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当年大串联

　　我们中文系63级甲班第一批外出，学生由党支部书记高世英出面组织，十几个人结队去“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西安串连。爱随大流的我也加入其中，肩背一只军绿色挎包，臂戴一条红卫兵袖章，满怀激情地踏上了风雨征途。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亲手掀起了席卷神州的红卫兵大串连狂潮。当年正读“大三”的我，曾经怀着狂热的忠诚两度串连，留下了属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迹，也成为人生厚厚的案卷之中一页发黄的文档，让人回首和反思。

　　风雨下西安

　　毛主席“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之后，特别是中央文革9月上旬发出通知，鼓励各地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免费赴京大串连，全国各地掀起了红卫兵大串连的迅猛热潮。山西大学学生也闻风而起，卷入到大串连的狂潮之中了。

　　我们中文系63级甲班第一批外出，学生由党支部书记高世英出面组织，十几个人结队去“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西安串连。爱随大流的我也加入其中，肩背一只军绿色挎包，臂戴一条红卫兵袖章，满怀激情地踏上了风雨征途。

　　列车开进西安车站，南来北往大串连的学生挤满了站台。我们一行相互照应着向出站口拥去，只见一群男女红卫兵守在栅栏门的两侧，一边呼喊各地串连的领队，一边查阅介绍信。几个身着绿军装、腰扎皮带、戴着首都红卫兵袖章的女学生，拦在我们队伍前面。为首的冲领队高世英说：“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子女，一律不准进西安城!”另一个喊道：“向毛主席保证，你们自己检查。黑五类子女要是混进来了，西安红卫兵发现了就打……”大家听了甚为惊愕。

　　高世英扭头把王星光、杨良才叫到身边。他俩紧绷着的脸上如同蒙了一层土灰。世英劝了他们几句，意思是想不到西安的形势如此变化，为了自身安全，你俩还是坐车回去吧。星光和良才无奈地离开了队伍，我有点儿不寒而栗，事后才知道他俩出身于富农家庭。

　　经西安红卫兵接待站安排，我们十几个人住到了西北工程学院。

　　虽然已是9月，古城西安仍然酷热难当。与炎热的天气相比，这座城市“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则显得更为火热。西安市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集中人马在广场静坐示威，向所谓的陕西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强烈要求省委书记霍士廉公开承认错误。首都和外地前来串连的红卫兵，也纷纷加盟，给予声援。

　　入住工程学院的各地红卫兵聚在一起，决定前去参加静坐示威，每支队伍选派一名代表负责联络指挥。我们班的同学们经过商量，认为高世英虽是党员，可是出身上中农，在西安火车站差点被挡住，选他恐怕不行，于是推荐了人高马大、嗓音宏亮的刘永生当代表。刘永生“噌”地跳到台上，用大同口音说：“我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叫刘永生。”主事的人问道：“你是什么出身?”永生回答：“城市贫民。”台下有人喊道：“没有这个成分……”主事的人便说：“不是工人和贫下中农，一律不行。你下去吧!”永生还想争辩，台下的人乱喊：“下来!下来……”永生又“咚”地一声跳了下去。

　　梁镇川在台下愣住了，走到一边自言自语：西安的红卫兵好厉害呀!

　　我们成群结队来到广场，只见西安院校和外地声援的红卫兵已坐了一大片，绿色、蓝色、白色的服装汇成了凝固的波涛，飘舞着的红旗和红袖章、红语录本闪耀其间。我惊叹于眼前这浩大的场面，与同学们在马路边缘席地而坐。

　　骄阳当空，热浪滚滚。街头的宣传车和建筑物顶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播放着指挥部发出的严正声明。我们知道，红卫兵的静坐已经升级，指挥部决定开展绝食，强烈要求省委书记霍士廉与红卫兵对话，公开承认错误。我一边听着广播，一边翻看捡来的小报和传单，不一会儿，额头、身上就浸出了汗。

　　我们班的同学很老实，一直坐在骄阳下不吃不喝。静坐时间长了，个个都感觉腰酸背困，口渴难耐。我和几个同学去上厕所，看到马路另一侧的摊点正卖西瓜，卖瓜的汉子喊着：“西瓜又沙又甜，二分钱一斤……”手起刀落，切开的西瓜绿皮红瓤引人垂涎三尺。我动了心思：我们是来串连的，何必非要绝食?于是过去买了一个西瓜，与几个同学分享，大伙儿一顿猛吃，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擦净双手和嘴角，我们喜气洋洋回到静坐队伍里。我向固守阵地者透露了这一信息，他们也动心了，一个个溜了出去。

　　第二天，广场上浩浩漫漫的人海退潮了。据指挥部宣传，西安和各地的红卫兵静坐绝食取得了胜利。我们班的同学白天分散行动，有的到各大专院校了解运动情况，有的游览西安的风景名胜，黑夜则统一回到住地休息。我与要好者结伴，跑了几个学校，还专程去风景秀丽的骊山脚下一游，在当年杨贵妃沐浴的华清池里美美地享受了一番。

　　两见毛主席

　　我们这支小分队结束了在西安的串连，大部分人便乘车南下来到了四川成都。也正应了“雨成都、雾重庆”的说法，那几天成都经常下雨，因而给我留下了雨蒙蒙、雾茫茫的印象。下雨天不便外出，大家就在入住的高校看大字报，看两派学生川味很浓语速极快的大辩论。趁天气好时，我们赶去参观闻名全国的地主刘文彩的庄园，那座阴森恐怖的水牢，还有大型泥塑“收租院”展览，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国庆节快到了，大家酝酿下一步的行动。一部分人继续西南之旅前往云南、贵州，我和梁镇川等人则转身北上，挤上了开往北京的满载着红卫兵的直快列车。

　　我的目的非常明确，及早赶到北京，参加国庆游行，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车进北京车站，便听见高音喇叭在反复广播：又一列满载红卫兵的列车来到了北京，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首都人民对你们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听了，心头竟然涌起了几分莫名的激动与自豪。

　　我们一行被安顿在朝阳区一家木材加工厂。国庆节前几天，期盼中的我们终于得到接待站的通知：外地师生编入国庆游行方队参加庆典，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几个解放军战士还来到我们的住地，对我们进行了编队和游行操练。训练间隙，我直奔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拍下一幅手捧毛主席语录本的照片。又去天安门西侧的东方红公园，勾画了一首歌颂大庆油田32111英雄钻井队的诗歌。

　　10月1日早晨，我们在工作人员指挥下，从住地出发，聚集在东长安街的南侧待命。指挥者举着喇叭大声通知：游行队伍必须听从指挥，按照顺序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要跟着领呼人统一高呼口号，不得拥挤和停留。

　　在等候待命之际，带队者领着人们高诵已背得滚瓜烂熟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这个方阵有人振臂一呼，起了个头，大家便唱起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颂歌：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把我们农奴心儿照亮，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哎，巴扎嘿……

　　这边歌声刚落，那边的方阵也不甘示弱，唱起了另一首颂歌《万岁!毛主席》：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

　　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敬爱的毛主席，

　　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

　　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

　　唱到后面，我们这个方阵的红卫兵们也挥动手臂一起合唱，万岁万岁的声浪响彻了万里云天。

　　大约10时，街头的喇叭里终于传来了解说声和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欢呼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登上了天安门!我们纷纷站立起来，倾听国庆大会的实况转播。大约一小时后，游行大军开始沿着东长安街缓缓行进。无数纵队把宽阔的长安街占满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轰响在天地之间。

　　海潮般的红卫兵队伍就这样前呼后拥着，涌到了天安门广场。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鼓掌声和欢呼声响彻云霄。我们走着、跳着，队伍忽然停下了，洪流滞阻又向后退去，原来许多人停下来向天安门城楼远望。喇叭里又传来指挥人员的声音：“请天安门广场游行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不要停下，不要停下，向前行进，向前行进……”我在茫茫人海中向天安门城楼眺望，隐约望见城楼上密密麻麻地站着中央领导，却看不清面容。直到队伍走过广场，我仍在扭头回望，可依旧未能看清毛主席的面容。我问身边的同伴，他们也都回答没有看清。但是我和同学们还是兴奋异常：我们终于见到毛主席了!

　　我即兴写下一首诗《最幸福的时刻》，最末两节为：

　　走过天安门广场，浑身披满红色的阳光，

　　旗更红呵路更宽，昂首阔步奔前方。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呵，我们誓言刻在骨头上：

　　铁心铁意忠于您，永当革命红闯将!

　　10月，山西大学两派师生在大辩论、大批判的风潮中愈加对立，纷纷插旗放炮招兵买马，成立了全校性的群众组织。一派以中共中央8月8日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为标志，称作“八八”红旗战斗队;另一派以山西省委8月14日向山大师生赠送《毛泽东选集》为纪念，称作“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我们班的同学绝大多数加入了“八一四”，只有郭介成、杨季春、刘永生、李树荣等十多人加入了“八八”，起名为星火战斗队，意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向中规中矩的我，随着大流成了“八一四”的一名普通队员。

　　当时全国性的大串连热潮方兴未艾，刚刚从北京串连回来的我又涌起了外出串连的热望。上次串连去了西南，这一次便想出走东南。我与同一派的好友安大钧、王作柱达成共识，绘出了北上首都去见毛主席，然后取道青岛去上海，再走江南苏杭一带的大串连路线。我之所以主张再上北京，是由于国庆节在天安门前没有看清毛主席的面容，想再见一次毛主席并能看得清楚一些。

　　我们一行3人于10月中旬抵达北京，被安排住在和平里，正好赶上了10月18日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与国庆节参加游行不同，这次是学生们列队站在长安大街的两侧，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车检阅。

　　那天一大早，我们随队站在了长安大街的北侧。红卫兵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颂歌，期盼着最幸福的时刻。直到中午时分，我们才远远望见箭头般的摩托车队引导，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车队驰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第一辆敞篷车上，挥动手臂向两侧的群众致意。后面依次是林彪、周恩来等乘坐的敞篷汽车驰过。这次虽然距离毛主席近了，但车队飞驰而过，我还是没能看清伟大领袖的面容，心头留下了一丝遗憾。

　　不过我想，一个人在短短20天内能够两次见到毛主席，该是多么幸福啊!心头那点遗憾，便被汹涌而起的激动和幸福淹没了。我和大钧、作柱商量，在北京多住几天，在毛主席的身边更多地感受心中红太阳的温暖，升华讴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激情。

　　此后，我们从北京抵达海滨城市青岛，又转乘轮船直奔南国大都市上海。11月3日拂晓，在浩瀚无际的公海上，我早早来到甲板上观看日出。当我看到墨绿色的万顷波涛托起一轮喷薄的旭日，立即联想起国庆节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情景，于是即兴写下一首颂诗《天安门上太阳升》。

　　这首诗以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为背景，每节分别以“毛主席含笑把手举”、“毛主席轻轻把手招”、“毛主席高高把手扬”、“毛主席朝前把手挥”起句，抒发红卫兵“红艳艳太阳照心里”、“心头红太阳升得高”、“世界革命放肩上”、“永远前进不掉队”的豪壮情怀。

　　我站在甲板上，沐浴着由金黄变得绯红的旭光，默诵这首颂诗，心里感到暖洋洋的。

　　踏潮走上海

　　那是一个狂热而无序的年代。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只要手持学生证和介绍信，便可免费领取车票乘坐火车;到达任何一个城市，找到红卫兵接待站，便可到指定的地点免费食宿。

　　我和安大钧、王作柱踏着大串连的狂潮来到上海，立刻卷入到了这座城市迅猛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之中。走进几所大专院校，到处汹涌着大字报、大辩论的惊涛骇浪。走上街头广场，又见一条条巨幅标语从楼顶垂下，其中有一幅左右分别写着“打倒巴金黑老/批臭毒书十四卷”，看了令人触目惊心。

　　我们得知虹口公园内有鲁迅先生的墓地，便专程前去公园拜谒。当年正值鲁迅先生逝世30周年，我们站在鲁迅墓前，遥想先生在夜色如磐、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以三寸之笔为投枪和匕首，同旧世界和反动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被毛主席称作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和民族英雄。我们几个互相激励，要以鲁迅先生为榜样，投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中。我站在自己敬仰的鲁迅先生的塑像前，拍了一张照片，心头颇感欣慰。走在上海街头，我们三个心血来潮，总想有所作为，干点什么事情。不知是谁提出，咱们写一篇文章吧，在上海留下自己的声音。于是我们找到一个僻静处，你一言我一语，由我执笔，很快写就了《用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大串连》这篇文章。

　　文章开头引用了毛主席关于“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语录，指出红卫兵大串连就是新时代的新的长征;然后强调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大串连，当好宣传队和播种机，一路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最新指示，学习和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学习和宣传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并且强调要在大串连中，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火种，把熊熊燃烧的革命造反的火种，播撒到广大城市、农村，播撒到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中;最后号召广大红卫兵和青年学生，要以当年红军长征为榜样，学习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步行大串连的经验，迈开双脚，谱写新的长征的篇章。

　　不觉暮色降临，盏盏路灯亮了。我们热情高涨，决定连夜将这篇1000多字的文章印成传单。我们一路打问，终于找到《解放日报》社，敲开路灯斑驳光影下的偏门，一位中年人问明来意，看了我们写的文章标题，很痛快地答应帮助连夜印刷。

　　第二天早晨，我们如愿取走了2000份散着墨香的传单。

　　我们3个人在街头一路散发传单，当然我们没有舍得天女散花般一撒而光，每个人都留下一些装入绿色军用书包里。

　　虽然已是深秋，但我们想多走几个城市，还做了最后一程步行串连计划。

　　由于百万红卫兵汇聚上海，在接待站很难领到出沪的车票，于是我们直接来到了人流汹涌、混乱无序的火车站台。只见标着“上海—广州”、“上海—成都”、“上海—乌鲁木齐”的列车，客流爆满车门堵塞，一些手中无票的红卫兵硬从车窗口往里爬。怎么办?此时车站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着中央文革发出的“学生返校闹革命”的通知。我们在站台上商量，决定不再南行，于是挤上了一辆北上南京的火车。

　　车上人满为患，连走道上都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火车一靠站，又有红卫兵从窗口往里爬，有些瘦小者甚至躺到了座位下或者行李架上。

　　我们在南京逗留数日，无心再去远方串连，便乘上了陇海线返程的列车。

　　步行三百里

　　列车沿着陇海线西行，我和作柱、大钧一行在陕晋交界处的潼关下了车。

　　我们走过晃晃悠悠的黄河大浮桥，来到被称作山西南大门的风陵渡。

　　望着眼前流过的浑黄色的波涛，我们心血来潮，谈起了中华民族曲折而悲壮的命运，谈起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在黄河岸边，我们作出了徒步长征串连的决定。

　　没有来得及订制一面红旗，只有臂上戴着的红卫兵袖章和心头洋溢着的热血豪情，我们沿着公路北上，与铁路线并行，不时可见火车鸣着长笛驰过，我们挥挥手，目送这钢铁的巨龙铿锵驰向了远方。

　　我们白天徒步行进，夜晚住宿则求助于县或乡镇的红卫兵接待站，有时赶不上趟，就投宿于路边的村庄和单位。

　　走了两三天，我们3个人商量：咱们不能只走大路磨脚板，也得接触贫下中农，访贫问苦，磨练一颗红心呀!于是我们离开了公路，走进了条件更为艰苦的山区。

　　一天日暮时分，我们来到了一座炊烟缭绕的山村。村干部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和学生证，称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热情招呼我们吃饭和住宿。朴实、憨厚的村民们听说毛主席的红卫兵来了，都放下农活来看我们。大钧是晋南人，几句家乡话拉近了与乡亲们的关系。

　　一个年轻后生问：“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谁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回答都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向村民讲了两次串连去北京，第一次是国庆节在天安门前游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第二次站在长安大街边上看见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开过的情景。后生们听了说好，站在后边的姑娘媳妇也露出羡慕的神色。

　　村干部对身边的几个小学生说：“娃娃们好好念夫(书)吧，长大了也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山村住宿。房东大娘拿出新媳妇的棉被，让给我们这些“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我体会到了劳动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那份朴素、真挚的感情。

　　再往北走，我们加快了步伐。行进路上，遇见一对满脸稚气、风尘仆仆的姐弟，从陕西步行串连而来，还要走到北京去看敬爱的毛主席。姐姐才十多岁，弟弟更小，我佩服姐弟俩的勇气和毅力。中途休息，姐姐一边跳着，一边还唱起了我们熟悉的颂歌：

　　北京有个金太阳，金太阳

　　照得心里亮堂堂，亮堂堂

　　哎——伟大领袖毛主席

　　就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歌声节奏时而明快，时而舒缓，小姑娘一边唱一边舞动着手臂，弟弟也不停地比划着，姐弟俩配合默契。我们和围上来观看的路人，向这姐弟俩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们与小姐弟俩相随着，一路走到了绛县。只见县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街头横幅告诉我们县里正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会。南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周明山，是当时闻名全省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典型。送别陕西一对小姐弟，我们留了下来，收集了一些学习毛著的先进材料，感受到了基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烈气氛。大家相互表示，要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绛县是安大钧同学的老家。我俩劝他回家看一看，大钧表示，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长征串连岂能公私兼顾。于是我们3人又踏上了征途。

　　此时已是11月下旬了，嗖嗖的寒风驱散了最后一丝暖意。双脚跨越300里后，我们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返回省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