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的创始人——捷尔任斯基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原苏联党和国家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等职。

　　1877年9月11日，捷尔任斯基诞生于俄属波兰维尔诺省(今明斯克州斯托耳勃齐区)奥希米扬内县捷尔任诺沃小庄园里的一个小地主贵族的家庭，犹太人。1887年8月，入维尔诺第一中学学习。1894年秋，加入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895年秋加入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参加该党的国际主义左翼，领导维尔诺手工业和工厂徒工小组。1896年4月，从维尔诺中学自愿退学。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897年3月，捷尔任斯基在维尔诺转移到科夫诺从事革命工作，出版第一期波兰文地下报纸《科夫诺工人报》，并领导了阿列克索特(科夫诺市郊区)的罢工斗争。1897年7月，因叛徒告密第一次被捕，判处3年流放。1899年8月，从流放地维特亚卡省秘密逃回到维尔诺，后转到华沙。在这里继续从事工人运动，成立"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会"；赴维尔诺就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实行统一事同维尔诺组织商谈；被选人(中央)组织总部。1900年1月，捷尔任斯基再次被捕，判处五年流放。1902年6月，在流放途中逃跑，回到华沙，再到国外。8月，参加了波兰五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召开的代表会议。会议根据他的倡议决定成立波兰五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会并出版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报》。捷尔任斯基被选为党的国外委员会委员。

　　1903年7月，捷尔任斯基参加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出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行统一的决定。捷尔任斯基被选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委员。

　　1906年4月，捷尔任斯基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一次见到列宁。12月被捕。1907年5月中，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缺席当选为党中央委员。5月底，捷尔任斯基被保释出狱。1908年4月，又遭被捕，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1909年底，第三次从流放地逃出，他秘密回华沙，然后赴柏林。此后，秘密地到克拉科夫、华沙、罗兹等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12年9月，他第6次被捕，被判处3年苦役。1916年5月，被莫斯科高等法院判处6年苦役。19l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

　　1917年8月，捷尔任斯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处理党的全部组织工作。10月16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扩大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领导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总部成员。十月武装起义时，负责斯莫尔尼宫与起义军的通讯联络，积极参加了攻打冬宫的组织工作。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12月20日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

　　1919年3月，捷尔任斯基任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同期，以俄共(布)代表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8月，被任命为肃清红军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主任。9月任莫斯科市防御委员会委员。1920年1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授予他红旗勋章。4月，俄共(布)中央选举他为中央组织局侯补委员。5月被任命为西南战线后方司令。7月，成为出席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俄共(布)代表团成员。8月，被任命为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9月，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年1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3月，任莫斯科改善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4月，任交通人民委员兼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职务。1922年2月，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1923年7月，任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11月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主席。1924年2月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兼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他曾多次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委会全体会议。在党的第五次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0年4月起为中央组织局候补委员，1924年6月起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到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全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6年7月20日，捷尔任斯基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表反对党内反对派的讲话时，心脏病突发而猝然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现在，人们一般习惯于将克格勃的历史追溯到布尔什维克起义后的第六周，也就是1917年12月20日，苏维埃第一个负责安全和情报的机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成立。在“十月革命”后，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生存一直受到威胁，布尔什维克能够控制的也只有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与其毗邻的方圆五百公里的地区。俄国的其他地方则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列宁很快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12月4日，曾领导“十月革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由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任主席。12月20日，在致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捷尔任斯基称：“别以为我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我建议并请求建立一个同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卢比扬卡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于律己的作风，他得了“铁费利克斯”的绰号。为了革命理想，他既会牺牲自我也会牺牲他人。在生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捷尔任斯基说道：“我从未顾惜过自己，这也是我的力量所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人们对他的颂扬，令人感到好像是一幅中世纪受难的圣像。1982~1988年间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克多·切布里科夫说他“力图根除世界上的不公平和犯罪，向往着有朝一日，战争和民族仇恨会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他总是恪守自己的信条，这种信条体现在他的言语中：‘我想拥抱全人类，向她倾注我的爱，温暖她，洗净她身上现代生活的污垢。’” 

　　捷尔任斯基及其领导的肃反委员会，主要针对的是想像的或者真正的国内反革命势力，1921年，列宁高度评价了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除了被动防御来自国内外的威胁，契卡还制定了所谓“积极行动”的方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内容就是用沙皇的珠宝资助国外的共产主义运动。据被驱逐到巴黎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首都的大公们说，他们有时还能认出一些陈列在珠宝商店的珍品是原沙皇国库里的珠宝。1920年，当红军准备粉碎波兰军队并开进华沙的时候，列宁曾经草拟了一份未来波兰政府成员的名单，其中头号人物就是捷尔任斯基。1939年向芬兰宣战以后，斯大林也有过类似的设想。 
捷尔任斯基和库西宁都未能到自己的祖国去领导政府，他们也都不曾指望去做此事。捷尔任斯基并不把自己看做是波兰人，正如库西宁不把自己看做是芬兰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好的国际大家庭的一员。至少，捷尔任斯基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这样想的。 
对于捷尔任斯基以及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若干领导人的残酷无情，有些人后来解释说，其根源在于他们出身于非俄罗斯民族。 
这些人说，那个波兰人对其它民族的人是不手软的，他大概不会轻易把自己本民族的人投人监狱。 
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完全不理解“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对民族属性毫无兴趣。假如红军1920年在西线更走运一点儿，并能使波兰也进人苏俄版图的话，那么捷尔任斯基也会以同样的铁拳在华沙建立秩序的。而且，波兰人会更多地尝到他的厉害，因为在华沙他有许多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仇人。捷尔任斯基激烈地反对那些梦想独立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他真心地相信，波兰人最好是留在统一的苏俄国家里。
1917年，他出面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民族自决的要求。捷尔任斯基是个真诚的国际主义者。他曾说：“只有通过国家的彻底民主化和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才能消灭民族压迫。”他说，分离主义倾向是反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反对民族自决权”。 
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演讲时，他说：“波兰无产阶级永远和俄罗斯无产阶级站在一起。我们明白，有可能解放全世界的惟一力量，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
捷尔任斯基坚决反对波兰脱离革命的俄罗斯，他坚持认为：“我们将会有一个没有分歧与争执的各民族统一大家庭。”
在捷尔任斯基成长的那个环境里，民族主义情绪是非常强烈的：波兰的知识分子向往独立，渴望脱离俄罗斯而建立自己的国家。
捷尔任斯基与罗莎·卢森堡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后者是规模不太大的波兰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们一起坚持不懈地为波兰和俄罗斯工人的统一而斗争，反对未来的元帅约瑟夫·毕苏斯基所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 
列夫·托洛茨基是这样介绍捷尔任斯基的：“多年间，他与罗莎·卢森堡一道不仅和波兰的爱国主义斗，而且也和布尔什维主义斗。但在1917年他投奔了布尔什维克。列宁曾经十分兴奋地告诉我说，过去的斗争已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卢森堡对捷尔任斯基的影响并不像列宁和托洛斯基一度想像的那么坏。 
卢森堡过去的一些言词就好像今天才写的：“许多民族和一些很小的种族集团从各个方面声称自己有权建立国家。那些渴望复兴的已经腐烂的尸体又从百年古墓中站了起来，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国家机构的民族都热切地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高山之巅演出了一场女妖们的狂欢之夜。”
捷尔任斯基和卢森堡提出了以下问题：民族独立性是否对每一个民族，对它的邻国和对社会进步都是有益的？对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是否具备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在世界上存在着数千种语言，可国家只有不到200个。罗莎·卢森堡担心的是： 
如果每一个种族集团都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欧洲有可能会返回到中世纪的混乱状态。在那些不同种族杂居的地区里，一个种族集团的生存能力是与其它种族集团息息相关的。 
在罗莎·卢森堡逝世多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同住在一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彼此无情地杀戮。此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 
但是，由于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不同，捷尔任斯基终于和罗莎分道扬镳了。请看她在观察苏俄情况时是怎样写的：“自由只给予政府的拥护者，只给予一个党的成员，--这不是自由，不管这些人的数目有多么庞大。自由永远包括让不同见解的人都享有自由。政治自由的那种活跃一切、保全一切和净化一切的作用都取决于这一点。如果，‘自由’变成一种特权，它就不是自由了。” 
捷尔任斯基不同意罗莎·卢森堡的如下说法：“自由--首先应是有不同见解的自由。”而这就是她的错误所在。 
在有关民族自决权的历史性辩论中，捷尔任斯基和卢森堡输给了约瑟夫·毕苏斯基，后者在青年时代也曾信奉社会主义思想。 
毕苏斯基是一个比捷尔任斯基更为强硬的人，他根本不承认妥协和谈判。毕苏斯基比捷尔任斯基早出生10年，他还曾参加过民意党。因为参与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被放逐西伯利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波兰人站在俄国一边作战，想在战后获得独立。 
抱着同样的目的，华苏斯基却投奔到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方面去了。但是在1917年他拒不宣誓效忠德皇，并因此被投入监狱。1918年，在德帝国垮台以后他回到了华沙，为了夺取可以轻而易举就得到的政权。
1920年，毕苏斯基的部队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已兵临华沙城下的红军，从而制止了“共产主义的胜利进军”。这次军事胜利以“维斯瓦河上的奇迹”之名载入史册。
当时波兰人视毕苏斯基为英雄。 
凡是听过毕苏斯基演说的人，都被他的魔力所蛊惑。深受他演讲所鼓舞的波兰军团士兵一举攻下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作为对他们敬爱领袖的献礼，因为他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上过小学。一直到1939年，波兰遭到瓜分后，斯大林才把维尔纽斯交还给立陶宛。 
在捷尔任斯基逝世的那一年，毕苏斯基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波兰问题。他组织了军事政变并确立了“可操纵的民主”制度。毕苏斯基比捷尔任斯基晚死将近10年。
1991年，捷尔任斯基在莫斯科的纪念雕像被拆除。而在1998年，在华沙树立起了第二座华苏斯基的纪念碑。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西涅夫斯基出席了纪念碑的揭幕式。
列宁遇刺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把枪交给捷尔任斯基”。

捷尔任斯基说过：“人的心灵，就像一朵小花一样，它不知不觉地吸收太阳的光，它永远需要太阳，需要太阳的光辉”。

 “捷尔任斯基”又在俄罗斯站起来

 9月11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上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雕像安放仪式，雕像的原型是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捷尔任斯基。作为彻底告别苏联痕迹的重大举动之一，俄罗斯曾在“8·19”事件之后推翻了这座雕像，在相隔13年之后，却又恢复这一雕像，这中间又有着什么耐人寻味的原因呢？
 从表面上看，促成这一变化的是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卢日科夫的观点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重新竖立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的时代。实际上，卢日科夫的这一建议立刻在俄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右翼势力认为，这不是建筑学上的问题，因为捷尔任斯基雕像是残酷镇压和恐怖制度的象征。而左翼力量则认为，捷尔任斯基是秩序和公正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