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逝世22周年:输给时间 赢得历史

据蒋孝勇事后追述，“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过后，蒋经国显得抑郁寡欢，整天不讲话，显然心理受到很大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蒋孝勇陪侍床前，蒋经国忽然开口说话：“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蒋经国（后立者为蒋孝勇）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迄今已经22年了，这位前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名，从来不曾像最近这样被岛内人士频繁提起。蒋经国故去的这段岁月，台湾历任政治领导人，从不曾像马英九以如此慎重的仪式纪念他。去年大选之后，就如同早年国民党同志到北京香山碧云寺祭告孙中山英灵的况味，旗开得胜的马英九到桃园头寮蒋经国灵寝，以胜选重新赢回执政权，告慰蒋经国在天之灵。迄至近日，马英九高调纪念蒋经国，台湾的时空，似乎又回到1988年春天，蒋刚辞世时那段“痛失中流砥柱”的“后蒋经国时代”。

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有若干关于蒋经国的未解之谜。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纵使岛内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化，蒋经国为何总是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领袖人物？他何以能备受台湾民众肯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回到历史的轨道上，透过当代人物的回忆，以及蒋经国自己的回忆，我们来回看存活在历史空间里的蒋经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蒋经国。

（一）青少年与留苏时期

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锻造了一个像蒋经国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20世纪许多中国政治名人，似乎都经历了“意识形态塑造”、“政治生活淬炼”、“权力之争夺与巩固”几个过程，蒋经国亦不例外。而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塑造”，更是蒋经国整个政治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慑于父威的压抑童年

经国可教，纬国可爱——这是蒋介石给两个儿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蒋介石这位严父在儿子面前形诸于外的，却是一种冷峻得无以复加的威严。1922年春天，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初见这位面形方厚、额高嘴大的农村孩童，心思细腻的陈洁如惊觉，经国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陈洁如问他话，这个11岁的男孩，只知羞赧地摇头。陈洁如拉着经国的小手，叫他坐在椅子上，她发现经国全身始终抖个不停。

然而，当经国的弟弟纬国第一次出现在陈洁如面前时，蒋介石却放下了惯有的威严，脸上出现了少见的笑容，他抱起纬国，一边逗纬国玩，一边要孩子喊陈洁如“姆妈”。

同样的蒋介石，他却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对两个儿子。人们可以解释，纬国比经国小6岁，父亲当然对老大严厉，而厚爱老二。或许是纬国自幼长得乖巧，讨人欢喜，让蒋介石心生怜悯，厚此而薄彼。经国、纬国幼时都住过陈果夫（1892-1951）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陈果夫太太曾经告诉纬国，幼年时代，纬国因为体弱多病，蒋介石、姚冶诚（1887-1966蒋介石之妾）老是在陈果夫家楼上的阁楼里，整天抱着纬国，陈太太见状十分不以为然，指责蒋介石、姚冶诚，“你们到上海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就知道躲在阁楼上抱小孩（纬国）。”足证纬国幼时比兄长经国得到更多父爱。

或许正是蒋介石对经国的严谨教育，才让这个平凡的农村孩童，终成治国之才。1921年5月23号，蒋介石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上说，“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

蒋经国见过陈洁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万竹小学时，又接到父亲的来信：“经儿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则训示蒋经国：“……你的字还没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

向往革命的狂飙青少年

15岁那年（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导火线，起因于日本资本家开枪击毙工人顾正红事件。蒋经国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述就读上海浦东中学时期，连续参与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动。蒋经国这时开始崭露头角，他被同学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也当选抵制洋货小组的领队。

这一年的暑假，蒋经国去广东探访父亲，反帝运动正风起云涌，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广东”。蒋经国说，黄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他头一次看到黄埔军校墙头张贴的巨幅标语：“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他也看见许多俄国人在黄埔校园内，有人告诉蒋经国，全世界各国当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苏联的统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农当家。他向父亲提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愿望，但是，他的请求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拒绝了。

蒋介石显然希望蒋经国多读几年书。为使儿子死心，蒋介石索性把蒋经国送往北平，交给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蒋经国在北平读了几个月书，经邵力子引介，熟识了李大钊，李氏又援引蒋经国认识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国人，他们劝蒋经国不妨去苏联留学。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为鼓励中国青年前往就读深造，给予十分优惠的条件。

向往革命，是蒋经国对外的说法，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动机，是4年前，也就是父亲与陈洁如结婚前夕，蒋介石与经国生母毛福梅的离婚。蒋经国忧国忧时，自怜怜人，他既向往革命与急切爱国的激情，意欲逃脱父亲严格管教的压力，又急于远离单亲家庭（父母离婚）的破碎场面。最后，他选择离开祖国，希望到一个陌生的遥远世界，寻求独立自主的梦想。

与蒋经国一同搭乘货轮前往苏联的青少年，一共有90余人，这条货轮先前曾经载运过猪只牲口，船舱里浓重的猪屎尿骚味，令人闻之欲呕。船在上海黄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难忍船上臭气和不习惯船上摇晃，蒋经国说，他差一点动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见许多同伴留在船舱铺位上，不禁自问：既然大家都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校长之子，焉能半途开溜？

蒋经国很快融入团体生活，在航向苏联的货轮上，开始温习布哈林《共产主义ABC》、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一个傍晚，蒋经国和一群中国青年抵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初到苏联，蒋经国开始下苦功学俄文，并努力研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从国民党员变成托洛茨基追随者

日后有许多评论家在月旦蒋经国毕生思想时，均将蒋经国归类为托洛茨基派，尽管归国后，他极力回避类似的说法，但他在留俄时期却毫不掩饰他的托派色彩。

他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校长是拉迪克，拉氏也是教授蒋经国“中国史”的老师，时常在下课闲时与蒋经国私下讨论。拉氏系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物之一。

蒋经国当时自承：“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蒋经国和几位中国同学秘密研读托洛茨基学派的著作，“对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尤感兴趣。后来我越来越热衷托洛茨基学说，终至加入秘密学社。跟随我的同学日多，并开始视我为托派的领导者。”

邓文仪（1905-1998，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国防部新闻局长”、“内政部次长”）在回忆苏联留学经历时，就把蒋经国、王新衡（1908-1988，曾任职军统、“立法委员”）等人留俄时的行径，比喻为“和反对派相呼应，反对俄共中央派”。因为王新衡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陈绍禹）指控为“浙江同学会”领袖之一，中山大学接连举行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决议处分王新衡等人，王氏还因而被苏联特务机关监禁4个月。

对蒋经国，王明则指控是他组织了“浙江同学会”这一反革命团体，蒋介石则是“给予幕后资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两封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家书，建议苏联当局逮捕蒋经国。

与王新衡相较，蒋经国确实沾了蒋介石儿子的光，真正迫使苏联当局对蒋经国采取行动，是在1931年秋天，苏联当局把蒋经国从中山大学（当时改名列宁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助理团长的职位上，调派他离开莫斯科，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谢可夫村。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在列宁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抨击王明。

此前，苏联当局数度驳回了蒋经国请求回国的申请，苏联当局采纳了王明的意见，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各种因素，他成为滞留苏联最久的中国留学生。

于今回顾蒋经国这段留俄历程，似乎不得不让人承认，14年留俄岁月，正是锻造一个具有钢铁意志人物的绝佳环境。

蒋经国的得力股肱王升，在日后曾经微妙突显经国先生这段“苏武牧羊”式的艰苦历程，并且把蒋氏的留俄故事，刻意作为新造神运动的绝佳素材。尽管王升讲述的故事，旨在完成对蒋经国的“造神”，神格化蒋经国，但我们仍可从中感受到蒋经国那段艰危岁月茹苦含辛的真貌。

王升回忆，在一次偶然机缘里，蒋经国脱口而出一句话：“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么苦的人！”王升在向台军发表演讲时说，蒋经国一生中，不晓得吃过多少苦，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耕过田，俄国实行集体农场，派他到谢可夫农村，在那里，没有床睡，没有饭吃，还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里住，给他面包、红糖。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

王升讲述，蒋经国在俄国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不得了，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他委身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蒋经国半路上病倒了，多亏遇到另一个要饭的孩子“小彼得”，把每天讨来的饭，比较好的东西给他吃，才没饿死。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曾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蒋经国滞留苏联，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蒋经国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在苏联留学、落难12年，特别是最艰困危难的岁月里，“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３月，我们终于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