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旧志传承的一些特点

一、   北京古代方志的特点

北京现存的旧编府志计为7种，其中最早的当推元熊自得所著《析津志》。明代有《（永乐）顺天府志》、《（万历）顺天府志》，前者已佚，清末缪荃孙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若干资料，并冠以《（永乐）顺天府志》之名，留存了大量明代初年，以至更久远的资料。清代所修的第一部府志为《（康熙）顺天府志》，而规模最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光绪）顺天府志》。另外，《日下旧闻考》未冠以志名，实为志体，留存大量清乾隆年间，以至更早的史料，《天府广记》也不以志书为名，也是志体，资料含量相当丰富。另外北京地区存旧州、县志有50种以上，其中明代留存的不到10种，影响比较大的到是未以志书命名的《宛署杂记》，稀见的为明《（嘉靖）通州志略》等。清康熙年间所修最多，足以反映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情况。这些志书的产生打着强烈的时代烙印。

1、自然地理环境备受重视。无论是府志还是州县志一以贯之的开篇之作都是自然地理环境，尽管名称各异，称之为“地理志”、“舆地志”、“星土”，但内容大体一样，将一地的疆域、形胜、风土、山川、险隘详加记述。一方面说明地方志古往今来的重要属性是记述一个区域内自然地理性质的资料书；再者天、地、人决定着任何事物的成败，天时、地利、人和成为历朝、历代各级统治者追求的目标，其中地利，就是对自然环境的准确认识和把握，而地方志恰恰就承担着这样的作用。

2、辖域和赋役成为记述的要素和重点。地方志称之为官书，其显著特点是官修，而作为一地的最高长官，为官一任，守土有责，管理一方，而地方志所反映的就是其管理的辖域和为官的主要职责。不同种类的地方志清晰记述了府州县的辖域及四至和历史演变的情况，户口、赋税、徭役的具体数字。府志、州县志中设专卷“建置”，包括了沿革、城池、公署、学校、坛壝、庙寺、邮舍、关梁、县署、魁楼、仓场、行署、馆驿、桥梁、坊表，专设“赋役志”，包括户口、田土、赋额、徭役、邮政等，有的延续了旧志的名称，冠以“食货”。有代表性的《宛署杂记》从卷六至卷十五，所记地亩、人丁、繇役、力役、官庄、马政、税契、铺行、经费等十分详细。

3、突出反映封建都城与皇权的地位。《宛署杂记》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天平无以报，愿上万言书”的诗句二十字为序而标分卷目，反映了北京地区地方志的主要特点是“光天德”“壮帝居”，几乎所有志书，都反映了封建都城的固有特点。

其一是突出反映皇帝的“圣迹”，《宛署杂记》第一卷（日字）记述的是“圣谕”，有些志书设“诏记”，凡是皇帝在一地之内留有的题字、碑刻无不相加记录，最典型的是雍正《密云县志》志文用相当笔墨记述皇帝巡幸和歌颂皇恩的内容。第一卷中专设了“纪恩”、“北巡”两目。密云县地处热河要道，清朝皇帝每年夏季巡幸承德避暑山庄必经此路，对本县所实施的特恩和一些善政，如蠲赋免役、散账减粜、批准专款修城筑堤等都详加记述，保留有“北巡”专目中记述皇帝出巡的时间、次数、路经密云时的行宫、御道的修建以及视察县城和古北口的情况，还设“志图考”专目，增绘皇帝行宫的地图。还有不少志书专列“谕制”、“诰敕”、“疏略”、“议奏”等目，也属于颂德记恩性质。光绪《昌平州志》卷一为皇德记，记述了从清顺治四年（1647年）起至光绪九年（1882年）止，历朝皇帝对皇陵的制谕及各大臣的奏折，内容为命工部修葺，禁明陵樵采，致祭明诸陵，撰思陵碑记，修崇祯帝陵及皇帝去明陵祭扫时的诗作等。

其二具有都城的特点。在一些府州县志中，列有“宫禁”、“苑囿行宫”、“坛庙”，并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日下旧闻考》一百六十卷，其中卷九至卷二十八国朝宫室；卷二十九至卷三十六宫室；卷三十七至卷三十八京城总记；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二皇城；共计18卷专记“帝居”，文字量都占有一定的篇幅。

4、封建礼教占有特殊位置。志书是褒扬之书，对于封建礼教所倡导的人与事，都成为所有志书大家赞许的主要内容，最典型的是在人物传中所褒扬的人物。大部分志书人物志占的比重最高，少则占到五分之一，有的竟占到三分之一强，所有志书中烈女基本上是单独设卷，大加推崇，光绪《昌平州志》卷十四为烈士传，记载人物起自前汉，下到清末，而卷十五至卷十八为烈女传，地方志的教化功能主要是通过对人物的推崇来反映的。

5、在历史传承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无论是府志还是州、县志，保持连续性，是其重要的特点，在特定的区域内历史沿革、建置沿革、经济文化沿革成为重要内容，这种历史的传承关系不仅体例结构相延续，有些内容也是大至一样，甚至原文照录，以光绪《密云县志》为例 “沿革”一门先列沿革表，后列治革考，表中有各代变化简要说明，考中再分而细述，并据以文献，表、考相互印证，既清晰又充实，这是地方志编纂中的有益尝试，与旧方志学者提出的“述而不作”的理论不合，却达到传承的显著效果。

总之，志书在中国历史传承中与正史、谱谍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民国时期方志的特点

民国以后，北京封建都城的地位发生变化，并经历了军阀混战、日寇侵略等动荡局面，但是北京的地方志编修工作依然保持一定的规模。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县志的编修无论从规模，还是体例上都有所发展。全市性的志书尽管没有编纂完成，但也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编纂组织工作。民国时期编纂刊行的志书主要有：《房山县志》、《良乡县志》、《通县志要》、《顺义县志》、《密云县志》（两种）、《平谷县志》等。这一时期，由吴廷燮主持编纂的《北京市志稿》一百九十四卷，也于1940年完成大部分志稿，所记下限到1939年。此书重点记述光绪以后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基本情况，分类设卷，以类系事。填补了北京市志中自《光绪顺天府志》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志书空白，对北京市经济、文化建设都有重要价值。民国时期的志书特点非常鲜明。

1、历史传承一脉相连。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近代社会制度的建立，大量新生事物在志书中得到充分反映，但是志书具有一脉相连的特点，基本上是后志续前志，前志的序言、凡例，都收入在了后志中，从体例结构到资料的表现形式，基本上继承了旧志的一些特点。最突出的是志书的框架，以民国《良乡县志》为例看的就非常明显。志书卷前分别载有以前留存的所有旧《良乡县志》的序言，前后排列有：前明翰林郭秉聪“良乡县旧志序”，康熙十二年（1673年）知县李庆祖“良乡县旧志序”，康熙四十年（1701年）知县杨嗣奇“良乡县旧志序”，光绪七年（1881年）知县陈嵋“重修良乡县旧志序”、光绪十五年（1889年）知县范履福“良乡县旧志序”。框架主要卷次为：舆地志、建置志、赋役志、纪幽志、物产志、艺文志。《北京市志稿》的篇目延续性的特点也很突出，分为：建置、民政、度支、文教，礼俗、宗教、前事、货殖、金石、艺文、人物、选举、职官等志。几乎所有的人物志都包括名宦、武功、乡贤、忠烈、孝友、耆英、义行、文学、技术、仕籍、流寓、列（烈）女等，给人的突出感觉仍然是前志的后续，在一个特定的模子里加上一些新的东西。

2、新的记述手段进行尝试。民国时期毕竟随着新事物的大量出现，封建都城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志书的编修人员构成中充实了具有近代知识的知识分子，志书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现代技术，增加了有比例尺的精确绘制的地图，增加了现代意义的统计表；民国《顺义县志》表现的就相当明显，此志上接《康熙六十一年顺义县志》，下迄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取材丰富，涉猎顺义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重要材料。首卷有图十七幅，用现代方法绘制有顺义县全图和县城图，有县政府、法院分庭、县党部、公安局、建设局等机关平面图。存有大量附表，翔实具体，起到了一表胜千言的作用，比如八区乡村概况一览表，分栏记载有区别、乡别、镇乡、方向、距城里数、户数、人口数、地势、物产。书中还有县内的名胜松雨书声、高台仙阁、引堤叠翠、金牛古洞等的照片，开志书存照片的先河。在记述内容上更加丰富，民国《平谷县志》设“方言”记录了平谷方言特别字、平谷方言土音字、平谷方言称呼之异、平谷方言名物之异。“氏族”中有“平谷氏族迁徙考略”，记录了平谷历史上天灾、战乱时人民遭受蹂躏和迁徙的情况。“灾异”中记录了清朝平谷遭受的地震、水灾、旱灾、蝗灾等灾难和天文异象。“物产志”分动物、植物、矿物三部分来记述。这些内容是前志不曾有的。

3、新的事物、新事件成为志书记述的重点。志书编纂的共识，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随着铅印技术在志书出版上的运用，志书的资料含量明显扩大，其内容的丰富程度，是以前志书所难以比拟的；所关注的内容更是新的变化，民国时期的志书，没有出现一部对旧志的照抄照录，以民国三年《密云县志》为例，志书在内容上补充了自光绪七年（1881年）至民国三年（1914年）期间密云县的历史变迁，而重点是对民国建立后的一些新兴事务的补叙，记载较详。其中学堂、议会、警务、商会四类旧志中是没有的。在卷四 “学校考”目中记述了民国建立后，废除科举，改革教育制度的情况，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先后建立了初高等小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初等女子学校，均属县署教育司主管。在卷五之一、二、三县“议事会”、“警务”、“商会”三目中分别记叙了这三种机构成立的原因、时间、组织、章程、人员名额及其设址。还在卷二之七舆地“物产”后增设了“矿产”一目。记叙了本县所蕴藏矿产的种类和经营开采经营的情况。民国《平谷县志》记录了在县境内传播的释教、道教、回教、耶稣教、天主教。 “人物志”中的“科第”不仅记录了平谷金、元、明、清时，中进士、举人、武举，岁贡、立贡的人员名单还记录了民国时平谷县专科以上学校毕业、中学毕业人员名单。志书还特别关注重要事件，设立独特的记述方法，民国《通县志稿》有《通县庚子殉难记》记述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通县死难者情况，并列《通县清光绪庚子年联军入境男女殉难一览表》、《通县庚子男女殉难统计观察表》，作毛氏一家殉难三十一人传，妇女殉难同投一井二十九人传，其中通县清光绪庚子年联军入境男女殉难一览表列有1178人遇难的详细记录，包括：姓名、殉难地点、殉难情况、亡年年龄、职业、故后荣典等项，是目前北京市、乃至全国最完整的记录八国联军罪行的记录，弥足珍贵。

另外，民国时期的志书功用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借助地方志形式进行编纂组织，甚至直接搜集资料、直接编纂，这一方面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在进行军事侵略及占领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文化侵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地方志的价值所在。

三、   简短的结论

1、志书的体例结构基本上变化不大。从相延续的志书来看，志书的体例和结构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所记述的内容也大体一样。

2、志书优略悬殊较大。限于主修、主纂的水平也决定了志书的水平，大体而言旧志中民国的志书好于以前的志书，后来修的志书好于先前的志书。

3、志书的记述重点始终是人物。在志书的表、传中对人物的褒扬，特别是对清官、节妇的褒扬不惜笔墨，这些人物无论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这一定的影响。

4、对志书编纂和研究需要加大力度。仅从志书的凡例来看，我们新编地方志在有些方面甚至没有达到旧志的水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甚至还有差距，对前人的成果我们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

地方志是我们引以骄傲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使它发扬光大，发挥它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