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民国时期的恶性通胀-信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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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23 | 民国时期的恶性通胀
20世纪发生过几次著名的恶性通货膨胀，例如德国魏玛共和时期的恶性通胀，八十年代阿根廷的恶性通胀等，但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则是1949年以前国统区的恶性通胀。
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主要是通过中学历史课本了解那次通胀的。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是，1937年能买两头牛的钱，到了1947年连粒米都买不到。对于这次通胀的原因，历史课本说，那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积极内战等等。
这个一句话定性式结论或许没错，但距离汲取历史经验相距甚远。从细节看，这个恶性通胀是如何产生的？
1946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曾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这里我们看到，印钞厂直接成了财政的提款机。这很难仅仅归结为政府处置失当，完全是制度缺陷使然。现代政制设计中，无一不确保中央银行与政府的相对独立性，这份独立性与议会的拨款权相配合，牢牢地管制着政府的钱袋子。这层制衡机制，虽然有时会搞的政府机关因为手里没钱不得不关门歇业（如美国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但它能够有效地避免政府玩弄金融市场于股掌中。
国民政府人为拉低汪伪政府发行的货币“中储券”是造成恶性通胀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个“汇价”完全背离了经济规律，人为拉低了中储券5－7倍的价值，造成法币游资蜂拥而至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再加上官方不可理喻地限制前沦陷区人民每人只能兑换5万法币，进一步逼迫剩余中储券直接变为购买力，双管齐下刺激物价飞速上涨。可以说这轮上涨因素亦完全源于政府滥权，无视市场机制和人民正当财产权。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随后于1946年3月4日再次漠视市场规律，将法币与美元的外汇比价锁定为2020∶1，使法币价值再次被高估60%以上。由此造成进口暴增、出口暴减，国际收支迅速恶化。待官方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以后，法币的突然贬值引致物价大幅波动。
虽然这次恶性通胀的原因还有战争开支巨大、社会动荡，战后需求旺盛等客观原因，但市场规律被扭曲的因素不可忽视（这种因素常常源于财政金融体制的固有缺陷）。
中国当下的物价上涨，虽然也有国际流动性过剩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客观原因，但政府决策替代市场规律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众所周知，人民币尚不是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市场机制在汇价上并不直接起作用，而且政策规定与美元挂钩。这套机制使有多少美元流入中国，就相应需要等量发行多少人民币，从而放大了美元流动性过剩对于中国经济的后果，中国不仅变成了国际流动性过剩的重灾区，而且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如活雷锋一般无偿地分担着本该由他国承担的代价。
在这套机制下，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被屏蔽掉，人民币对美元的均衡价到底是多少众说纷坛，从6.5到5.0不一而足。实际上，真正的市场均衡价远远不是在某个趋间选个数目字那么简单，或者说，即便这个数字的确存在的话，也只可能是个伪均衡价。原因在于，本该独立且自由地参与市场博弈的一方，却被彻底地忽略了。这一方，便是劳动者。
世人皆知，中国目前的“双顺差”和高达1.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以透支环境、资源与劳工福利为代价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在传统上被视作经济的外部性问题，由市场机制来解决或许力有不逮，但劳工福利在原理上则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的。只要劳动者能够自由自主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享有对等议价的权利、享有集体谈判权、享有自由流动权，再辅以执法部门的公正执法以及福利部门对基本人权的保障，目前不忍目睹的劳工低福利现状就会立即改观。
这个问题一旦解决意味着什么呢？学者谢国忠估算，如果能够有效地提高劳工福利标准，与环境及补贴政策的调整相配合，可以起到人民币升值2成的作用――这几乎就是人民币升值的全部问题了。如果谢国忠的估算准确的话，那说明当务之急不是在既有机制下研究人民币如何升值，或升值到哪里，而应该考虑如何加长市场机制之桶上最短的一块板。
然而不令人乐观的是，从近年来资产价格和CPI大涨时各级政府的应对之策看来，我们基本还是习惯于颁布各类政策这类老套路，小到地方政府的牛肉面限价，大到中央政府的国十四条，一脉相承的脑筋，无一例外的失败。而构建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金融财政体制），则仅见学者的呼吁而未见有效的施政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