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用内外因原理看中日关系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0:32:59
近日，一条日本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将会访问南京的新闻，挑动了中国人敏感的神经，但旋即有媒体出来辟谣，说日本官方矢口否认鸠山首相会访问南京，一些分析人士立即指出，鸠山首相访问南京的时机尚不成熟。
从每年一度的8月15日里日本政界是否惨败晋国神社，到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都是中日关系最为微妙与紧张的时候。从盛唐时的蜜月绵绵到清末时的仇恨无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间的爱恨情仇，估计其他国与国间没有能出其右者。
本来那场野蛮的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的创伤，不是几代人的时间就能抚平的，但日本的右翼势力还在不断往中国人的伤口上撒盐：从教科书问题到参拜靖国神社再到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致使本来就脆弱的中日关系屡屡雪上加霜。
在处理对日关系的历史问题上，我认为我国政府的政策的确有欠妥之处。例如在要求日本承认二战罪行及就二战遗留问题向中国人民道歉上，我们经常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指责日本上，花在了把日本和战后德国比较上，想借德国认错态度的诚恳来感化日本反省自己的错误。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一个思维，就使我们在与日本交涉时常常显得很被动，为什么我们不跳出这种定势思维的死胡同呢？
我们信仰的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哲学讲“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我们党视作看家法宝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方法，就是把这个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经典例子。那在对待日本问题上，我们为什么反倒不宠幸这么完美的理论呢？
在要求日本就二战问题认错道歉的问题上，中国是内因，日本是外因，我们的工作方针应该是重视内因，兼顾外因，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拿战后日本与战后德国对比的同时，更应该拿战后的中国与以色列对比。二战结束后，甚至就在二战尚未结束时，犹太人就开始搜集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详细罪证，他们为之付出的艰辛估计让我们难以想象。他们统计的材料已经详细到每一位被害同胞的姓名、年龄、性别、被害的时间地点，同时在世界各地，他们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让他们位于耶路撒冷的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成了世界知名的忏悔圣地，也让德国法西斯受审时在如山铁证面前根本无从狡辩，更让以后的德国政府只有不断道歉忏悔赔不是的份。中国那句名诗“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意境，被好学的犹太人发挥到了极致。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自己是怎么做的。二战一结束，本来我们应该马上进行战争的伤亡统计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审判日本法西斯战犯和向日本索赔的重要工作中去。从这点上来讲，当时的中国合法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可以说还是有一些作为的，早在1943年，民族矛盾还是主要矛盾时，国民政府就决定在行政院内成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兼任主任，下设4组，负责对教育文化事业、公私财产等失的调查，为战后对日索赔作准备。1944年3月，国民政府参事室便草拟了《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初步提出了对日索取军费赔偿和经济赔偿的若干原则。1945年8月18日，就在日本签了投降书的第三天，蒋介石就指示内政部长兼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主任张厉生，令其加紧抗战损失调查，以便对敌清算。可见，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对日索赔问题上，还是能够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的，想通过对日索赔来达到削弱日本赖以发动战争的经济能力，同时也想通过此举来增强中国工业的复兴能力。但到了后来，国民政府的工作重点却逐渐转移到了发动内战上，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内战爆发了，全国解放战争由此正式开始，国民党政府的工作重点自然就走上了另一条路，整个中国也走上了另一条路。不光如此，当年参与处理对日战争赔偿这一重大事件领导人的决策也值得商榷。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侵略和奴役，我们用偌大一个祖国母亲的变体鳞伤才换来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全国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因此，在日本向中国赔偿问题上，应由全体中国人民确定，而不应由某一个政党做主。只因顾及到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为了不加重他们的负担，或是为了换取日本政府对一个没落政权或新兴政权的承认，便擅自放弃了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正当且必要的权利，大有以小集体利益而放弃整个国家利益的嫌疑，也更像在渔翁面前还相争不下的鹬蚌一样愚蠢。这种轻率且不负责任的决定，为我们自己留下了极大的祸患遗毒，正是由于日本政府没有向中国政府进行战争赔偿，所以如今的日本右翼对自己祖先的侵华史才死不认账；由于我们当时没有统计到像犹太人那样确凿具体的受害证据，现在当日本右翼分子不断在我们尚未愈合伤口上撒盐时，我们只能用一些笼统的缺乏说服力的证据进行脆弱地反击；也让中国当年的受害同胞们在自己的国家取得战争胜利后，却仍然要体味无数次艰难而心酸的对日官司折磨。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我们的内因没有解决好，导致我们反而总是受到外因的嘲笑，更何况，至今我们尚未听到一句负责任的“对不起”！
在清算日本二战罪行的问题上，我们应该以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在自己做深刻反省的同时，坚持与日本交涉，坚持维护我们应有的尊严。记得白岩松在《痛并快乐着》一书中就中日关系问题说过这样的话，“毫无疑问，面对日本，我们的理智和情感必须经常交锋，无论是理智还是情感，在目前，都不能占据上风，而寻找一种平衡，让我们在内心深感痛苦。”
应该记住历史的不应该仅仅是受害者，更要让那些制造过甚至制造着历史的人（甚至不是人）记住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使我们伤口愈合而让我们内心不再痛苦这点上，中国是内因，日本是外因；在正视自己历史问题上，日本是内因，中国是外因。希望中日两国都能懂得如此简单的哲学道理，单单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把自己的内因解决好，再给日本以必要的外因压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我们的理智与情感交锋时，寻找到那种让我们内心不再深感痛苦的平衡。
从每年一度的8月15日里日本政界是否惨败晋国神社，到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都是中日关系最为微妙与紧张的时候。从盛唐时的蜜月绵绵到清末时的仇恨无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间的爱恨情仇，估计其他国与国间没有能出其右者。
本来那场野蛮的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的创伤，不是几代人的时间就能抚平的，但日本的右翼势力还在不断往中国人的伤口上撒盐：从教科书问题到参拜靖国神社再到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致使本来就脆弱的中日关系屡屡雪上加霜。
在处理对日关系的历史问题上，我认为我国政府的政策的确有欠妥之处。例如在要求日本承认二战罪行及就二战遗留问题向中国人民道歉上，我们经常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指责日本上，花在了把日本和战后德国比较上，想借德国认错态度的诚恳来感化日本反省自己的错误。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着一个思维，就使我们在与日本交涉时常常显得很被动，为什么我们不跳出这种定势思维的死胡同呢？
我们信仰的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哲学讲“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我们党视作看家法宝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方法，就是把这个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经典例子。那在对待日本问题上，我们为什么反倒不宠幸这么完美的理论呢？
在要求日本就二战问题认错道歉的问题上，中国是内因，日本是外因，我们的工作方针应该是重视内因，兼顾外因，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拿战后日本与战后德国对比的同时，更应该拿战后的中国与以色列对比。二战结束后，甚至就在二战尚未结束时，犹太人就开始搜集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详细罪证，他们为之付出的艰辛估计让我们难以想象。他们统计的材料已经详细到每一位被害同胞的姓名、年龄、性别、被害的时间地点，同时在世界各地，他们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让他们位于耶路撒冷的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成了世界知名的忏悔圣地，也让德国法西斯受审时在如山铁证面前根本无从狡辩，更让以后的德国政府只有不断道歉忏悔赔不是的份。中国那句名诗“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意境，被好学的犹太人发挥到了极致。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自己是怎么做的。二战一结束，本来我们应该马上进行战争的伤亡统计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审判日本法西斯战犯和向日本索赔的重要工作中去。从这点上来讲，当时的中国合法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可以说还是有一些作为的，早在1943年，民族矛盾还是主要矛盾时，国民政府就决定在行政院内成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兼任主任，下设4组，负责对教育文化事业、公私财产等失的调查，为战后对日索赔作准备。1944年3月，国民政府参事室便草拟了《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初步提出了对日索取军费赔偿和经济赔偿的若干原则。1945年8月18日，就在日本签了投降书的第三天，蒋介石就指示内政部长兼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主任张厉生，令其加紧抗战损失调查，以便对敌清算。可见，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对日索赔问题上，还是能够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的，想通过对日索赔来达到削弱日本赖以发动战争的经济能力，同时也想通过此举来增强中国工业的复兴能力。但到了后来，国民政府的工作重点却逐渐转移到了发动内战上，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内战爆发了，全国解放战争由此正式开始，国民党政府的工作重点自然就走上了另一条路，整个中国也走上了另一条路。不光如此，当年参与处理对日战争赔偿这一重大事件领导人的决策也值得商榷。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侵略和奴役，我们用偌大一个祖国母亲的变体鳞伤才换来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全国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因此，在日本向中国赔偿问题上，应由全体中国人民确定，而不应由某一个政党做主。只因顾及到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为了不加重他们的负担，或是为了换取日本政府对一个没落政权或新兴政权的承认，便擅自放弃了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正当且必要的权利，大有以小集体利益而放弃整个国家利益的嫌疑，也更像在渔翁面前还相争不下的鹬蚌一样愚蠢。这种轻率且不负责任的决定，为我们自己留下了极大的祸患遗毒，正是由于日本政府没有向中国政府进行战争赔偿，所以如今的日本右翼对自己祖先的侵华史才死不认账；由于我们当时没有统计到像犹太人那样确凿具体的受害证据，现在当日本右翼分子不断在我们尚未愈合伤口上撒盐时，我们只能用一些笼统的缺乏说服力的证据进行脆弱地反击；也让中国当年的受害同胞们在自己的国家取得战争胜利后，却仍然要体味无数次艰难而心酸的对日官司折磨。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我们的内因没有解决好，导致我们反而总是受到外因的嘲笑，更何况，至今我们尚未听到一句负责任的“对不起”！
在清算日本二战罪行的问题上，我们应该以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在自己做深刻反省的同时，坚持与日本交涉，坚持维护我们应有的尊严。记得白岩松在《痛并快乐着》一书中就中日关系问题说过这样的话，“毫无疑问，面对日本，我们的理智和情感必须经常交锋，无论是理智还是情感，在目前，都不能占据上风，而寻找一种平衡，让我们在内心深感痛苦。”
应该记住历史的不应该仅仅是受害者，更要让那些制造过甚至制造着历史的人（甚至不是人）记住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使我们伤口愈合而让我们内心不再痛苦这点上，中国是内因，日本是外因；在正视自己历史问题上，日本是内因，中国是外因。希望中日两国都能懂得如此简单的哲学道理，单单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把自己的内因解决好，再给日本以必要的外因压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我们的理智与情感交锋时，寻找到那种让我们内心不再深感痛苦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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