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余永定：我对世界经济研究的一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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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世界经济研究的一些心得
2006/07/14 经济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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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同其他经济学科相比，世界经济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尽管有所谓“保护带”顽强保护“硬核”的问题(拉卡托斯，1986，中译本)，但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重复实验(不是波普意义上的过于简单化的“判决性”实验)的实验室。相对来说，世界经济的理论和观点是容易被拿来同事实的发展相对照的。例如，当你根据一定的理论，断言美国经济将出现衰退后，不管这种衰退是否在你所预言的期限内发生，人们是不难在事后根据事件的发展判断你的理论是否正确，或者指出你的理论遗漏了什么重要环节。在世界经济研究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你完全可以通过不断试错来逐渐改进你的理论。而这种奢侈在其他经济学科中则是难以享受的。在过去的20年间，我的研究记录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发生错误的记录。但是，聊以自慰的是，在发生错误—修正错误一再发生错误的过程中，我对世界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中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收集、整理各主要国家的经济信息，为计划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世界经济理论工作者通过对诸如“国际价值”和“时代问题”的讨论，为中国的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世界经济理论工作者对外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改革的介绍则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学者加强了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当年研究世界经济理论的学者按方法论大致分为两派：一派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演绎学振，另一派则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归纳学派。演绎学派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不再仅仅是上层建筑，而且是具有自身利益的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美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即是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合而为一的突出事例)。国家(国家机器或国家政权)的“两重性”是这派学者的核心概念。马克思通过发现和分析商品的两重性推演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演绎学派希望参照马克思《资本论》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结构，遵循“历史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演绎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经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性。与演绎学派不同，归纳学派并不把建立反映世界经济沿某一方向发展的必然性的范畴体系作为研究目标。归纳学派希望通过对世界经济的纷繁现象进行概括，从而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并力图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基本规律的概括与世界经济现实的无矛盾性。老一辈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对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重要贡献我们将谨记在心。
从1979—1982年，作为以仇启华教授为主编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编书组的成员，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即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等。对于我来说，说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传导机制和演变过程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把这种十分具体的经济现象加以抽象，形成政治经济学范畴，并使之成为处于辩证运动过程中的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范畴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尽管绞尽脑汁，但我却始终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一书于1982年出版(仇启华，1982)，虽然我的名字忝列作者名单之中，但我负责的章节因与全书风格不协调最终未被采用。编书组的工作结束之后，我把精力转向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在此期间，我在世界经济方面的主要“研究”工作是西方国家经济学家的各类世界经济模型的建模方法。事实上，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世界经济模型的(余永定，1980)。由于条件的限制，我终于未能真正从事世界经济模型的建模工作。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世界经济模型建模工作也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80年代中期，根据研究所的安排，我参与了关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经济格局的研究工作。这一工作的任务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个世界在未来十几年内的变化趋势和力量对比做出预测，并提出中国的相应对策。1987年发表的《走向2000年的中国国际环境和外贸政策》一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学者中的主流派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这篇文章认为：“在1980—2000年期间，世界经济的年增长率可能达到3.5%左右，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为3%，发展中国家约为5%，苏联和东欧国家约为4%。不同类型国家在今后十几年里发展的差异，决定于它们所面临的不同条件和问题。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尽管自1982年以来它们的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但还很难断言它们已彻底摆脱了‘滞胀’的羁绊。它们今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是各类国家中最慢的。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已有所回升，但还难以恢复到60年代以前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战后一直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后可能还将如此。但由于外部条件的恶化，它们的增长速度将低于60年代的水平。”其结论是：“随着日本经济力量的继续增强和美国、西欧相对优势的进一步缩小，三方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经济矛盾将进一步增多。这种情况将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更难逆转。到2000年时，苏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就会继续发生一定变化。它们之间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但缩小的速度将比过去大大减慢。苏、美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相互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将会进一步削弱它们对世界事务的控制能力。这是世界经济走向多极化和集团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及重要表现。”
现在来看，我们当初对世界经济(包括世界政治)发展方向的看法存在严重失误。首先，没有估计到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其次，没有估计到美国经济会在90年代出现建立在IT革命基础之上的长期繁荣。再次，没有估计到日本经济在90年代会因泡沫经济破灭而陷入长期不景气。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中，世界并没有进一步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相反，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得到空前加强。造成我们判断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特征的判断作为一种潜意识，始终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判断。20世纪后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说明，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远没有走到尽头。在这里，我不打算过多地从库恩的“范式”或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角度来讨论造成失误的原因。我的问题是，事后来看(with benefit of hindsight)，如果我们当初能够遵守某种方法论的原则，这些失误能够避免吗?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我们当时使用了简单外推法(simple extrapolation)，而这在预测长期趋势时是不能允许的。我们预测在1980—2000年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为3%，发展中国家为5%，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为4%。作为前提的假设是，同上世纪70年代相比，在上世纪最后20年中，各主要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做出这种假设的根据是什么呢?以美国为例，我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70年代“石油危机”后，美国已经无法再继续获取廉价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因而，其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10—20年中不可避免的将要下降。但是，“无法再继续获取廉价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这一“事实”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否会促使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价格回落?其他因素，如科技进步、制度创新是否会抵消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在对今后20年美国经济增长趋势做出判断之前，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首先回答的。而且问题应该不断地问下去，直到我们确信已经到达了最无疑义的无法进一步分析的“原子”事实为止。否则，我们就犯了“推不出”的逻辑错误。当然，它并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得出错误判断。但是，它却意味着我们充分地利用了一切可以获得的信息；我们的分析是可能得出的最好的分析。此外，充分利用现有信息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事先存在一个指导分析的理论框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框架，我们就无法正确地提出问题，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就无法对现有信息进行充分加工。事实上，当我们在前面就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提出问题时，或好或坏，我们事先已经假设了一个理论框架。我们无法确定我们的理论框架是否正确。但是，应用拉卡托斯的“进步”的“理论系列”之类的标准，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尽可能好的理论框架的。当然，对世界经济长期趋势的分析终究不能最后归结为机械的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把握这种趋势不仅需要可靠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而且需要正确的直觉，这种直觉来源于经验，来源于历史感，同时也来源于创造性的思维。而后者已超越了一个经济学家甚至一个科学哲学家的研究范围。
1994年8月，我在牛津面壁6年之后回国重操世界经济研究旧业，最初完成的几篇文章之一就是《国外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与实践》。1995年，“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成为热门话题，正如在30年代中期的“科技革命浪潮”讨论一样，“经济增长方式”讨论的兴起并非世界经济实践或世界经济理论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国内政策变化需要的结果。结论早在问题提出之时就已决定了。经验告诉我，这些讨论往往虎头蛇尾，在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之后，戛然而止。事过境迁，人们很快就会忘记当时那些缺乏文献基础的热门话题!由于预料到这种结果，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篇文章中，我有意把有关“经济增长方式”(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的讨论变为对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成功经验的讨论。我的文章反映了这样一种担心：“提高生产效率，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拼投入、拼消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60年代初期许多经济学家就已提出了‘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思想，但中国始终未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为什么呢?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体制。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经济体制的改革，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无法实现的。如果试图用传统的指令计划方法来推行这一转化，其结果可能是生产效率的进一步下降而不是提高。”写于1996年的《关于资本流入的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一文，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开放条件下宏观管理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尽管观点不一定全面，但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目前已再度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现代经济学文献中，我们已经越来越少看到诸如实体、本质、矛盾、扬弃和规律之类的概念。经济学家所关心的是可以直接检验、可以测度的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时间路径等等。尽管研究时代特征、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之类的“经济哲学”问题依然有其地位与意义；但积20余年从事世界经济问题研究的经验，我深以为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从世界经济的实际出发，为解决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与世界经济相关的实际问题提出具体答案。从本本到本本，坐而论道的研究方式必须加以摒弃。此外，建立世界经济学体系的条件还远未成熟，当前世界经济研究的主要精力还应该放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21世纪世界经济趋势》一文概括了1998年10月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重点研究或计划重点研究的世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和全球科学技术竞争的加剧、世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国际贸易的继续增长、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和FDI、WTO和全球贸易自由化、区域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和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动荡、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区域货币合作和全球收入不平、贫困加剧以及环境恶化。在文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些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路。我认为，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方针的需要，而且也是世界经济研究学科建设的需要。
在我的研究中，由于工作的需要，完成了许多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短期分析和展望。其中《泡沫经济与通货收缩》一文，反映了我从世界经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平衡(和失衡)的角度分析世界经济稳定性的初步尝试。《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写于1999年初，在文中我强调了在21世纪最初几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出现生产过剩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在当时是不受欢迎的，但现在看来还是比较正确的。另外几篇是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年度分析和展望。《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评析》一文是对几年来的分析和展望工作的小结。自1987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每年都在进行世界经济形势的短期分析与展望。这项工作最初是由浦山教授和王怀宁教授领导的，我是这项工作的最早参与者之一，1998年以后我又重新参加了这项工作。在《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评析》一文中，我对我们的工作做了这样的小结：“经济预测本来就是一件难得成功的事情。对经济预测的统计分析显示，经济学家所做的经济预测并不比简单的外推(‘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与去年的一样’)更为准确。尽管如此，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预测仍是非常有价值的。建立在严谨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预测可以帮助预测使用者系统、全面和首尾一贯地认识所面对的复杂经济现象，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制定相应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因而，成为问题的并不是经济预测是否有存在的价值，而是经济学家如何进行预测，以便使之尽可能有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可获得的信息)、尽可能合乎逻辑、尽可能合乎实际。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面对大量复杂且相互矛盾的信息，我们所能做的往往仅是对西方预测机构和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预测做出自己的评估并决定自己的取舍。由于在长期跟踪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错误与失败，我们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一些感觉。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目前正在建立正式的世界经济模型。尽管使用正式的模型不一定会使预测结果有很大改进，但世界经济模型是世界经济预测所不可或缺的，否则‘预测’就谈不上是真正的预测。”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都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更何况历史发展本身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拉普拉斯妖”也不存在，预测落空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我们的努力还是值得的。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至少将能够给决策者提供一个尽可能翔实的、逻辑首尾一贯的把握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框架。
我在国际经济学领域里研究较多的是国际金融。我在这一领域发表的几篇文章中，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是同王洛林教授、李薇博士合写的《对香港股灾发展过程的经济分析》。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资料翔实可靠，理论联系实际。为了搞清国际投机者是如何攻击香港特区汇市和股市的，我们花费了近两周时间在香港特区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拜访了包括任志刚、沈联涛和陈德霖在内的香港特区货币当局负责人，香港特区主要金融机构和学界的许多重要人物以及一线的分析员、操盘手。通过认真的考察，应该说，我们不仅搞清了港币攻防战的基本脉络，而且大致搞清了关键的操作性细节。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有机会把90年代所发生的几次金融危机(如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危机)都能像我们对香港特区金融危机那样进行比较透彻的研究。最近几年，我的一部分工作是有关国际汇率，主要是美元对日元汇率走势的分析。应用现有的汇率理论和其他有关理论，对现实的汇率(中长期)变动趋势进行预测是世界经济研究中最有意思的工作。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试错，对决定汇率变动的诸多因素有越来越全面的了解，从而使我们对汇率变动的方向有越来越好的把握。这几年来对汇率变动的跟踪研究使我体会到，尽管决定一国汇率的最直接原因是该国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但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经常项目平衡的约束。一个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靠资本流入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更不用说，一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本身有时可能是资本流入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汇率的变动趋势变得异常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汇率变动可以和任何方向的经济变动相容。例如，在其他因素给定的条件下，日本不良债权形势的恶化，既可导致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也可以导致美元的贬值。不良债权的恶化，日元可以因日本银行抽回海外资金而升值，也可以因为投资者不愿像以往那样持有日元资产而恶化。但是，从长期来看，任何国家(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都不能最终完全摆脱经常项目平衡的约束。在承认资本流动自主性的情况下，对经常项目逆差的约束可以理解为：经常项目逆差累积所导致的外债余额对GDP之比，必须稳定在一个外国投资者所能接受的水平上。在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之比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的不断增加是以对资本回报率越来越高的要求为条件的。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仅仅是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增长和净外债对GDP之比的不断上升就能够最终导致一国货币的贬值。
在过去几年中我对美国经济的增长前景，特别是美国经济中的严重泡沫保持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力(staying power)估计不足。过早地认为美国的泡沫经济将会崩溃、美国经济将会出现衰退。这种估计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非理性亢奋”(irrational exuberance)的顽强性、股票持续上升的空间以及美国经济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估计不足。此外，我对美国经济发生衰退的形成机制的分析也不准确。当时我所设想的美国陷入衰退的主要环节和路径是：(1)股市泡沫→消费过热、投资过热→股市泡沫破灭→财富效应→消费需求收缩→投资需求收缩→生产过剩危机(衰退)；(2)由于消费过度，居民储蓄过低→私人债务过高→居民对消费和储蓄模式进行调整→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减少→生产过剩危机；(3)外国投资者因美国债务过高而对美元资产丧失信心→抽逃资金→美元贬值→物价上升→FED提息→经济衰退；(4)经济过热→FED提息→软着陆失控→衰退。事实说明，我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股市泡沫和泡沫破灭所造成的财富效应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在美国2001年的危机中，居民消费始终保持了正增长，国际收支失衡也未成为影响美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而IT泡沫破灭所导致的投资下跌，才是导致衰退的最重要直接原因。
如果说我对美国经济的了解主要是间接的、通过报纸杂志获得的，而我对日本经济的了解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实地考察获得的。1995年我参加了王洛林教授领导的日本经济考察小组。自1995年至今，我们同日本财务省、通产省和日本银行的许多重要官员、日本重要金融机构的许多研究人员和日本的许多著名学者进行了广泛及持续的接触。这种接触使我们感同身受地体验了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的沉浮(王洛林等，2001)。在1998年以前，我们基本上是根据日本朋友的介绍来理解和把握日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1998年以后，随着桥本龙太郎“重整财政”政策的失败，我们开始更为独立地分析日本问题。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日本的经济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宏观经济调控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不良债权处理问题。日本所面临的是与日本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的结构问题。从现在来看，日本离彻底解决自80年代末期以来所暴露出的经济问题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目前的陷入困境，为中国提供了极好的经验教训。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日中之间很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
我最近还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亚洲金融合作和经济合作。我是东亚经济合作的积极支持者。在21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美国很可能将保持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美元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将继续控制世界经济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单兵作战并沦为世界大棋局中的卒子，被役者任意驱使，只落得残羹冷肴；或者齐心合力，成为世界经济三极(美国、欧元区和东亚)之一。共同利益和相互信任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而区域经济合作则可以增进共同利益和相互信任。研究东亚经济体之间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和实现这种一体化的具体途径，是中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8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研究在中国曾经有过辉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和其他经济学科的发展，世界经济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又一度衰落。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研究出现了重新崛起的迹象。进入2l世纪，中国人对世界经济问题的关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相信，在新形势下世界经济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拉卡托斯(1986)：《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洛西(1971)：《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中华工学院出版社。
仇启华主编(1982)：《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央党校出版社。
余永定(1980)：《计量经济学在世界经济研究中的应用》，《世界经济资料》(内部资料)。
王洛林等(2001)：《日本金融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
作者：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来源：《世界经济》2004年第3期
2006/07/14 经济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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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同其他经济学科相比，世界经济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尽管有所谓“保护带”顽强保护“硬核”的问题(拉卡托斯，1986，中译本)，但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重复实验(不是波普意义上的过于简单化的“判决性”实验)的实验室。相对来说，世界经济的理论和观点是容易被拿来同事实的发展相对照的。例如，当你根据一定的理论，断言美国经济将出现衰退后，不管这种衰退是否在你所预言的期限内发生，人们是不难在事后根据事件的发展判断你的理论是否正确，或者指出你的理论遗漏了什么重要环节。在世界经济研究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你完全可以通过不断试错来逐渐改进你的理论。而这种奢侈在其他经济学科中则是难以享受的。在过去的20年间，我的研究记录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发生错误的记录。但是，聊以自慰的是，在发生错误—修正错误一再发生错误的过程中，我对世界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中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收集、整理各主要国家的经济信息，为计划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世界经济理论工作者通过对诸如“国际价值”和“时代问题”的讨论，为中国的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世界经济理论工作者对外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改革的介绍则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学者加强了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当年研究世界经济理论的学者按方法论大致分为两派：一派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演绎学振，另一派则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归纳学派。演绎学派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不再仅仅是上层建筑，而且是具有自身利益的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美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即是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合而为一的突出事例)。国家(国家机器或国家政权)的“两重性”是这派学者的核心概念。马克思通过发现和分析商品的两重性推演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演绎学派希望参照马克思《资本论》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结构，遵循“历史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演绎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经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性。与演绎学派不同，归纳学派并不把建立反映世界经济沿某一方向发展的必然性的范畴体系作为研究目标。归纳学派希望通过对世界经济的纷繁现象进行概括，从而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并力图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基本规律的概括与世界经济现实的无矛盾性。老一辈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对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重要贡献我们将谨记在心。
从1979—1982年，作为以仇启华教授为主编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编书组的成员，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即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等。对于我来说，说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传导机制和演变过程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把这种十分具体的经济现象加以抽象，形成政治经济学范畴，并使之成为处于辩证运动过程中的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范畴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尽管绞尽脑汁，但我却始终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一书于1982年出版(仇启华，1982)，虽然我的名字忝列作者名单之中，但我负责的章节因与全书风格不协调最终未被采用。编书组的工作结束之后，我把精力转向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在此期间，我在世界经济方面的主要“研究”工作是西方国家经济学家的各类世界经济模型的建模方法。事实上，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世界经济模型的(余永定，1980)。由于条件的限制，我终于未能真正从事世界经济模型的建模工作。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世界经济模型建模工作也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80年代中期，根据研究所的安排，我参与了关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经济格局的研究工作。这一工作的任务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个世界在未来十几年内的变化趋势和力量对比做出预测，并提出中国的相应对策。1987年发表的《走向2000年的中国国际环境和外贸政策》一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学者中的主流派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这篇文章认为：“在1980—2000年期间，世界经济的年增长率可能达到3.5%左右，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为3%，发展中国家约为5%，苏联和东欧国家约为4%。不同类型国家在今后十几年里发展的差异，决定于它们所面临的不同条件和问题。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尽管自1982年以来它们的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但还很难断言它们已彻底摆脱了‘滞胀’的羁绊。它们今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是各类国家中最慢的。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已有所回升，但还难以恢复到60年代以前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战后一直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今后可能还将如此。但由于外部条件的恶化，它们的增长速度将低于60年代的水平。”其结论是：“随着日本经济力量的继续增强和美国、西欧相对优势的进一步缩小，三方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经济矛盾将进一步增多。这种情况将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更难逆转。到2000年时，苏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就会继续发生一定变化。它们之间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但缩小的速度将比过去大大减慢。苏、美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相互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将会进一步削弱它们对世界事务的控制能力。这是世界经济走向多极化和集团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及重要表现。”
现在来看，我们当初对世界经济(包括世界政治)发展方向的看法存在严重失误。首先，没有估计到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其次，没有估计到美国经济会在90年代出现建立在IT革命基础之上的长期繁荣。再次，没有估计到日本经济在90年代会因泡沫经济破灭而陷入长期不景气。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中，世界并没有进一步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相反，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得到空前加强。造成我们判断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特征的判断作为一种潜意识，始终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判断。20世纪后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说明，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远没有走到尽头。在这里，我不打算过多地从库恩的“范式”或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角度来讨论造成失误的原因。我的问题是，事后来看(with benefit of hindsight)，如果我们当初能够遵守某种方法论的原则，这些失误能够避免吗?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我们当时使用了简单外推法(simple extrapolation)，而这在预测长期趋势时是不能允许的。我们预测在1980—2000年期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为3%，发展中国家为5%，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为4%。作为前提的假设是，同上世纪70年代相比，在上世纪最后20年中，各主要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做出这种假设的根据是什么呢?以美国为例，我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70年代“石油危机”后，美国已经无法再继续获取廉价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因而，其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10—20年中不可避免的将要下降。但是，“无法再继续获取廉价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这一“事实”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否会促使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价格回落?其他因素，如科技进步、制度创新是否会抵消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在对今后20年美国经济增长趋势做出判断之前，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首先回答的。而且问题应该不断地问下去，直到我们确信已经到达了最无疑义的无法进一步分析的“原子”事实为止。否则，我们就犯了“推不出”的逻辑错误。当然，它并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得出错误判断。但是，它却意味着我们充分地利用了一切可以获得的信息；我们的分析是可能得出的最好的分析。此外，充分利用现有信息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事先存在一个指导分析的理论框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框架，我们就无法正确地提出问题，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就无法对现有信息进行充分加工。事实上，当我们在前面就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提出问题时，或好或坏，我们事先已经假设了一个理论框架。我们无法确定我们的理论框架是否正确。但是，应用拉卡托斯的“进步”的“理论系列”之类的标准，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尽可能好的理论框架的。当然，对世界经济长期趋势的分析终究不能最后归结为机械的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把握这种趋势不仅需要可靠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而且需要正确的直觉，这种直觉来源于经验，来源于历史感，同时也来源于创造性的思维。而后者已超越了一个经济学家甚至一个科学哲学家的研究范围。
1994年8月，我在牛津面壁6年之后回国重操世界经济研究旧业，最初完成的几篇文章之一就是《国外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与实践》。1995年，“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成为热门话题，正如在30年代中期的“科技革命浪潮”讨论一样，“经济增长方式”讨论的兴起并非世界经济实践或世界经济理论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国内政策变化需要的结果。结论早在问题提出之时就已决定了。经验告诉我，这些讨论往往虎头蛇尾，在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之后，戛然而止。事过境迁，人们很快就会忘记当时那些缺乏文献基础的热门话题!由于预料到这种结果，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篇文章中，我有意把有关“经济增长方式”(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的讨论变为对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成功经验的讨论。我的文章反映了这样一种担心：“提高生产效率，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拼投入、拼消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60年代初期许多经济学家就已提出了‘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思想，但中国始终未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为什么呢?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体制。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经济体制的改革，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无法实现的。如果试图用传统的指令计划方法来推行这一转化，其结果可能是生产效率的进一步下降而不是提高。”写于1996年的《关于资本流入的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一文，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开放条件下宏观管理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尽管观点不一定全面，但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目前已再度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现代经济学文献中，我们已经越来越少看到诸如实体、本质、矛盾、扬弃和规律之类的概念。经济学家所关心的是可以直接检验、可以测度的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时间路径等等。尽管研究时代特征、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之类的“经济哲学”问题依然有其地位与意义；但积20余年从事世界经济问题研究的经验，我深以为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从世界经济的实际出发，为解决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与世界经济相关的实际问题提出具体答案。从本本到本本，坐而论道的研究方式必须加以摒弃。此外，建立世界经济学体系的条件还远未成熟，当前世界经济研究的主要精力还应该放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21世纪世界经济趋势》一文概括了1998年10月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重点研究或计划重点研究的世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和全球科学技术竞争的加剧、世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国际贸易的继续增长、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和FDI、WTO和全球贸易自由化、区域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和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动荡、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区域货币合作和全球收入不平、贫困加剧以及环境恶化。在文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些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路。我认为，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方针的需要，而且也是世界经济研究学科建设的需要。
在我的研究中，由于工作的需要，完成了许多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短期分析和展望。其中《泡沫经济与通货收缩》一文，反映了我从世界经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平衡(和失衡)的角度分析世界经济稳定性的初步尝试。《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写于1999年初，在文中我强调了在21世纪最初几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出现生产过剩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在当时是不受欢迎的，但现在看来还是比较正确的。另外几篇是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年度分析和展望。《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评析》一文是对几年来的分析和展望工作的小结。自1987年起，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每年都在进行世界经济形势的短期分析与展望。这项工作最初是由浦山教授和王怀宁教授领导的，我是这项工作的最早参与者之一，1998年以后我又重新参加了这项工作。在《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评析》一文中，我对我们的工作做了这样的小结：“经济预测本来就是一件难得成功的事情。对经济预测的统计分析显示，经济学家所做的经济预测并不比简单的外推(‘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与去年的一样’)更为准确。尽管如此，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预测仍是非常有价值的。建立在严谨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预测可以帮助预测使用者系统、全面和首尾一贯地认识所面对的复杂经济现象，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制定相应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因而，成为问题的并不是经济预测是否有存在的价值，而是经济学家如何进行预测，以便使之尽可能有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可获得的信息)、尽可能合乎逻辑、尽可能合乎实际。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面对大量复杂且相互矛盾的信息，我们所能做的往往仅是对西方预测机构和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预测做出自己的评估并决定自己的取舍。由于在长期跟踪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错误与失败，我们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了一些感觉。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目前正在建立正式的世界经济模型。尽管使用正式的模型不一定会使预测结果有很大改进，但世界经济模型是世界经济预测所不可或缺的，否则‘预测’就谈不上是真正的预测。”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都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更何况历史发展本身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拉普拉斯妖”也不存在，预测落空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我们的努力还是值得的。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至少将能够给决策者提供一个尽可能翔实的、逻辑首尾一贯的把握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框架。
我在国际经济学领域里研究较多的是国际金融。我在这一领域发表的几篇文章中，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是同王洛林教授、李薇博士合写的《对香港股灾发展过程的经济分析》。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资料翔实可靠，理论联系实际。为了搞清国际投机者是如何攻击香港特区汇市和股市的，我们花费了近两周时间在香港特区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拜访了包括任志刚、沈联涛和陈德霖在内的香港特区货币当局负责人，香港特区主要金融机构和学界的许多重要人物以及一线的分析员、操盘手。通过认真的考察，应该说，我们不仅搞清了港币攻防战的基本脉络，而且大致搞清了关键的操作性细节。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有机会把90年代所发生的几次金融危机(如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危机)都能像我们对香港特区金融危机那样进行比较透彻的研究。最近几年，我的一部分工作是有关国际汇率，主要是美元对日元汇率走势的分析。应用现有的汇率理论和其他有关理论，对现实的汇率(中长期)变动趋势进行预测是世界经济研究中最有意思的工作。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试错，对决定汇率变动的诸多因素有越来越全面的了解，从而使我们对汇率变动的方向有越来越好的把握。这几年来对汇率变动的跟踪研究使我体会到，尽管决定一国汇率的最直接原因是该国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但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经常项目平衡的约束。一个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靠资本流入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更不用说，一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本身有时可能是资本流入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汇率的变动趋势变得异常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汇率变动可以和任何方向的经济变动相容。例如，在其他因素给定的条件下，日本不良债权形势的恶化，既可导致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也可以导致美元的贬值。不良债权的恶化，日元可以因日本银行抽回海外资金而升值，也可以因为投资者不愿像以往那样持有日元资产而恶化。但是，从长期来看，任何国家(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都不能最终完全摆脱经常项目平衡的约束。在承认资本流动自主性的情况下，对经常项目逆差的约束可以理解为：经常项目逆差累积所导致的外债余额对GDP之比，必须稳定在一个外国投资者所能接受的水平上。在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之比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的不断增加是以对资本回报率越来越高的要求为条件的。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仅仅是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增长和净外债对GDP之比的不断上升就能够最终导致一国货币的贬值。
在过去几年中我对美国经济的增长前景，特别是美国经济中的严重泡沫保持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力(staying power)估计不足。过早地认为美国的泡沫经济将会崩溃、美国经济将会出现衰退。这种估计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非理性亢奋”(irrational exuberance)的顽强性、股票持续上升的空间以及美国经济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估计不足。此外，我对美国经济发生衰退的形成机制的分析也不准确。当时我所设想的美国陷入衰退的主要环节和路径是：(1)股市泡沫→消费过热、投资过热→股市泡沫破灭→财富效应→消费需求收缩→投资需求收缩→生产过剩危机(衰退)；(2)由于消费过度，居民储蓄过低→私人债务过高→居民对消费和储蓄模式进行调整→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减少→生产过剩危机；(3)外国投资者因美国债务过高而对美元资产丧失信心→抽逃资金→美元贬值→物价上升→FED提息→经济衰退；(4)经济过热→FED提息→软着陆失控→衰退。事实说明，我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股市泡沫和泡沫破灭所造成的财富效应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在美国2001年的危机中，居民消费始终保持了正增长，国际收支失衡也未成为影响美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而IT泡沫破灭所导致的投资下跌，才是导致衰退的最重要直接原因。
如果说我对美国经济的了解主要是间接的、通过报纸杂志获得的，而我对日本经济的了解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实地考察获得的。1995年我参加了王洛林教授领导的日本经济考察小组。自1995年至今，我们同日本财务省、通产省和日本银行的许多重要官员、日本重要金融机构的许多研究人员和日本的许多著名学者进行了广泛及持续的接触。这种接触使我们感同身受地体验了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的沉浮(王洛林等，2001)。在1998年以前，我们基本上是根据日本朋友的介绍来理解和把握日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1998年以后，随着桥本龙太郎“重整财政”政策的失败，我们开始更为独立地分析日本问题。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日本的经济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宏观经济调控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不良债权处理问题。日本所面临的是与日本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的结构问题。从现在来看，日本离彻底解决自80年代末期以来所暴露出的经济问题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目前的陷入困境，为中国提供了极好的经验教训。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日中之间很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
我最近还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亚洲金融合作和经济合作。我是东亚经济合作的积极支持者。在21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美国很可能将保持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美元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将继续控制世界经济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单兵作战并沦为世界大棋局中的卒子，被役者任意驱使，只落得残羹冷肴；或者齐心合力，成为世界经济三极(美国、欧元区和东亚)之一。共同利益和相互信任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而区域经济合作则可以增进共同利益和相互信任。研究东亚经济体之间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和实现这种一体化的具体途径，是中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8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研究在中国曾经有过辉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和其他经济学科的发展，世界经济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又一度衰落。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研究出现了重新崛起的迹象。进入2l世纪，中国人对世界经济问题的关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相信，在新形势下世界经济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拉卡托斯(1986)：《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洛西(1971)：《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中华工学院出版社。
仇启华主编(1982)：《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央党校出版社。
余永定(1980)：《计量经济学在世界经济研究中的应用》，《世界经济资料》(内部资料)。
王洛林等(2001)：《日本金融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
作者：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来源：《世界经济》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