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或梦想的五个瞬间

               1991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独自一人闲坐西子湖边，写下或者说是得到了这首诗，这段喃喃低语成了我青年时代的一段生活写照。记得那天天色阴沉沉的，一个寂寥平凡的日子，我离开校内的单身宿舍，骑车出了大学校门，沿着西溪路和保俶路来到少年宫。接着，向右加速并冲上了断桥，然后沿着白堤缓缓骑行。那会儿我喜欢在词与物之间徜徉，陶醉于为事物命名的幸福之中。那会儿杭州还是一座小城市，人们的生活比较单纯，既少有酒吧、茶馆、迪厅之类供人消遣娱乐的地方，也没有私家轿车、高级公寓甚或五星级酒店。换句话说，社会阶层还没有明显地分化出蓝领和白领、穷人和富人。

   白堤虽然离开闹市区不远，却难得碰到一个熟人，大多数游客都是外地人，这容易营造出一种幻景。加上那时我到杭州的时间不长，每次逛西湖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假如我不那么贪心，不经常到湖边寻觅灵感，我总能在骑车或漫步途中有所斩获。如同哲学家加斯东·巴拉什所说的，“在诗人生活的某些时刻，梦想将现实本身同化了。”不过，我写的诗歌与西湖甚或杭州这座城市没有什么关系。可是，那天下午却多少有点反常，我在白堤上来回转悠，最后竟然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呆呆地望着冷飕飕的湖面。直到黄昏来临，我回眸凝望宝石山的那一瞬间，才似乎发现了什么。那种体验妙不可言，就像此时此刻，想象力的作用使得记忆栩栩如生，同时也为记忆绘制出插图。殊为难得并值得珍惜的是，这是一首关于西湖的诗。

     我的故乡在东海之滨，一个盛产蜜橘和枇杷的地方，一个消失了的县级行政单位，我在那里出生、长大，直到考上大学。我第一次听说西湖必定是在九岁以前，因为那年的残冬和初春之交，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首次访问了北京，接着他来到杭州。当报上登出客人们在花港观鱼的照片时，西湖的美丽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上。至今我依然记得，县城汽车站的墙壁上写着：到杭州的里程324公里，票价7元8角。可是，每回我都是去温州或更近的地方，直到六年以后，我才得以亲眼见到西湖和那座依偎在她身边的城市。人们无法想象，那最初的一瞥对于一个喜欢梦想的男孩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是在去济南上大学的路上见到西湖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当汽车从茅以升的钱塘江大桥上穿过，我首先看到的是六和塔和蔡永祥纪念馆，当时出现在中学教科书上的只有那座纪念馆，并没有江南名胜六和塔，甚至于连建塔一千周年也被忽略而过，现在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那不是明摆着的错失商机吗？说句老实话，我现在怀疑，当年是否真有“阶级敌人破坏大桥”这件事？那样的话可是名副其实的恐怖分子了。沿着绿树成荫的南山路向北，西子湖若隐若现，童年时代的一个美梦实现了。那种感受惟有在十七年以后，我乘坐高速火车从尼斯去往巴黎的旅途中才失而复得。

    济南的名胜中有趵突泉和大明湖，后者是北方城市里惟一可以与颐和园相媲美的湖泊，小沧浪亭的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和杜甫的诗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使得泉城名声大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做过济南太守，宋代两位大词人李清照和辛弃疾的故居也坐落在湖畔泉边，清末小说家刘鹗的名作《老残游记》开篇就把大明湖写得挺美的。可是，这一切均未能打动我，倒是好多次寒暑假期间，我回家路上滞留杭州，并把初恋的足印留在了西子湖畔。那时候我正潜心在数学王国里遨游，若干年以后，我取得最后的学位来到杭州任教，才写下一首诗，作为青春期的一个纪念，那也是我最早点名西湖风景的作品之一， 

宝石山

    古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出处恐怕已无从考证了。这句话有着“几何学的想象力”，比起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老年对壮年的回忆），或者宋代词人苏东坡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对逝去的青春的缅怀）来，一点也不显逊色。对此，十三世纪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有着自己的理解，“苏州是地上的城市，正如京师是天上的城市。”这位大旅行家对京师（杭州）情有独钟，在那部影响历史进程的游记里，他花费了整整十四页的篇幅（苏州只占一个页码），还使用了“人间天堂”这个词，如今已成为西湖边上一家酒吧的名字。即使在今天看来，这部游记对当时“世界上最庄严秀丽的城市”及其居民的描述仍十分准确，例如喜欢吃鹌鹑、家禽和海鲜，向往奢华的婚礼和宴席，爱好绘画和室内装修，妓女的数量多得惊人，男人的清秀和对女人的体贴，等等。

   不知从何时开始，西湖美丽的风景在我眼里逐渐凝固和淡化，甚至成为扼杀才华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许多天资聪颖的诗人和作家过早地丧失了想象力和进取心。当年的鲁迅就曾写诗劝阻郁达夫把家迁往杭州，他对西湖的概括性评价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这样的观点绝非文人所独有，从鲁迅的故乡绍兴向东直到宁波，人们似乎更崇尚沪上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以至于直接连接宁波和上海的杭州湾大桥被提上议事日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元帅到杭州巡游，浙江省的头儿们设宴接风，并请他题词，不料生性幽默的陈毅脱口而出，“杭州知府例能诗，市长今日岂无词？”令主人颇为尴尬。的确如此，苏东坡之后，还有哪一任杭州的父母官恃才自傲呢？苏小小之后，才貌双全的佳人也难觅，以至于近水楼台的多情才子徐志摩只好移恋别处。

   “是因为缺少想象力才使我们离家/ 远行，来到这个梦一样的地方？”（伊丽莎白·毕晓普的诗句），继学生时代游历了西北、东北和西南以后，我在九十年代的头三个夏天，先后去了三座海滨城市——福州、青岛和厦门。“家是出发的地方”，这是我一篇短文的开头一句，其意义非同寻常，因为我住在天上人间的杭州。显而易见，蓝色的大海更诱使人想入非非，那无边无际的水域既可以接纳童年的美梦，又能够抚慰受伤的心灵。厦门大学（可能是中国最美丽的大学了）带给我灵感，校园不仅紧挨着海水浴场，还有一个小巧可人的湖泊，居然可以通宵划船。我用一首小诗记录了那次旅行，那也是我第一次倾心于西湖以外的湖水，或许，我把它看成了西湖之水的一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