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抛弃的“过河卒子”

                                   □ 陈漱渝　《百年潮》 2009年第02期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这是胡适1938年10月31日在赠送陈光甫先生照片背面题写的一首诗。1946年11月,胡适把这首诗写成条幅时,将“偶”字改为“略”字,“微”字改为“已”字。在另一些版本中,又将“卒子”改为“小卒”,“只能”改为“只许”,表现出他对此诗的反复斟酌。由于诗中“过河卒子”的提法受到讥评,胡适后来在诗后加了一段短跋加以说明:“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从1937年9月至1942年8月,胡适就是以这种“过河卒子”的心态,在美国度过了5年外交生涯。
　　
出使前的犹豫 　　
　　胡适对于日本侵华的态度和是否赴美国从事外交活动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迟疑反复的过程。卢沟桥事变后最初的两个月,胡适一直主张“忍痛求和”,建议汪精卫、蒋介石“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胡适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1937年8月5日,胡适亲往蒋介石处,提出他的和议主张。据王世杰8月6日日记:“蒋甚客气,但未表示意见”。当时,社会上传出胡适在国防参议会上提出承认“伪满洲国”的主张,“预备以三千万人之自由来换‘和平’”。对此,陶行知先生曾致函胡适提出诘问,说他“不大相信(但也不大放心)”。直至同年9月胡适才完全改变态度,提出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1937年8月下旬,蒋介石欲派胡适赴美进行宣传。据王世杰8月21日日记:“蒋院长意欲胡适之赴美宣传,促予与之商宣传纲要”。对于蒋介石的委派,胡适曾多次推诿。他对蒋介石表明的理由是“性情能力不相宜”,对王世杰表明的理由是“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在这时候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 台湾李敖先生收藏了一份8月30日王世杰给蒋介石的秘密呈文:“谨密呈者:日前蒙示,与胡君适之商洽赴美宣传事。近曾一再遵示,与之商酌,胡君现已病愈,对于赴美宣传,则以与彼本人性情能力不相宜为理由,迄今犹豫。应否另觅他人赴美,与应否兼派他人赴欧工作之处,乞公裁定(现时抵京教授能担任此等工作者就杰所知有张彭春、钱端升两君)。至赴美宣传计划,兹就愚见所及,拟定纲要数则,是否有当,谨附奉核夺。”
　　虽然胡适一度犹豫,但蒋介石立意已决,无可回旋。8月3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京字第26853号,对王世杰下达了命令:“卅日函件均悉。仍须请胡先生赴美,并多派二三员如钱端升君等同行更好。至所拟宣传计划纲要,准予照办。”
　　9月初,王世杰跟蒋介石商定,加派钱端升、张忠绂与胡适一起赴美宣传。经傅斯年等友人劝说,胡适接受了这一使命。9月8日,他乘船离开南京前往武汉。临行前,他明确告诉汪精卫、高崇武和陶希圣,说他抛弃了求和的梦想。9月13日,他从武汉乘飞机抵达香港;23日,经多次转机抵达美国檀香山。
　　从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胡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海外宣传工作,充当非正式的外交使节。足迹所至,从檀香山至旧金山、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地;又从美国至法国、英国、瑞士。讲演的场所有团体、电台、大学。胡适当时指出:日本在中国侵占的领土面积相当于欧洲的五分之一,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沸腾的仇恨,而美国当时却冀求置身于此事之外,这种愿望虽然值得同情,但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决不能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促我集体安全。
　　1938年7月20日,胡适在法国夏浦港口接到从美国转来的蒋介石签名电报,要他出任驻美大使,并说已由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专电敦劝”。胡适颇为犹豫,曾想以“二十余年疏懒已惯”为由谢绝,并推荐曾任驻美大使的施肇基重担此任。但一些朋友(如林斐成、傅斯年等)力劝他不要推辞,胡适便采取了“既不能辞,‘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伸头更爽快的态度”。7月27日,他回复蒋介石一电:“……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惟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想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胡适在电文中说他“素无外交经验”,陈述的是实情,不是故作谦虚。历任中国驻美大使,如施肇基、王正廷、魏道明、顾维钧、周书楷等,均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叶公超、蒋廷黻、董显光、沈剑虹等人此前也有外交经历或从政经历,只有胡适是从学界直接步入政坛的。
　　
上任后的困境 　　
　　胡适的大使任命经过了一番波折。自蒋介石拍发签名电报之后,大约又经过两个月,直到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才正式颁发命令,免去王正廷的驻美大使,特任胡适接替此职。同年10月5日,胡适正式赴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10月27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呈递了国书。         由于胡适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一上任就获得了广泛好评。1938年9月20日,《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胡适的新任命而欢呼。……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在数月之后出版的《InsideAsia》杂志上,约翰·根室介绍说:“胡适,毫无疑问,是当代最为出色的中国人,从各方面看,并非只从狭窄的政治方面看,……在思想上也是一位巨人……是最为睿智明断的国家主义。”
　　然而,胡适上任之后却面临着不少困难。开始时,使馆经费入不敷出。使馆创办的太平洋通讯社和聘用的美国雇员均欠资。馆无定址,只有一位女管家照料生活。然而,比物资条件更艰难的,是胡适肩负的外交使命。在国民政府赋予胡适的外交任命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争取美援。1938年10月22日外交部致电胡适,要求胡适会晤美国总统或外长时,“切望予我更大之协助”。11月15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又以私人名义致电胡适:“此间政府同人对美态度最为关心,每周集会二次,咸愿听闻兄处消息。”但是,当时美国朝野上下却力求避战,保持中立。受美国制定的《中立法》限制,美国政府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不愿区分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界限,也不敢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援助。国民政府要求胡适促成美国修订《中立法》,然而完成这项使命比克服使馆的经济窘境更艰巨万倍,因为美国制定国策依据的是本国的切身利益而不是其他。正如王世杰所言:“我不相信,美国外交政策是容易被他国外交官转移的。”这自然给胡适的外交活动带来巨大障碍。
　　1939年,美国决定修订《中立法》。胡适对此事表示“日夕注意”。从胡适当时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往返的电报看,他跟某些有影响的参议员——如毕德门进行了沟通。毕德门有“重欧轻亚”的倾向,他提出的修正意见多有对中国不利之处。经胡适指出,毕德门修正了自己提案的要旨。胡适在1939年7月22日致国民政府电文中说明:“此次中立法之争,虽无结果,然亦不无进步。毕德门原案之打消,实为一大幸事。”胡适还专门为此事谒见罗斯福。罗斯福说:“依据现在的形势,众议院可望直接通过废止中立法,但参议院形势稍复杂。”后经过修订的《中立法》撤销了武器禁运条款,采取现金购买、自行运输原则。美国外交部长赫尔表示:“美国立法避免牵入国际战争固属重要,而谋维持世界和平使战争不致发生尤为根本要图。美国在今日决不能孤立,如此一个大国所立法令之内容不独影响本国,亦是影响其他各国,吾人切勿妄想普遍而无弹性之原则可以随时应付一切新兴之境地。”可见美国中立政策的松动,与胡适施加的影响多少也有一些关系。
　　
为讲演险些付出生命 　　
　　胡适在美国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是讲演,内容当然是宣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为此,他险些付出了生命。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发表了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的讲演。当时,中国已经历了16个多月的全面抗战,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武汉和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中国所有的海口通通被日本占领。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表达了一个新的决心:“中国决定继续其持久全面抗战的方针。因为抗战已经真正变成‘全面的’了,敌人已经被我们诱入内地了,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我们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十六个月的抗战,已经达到我们延迟敌人西进的目的。因此我们能够发展广大后方的交通和运输,若干的工业,也能安然的迁到内地。必须经过绝大的艰难和牺牲,我们才能希望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必须认清这次的抗战,是个革命的战争,  正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法俄的革命战争、土耳其的解放战争一样。在这种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民族精神必定获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让美国朝野各界了解、同情并支持中国抗战,胡适参阅了费斯克的《美国革命》和贝密史的《美国外交史》等论著。他在讲演中援引了1777年冬天华盛顿统率美军在福奇山谷与殖民军鏖战的生动战例:当时士兵吃不饱,赤足在雪地行军,冻疮流出来的脓血印在洁白的积雪上……经过四年的顽强奋斗,终于在1781年10月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当时的处境正好比华盛顿军队当年在福奇山谷的处境。最后,胡适呼吁美国各界人士受公正观念和人道正义的驱使,阻止武器和重要军需原料继续输入日本这个不人道的国家。胡适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赢得了美国听众的共鸣,讲演的中文译稿在1939年2月10日至11日重庆的《大公报》上连载。
　　12月4日讲演之后,胡适与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荷洛德·雷格曼律师到一位朋友家宵夜。其时,雷格曼兼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法律顾问。他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胡适忽然站起来,说他胸口疼痛,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胡适一杯白兰地,他一饮而尽。雷格曼委托另一位朋友彼得·格林送胡适回到旅馆。胡适睡下之后,仍然大汗淋漓。12月5日晨,他推辞了上午的约会,一直休息到11点。午饭后又抱病出席了纽约中国文化协会的活动,发表了题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的讲演,为时30分钟。回到旅馆,请医生检查,又做了心电图,才知道胸口痛的原因是心脏的一根血管受伤,一时梗塞,凝结了一个小血块。这是很危险的疾病,他被立即抬进了医院。医生说,昨晚的那杯白兰地也许救了胡适的命。所以后来胡适出远门,车上常放着一小瓶白兰地。这次住院共77天,全都静养。这是胡适首次犯心脏病。医生特别优惠,住院费给他打6折,只收了3000多美元。但胡适当时月薪只有540美元。这一场病花了他8个月的俸金。胡适出院时,医生说,静养好了,还可以工作二三十年。胡适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距离此次犯病24年。        1939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抗战两年来的情况作了检讨。为了宣传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胡适于12月5日在纽约市政协会发表题为《中国目前的情势》的讲演。胡适列举中国正规军和游击队的战果,证明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集小胜为大胜”战略的意义,并援引统计数字揭示日本军事、经济上的弱点。胡适还非常策略、客观地介绍了苏、英、法、美援助中国的情况,在对苏俄援华表示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委婉表达了对美国援华的更大期望,再次呼吁禁止向日本供应铁、石油、铜、镍、棉花与其他军需物资。
　　胡适虽然尽力宣传中国的抗战,但有时仍遭到猜忌和误解。如1938年11月26日晚,胡适出席一个集会,听一位英国名人的演说,集会主席宣称,会上的谈论均不发表。当时在座的还有苏俄代表和西班牙大使,听众多为左派人士。不料会后有消息传到中国国内,揭发胡适在讲话中说中国政府对日动摇,军队已不能再作战。1939年1月27日,外交部致胡适电进行质问。胡适在复外交部和致外交部长王宠惠的电文中两次辟谣,并“请转呈蒋总裁”。
　　
与宋子文之间的龃龉 　　
　　1939年10月,报纸传说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将改组各部,宋子文将取代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或贸易部长,宋子良将取代陈光甫出任贸易委员会主任。胡适听到传闻深感疑虑,于11月7日给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发一密电,请转呈蒋介石:“鄙意对行政各部改组消息,颇有顾虑:(一)虑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甫合作。(二)虑报纸所传贸易委员会改由宋子良代光甫之说如属实,则光甫所办事业,恐不能如向来之顺利。(三)子文今年夏间,曾向美财部重提棉麦借款,美财部疑为有意另起炉灶,印象颇不佳。以上各种情形,国内恐无人为介公详说,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陈,供介公考虑。”后来,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并没有成为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采纳了胡适的意见。因为蒋宋之间在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原有矛盾,而且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希望宋子文的复出跟张学良、宋庆龄的复出联系起来,向外界显示牢固的对日统一阵线。这当然是蒋介石无法接受的,不过蒋介石赋予了宋子文另外一个使命。
　　1940年,蒋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派他为处理对外借贷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国。宋子文的美籍顾问杨格随行。同年6月14日,蒋介石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函中表达了他对宋子文的完全信任:“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给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胡适是国民政府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蒋介石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代表。在这种人事安排下,两者之间不产生摩擦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胡适一向对孔祥熙、宋子文等皇亲国戚不满,而对宋子文的印象尤差。
　　宋子文赴美之后的情况,胡适1942年5月17日在给翁文灏、王世杰的信中表述得相当直白:“某公(宋子文—作者注)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12月8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这说明,胡适和宋子文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冰炭,毫无调和余地。不过,宋子文到美国之后,通过与美国签订《钨砂借款》、《金属借款》、《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三个协定,一连争取到三笔贷款。以上三笔美援的取得,当然会反衬出胡适外交工作的低效,也因之增添了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
　　1941年3月,美日政府之间开始进行谈判,试图就两国在亚洲的利益达成某种妥协。11月22日,赫尔国务卿约见胡适,出示了美国准备跟日本达成临时妥协的一份草案。24日,美日之间的妥协方案临近通过。胡适急电重庆当局:“情势紧迫,难于遏阻”。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大为震怒,宋美龄也介入此事。蒋介石和外交部于25日密电胡适,训令他表示反对态度。26日,胡适代表国民政府向赫尔提出了严重抗议。同日,又与宋子文一起拜谒了罗斯福总统。蒋介石对胡适在日美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软弱极为不满。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战争时迁就列强,而独对中国之故智,以售狡计。果尔,美国务院主张妥协,几乎为其所算,且其势已成百分之九十九,只差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栖而已……当千钧一发之际,转败为胜,内助之力,实非鲜也。妻云:无论商家与偏室,若非家主与老板娘时刻关注业务,则必不成。其言以鉴于历次外交部与驻美大使胡适对于彼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而发也。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在这里,蒋介石视胡适为官僚、政客,对其在外交事务上无胆、无能的不满已见诸笔端。  “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然而,一度因这种形势而欢欣鼓舞的胡适的个人命运却发生了逆转。胡适愿为国民政府做“过河卒子”,如今“河”已过,胡适这个“卒子”就可以舍弃了。同年8月15日,国民政府以“心脏衰弱,不胜繁剧”为由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由魏道明接任。其实,不论是辞职还是被免职,胡适继续留在美国已经丝毫发挥不了作用。被免职的当晚,胡适致蒋介石电:“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在致蒋介石电文中,胡适又力称魏道明“庸劣”,美国报纸已有指摘,并推荐郭泰祺或蒋廷黻取代魏道明,以此表现他的“诤臣”气度。然而木已成舟,蒋介石不可能采纳胡适的意见。为了对胡适稍加抚慰,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给了他一个“高等顾问”的虚位。孔祥熙又给胡适发电,问他是否缺钱花,归国川资够不够。胡适于9月14日复电婉谢。
　　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1942年7月2日,重庆《大公报》转载了一则《华盛顿邮报》的消息:“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曾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集会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9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政府对于以魏道明继任中国驻美大使事,虽照例表示同意,实则颇感不满。美国舆论亦然。适之已向国务院及白宫辞行,并一面以上述情形报告蒋先生。当三星期前,蒋先生嘱(陈)布雷向予言:驻美使节更动问题,予曾力称魏君不适宜于此职。”王世杰9月8日的日记又说:“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适被免职的深层原因。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司坦·侯恩百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长(宋子文于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笔者注)的权限所致。他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获得了确切消息,说胡适与宋子文曾拟定了双方的权限。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说胡适一直站在体谅美方的立场并为之辩解,这恐怕是事实。直到被免职前不久胡适还说:“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今日我们所受困难,只是因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难,更大耻辱。他们顾不到我们,他们的领袖心里实在认为最大耻辱。但他们日夜图谋雪耻,嘴里说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们必须体谅他们的苦衷,才够得上患难朋友。”1942年7月1日王世杰的日记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胡适之来信,力称我政府领袖对于盟邦务取大度,不可因其意识不能充分估计我之需要而多所责难,并以政府中无人为诤言为可虑。”胡适的书生之见,当然不会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认同,反而激起蒋介石的更大不满。
　　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41年初,蒋介石以“整饬军纪”为借口,动用数十万大军“围剿”新四军,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不同反响。1941年3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蒋介石看来也是用美国政府压国民政府,他是不希望听到这些逆耳之言的。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也是胡适“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