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暗算》：茅盾文学奖的突破还是悲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8:38:41
按：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刚刚宣布时，我曾在博客上征集对于入围作品和获奖作品的意见。选修小说细读课的本科生同学学期结束时，不少人选择与本次茅奖有关的作品写论文，有的论文很见功夫、很尖锐，在写作时无所顾忌。受学生的鼓舞，我才决定参考学生的意见，同时也正面谈谈我的看法，这里先谈《暗算》。
在本届获奖的四部作品中，《暗算》是争议最大的。支持者认为，《暗算》获奖是文坛开放的标志，它打破了茅盾文学奖的固有风貌，开辟了评奖的新思路和新方向，使评奖原则更加多元化。质疑者则认为，《暗算》获奖是茅盾文学奖的悲哀，是对茅盾文学奖的讽刺，因为它只是一部没有多少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通俗小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使我对作品（包括初版本、获奖后的修改本和电视剧小说）的阅读变得格外谨慎，生怕被某种先入的成见或偏激的情绪控制。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一方面尽力寻找作品的优点，同时也不放过其缺点，想看看它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或坏到什么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我对《暗算》的基本判断。
面对“通俗小说”是否有资格获奖的质疑，有人不赞同把《暗算》视为一般的通俗小说， 陈晓明先生认为：麦家是“学习西方作家博尔赫斯最到位的中国作家，把大众阅读趣味与形而上学写作方式结合得最好的一位作家”，贺绍俊先生则说：“麦家只是借用了侦探小说或悬疑小说的外壳，其内在结构仍是以独立的精英思想为骨骼的。” 两位都是我敬重的批评家，但我更愿意把他们的评价视为对麦家的鼓励，或者更多的是期待，因为这几年优秀的长篇小说实在太少了。
我不否认《暗算》是一部成功的通俗小说，但我想进一步追问的是，它究竟有所少形而上学的内涵，有多少独立的精英思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搞清茅盾文学奖是授予小说初版本的，还是获奖后的修订本，还是电视剧小说的。虽然三者都还没有达到“思想厚重”的水平，但还是存在显著区别的。小说初版本的思想性极其贫乏，作品传达给我们的，除了一些破译方面的专业知识外，就是天才的辉煌与毁灭的故事。在他笔下，天才具有神奇的功能，他们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而且大多死于日常生活的残酷性与偶然性：阿炳触电自杀，是因为发现妻子有外遇，生下了“野种”；黄依依之死，是因为情人张国庆的老婆恶作剧式的报复；陈二湖是在破译了“彻底废弃的”的密码后，兴奋过度而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的；鸽子（林英）在临产前喊出了丈夫的名字，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被杀害。在这些故事中，我们能看到多少“形而上”的内涵和“独立的精英思想”呢？
“解密”职业对人性的扭曲，是作者刻意表现的主题，但小说初版本对这一主题的揭示，离我们的期望值太远。作者浓墨重彩渲染的，是阿炳、黄依依、韦夫和鸽子（林英）的奇异天才，是他们如何游刃有余地进行解密工作。职业扭曲人性的主题，只是蜻蜓点水般地偶有涉及，大多数还是通过事例抽象地说明，而不是通过人物内心的痛苦、悸动、扭曲与畸变来进行深度呈现。在这些描述来看，作者所能想象到的人性的秘密和人性的深度，其实并不比我们一般人好多少。唯一让人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陈二湖的故事。作者通过陈二湖在“红墙”内外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示出特殊职业对人性的戕害，给人一种沉甸甸、血淋淋的感觉。这说明，作者并不缺乏写作“优秀”小说的潜力，遗憾的是在《暗算》中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许作者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修改本中有意增添了不少情节来强化主题：如黄依依知道了“小雨”的秘密，而失去了重新选择生活的自由，掌握着许多重要秘密江南，因破译密码而精神分裂，却不能外出治疗、与家人团聚等等。
《暗算》留给我们最美好、最凄凉的印象，是黄依依与安在天的爱情。假如没有这一点，反对《暗算》获奖的声音肯定会更大。在初版本中，这个爱情故事也还是非常粗糙的：故事讲述人钱院长（修改本中变成了安院长）只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行政干部，他基本上没有介入感情纠葛中。黄依依也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而只是一个欲望的符号，一个可以和任何人上床的超级大花痴。她在火车上向钱院长吐露“爱情”后，就没了下文。她与王主任、张国庆的暧昧关系，完全是荷尔蒙分泌过剩的产物，与我们经常在餐桌上听到的荤故事并无两样，很难从中找到她之所以这样做的心理逻辑。
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电视剧小说和修改本中，黄依依和安在天的形象丰满了，他们的爱情具有了丰富而微妙的人性内涵，小说的主题也得到了深入开掘。在二者的爱情纠葛中，我们看到个人与国家、自由与纪律、欲望与理性尖锐冲突和对话。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黄依依是一个反潮流的另类，她所进行的是一场注定也打不赢的战争：她拒绝国家对个人生活道路的安排，不愿到701从事破译工作，在不得不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后，她坚持自己不是被国家机器带走的，而是被一个她喜欢的男人带走的。当发现自己火辣辣的爱情和赤裸裸的欲望，根本无法撼动安在天所坚持的国家、纪律、事业和家庭的底线，她开始以自我堕落的方式进行报复性的反抗，她顺遂自己内心的欲望与王主任发生暧昧关系，在受到安院长所代表的“组织”的干预和破坏之后，她想离开701去选择新的生活，但因为知道了不应该知道的秘密而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她所代表的个性和自由的精神被彻底摧毁了，后来她与张国庆结婚了，却难逃死于日常生活的宿命。修改后的黄依依形象确实具有人性深度，蕴含着较丰厚的思想意义，可惜其它人物形象（陈二湖除外）都未能达到这个高度。
茅盾文学奖素有重视长篇历史小说的传统，在前六届获奖作品中，历史小说所占比重超过五分之三。受此影响，《暗算》对历史的叙述也成为争议的焦点：有人指责作者胡编乱造，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有人肯定它“阐述的是历史，它绝不仅仅是‘秘密’展现的本身，是有对历史的反思的，这部作品是有深度的，也是独特的。”
与往届获奖的历史小说（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少年天子》、刘斯奋的《白们柳》、徐兴业的《金瓯缺》）相比，《暗算》的历史感是非常薄弱的：小说写的是与世隔绝的隐秘角落里的人和事，和大众的生活没有多少联系，是很难写出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内涵的。作者曾在修改本中弥补这一缺陷，比如，在黄依依的故事里面增添了中苏关系恶化、三年自然灾害、中印与海峡两岸关系紧张等细节或场面。尽管如此，小说中的历史氛围还是非常薄弱的。比如，阿炳在陆家堰村的奇闻轶事，按时间推算，应该发生于建国初期，但我们丝毫也感觉不到建国初的任何时代气氛，这些故事完全可能发生在九十年代或者二十一世纪。更让读者难以接受的是，作品中还存在一些违反历史真实的细节，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留苏学生能获副博士学位就很不错了，小说中却出现了留苏博士；那个时代的革命领导干部，被作者赋予了“行政主管”的职务；为实施情报欺诈，越南军官的尸体上被放了“一张银行催款单”，表明其生活奢侈（在60年代末北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家银行根本不可能给个人生活放贷，更不可能出现催款单的事情）。
或许有人会说读者们的这些批评是吹毛求疵，是以史料学的眼光苛求文艺作品，但这不恰恰暴露出作者历史意识的严重匮乏吗？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作家成为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但我们有权利要求他以文学的方式更好地表现历史，要求历史小说中描写的历史像历史，描写出特定时代的文化心理、历史气氛和社会环境，特别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人物的语言要符合具体的历史语境。仔细品味不难发现，《暗算》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是缺乏历史感的，大多是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是各种性格元素的抽象组合：阿炳一半是傻子一半是天才，黄依依是“魔鬼附身的天使”，鸽子（林英）则是由放纵与压抑、高雅与风流、庄重与妖艳等几种不同的性格因素组合起来的。我不想和作者探讨天才的心理结构问题，我更想说的是，由于作者沉醉于各种性格元素排列组合的游戏中，而无暇顾及人物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未能写出天才性格产生的历史依据。比如，黄依依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又到莫斯科呆过半年，其成长经历跨越几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鸽子（林英）出身于豪富家庭，也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参加革命活动。这样复杂的人生经历，对她们性格的影响该是多么的深刻啊，但我们在其性格中几乎看不到历史的车轮碾出的斑驳的印痕。
与人物形象缺乏历史内涵相对应的，是人物的语言缺乏历史内涵。在历史小说中，作者的叙述语言可以使用当代流行的语言，而人物的语言则必须符合其历史语境。在阅读某些历史小说时，身穿古装的满口“哇噻”、“帅呆了”的周星驰，时常会闯入我的脑海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的语言缺乏历史性。好在《暗算》的故事去今未远，在语言上还没有形成那么大的反差。但我还是想指出来：作者似乎很满足于用当代的语言去讲述过去的故事，而对于超出当今语境的（特别是在当时历史上广泛存在）的语言却毫无兴趣。这不能不是一个大的缺陷，在《暗算》中，我们很难感觉到栖身于语言之中的各种社会和历史的声音。只要对比一下同样是编剧出身的高满仓的《北风那个吹》，我们便会明白：对历史的叙述是离不开历史中的语言的，只有历史中的语言才能唤醒我们更多的沉睡了的历史记忆。
作品历史感匮乏，首先与作者的文学观有关。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他更为重视虚构和想象，他反复强调，“小说是真实的谎言，是文字魔术”、“小说都是假的，关键是要让人信以为真”，“小说家就应该有虚构的权利，你完全可以瞎编”，在《风声》的开篇，作者交代《暗算》全是自己足不出户，“胡思乱想出来的”，是“凭着一点点契机凭空编造出来的，没有什么资料，不做任何采访”持这样文学观念的作家如何能写出具有历史感的作品呢？作者明白“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这是好的，但同是也需要知道“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 否则，他对历史的叙述还会不断遭到读者质疑的。其二，与作者的历史观有关。麦家曾说：“所谓历史就是一些不同的讲述，我们永远无法抵达它的真相。”这显然是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即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任何历史都是叙述和想象性的建构。我们姑且承认这一点，但同时也需承认，一种历史叙述是否具有生命力，关键还是取决于它能否更深更广地介入到历史中去，我们不能因为历史的真相难以抵达，就放弃对历史真相的探索。读过麦家作品的人不难发现，他并没有多少深入了解历史的欲望，他感兴趣的只是到历史中去猎奇，他关心的不是如何传达更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呈现更多鲜活的历史记忆，而是如何虚构能够吸引人的离奇的故事。
我不知道，这种离开历史去想象和虚构历史的倾向，是不是值得提倡和鼓励，它会不会助长作家不读史的空疏风气，是不是背离了茅盾文学奖重视长篇历史小说的传统。以往获奖的历史小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鼓励作家尊重历史、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历史的舆论导向，还是值得肯定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要把文学引向考证史料的路子，也不是要剥夺麦家虚构和想象的权利，只是希望他在虚构与想象的同时，能够多一点历史意识，多一点历史学家所必不可少的素养。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麦家先生还需要听一听茅盾先生的忠告：“作家必须在充分掌握史料(前人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历史生活)，甄别史料、分析史料之后进行概括—一到此为止，作家是以历史家的身份做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他要严格探索历史真实；此后，他又必须转变其历史家的身份为艺术家。在自己所探索的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构思，并且要设身处地，跑进古人的生活中来进行艺术构思……”同时，也希望作家能够在这方面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写出让读者满意、也让茅盾先生满意的作品来。
《暗算》在叙事方法上的探索，是其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谢有顺先生认为：麦家“在小说叙事上训练有素的作家，对于这样一个前程远大的作家，当然值得表彰。”雷达先生认为：“麦家的成功，首先有赖于他超强的叙事能力和推理能力，经营致密结构的能力……” 王鸣剑先生认为：“在故事和情节方面,麦家沿袭了通俗小说的套路,而在语言和结构上走的又是纯文学的路子。” 这些评价，同样可以视为有见地的批评家们在文学不景气的情况下对作家的鼓励和期待。同时，我们也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说《暗算》的叙事方法毫无可取，充其量只能在《故事会》或者《中华传奇》上发表。
平心而论，为了改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麦家在叙事方式上显然下过一番苦功。作者以“我”作为寻找故事秘密的人（“采访者”）贯穿全篇，在“我”的多方奔走和努力下，安远长、钱院长、施国光、陈思思、韦夫的灵魂、金深水等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分别以自白、日记、书信等方式讲出了阿柄、黄依依、陈二湖、韦夫和鸽子（林英）的故事。这种“纪实体”的叙事方式，有效拉近了读者和小说的距离。为了调动读者探究秘密的欲望，使他们和作者一起探索故事的秘密，作者还多次直白地告诉读者：这些故事来之不易，都是经过许多周折的。安院长敢于在解密日之前讲出阿炳的故事，是因为他担心自己某天会突然死去；钱院长离休后与世隔绝，“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但要请他开口绝非易事，“我”以巨大的耐心和诚恳战胜了他的固执，经过签字画押，他才讲出了黄依依的故事；“我”在解密日邂逅施国光，在他领取的解密件中，发现了与陈二湖相关的书信和日记，才能勾画出陈二湖模糊的影子；我和金深水差点失之交臂，幸亏后来峰回路转，才听到了鸽子（林英）的故事。为了满足读者好奇的天性，作者还有意在“解密”与“保密”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在某些关键性问题上躲躲闪闪、吞吞吐吐，给读者留下继续探索和想象的空间。所有这些，都是《暗算》能够成为畅销书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遗憾地说，《暗算》的叙事学探索，并没有给中国当代文坛提供多少新的东西，即便与80年代中后期叙事学热潮中产生的作品相比，也是一个不小的倒退。王纪人曾说：麦家的《解密》中有6个视角，是他看到的小说中视角最多的，这样构思小说，不是疯子就是天才。可以肯定的是，在叙事学的探索上作者还没有达到天才的境地，他还有很长的路需要继续走下去。《暗算》虽精心选择了不同的视角人物，但由于作者最感兴趣的是视角人物讲故事（“解密”）的功能，而相对忽视了视角人物还应该是“独特的语言视角和观念视角的载体，是对世界对事件一种独特观点的载体，是独特的评价和意向的载体……” 也就是说，视角人物在讲故事的同时，还应承担塑造人物形象、传达主题意蕴、营造审美氛围等功能。惟其如此，有经验的艺术家常常会选择性格、价值观念与生活经验截然不同的人作为视角人物，以便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主题、塑造人物形象，营造艺术风格。
《暗算》虽选取了不同的视角人物，但这些人物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一致的，他们在讲故事时，采用的是同一种话语而缺少应有的对话性，这就使得小说的主题意蕴是单一、肤浅的，而不是丰富、深刻的；艺术风格单调的，而非多元的、繁复的，人物形象是类型化的，而不是立体的、有血有肉的（在写作《风声》时，麦家开始不同视角人物的相互配合，把故事讲的更复杂一些，从不同的视角叙事历史）。阿柄和黄依依的故事的讲述者安院长和钱院长，他们的身份都是701的行政领导，他们深谙“密码”的专业知识，懂得天才并且喜爱天才，他们讲述的只是天才的神奇，对天才伟绩的折服，对天才毁灭的愤怒与悲哀而已。在讲韦夫的故事时，作者特意声明：“步人后尘地讲一个老套的故事，意义实在不大。就是说，我想寻求一种新和奇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现在我决定借韦夫的灵魂来讲故事正是这种寻求的结果。” 这个声明使我们对这个故事给予厚望，但读完之后却是严重的失望：韦夫的灵魂所诉说的，仍然只是一个借死尸传递情报的离奇故事，并没有多少关于生与死、人生与命运的感悟。这提醒我们，如果不重视实质性内容的开掘，只在叙事方法上刻意求新，弄不好就成为故弄玄虚。当然，作者的叙事学探索也不是毫无可取。前面说过，陈二湖形象写出了人性的深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陈思思这个视角人物的选取。陈思思不是“秘密故事”中的人，她不是以“特殊职业”的眼光而是以平常人的眼光来审视父亲的，以平常人的价值观念，揭示退休后的父亲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中尴尬的存在方式，这多少使得小说有了点对话性，有利于主题的开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
以上是我阅读《暗算》时的一些感受和印象，也许没有把作品的优点充分挖掘出来，也许会有不少误读的地方。《暗算》虽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桂冠，但它能否摆脱昙花一现的命运，能否从成功的“畅销书”变为成功的“长销书”，还有待时间的考验，因为时间是最公正无误的批评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才是优秀的作品。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畅销书”只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猎奇、情欲、揭秘和游戏的天性就可以了，而“长销书”则必须充分地介入历史和当代生活，才能够持久地拨动大众记忆的琴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