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迎来重现盛唐的前景\\不赞成公交无人售票 中国就业压力世界最大

何亮亮：中国迎来重现盛唐的前景
中新网12月11日电 香港《文汇报》12月11日发表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撰写的文章《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意义》指出，经过30年的建设，其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变化与发展，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大国，成为美国、欧盟之外的重要政治力量，中华民族从19世纪中期以来落伍的屈辱历史完全成为过去，民族的复兴已经不可逆转。改革开放也可以说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迎来了重现盛唐的辉煌前景。
文章摘录如下：
2008年真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经历了年初的冻雨雪灾和5月的四川大地震，进入秋季，又在为对应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促内需而共同努力，环顾宇内，唯中国可以处变不惊，可以有强大的实力与领导能力，变危为机。
事情只有比较才能看得更清楚。30年前的中国，结束文革之后徘徊了两年，百废待兴，经济发展乏力，民生困顿。长达两个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其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这次全会，凝聚了全党的共识，反映了全国的民意，亦即国家要对外开放，经济体制必须改革。
改革开放包括了两个方面，即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外开放是对原来的闭关自守而言，对内改革是对原来僵化的体制而言。
闭关自守并非中国的选择，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西方阵营对华制裁封锁的结果，而历史上明清两朝的“海禁”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战后的冷战造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当时中国只能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使得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力量大增，苏联不再单独在欧洲与西方对峙，可以背靠中国，利用中国的力量在亚洲牵制美国，而美国除了在欧洲与苏联争夺，在亚洲也必须对付中国、朝鲜与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一方面帮助中国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中国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也导致中共与苏共的决裂，导致中国与苏联国家关系的恶化；面临咄咄逼人且在安全方面严重威胁中国的苏联，1971年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一战略巨变，改变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实力对比，影响了冷战的进程，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也为后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外部条件。1978年底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已经与中国建交，而且对华友好，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政治环境。
然而当时西方国家的企业还无法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也无法洞悉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景。香港、澳门、南洋的华人资本以及后来的台资，就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之后率先进入的外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中国有此条件且充分利用了这一条件，而海外的华人资本也从中国的对外开放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
在对内改革方面，中国从1950年代中期在“一五”期间开始改造资本主义，后来又试图在生产力尚很落后的情况下建立“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取缔市场，限制商品，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无法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无法为民众提供充足的消费品，普遍的公平也导致了普遍的贫穷；而在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实现了经济起飞，这对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大陆，是极大的挑战与刺激。
数千年的农业社会为中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痕迹，解放中国的生产力，必须从农村开始。国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必须让农村居民也分享到改革红利，中国的发展才能长治久安，才能建设和谐社会。文革后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民不约而同地开始自发的包产到户，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也是中国对内改革的原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改革开放，但是全会决议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决定将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以及大力发展农业，从政治方面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这是改革开放得以推行的最重要的前提。
经过30年的建设，其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变化与发展，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大国，成为美国、欧盟之外的重要政治力量，中华民族从19世纪中期以来落伍的屈辱历史完全成为过去，民族的复兴已经不可逆转。改革开放也可以说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迎来了重现盛唐的辉煌前景。
也正是在2008年，美国的金融海啸爆发，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奥巴马的改革口号打动了美国选民。这也从一个方面看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意义，因为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就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回顾过去30年的成就是重要的，未来30年的发展更为重要。 针对地方的“问责制”
景乃权认为，地方政府有动力抬升地价、推涨房价，主要是原因：首先，以GDP为主的绩效考核体系；其次，土地出让金收入。在当前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中，GDP及其增长率占很大的比重。而房地产业的发展对地方GDP的增长有重要促进作用。出于政绩的考虑，地方政府官员有动力积极发展房地产业，采取鼓励银行为房地产商贷款、给予房地产商优惠等政策，以提升房地产价格，从而提高当地GDP的绝对值和增长额。
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抬高土地出让价格直接就能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地方政府有激励抬升土地出让价格内生动力，而高地价是推动房地产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有利于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政策，进一步推动土地价格上涨。在这样一个“高地价———高房价———高地价”循环中，房地产的价格就会越来越高。
在针对地方政府中观房地产管理上可以采取“问责制”方法。“问责制”是指在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绩效时，不仅仅看重GDP的高低，同时纳入拍卖土地价格、廉租房占商品房的比例，商品房价格增幅、商品房空置率等代表民生状况的综合指标。这样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吹大房地产泡沫的动因。
微观层面的“金融税收制”
景乃权表示，政府在鼓励居民购买自住房和改善性用房的同时，要采取措施严格抑制投机，充分运用土地出让金、营业税、物业税、房产税、遗产税和贷款首付等等财税金融政策，根据国家宏观和微观经济形势随时规范和调节房地产开发商。
物业税的推出可以有效地抑制高房价。因为现拥有住房的成本比较低，这导致了很多投资和投机者购买多套的住房，持房待涨。物业税增收提高了房地产投资的空置成本，从而对房价有抑制作用，按1%的税费，征税后房价将理论上下降15%—20%。同时，房产物业税的征收可以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自住房和改善性用房免征，第三套及以上开始征收物业税。
当然，物业税的推出必须配合房产实名制的实施。只有明确了房产的拥有者，我们才能有效地统计每户家庭的房产拥有量。贷款首付的金额也应该根据家庭购房的数量有所差异。家庭首次购房者首付比例保持20%的比例不变，家庭购置第二套住房首付比例可以提高至50%，家庭购买三套及以上房产应全额支付。这样不仅可以有效转嫁银行贷款的风险，而且可以有效抑制房地产投机。
总之，中央应尽快出台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具体执行办法，否则在利益的驱动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能会造成“国四条”无法真正落到实处。（记者 来建强）
（来源：经济参考报）
统计局总经济师：不赞成公交无人售票 中国就业压力世界最大
 
姚景源表示，保持8%的增长虽然很困难，但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 早报记者 徐晓林 图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认为，中国是全世界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6月20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名家论坛上表示，保持8%的增长虽然很困难，但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他同时指出，中国既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胀，也不会出现严重的通缩，2009年CPI(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走势将是“前低后高”，全年则是低位正增长。
姚景源说，中国保增长不难，难在调结构，但危机给“调结构”带来了机遇。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并未改变，支撑经济发展的三大推动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趋势依然强劲，一揽子保持经济增长的方针已初显成效，当前中国经济月度环比指标已出现积极向好的趋势。
姚景源认为，当前保增长的着力点要放在扩内需上，因为中国要保持出口增长仍取决于欧美，“世界经济仍处于衰退之中，中国很难使上力。”
至于“调结构”，姚景源甚至用到了“感谢金融危机”这一说法， 称经济好时没有人会重视调结构的重要性，随便开个厂就能赚钱；但危机让大家(尤其是企业家)真切地感受到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样“调结构”就不会仅停留在自上而下的号召上，企业家、市场主体自己就会要求调结构、搞创新、升级产业。
此外，对于连续4个月CPI负增长引发的“通缩”担忧，姚景源分析，中国目前有两个因素制约中国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通胀，有一个因素则制约了中国不会出现大规模通缩。
制约通胀的第一个因素是中国产业的产能过剩，这使得产品价格不可能大幅上涨；另一个则是失业率较高，就业压力加大，要保证充分就业就不可能工资很高，进而推动物价上涨。
而中国去年年底以来推出的一系列保增长的政策则完全是抑制通缩的措施。
对于就业问题，姚景源回应称，中国是全世界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应加大对此问题的认识。姚景源同时以北京公交车为例表态说，“不赞成公交车无人售票”，因每辆车就可提供2个岗位，而且为失业人群提供的各项保障、维护社会稳定等所付出的成本，可能也与支付给售票员的工资相当。
姚景源认为，公共汽车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不是人与机器的沟通，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
另外，就国内多起公交车爆炸惨剧，姚景源认为，设置售票员有利于维护大家安全，因其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可以有效帮助乘客逃生、自救。
求解就业难题
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钱军：当前一定不能放弃大制造业
东方早报记者 黄武锋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钱军6月19日在沪谈及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时说，中国当前“一定不能放弃大型制造业”，因为这事关就业。钱军是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端金融论坛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他指出，美国之所以救助汽车行业，主要考量因素就是就业问题，而中国之所以要保持8%的增长，也是因为“8%才能保持就业稳定率，才能保持社会稳定”，而就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传统制造业。
他同时提到，长期而言，不能单靠制造业来促进就业，应大力发展服务业，使之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
谈及危机对中国的另一启示，钱军说，“二战”以来全球央行的目标有二：一是防止银行挤兑，二是防止通货膨胀。但危机后，中国在内的各国还应把解决“市场失效”放到央行的日程表上来。
监管方面，他认为，对大的金融机构应该严加监管，因大的企业可能因为“自己不会破产”、“政府会保护我们”的理念，而“主动”承担过度风险。
他还提醒，现在虽然是跨国并购的好机会，但一定要做好尽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