量。那些无法承受北京高生活成本的人，自然会选择离开。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也认为，北京人太多是个事实，但应该通过提价解决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他举例说，水资源缺乏，可以提高水价。水价提高后，自然会有很多解决紧缺的方法，比如海水淡化、南水北调等。堵车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提高私家车上路的成本解决。“不管怎样，人的平等是最重要的。任何人都有权利自由进出北京”。

“但市场完全规范需要多长时间，没有人能知道。也许还没等到那个时候，北京就要承受不了巨大的人口压力了。而且提高在北京的生活成本，需要政府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张惟英强调，“人口准入”的建议，只是用来解决北京燃眉之急的临时性政策。随着市场的发展，人口准入制度肯定会被废止。

去年的提案成了今年的热点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惟英教授表示，“‘人口准入’只是我去年提交的5个提案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我的重点提案。也许是今年公开了去年政协委员的提案。这个提案才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吴敬琏:仍坚持春运火车票应涨价

核心提示：吴敬琏称，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后，就应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很明显，需求火车票的民工要多于火车票的票数。车票不涨价催生了一大批黄牛党，民工到手的票价远高于原价。民工并没享受到铁道部20多个亿的实惠。火车票涨价后，将这20多个亿发给民工，不管回家与否。

吴敬琏传，吴晓波 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2月

吴敬琏

广州日报2月20日报道 吴敬琏，共和国经济改革历经风云的传奇人物，他身上存放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基因。他被称为“吴市场”，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

近日，由财经作家吴晓波倾力而作的《吴敬琏传》出版。吴敬琏的80年激荡人生，吴晓波的深情描绘，一个红色经济学家的良心跃然纸上。新书上架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吴敬琏和吴晓波，与读者一起追溯影响共和国经济史的重大经济争论，梳理共和国走过的风雨改革历程。

为“商品经济”翻案

吴敬琏从国外留学归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交给吴敬琏一叠文稿，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这其实涉及改革史上一个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词解释”之争：到底该如何定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总的来说，主要是两个名词的选择：A. 计划经济，B.市场经济。是A还是B，看上去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但是，由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实际的情况却远远要复杂得多。日后我们知道，从A到B，我们整整走了15年。在这期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辩和反复，还出现了多个阶段性、交叉性的“中间态名词”。从中可以读出中国改革之艰难和曲折。

马洪和吴敬琏从沈阳写到长春，再从长春写到大连，一路数日就把文稿基本改定了。

一回到北京，吴敬琏就急忙去马洪家里探听情况。马洪告诉他，文章已分送给几位老同志，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最让马洪高兴的是，王震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们不能只说老祖宗说过的话，应该有创造性。

“吴市场”的由来

198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吴敬琏和胡季的那篇报告，这也是中央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吴敬琏表示不能同意。他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是天生的平等主义者。因此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平竞争立法上就规定不能像在价格双轨制下那样，有批文的和没批文的、有权的和没权的价格不一样，那不是市场经济原则。

1990年年底的一天，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在寒暄数语后，乌小心翼翼地询问说，“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乌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也就是从这时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一言毁市”与“间谍门”

2001年的1月，也许是吴敬琏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月份：1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000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晚会，吴敬琏在200多万张选票中稳居第一，他第一个出场，并得到了最热烈的掌声。

1月11日，吴敬琏赴上海开会，在下榻旅馆，吴敬琏就庄家操纵股价的问题接受采访。就在这次访谈中，他直接将股市比喻成了“没有规矩的赌场”。1月13日晚间，中央台《对话》节目重播了温情脉脉的《感受吴敬琏》。1月14日晚，中央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了吴敬琏《评说“庄家”》专题节目。这一节目为后来“吴敬琏一言毁市”的话柄提供了“依据”。在整个1月下旬，“五大经济学家群战吴敬琏”的新闻频繁出现在全国所有的报纸、网站上。就在此时，中国的股市跌宕起伏。在2001年1月急跌之后再现涨势，几个月后，股市大盘再现高位，由于市场担心证券供应量急剧增加，再加上股价操纵行为泛滥，内幕交易层出不穷，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股价一路走低，到2005年6月，上证指数跌至998点，大熊市历时整整48个月。

2008年，吴敬琏又莫名卷入了“间谍门”风波，吴敬琏刚参加了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办公会议，从外地回到北京，一条短信已经在国内各家媒体主编的手机上快速地流传：“吴敬琏涉嫌出卖国家情报，已经被有关部门以间谍罪带离调查。”

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哗然。还有人将“间谍门”与另一起财经事件联系在一起。8月19日，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忽然对外透露，中央政府正在研究“出资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这一消息导致第二天的上证股指大涨将近180点。传言说，摩根大通在其间获利甚巨，而龚的消息就是吴敬琏泄露给他的。

8月29日下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官方网站的首页刊出声明，称：“吴敬琏教授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并将于2008年8月30日如期出席相关学术会议。”

第二天，吴敬琏出现在北京郊区顺义的一个会场上。至此，平地生起的“间谍门”事件才得以平息。

不要把“反腐”“反富”混为一谈

对话吴敬琏：

不要把“反腐”“反富”混为一谈

广州日报：在您80大寿之际，您的传记出版，能说说出版这本传记的缘由吗？

吴敬琏：大家都知道，吴晓波是一个优秀的财经作家，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江浙一带的企业家有一些接触，而吴晓波也与这些企业家有紧密的联系，我是这样与他认识的。好几年前，吴晓波就希望能够为我写一本传记，但当时时间比较少，就一直未能完成。

去年，我去给MBA上课，课余刚好有了一些时间，于是便答应了吴晓波的采访要求。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吴敬琏传》？

吴敬琏：在这之前，也有人给我写过传记，但时间比较久远了。这本传记，是我最近的一些思想的整理，这也是我想要做的。吴晓波为这本书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搜集了很多资料，从他设计的提问来看，吴晓波是经过仔细研究的，而且提的问题是相当有水平的。

广州日报：您被称为“吴市场”，可现在大家看到市场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现象，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去维持公平；如果政府退出资源配置，会导致社会的更不公平。对此应当如何理解？

吴敬琏：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是机会的不平等，一是结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盗窃公共财产、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

混同两种不平等，把矛头主要指向结果不平等的最大问题，是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矛头不是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分子，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这是错误的。

广州日报：经济学家究竟该为谁代言？这个问题一直在质疑您这样资深的经济学专家，比如：您曾提出春运票价应该上涨，立即遭到炮轰，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吴敬琏：我还是要坚持这样的观点，这是从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的，是根据市场规律来说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后，就应该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很明显，需求火车票的民工要多于火车票的票数。批评我的声音铺天盖地，我知道，但这过于简单化，而且片面理解我的意思。

铁道部表示，因为不涨价，民工享受到了20多个亿的实惠，那么民工有享受到吗？我的意思是，涨价后，将这20多个亿发给民工，不管是回家还是不回家。而春运不涨价，我们的民工是否有享受到实惠？因为这样，催生了一大批黄牛党，民工到手的车票价格远远要高得多。

广州日报：最近您在忙什么？

吴敬琏：我已经80岁了，本已该退休，可我还有博士生要带，还有相当大部分的MBA的教学工作。同时，我参加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经济工作，这里边有一个研究产业发展小组，主要是振兴新兴产业的课题，比如我们国家比较先进的电动汽车技术，比如通讯技术等。我还兼任着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当然，我们老了，还希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出一点力。

一本吴敬琏的精神传记

这本传记不仅梳理吴敬琏的生平历程，更意在描绘出其精神特质。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转型的脉络中，娓娓道出吴敬琏在改革不同阶段充当的角色——“吴市场”、“吴法治”、“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吴晓波以“建设型人格，批判性精神”来对吴敬琏式的公共知识分子作描述，并称“这是一个让人惊奇的东方式人生”。

据称，为创作此书，吴晓波与吴敬琏6次深谈，每次均在3个小时以上，并用摄像机全程拍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