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叙述：民工千里扛尸还乡后续背后是生活的悲哀和无奈 [和讯博客]

民工千里扛尸还乡后续背后是生活的悲哀和无奈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千里背尸还乡”故事背后，两个农民的生活现实和乡村生死观
左家兵要下葬了。他的妻子陆淑梅说：“他离家的时候，只说了句‘我去做事了，给我二十块钱’。”她不知道丈夫去了哪里，更没想到这是丈夫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左家兵54岁了，“因为穷，所以还常常去打
工”，邻居们都这么说。两个月前，他和邻村的李绍为一起去福建龙岩打工，快过年了，家里没钱，他出去打工挣点年货钱。谁知两个月后的1月1日，正是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他在工地晕倒，送到医院后，医生竟说已经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在千千万万外出打工的乡村农民身上，事情发展到这里本来并不稀奇。
但令人震惊的是，李绍为和几个同乡却想出了把左家兵的尸体从福建送回湖南老家的想法。“人是我叫来福建的，他死了，我要对得起这里。”李绍为说这话时，干裂的手指着自己的胸口。但他们最终没能把左家兵带回家，在广州火车站转车时早已僵硬的尸体无法再伪装，左家兵被发现了。同时被“发现”的是一个让人感慨万千的背尸行动和李绍为、左家兵离家两个月来的心酸故事。“千里背尸还乡”从而引起广泛的关注。(详见本报1月3日至昨日相关报道)
在故事的背后有一个怎样的乡村生活背景？上周，本报记者来到左家兵和李绍为在湖南的老家--衡阳福龙村和樟树弯村。 　　左家兵的悲哀——债务随他一生
“债务”二字，是左家兵一家人从未摆脱过的阴影，也是左家兵以54岁的年龄远至福建打工的原因。邻居说，他命太苦了，一辈子没过好日子，就这么死了
昨天，左家兵下葬的前一天。陆淑梅边哭边呢喃：“他走了，留下这个家，留下这些债，我以后该怎么办啊？”
左家兵的尸体在广州火车站被截住的消息传到家人耳中后，他在深圳打工的两个儿子很快就赶到了广州。1月9日，大儿子左云福带着父亲的骨灰终于回到家中，并为他买了棺木，设了灵堂。
为了办葬礼，“又借了3000块钱”，陆淑梅说，这样，他们家的债务已经超过一万元。
“债务”二字，是左家兵一家人
从未摆脱过的阴影，也是左家兵这次以54岁的年龄远至福建打工的原因。
这次丈夫出事，为了去广州，陆淑梅向邻居借了1000块，又向堂兄借了2000元，除去路费，剩下的她都交给大儿子，让他去福建把父亲的死弄明白，并料理父亲的后事。
此前，为了给兄弟俩读书，家里已经欠了两三千块钱没还。而最早的债务也是因为葬礼，“我爸爸死的时候，借了4000块，现在还欠着2000多没还清”。陆淑梅说，她父亲是1996年去世的，而那一年，他们刚刚还清买房子欠下的钱。“1991年原来住的房子快倒了，就花3000块钱买了现在的两间土房”。
这是两间老房子，1月5日，记者第一次到时，陆淑梅的家人和几个邻居正在烤火，快下午两点了，屋里却仍然很暗，没有灯。村民说，已经停电一个多月，因为交费问题和供电所没有协调好。
两间房子都是挡不住风的，房里各有一张床，没什么家具，几个围着火炉的人就几乎占尽了半间房，旁边桌上放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小儿子左云寿说，“这是1990年父亲41岁庆大生时，舅舅、姑姑几家人凑钱买了送的”。家里再没有别的电器了。他们还养了几只鸡，鸡圈就在另外半间房里，人和鸡同室而居。
邻居说，左家兵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和弟弟一起靠替人家放牛、割草才能吃饱饭长大的。因为穷，一直没有人做媒，等到29岁才结了婚。
结婚后，家庭条件也始终没有好转，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出外打工和卖稻谷。
这里的乡村种两季稻，其中早稻基本上用来卖，而晚稻留着吃。左家一共3亩多田，按亩产最多700斤算，每年可以卖2000多斤，2003年以前每100斤稻谷可以卖45块钱左右，每年卖稻谷所得1200元左右。
每年买化肥要花400多块，农药300多块，农业用电70块，加上四个人农业税共600多块。这样，卖稻谷所得抵去支出部分，基本上剩不下钱。
邻居说，2001年区划调整，他们所在的福龙村划归衡阳市雁峰区，此后左家每年分得100多块钱的扶贫款，可以用来买化肥。
2004年，农业税减下来了，四个人200多块，
比往年少交了共约400块。同时政策说增加农民收入，每100斤稻谷涨到70块钱，这一年，他家一共卖了2700多斤，卖稻谷所得达到历年最高，1900块左右。
可是农业收入增加得有限，左家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农闲时出外打工。左家兵每年有三四个月在衡阳打工。“他没上过学，只能做点苦力活”，邻居说，大部分时候左家兵就是在建筑工地上做事，每个月四五百块钱。这样算，每年按道理应该有2000多块的工钱。
“可经常有工钱拿不到”，左云寿说，父亲“人老实，会被骗，有时候老板不给钱就跑了，那也没有办法”。据他回忆，2004年3月到5月，左家兵在衡阳市东环县修了两个月国道，到现在没有拿到一分钱；2003年，左家兵在衡阳市一个加油站附近修房，干的活是挑砖，四个多月只拿到300块钱。
“找老板要钱，要么找不到，找到了，老板说现在没钱，约一个时间再发，可是到那个时间又找不到他了。”左云寿说。经常和左家兵一起做事的邻居补充，有时候是所有工人一起被老板骗，“有时候是老板看左家兵老实，故意少算他的”，两种加起来，“每年都有七八百块工钱是拿不到的”。
左家兵每年能出外打工的时间不多，要么农忙，要么农闲时要照顾妻子的病。他的妻子陆淑梅身体不好，“会头疼，不想吃饭”，每次不舒服的感觉积累几天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就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花四五十块钱输液，输一次可以管一两个月，他们不敢去医院看病，因为“那要花好多钱的”。
身体好时，陆淑梅会拿上一些鸡蛋去集市上卖，“十天半个月卖一次，每次十多个鸡蛋，能卖五六块钱”，这些钱陆淑梅会攒下来，补贴家用。最近的集市在车江镇上，离左家六公里左右，走路一个多小时。
在左云寿的记忆中，在他和哥哥还在读书的时候，每次到开学时要交钱，父亲就到处去借钱，等卖了稻谷再还给人家。陆淑梅说，“那时每次都是假期里就借好五六百块钱”。
左云寿和哥哥已经先后离开了校园。先是2002年，左云寿快上六年级的时候，哥哥从初中退学，下半年就跟着别人到深圳打工，2003年就开始给
家里寄钱，主要是给弟弟上学，多了的也可以补贴家用。左云寿说，“哥哥成绩挺好的，是自己考上的衡南二中”。
2003年下半年，左云寿也要上初中了，陆淑梅带着他到即将去的车江一中，看到要交的钱是1000多块。他们想家里是怎么也凑不够这些钱的，只好决定不上了。左云寿说，“负担不起，自己也要放弃”。
2004年春节后，哥哥左云福先去了深圳，为左云寿找好了工作，又来接他过去，现在他已经逐渐适应了工作，每个月600多块钱，偶尔也能超过700元，工厂包住，可是“攒不下什么钱”，他说，“哥哥可能攒了一点，但这次也花光了”。
邻居说：“左家兵命太苦了，一辈子没过好日子，好不容易两个儿子不读书了，他却就这么死了。” 李绍为的担忧——我老了谁来养我？
没有老婆、没有孩子，61岁了还是独自一人，靠种田和打零工维持生计，李绍为最要紧的是“挣两个钱好去养老”，所以他不畏危险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福建打工
到福建打工，最初是李绍为的主意。据说福建的老板许诺的工资比较高，而且是李绍为叫他去的，他们俩关系比较好。
左云寿说：“我爸爸基本上都是在衡阳打工的，他年轻时候也到过远的地方打工，后来他不去了，他说外面不熟悉情况，不好做，这次去福建我们都觉得意外”。他了解到的情况是，“老板派车到衡阳来接工人，开始说的工钱很高，到了那个地方就压低，说是‘做就做，不做就自己坐车回家’”，而父亲只带了20块钱，一方面，家里也没钱，另一方面，老板说了，“不用带很多钱，到那边有生活费发”。
李绍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说是一天可以拿五六十块钱，我以为是真的，就叫我老乡一起来了。……我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很痛苦，我老了谁来养我？我现在要挣两个钱好去养老”。
在村支书眼中，李绍为是一个守法的老实人，没读过书，平时就靠种田和打工维持生计，住的房子是弟弟帮忙盖的。“他一直单身，本来村里今年准备把他报为‘五保户’。”姓李的村支书说。
李绍为有两个弟弟，他的小弟弟李成说：“二哥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十多年没有音讯”。而李成自己，也早在1977年就离开
了老家，到衡阳市谋生。因为家庭成分被定为富农，此前他们家的成员一直被批斗。1977年的时候，不知道政策会走向何方，他就逃出来了，还改了名字。李成很少回老家，对附近的情况也不熟，这次回去，才听邻居对他说，李绍为和左家兵玩得特别好，两个人性子都很直。他的眼中，哥哥的性格是“跟他玩得好的，可以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凳子”。
李绍为等“千里背尸”到了广州时，凑不够回湖南的车票，但工程方付给死者左家兵的1100元工资他们坚持着分文未动，包得好好的。李绍为说：“这是老板给人家死者的钱，我怎么敢用人家的钱嘛！人家人都死了，我做人要老实，不能花人家的钱。”
李成说：“哥哥很直，用俗话讲就是有点笨。(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患过穿洞性肺结核，治了半年，药用多了，身体受到一些影响，还有点耳背。”
“做事的时候很勤奋，吃饭的时候很随便”，李成说哥哥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做了两三天的饭拿起来就吃，也不管冷热。我请民工去帮他收稻谷都是让民工自己做饭吃，他不会做的”。
1990年，李绍为原来住的土房快塌了，让弟弟帮忙重新盖个房子，那时候弟弟才发现他全部的财产只有40块钱。
这次哥哥在外面出了事，李成很难过，有人给他打电话说，“你不能让你哥哥去那么远，死在外面连个收尸的都没有”。说着，李成就哭了起来，“他都60多岁了，我要是有能力，一定不会让他出外打工的”。
李成这些年在衡阳做过很多工作，1986年开始做个小包工头为雁峰区某个机关做点小工程，“每年都有几万块钱的项目，多的时候可以有20万”。本来做得好好的，但1994年以后，这个机关领导欠了他很多工程款，“每次欠一点，总共20多万，这样让我也欠了工人的工资、材料费、运输费，加起来12万左右”。很多人追债，过年的时候只有躲起来。 两个村子的现实——不打工就没出路
卖稻谷的钱不能满足家庭开支，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打工。“20-50岁的基本上都出去了，50岁以上的，家庭条件不好的，同样出去打工”
左家兵所在的福龙村和李绍为所在的樟树弯村是衡阳很普通的两个乡村。原来它们都属于衡南县车江镇，2001年区划调整，福龙村划归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两村和车江镇的距离都差不多，6公里左右，连接这段距离的是2004年9月刚刚开出来的一条土路；在这之前，只有山路。村民们要到车江镇赶集，走的就是这条新开的土路。
走在乡间的路上，四处可以感受到原野的气息。冬日的阳光照着，田间农作物早已收获，只留下稻秆，偶尔可以看到几只鸭子在嬉戏。
走到村里，原野的气息消失了，眼前的房子和面孔都写着岁月的痕迹。孩子们上学去了，年轻人出外打工了，甚至中年人也很少出现，正是农闲，他们也要就近打工，补贴家用。
福龙村村支书左云标说：“现在村里20-50岁的基本上都出去了，50岁以上的，家庭条件还过得去就留在家里，家庭条件不好的，同样出去打工。”当然，年龄大的基本上只是在衡阳市附近做点零工，像左家兵这样走这么远的，只有他一个。
左云标说，左家兵家在福龙村是比较困难的，2004年3月开始，政府实施“湖南省八大实事”，其中之一就是给各个乡村的困难户解决一间60-80平方米的平房，左家兵家是村里今年的目标。2004年解决了两户，他们的条件比左家兵还差一些。
福龙村一共530多人105户，左云标说：“算得上困难的，占30，左家兵家又是这30里面差一些的。”福龙村条件最好的五户已经搬到市区了，不愿意在老家住。剩下的基本上解决了温饱，住房也没什么问题。
福龙村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打工，卖稻谷的钱并不能满足家庭开支。左云标说，2004年国家提高了稻谷的价格，那样每亩田能有纯收入200元左右，此前几年种稻谷是要亏钱的。而打工的收入，50以上的家庭每年挣不到4000元。而在从村，每年4000元差不多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的开支。
教育费用是各个家庭主要的开支之一，左云标说，村里80以上的家庭要借债才能供孩子上学。他自己的女儿正在上高中，像他家这样，孩子从小读书都不会出现经济问题的，在村里还是第一个。
一般的家庭从孩子上高中开始就要负债了，现在一个高中生一年大概需要5000元，而如果考分差了一点，还要交赞助费。据左
云标介绍，好的学校三年一共9000元，差一点的学校也要三四千元。也有一部分家庭从孩子上小学就开始借钱。但是，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借钱也要让孩子读书，因为他们都知道只有读书才是他们的后代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
2004年，福龙村开始装电话了，初装费300元，每个月座机费18元，但是大部分村民都没装。左云标解释，一个是舍不得这些钱，另外，“没必要去赶这个信息时代的浪潮”，很多人装了也没用。
作为村干部，左云标在衡阳很多地方做过考察，他说，福龙村在雁峰区算是比较差的，但是在整个衡阳市，则属于中间水平。“衡阳市的农村，比福龙差的大概有一半。”
他曾去过一个离福龙村50公里的村子，“那里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的水平”，那个村子还没通路。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村里的房子都是土房、茅草房。他去的时候正好是大年三十，那里的人家桌上就摆着四五个菜，“一个鸡，一个蛋，加上两个小菜”。 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他灵魂安宁
湘西至今还代代流传着“赶尸”的传说。无论死在何处，都希望落叶归根，回到故乡土葬，在衡阳农村，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记者在村里采访时，说起“千里背尸”的事情，老人们说得最多的话是：“落叶归根”、“入土为安”、“不做孤魂野鬼”。
湘西至今还代代流传着“赶尸”的传说。
村里的老人说，在古代亲人客死他乡，没有足够的钱雇专车运回下葬，就请一个“赶尸人”。“赶尸人”将死人的名字、出生年月、去世年月、性别等等写在一张特制的黄纸上，然后画一张符，贴在这张黄纸上，将这张黄纸藏在自己身上。之后，他就会唱着歌，领着尸体回家。“赶尸人”走在前面，尸体自然地跟在后面。“赶尸”只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天一亮，就收工。据称，在古代，“赶尸人”在当地是很受敬重的职业。
解情况的老人说，“赶尸”不像传说中那么神奇，也没那么轻松，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职业。事实上一次工作是两个人完成的，通常是师徒，一个在前面领路，一个在后面背着尸体走，用大袍子盖住。两个人轮换着完成这项任务。
据称，“赶尸”这一营生的起源，是因为湘西沅江上游一带，地方贫瘠，穷人多赴川东或
黔东地区，以做小贩、采药或狩猎为生，那些地方多崇山峻岭，山中瘴气很重，恶性疟疾经常流行，生活环境坏到极点，除当地的苗族人以外，外人是很少去的。死在那些地方的汉人，没一个是有钱人，而汉人在传统上，运尸还乡埋葬的观念深。但是，在那上千里或数百里的崎岖山路上，即使有钱，也难以用车辆或担架扛抬，于是有人就创造了这一奇怪的办法运尸回乡。
传说也好，真实职业也好，都说明了一种“还乡”的渴望。无论死在何处，都希望落叶归根，回到故乡土葬，否则灵魂就不得安宁。在衡阳农村，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李绍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湖南那个地方，有那个风俗习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但是，李绍为没能把左家兵背回家，左家兵的身体最后到达的地方，是广州。而他的儿子只带回了他的骨灰。
虽然只有骨灰，左家人还是为他买了棺木，陆淑梅说：“死了连棺材都没有，那就太对不起他了。”他们还设了灵堂，请人来做法事，连续三天，直到1月11日下葬。
左云福说，“这叫解脱，他活着的时候吃了太多的苦，这个仪式希望他在阴间能好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