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胡宗南攻陷延安之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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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胡宗南攻陷延安之后          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约一年间占领延安,这是中共党史和国共内战中一段特殊的史实。胡宗南为了假造战果,安排一批手下官兵假扮共军战俘,包括让一名国军军官假扮被俘的共军旅长,模拟共产党的硬汉作风,提供中外记者采访。此事颇具戏剧性,成为笑料。

1947年春: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

选摘自《1947年春:延安》 (台湾)秦风老照片馆/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网易历史独家首发

1980年代末期,台湾开放“党禁”、“报禁”,人们写文章也不再有政治顾忌,许多老记者回首前尘往事时,吐露真情,中肯而客观。其中,曾于1947年4月被派去延安采访的前《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如实地回忆了四十年前的延安之行,他在文中写道:“中外记者数十人专程赶往延安,亟欲探明国军光复共都究竟,但统率西北的胡宗南将军只是客气地请大家吃一顿,终席之间却是沉默以对……发现这个名声极大而神秘性更高的城市已是人去楼空,既无可访之人,亦乏可述之事。才住了两天,大家便觉得无聊空虚。”

三架空运飞机载着记者团清晨由西安飞向延安,此为由飞机窗口下望,陕北高原的特殊地形清楚可见,传统窑洞在山腰间形成点状。这个景观提醒了记者们,神秘的延安已在下方。

三架飞机陆续降落在延安机场,国共两党许多政要曾在此送往迎来,人气旺盛。如今却空荡荡的,记者团的降临增添一丝人气。

胡宗南部高级军官与记者团主要成员在飞机前合影,此时虽是春天,但太阳高照,尘土飞扬。

国共陕北战争固有文献

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约一年间占领延安,这是中共党史和国共内战中一段特殊的史实。中国大陆记载这段史实的文献,多半集中在军事战场上,尤其是毛泽东非凡的胆识,仅依靠小股的兵力保护,在陕北与胡宗南大军周旋,同时指挥全国战局,最后弄得胡部损兵折将,精疲力竭后,弃甲而去。关于这一段作战经历,过去的谜底不仅早已揭露,甚至是一清二楚。至于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情形,一般引述最多的是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党人熊向晖的文章,1991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专文《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熊氏于1936年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奉周恩来之命打入胡宗南部工作,后来成为胡的机要秘书,在国共陕北战争中,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熊的文章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在于他透露胡宗南为了假造战果,安排一批手下官兵假扮共军战俘,包括让一名国军军官假扮被俘的共军旅长,模拟共产党的硬汉作风,提供中外记者采访。此事颇具戏剧性,成为笑料,因此多年来不断被摘录引用。

除了军事文献和熊文之外,好像鲜有别的关于胡宗南进入延安的记载。其实不然,当年国民政府国防部曾安排一批中外记者搭乘专机飞往延安采访。除了国民党党政系统的报刊之外,也包括立场较自由的《大公报》,因此有关延安之行的文章,当时曾大量出现在全国主要报刊上。笔者试从当年有代表性的文章中重现历史场景,同时考虑当时的时空环境,辅以今天已经确认的史料,对这段特殊的史实整理出一些大概的眉目。    

中外记者团分乘六辆大型美式吉普车,向延安市区疾驶,此时未至中午时分,记者们无不精神抖擞,对采访工作充满着期待。

驶向延安市的吉普车扬起一阵尘土,前方的宝塔山代表着延安市区即将映入眼帘,山岳下方即为著名的延河。事实上,由延安通往东北边机场的道路便是沿着延河兴建的。

延安城南面的安澜门,上面可见共产党军留下的防御工事,墙上的政治标语,已被国民党军涂掉。由于延安城并未直接陷入两军交战战火中,古城显得完整无缺。

南京国防部的采访安排

1947年4月3日早晨,中外记者团五十五人搭乘三架空运大队的运输机,由南京飞西安。休息一晚后,隔日再飞延安。这个团由南京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卿汝楫率领,计有外籍记者七名、女记者二人,报馆通讯社三十九家,包括《大公报》记者周榆瑞、《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新民报》记者宋凯沙、《和平日报》记者谢蔚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潘启元、上海《申报》记者俞振基、上海《大晚报》记者邹启元、《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等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则以中央社记者的名义一道前来。

刚进《中央日报》不久的龚选舞,年纪轻轻就被托付如此重要的采访任务,既光荣又兴奋。他后来写道:“三架飞机编了队一齐向西北飞行,起先我们还能欣赏到大地上片片初生的嫩绿,可是,一过了淮河,映在眼前的便是无边无垠的黄土。一向,国人每以淮河分南北,从机上俯瞰,颜色可不就是最好的分野……从窗口下望,只看见无边无际的一片土黄颜色,既无青山,也无绿草,唯一与大漠有异的是,在一片黄土中偶尔还有些疏疏落落的小村落。飞机在一片黄土的机场上依次下降,在滚滚黄沙阵里大家虽然难以见面,但彼此都知道早已变成一个个地道的黄人——自顶至踵,尽沾沙尘,须眉以上,平添淡褐。”在飞机场迎接记者团的有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长官部(胡宗南部)政治部主任顾希平、副主任王超凡,西安警备副司令赵才标,肤施县长白崇熙。他们在机场举行一场阅兵仪式,然后记者们分乘六辆大型美军吉普车南下,首先前往边区政府大礼堂,听取参谋长盛文的战情简报。由胡宗南部所安排的光复延安的全国新闻宣传活动就此正式展开。

记者团参观中央大礼堂。这个建筑坐落在山坳里,另一侧即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建筑宏伟,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该礼堂由杨作才设计,融入地方特色,于1942年落成,长三十五米、宽三十米,可容数百人。记者团成员站在中央大礼堂外面,为这座建筑的气势赞叹不已。

枣园中央书记处小礼堂。此重要历史建筑的外观,原貌清晰完整。中央书记处礼堂又称职工俱乐部,1941年兴建,共产党领导经常在这里接见群众;“大生产运动”时,在这里举办过纺织比赛。194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此开会,通过了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决定。此建筑在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历史具有相当分量。

“人民救星”匾额上有一幅毛泽东的画像,做工精细,此匾对于在延安时期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着历史象征意义。这张匾额的特写照片是迄今所见最清楚的一张。

胡宗南攻打延安的前后

这里,我们仍需稍微回顾一下历史背景。胡宗南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参加东征、北伐、中原大战等役,对蒋介石赤胆忠心,其所率为第一师,无论人员和装备均为各部之最。胡与许多第一代共产党人既是同窗,也是老对手。第五次“围剿”中,第一师由广元追击红军至松潘,苦战九个月。松潘一役,胡部占了优势,从此军事上对共产党抱有一定的自信心。抗战期间,胡宗南坐镇西安,所部已扩充至第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等三个集团军,主要任务是在西安侧翼牵制日军,同时监控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动向。

抗战胜利后,国共军事冲突不断,尤其在鲁南、皖北、东北等地,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不过形式上双方仍维持谈判的局面,尤其希望通过制宪程序达成政治上的整合,以呼应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因此,尽管西安与延安近在咫尺,这段期间国民党并无攻占陕北的作战计划。

1947年1月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失败离华,3月7日,中共南京、上海办事处及《新华日报》人员董必武、钱之光、童小鹏、王炳南、梅益等七十四人分乘美军四架飞机返回延安,标志着自西安事变之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走进了历史。此时,国民党在战场上已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战局进入僵持阶段。所以,国民党方面需要一个重要的胜利来振奋军心,安定政局,进攻延安遂成为必然的考虑。事实上,在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前夕,2月28日,蒋介石即密召胡宗南及胡部参谋长盛文来南京,询问其陕北作战是否有把握。胡做了战情报告,列举国共双方兵力对比,答以极有把握。3月1日,胡在国防部提出攻略延安方案,获蒋同意,决定10日开始行动,后来考虑到需等待美军观察组离开延安,延至14日才进击。熊向晖将胡的完整作战计划,及时通过渠道转给了延安总部。因此,几乎同一时间,中共中央就制定了相应的陕北作战计划,其核心包括命令王震率两个旅由晋绥西渡黄河,守卫边区南线的新四旅、三五八旅则由淳化、合水一线回延安。3月8日,延安新市场举行了万人大会,誓言保卫延安。共军将主力置于延安南部,力图延缓国军的攻势,为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争取足够的时间。中共新编西北野战军包括六个旅,兵力约两万六千人,与胡宗南部兵力十分悬殊,这也是胡宗南胸有成竹的主要原因。对延安的围攻,胡宗南部署了整编第一军在宜川、整编第二十九军在西安,西北的马家军亦由甘肃东路合击,总共六个整编师近二十万人,由三路进攻。由于共军避免决战,其间国共两军仅有几次小规模的遭遇战。18日,毛泽东、周恩来撤出延安,次日,国军就进入了延安市区。胡手下的两位大将董钊和刘戡所率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主力并未停留延安,而是尾随共军,寻求决战。3月25日,共军集结六个旅的兵力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伏击国军第三十一旅,全歼其部,旅长李纪云被俘。次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决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仍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战局。刘少奇和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西柏坡村,落实中央决议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