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原则的日本人

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日本人行为准则的核心是相对性，即从来不是从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去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对与错。

　　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日本人很少去想，也很感到头疼。他们把这样的问题通常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么什么就是善的。日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去判断对错，然后附和权威就可以了。

　　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十戒”这样的信条，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相信正义的力量，日本人没有彼岸世界，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他们认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死后通通成佛升天，所以，生前作孽，与死后的成佛没有什么关系。良心这个概念，在中国人伦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良心就是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使灵魂得到安宁。而日本人不理会这一套，什么心安理得，什么良心谴责，通通的没有。在他们看来，良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要不影响人际关系的秩序，良心是否安宁，并不重要。

　　作家余杰到日本采访一位侵华老兵。这位老兵是一位栽培盆景的行家，把所有的盆栽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里也被拾掇得一尘不染。谈及他当年侵华的战争经历，他极其平静地说：我记不清在中国强奸过多少妇女，反正一有机会就强奸中国女人。他还坦率地介绍了在南京强奸一个１３岁的中国女孩的经过，如何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到那个受害的女孩，强奸完了又如何将其杀害等等。这位老兵在讲述这些暴行时非常平静，毫无羞愧和忏悔之意，也没有一点情感的波动。他的老伴在旁边听着，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客人打着招呼。这就是日本人的良心观。

　　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也属于相对主义，它是针对具体的关系而不是强调抽象的原则。在日本社会里，并没有一套普遍的伦理标准，却有全世界最复杂的繁琐的具体行为规则。日语中有复杂的敬语，就是它的表现之一。

　　面对不同的人，日本人随时准备了两张面孔，对上级和权威，他需要极其客气；面对藩属和下级，他表现得傲慢而严厉。如果生活中有了一贯的标准与价值，日本人反而会无所适从。

　　日本人总是很坦然地否认其发动的是罪恶的战争。因为他们对恶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在日本的佛教中，甚至还有视杀人为超度善举的观念。当日本武士杀人时候，拔出刀来的武士会郑重其事地默念：畜生，为你超度吧！如此诡谲的道德思想，焉能结出善的果实？

　　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也没信仰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同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而日本人做得那么自然。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标准已经被自己悄悄改变了。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很难理解，如岸信介之流，曾经是东条英机的副手，是甲级战犯，亲自参加过日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却奇迹般在二战后继续当选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亲美分子，而日本人却习以为常。要是在德国，像岸信介这样的战犯，能够少坐几年牢就该谢天谢地了。

据美国的学者叶先扬记载：老上海人都知道“伊藤先生”这个称呼，伊藤是日本的大姓，就像中国的老张老李一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在经商，在那些日本店铺里，日本人对中国顾客真像对待上帝一样，热情、礼貌、周到细致，因此，老上海人说到“伊藤先生”，那心里感觉是暖烘烘的，就像我们提到雷锋叔叔一样。可是，“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入上海的第二天，这些“伊藤先生”却都变了脸，他们拿刀砍中国人的凶残，比日本军人还血腥。

　　这就是不受宗教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日本人的个性。
受儒家思想或者平等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最看重自己的人格，出卖人格和尊严，最为中国人所不耻。而日本人不受这个束缚，他们内心中没有缰绳，只要自己的坏行为不被别人知道，就不必烦恼，自我忏悔只是徒增烦恼，而自首更是傻子才去干的事情。日本社会中有不少庆祝幸运的仪式典礼，却没有赎罪的仪式。他们以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出牌的标准，当每个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为规则行动并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轻松愉快地干任何事情。如果当他们觉得做的事情正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更加没有顾忌了。

　　日本战败后，因为美国的庇护和国际上对其监督的放松，日本人很快就遗忘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一风吹了，责任都被时间带走了，现在该是轻装上阵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大压力，让日本人深刻忏悔和反思，那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著名日本人研究专家、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提出，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前者的行为要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后者则主要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

耻感文化发展到了极至，就是日本武士道拼命鼓吹的“死亡哲学”，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日本武士的切腹仪式让世界震惊，这种切腹仪式要求武士先把肚子剖开再往里深挖，露出五脏六腑，待到血流干净才倒毙。通常的情况下，切腹者在三四个小时都不会死去，还得配备一个助手，在切腹者无法结束生命时，帮助他把头颅砍下来。所以，血淋淋的切腹仪式就是一种自我摧残的酷刑，它要表现的就是武士道倡导的武士“无畏”的精神。

　　在战争中，日本兵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战争中的日军行列里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日军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日本人确实是一个经常在寻找捐躯目标的民族，有时候为国家，有时候为天皇，有时候为公司，有时候为情人，总之，为了自己避免受耻辱，就去选择消灭自我。在日本，由于公司破产，老板自杀的不在少数。情人们如果姻缘难了，也喜欢选择手拉手蹈海。在日本的农村，农民一旦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不了债务，也会选择自杀，以避免失去信用。

　　耻感文化把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推向了极端。在日本，过去只有战斗到死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不仅如此，连整个家族就要蒙羞。被俘后的生命，就等同于死去，甚至比死去还糟糕，所以，一些日本伤兵在被俘后还会去自杀。美军攻占塞班岛时，４万多名日军覆灭，岛上还有万余名日本平民，日军则强迫这些平民自杀，母亲杀死孩子后自杀，老人们则相互他杀或自杀，数以千计的人选择了集体跳崖。

　　就是这样一个极端重视耻辱感和荣誉感的民族，却是曾经对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日本人的整体表现经常在国际关系中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难以捉摸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美国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曾以“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发疯”为理由，坚决反对日本人大规模重新武装。此话也许有点过激，但确实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性，会像日本人这样使人难以捉摸和无法预测。

　　经济上崛起的日本人已经让美国人和欧洲人尝到了步步紧逼的苦头，而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自卫队，其装备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谁又能知道，这支日本“皇军”的后裔什么时候发飙呢？

　　如果不盯紧日本人的一举一动，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翻脸。许多中国人主张对日本人的劣迹既往不咎，对历史问题一笔带过，其实是对日本人本性的一种不了解。不彻底清算其历史罪行，对其重新武装的趋势不予警惕，最终要成为日本人的陪葬品，到那个时候，就追悔莫及了。

日本人一生下来，在襁褓里就开始学习如何适应他人，如何顺从社会的秩序。日本人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总是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与大家是一样的。只有置身于某一集团或者潮流当中时，日本人才会心安理得，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只有将自己全部融化到集团中，他们才能找到自我的位置和价值。

　　日本人的这种极为强烈的趋同心理和从众心理，使得日本社会具有很强的均质性和凝聚力，这是日本国民性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但是，一旦潮流或者权威引导的方向出现了错误，那么这种如同狂潮一样淹没一切的破坏力也是惊人的。

　　前新加坡驻日本大使李炯才先生指出：日本人的弊病就在于他们一旦开始做某事，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

　　的确如此，日本人一旦形成了某种潮流，就会像大洋中的风暴一样，夹裹着一切力量，横扫过来，不管谁愿意不愿意，都会被胁持进来，谁也无法阻挡，谁也无可奈何。

　　中国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曾经专门谈及日本人的这种从众心理产生的原因以及可怕的后果，他说：日本突跃为世界强国，不是无因可寻的。团结、纪律、组织适应（也可以说是模仿）、尚武以及刻苦，这些都是他们伟大的特质．．．．．．但是缺少合理精神，柔和习气，与批评自由，这也是现代日本的危险所在之处。日本用鹅步走上了强国的前伍，但是故意延缓时日去做鹅步，是极其疲乏的事情；不假思索去永做鹅步，是极其危险的事。

　　“日本无疑地走上前伍。我觉得她所以走上前伍，是但凭他的强大性格，而不加以深思熟虑所致。明治维新是行着鹅步的程序，使日本转变成为一个近代国家。这明显的例证，表明以现代工业科学制造的武器，放在一个紧密微小的岛国手中，加上该国固有的封建式的尚武忠君的精神，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林语堂先生对于日本人的这种集团主义的狂热情绪的利弊得失的分析可谓很到位。

　　日本人的集团的整体感和认同感，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孤立感和极端的排他性。

　　这种孤立和排他又进一步强化了集团的整体性。日本人在处理民族内部人际关系的高度细腻的技巧，反而成为了他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障碍，这也促使他们更加内向。美国作家约翰·内森描述说：在中国居住的外国学生说，中国人欢迎并且赞赏他们学习汉语。欧洲人对别国人学习他们的语言也持肯定的态度。美国人认为外国人说美语很正常。但日本人不是这样，他们不希望外国人精通日语，日本人认为，日语是日本人的密码，当然只有日本人才能掌握。表面上看，日本国也鼓励外国人学日语，但到了日本，外国人说一口地道的日语，那就会招致日本人的反感和敌意。所以，保险的方法是说英语，或者说故意搞错的日语。

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强调自己的独特性。他们一会儿强调自己的血型独特，可是，在世界上，中国的湖南人与他们的血型结构几乎一致，这也让日本人苦恼。一会儿又强调自己的特殊性是因为会用筷子，但中国人和朝鲜人用筷子的水平比日本人毫不逊色。现在最流行的观点是日本人说日语，但是，日语是由汉字和片假名还有英语单词组成的，谈不上是自己的专利。精通日本文化的蒋百里指出：日本的文化，如果抽掉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印度的佛教，还有欧洲和美国的文化，基本上不会剩下什么内容。可是，日本人依然倔强地强调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过分地强调自己集团的独特性固然强化了集团的团结，容易形成合力。但也会造成集体无意识，使每个人都推卸自己的责任。

　　如果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干坏事，一般人会胆怯心虚，会有罪恶感；但是，如果与他人共同做坏事，不仅人多势壮，还可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鼓吹下，不仅个体杀人成为了习惯，而且杀人越多，手段越残忍，不仅不会有负罪感，还会成为别人心目中的英雄。这时候，一个人的天性、良知等等，就会被集体无意识泯灭，集团认可的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有人笑谈，在日本人当中，只要长官说一加一等于三，保证所有的下属都会毫不迟疑地说那确实等于三。这就是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在日本的公司里，员工与老板吃饭，员工绝对不会先点菜，等到老板点完了，他们保证会克隆老板的菜单，而不管自己爱不爱吃。
在日本，黑社会组织一直猖獗，这些组织都有一条行规，就是要入会，就先得一起去做坏事。只有大家都做了坏事，组织才能“团结”。

　　同样，因为是集团性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彼此彼此的习惯，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无须负责。这样的集团意识，确实让外国人难以理解，但那又是日本人的特性。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文中谈到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意识：

　　在１５年的侵略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人认为没有哪个人是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就等同于没有责任。

　　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这就是日本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方式造就的就是日式的集团意识：在有利可图时，人人争先恐后，个个如狼似虎；在承担责任时，人人微不足道，个个没有过错。

　　这就是不讲个体的日本人。

如前所述，日本近一千年来的发展历史，基本上走的是一种武力掠夺的道路。日本人尝到了武力的好处，也吃了武力的苦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逼迫日本走上文治的道路，即通过和平的手段发展经济，谋取自己的利益。

　　从１９４５年到２００５年，日本基本上走了６０年的文的道路，并充分享受到了和平道路带来的巨大利益。

　　但２１世纪，日本人究竟要走文治之路还是武治之路，仍旧是一个悬案。

　　日本人是一个很难捉摸的民族，目前，国内主张和平发展道路的力量依然存在，但他们能否主宰日本人在２１世纪的走向，依然是个悬案。

　　历史有其特殊的惯性，没有常性的日本人，如果说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常性，那就是日本人对利益的绝对追求。不管是和平谈判也罢，战争掠夺也罢，日本人对于利益地追逐什么时候也不会疲倦。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之一，无可厚非。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义利之别，中国人崇尚舍生取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基督教文明崇尚精神的价值，把信仰的坚定性和纯洁性放在了第一位。但日本人没有这些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羁绊，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信条都可以置之一旁。

　　著名美国学者叶先扬在《日本文化与“神的国家”》一文中指出：

　　日本人的实用主义，是一种“不讲原则”的灵活性、“不讲道德”的适应性以及搅拌机式的大杂烩的文明，对他们来说，实用即是目的，其他一切都是手段。

　　日本从各方面都被看成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只顾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需要漠不关心，对世界上的非经济问题毫无兴趣，日本人被斥为“经济动物”。

因为今天的利益是唯一的标准，所以不存在对过去的行为负责任的问题，所以没有“反省”、“忏悔”那么一说，忏悔只能增加自己现在的烦恼，于利益有损无益。反省只是少数日本人的特殊心理，它与集团实用主义的民族思维定式不能相容。除非反省能使日本人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或者不反省就要蒙受巨大的直接损失。

　　虽然世界上对日本人一片指责之声，但他们照样我行我素，因为这种行为模式太行之有效了，过去和现在都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好处和利益。

　　日本人在２１世纪将会转向什么方向？日本人下一步想干什么？这着实是一个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的问题。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集体性的利己主义不会改变，因为利益始终是他们导航的工具，而且只有集团性的利己主义才能帮助他们谋求最大的利益。

　　新加坡日本研究学者李炯才指出：日本人总的来说都是好的跟从者；他们服从，不善于思考，必须等待号令告诉他们干什么，他们才行动。他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年轻一代只知道野蛮的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却不了解自己的前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残暴行径；他们只接受表面价值的简单陈述，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审时度势。

　　“日本人过去一直是危险的，以后也还会是危险的，在加强与世界竞争霸权的过程中，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被引向何处和在何处收场。”李炯才，这位在日本担任了五年大使、并出使过八个国家的资深外交家对日本人的未来走向忧心忡忡。

日本人对自己过去的罪行，很少进行真正的忏悔，一些右翼分子甚至百般歪曲历史，企图把历史洗刷得干干净净。对日本人来说，要紧的并不是让他们改变得更善良，而是如何改变他们的恶的心理和文化，不要继续走恶的路子。恶之花，固然美丽，却毕竟是邪恶的艺术。

本文摘自-------周兴旺 《日本人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