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由来和实质_五心斋收藏

李振城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曾被誉为是对马列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戈尔巴乔夫也因此成为80年代国际社会中引人注目的国家领导人之一。现就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思想来源和实质略加以分析。

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原本是沿袭社会民主主义的旧思维。

社会民主主义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是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后期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修正”和背叛。后来，社会民主主义就成了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名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多数领袖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卷入争夺殖民地的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把工人阶级驱赶到保卫资产阶级国家的战场上，因而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后导致社会民主主义破产，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死灰复燃，又逐渐成为颇有广泛国际影响的思潮。1951年7月，社会党国际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举行成立大会，通过《法兰克福宣言》，把社会民主主义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
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文件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大量言论中可以看出，无论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都有一脉相承的共同主张和特点。其一，他们都表明，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二，他们都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指导思想，而主张以“人类的普遍价值”——人道主义作为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指导行动的最高准则，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其三，他们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主张阶级调和、阶级合作，认为走议会、改良的道路是唯一的选择。其四，他们都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利用现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自由竞选、多党制和总统制、三权分立制。其五，他们都不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主张经济混合制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建立资本主义改良性质的福利国家。其六，他们都抹杀政党的阶级性，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根本指导思想，而强调党的思想来源多元化，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反对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主张“权力扩散原则”，把党看作是全民的党、民族的党、“纯粹民主”的党，只起议会党的作用。其七，他们都不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奋斗目标，认为共产主义“带有空想性质”，“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主张一切为了民主，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
此外，他们在篡改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手法上，在为迎合资产阶级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需要和维护资本主义的作用方面，也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以继承马克思主义遗产自居，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借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来美化资本主义，贬低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对资本主义无害的东西。他们用历史唯心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蒙骗群众、麻痹群众，腐蚀、消磨、瓦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只为眼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而斗争，淡忘为最终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神圣使命。他们都扮演了资产阶级扑灭革命、摧毁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家的角色。
当我们把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些主张和特点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基本内容作对比时，就会发现，二者在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都是一致的。如果把“新思维”编织者的言论，同以往社会民主主义的言论进行对比，还可以发现，二者使用的许多术语都是相同的。
例如，“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早就被社会民主党使用过。1899年，德国的伯恩斯坦在他的修正主义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就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与他同时代的奥地利的鲍威尔在《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搞的是“专制的独裁的社会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考茨基也使用过“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讲的阶级斗争已不适时宜，用暴力专政建立社会主义是一种“倒退”、“官僚专制”、“一场灾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相互接近，应将对抗转为合作等观点，前人都已讲过了。伯恩斯坦说过，资产阶级国家实行普选制、多党议会制后，工人阶级已有可能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合作，一起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根源已经消失，谈论暴力革命已失去意义，谁要是实行阶级专政，那就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资本主义、合作社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进行点点滴滴的社会改良。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考茨基原以正统派自居，对伯恩斯坦持批评态度。后来他自己也陷入了改良主义的泥沼，他在《无产阶级专政》小册子里说，“专政就意味着个人独裁”，攻击苏维埃俄罗斯那种专政是历史上“最为血醒的独裁”。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主张通过革命性变革，建立一种“人道的、自由的、理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现没有战争、没有武器、没有暴力的世界，因为现代战争会使“一切生灵消失”。这些观点和许多提法，也是前人已经讲过的。伯恩斯坦认为，自由主义虽然最初只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具有普遍的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就是“有组织的自由主义”。考茨基也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本是资产阶级的纲领，同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社会主义就是要使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和面包”。他在1915年还炮制出“超帝国主义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帝国主义者可能理智地意识到，现代战争会使他们破产，因此会使他们走向裁军、合作统治世界的道路，给世界以“和平”，共同维护“人类的普遍利益”。
戈尔巴乔夫认为，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鸿沟已经消失”，彼此之间已经相互接近，携手为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而操劳。然而事实上，那是“新思维”编织者的立场已从共产党这边转到社会民主党那边了。列宁曾经说过，社会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体系（《列宁全集》第17卷第16页。）。应当说，列宁的这一评价也是适用于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因为这种“新思维”乃是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旧思维也。

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直接脱胎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苏联共产党包括其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1898年创建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斗争。列宁去世后，这种斗争还在继续。由于斯大林执政后期苏共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往往采取压服办法，未能使全党从理论上分清是非，因而未能更有效地抵制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苏共内外的渗透和影响。一旦遇到适宜的政治气候，这股错误思潮就会在党内和社会上重新泛滥开来。
赫鲁晓夫执政后，面临着国内经政体制改革的迫切任务，客观上要求纠正斯大林执政时期的一些重大失误，主观上为了击败竞争对手，巩固个人的执政地位以及其他方面的动机，因此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纠正历史上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时，又导致了国内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国际上核恐怖论的错误，推行了一整套“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
赫鲁晓夫认为，自从核武器问世后，战争已不再有什么政治意义和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因为在核战争面前，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得同归于尽。而且，任何一种极小的“局部战争”都有可能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种，即使开始是常规战争也将引发为核战争，因而使全人类赖以生存的诺亚方舟连同人类本身毁于一旦。在这种情况下，连脑袋都丢掉了，再讲原则是非还有什么用?所以，人们应当把人类的生存需要放在第一位。为了生存，就得忍受剥削和压迫以及他国的奴役，放弃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变阶级对抗为阶级合作。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只能采取议会竞选即民主方式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个逻辑，正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内容——“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原型。
赫鲁晓夫还认为，在面对核毁灭威胁的情况下，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会明智地约束自己，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即便社会主义还未取得完全胜利，大部分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也将会“出现消除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的现实可能性”；两大社会体系之间有可能长期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不再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和策略手段，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那只能通过和平竞赛的方式进行较量。赫鲁晓夫夸口说，从1958年算起，大约再用15年时间，苏联在国力上就可超过美国。苏联人民将成为世界上最早过上共产主义生活的国家。
1956年4月，《共产党人》杂志第五期发表了表达赫鲁晓夫观点的社论——《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社论说，斯大林在1937年的论断是错误的，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扩大，阶级斗争将愈加尖锐。这不符合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在苏联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的团结一致。而斯大林却完全没有考虑到，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阶级斗争的矛头已转向国际舞台。
1959年5月22日，赫鲁晓夫对文学界发表讲话，认为“持有修正主义观点和修正主义情绪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已经遭到完全失败”。“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敌对阶级和敌对集团，整个生活都是建筑在同志友爱和友谊基础之上。对那些‘鬼迷心窍’的人，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怀。”这就是说，对那些刑事犯罪分子也要倍加关心。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高度人道主义的，是以关心人为最高原则的正义制度”。
1961年9月5日，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伊利切夫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我们的国家已经消除了以往的阶级特性，成为管理社会的全民组织；“人民”这一概念“第一次充满了真正全体人的内容”。全体苏联人根本利益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社会——政治的牢不可破的团结一致”；苏联人民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磐石般的整体”。
紧接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苏联已是全民国家，“无产阶级民主正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不再是某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工具。苏联共产党现在已经成为全体人民的党。“我们党的政策贯穿着共产主义思想：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他认为，当代苏联已经“很难区分党员和非党员”，因为苏共政策是“最富于人性的政策”。
1962年4月25日，赫鲁晓夫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完全的最终的胜利。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变成了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民主变成了全民的民主。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就是“各国人民的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
由此可见，正是赫鲁晓夫的这些观点，成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直接立论基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只不过是赫鲁晓夫言论的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和完善化而已。

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同激进民主主义殊途同归。

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特别是“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论”三个倡议诱导下，苏共分裂出三大派别集团，即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苏共中央纲领派和苏共民主纲领派。
苏共民主纲领派主张激进的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他们认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的苏联共产党，是现存一切社会弊端的总根源。“党对权力的长期垄断，把党变成了官僚主义结构，而这种结构使国家处于极端的状况，使千百万人处于贫困境地。”（叶利钦：1990年2月6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90年3月3日，《真理报》公布了苏共民主纲领派提出的纲领。纲领认为，当前苏联社会上和党内的危机，最根本的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危机”。自马克思主义的“现有意识形态体系成为全国性的、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后……它决定着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把国家引向了国家社会主义和极权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极权主义体制在我国形成，党和国家合二为一，苏共变成垄断财产、权力、意识形态的制度的核心时期。”“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关于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关于没有政治多元化的人民政权的可能性，关于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必然增长，关于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际主义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等”，对这些“教条主义”需要进行根本修改。而“苏共对改革的现实进程的认识过程越来越迟缓，落后于社会需求并且造成了社会意识的真空”。“苏共推动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却没有根本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没有进行自身的民主改革，日益落后于积极的社会进程，变成了阻挠改革的主力。”因为“极权的新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它的超集中、反民主和严格等级制度的结构，是同千百万普通共产党员和改革的需要，以及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直接相抵触的”。
民主纲领派主张，对苏共进行“彻底改革”：“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有关共产党在国家中领导地位的条款)；“通过关于社会团体法”(使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完全处于平等地位)；“进行意识形态改革”，“党应当广泛利用人类思想的先进成就、老老实实承认苏共实行极权制度造成的后果及应承担的巨大责任”，坚决抛弃“把我国社会引向深刻危机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彻底消除极权制度”，立即“向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全人类利益和价值观优先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建立在民主、人道主义、多元化、社会公正、不使用暴力、团结、对其他世界观和社会制度采取容忍态度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民主纲领派主张，取消民主集中制原则，用“一般民主原则”取而代之。“恢复派别和集团、思想流派的自由，废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确认建立党内横向结构的可能性”，使“苏共变成在多党制、法制和议会制国家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议会党”。“彻底奠定苏维埃的全权，建立议会制法制国家”。
从民主纲领派的纲领和行动来看，激进民主主义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在基本立场观点上是一致的，同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一翼。但是，在主观动机、表现形式、行动步骤、手段方法上，二者有着明显区别。
激进民主派的言论行动，表明了他们同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同苏共和苏联彻底决裂，改举资本主义旗帜、奉行全盘西化方针、重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和国家的决心。从意识形态上说，激进民主主义同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因此，他们已经撕去面纱，不加任何掩饰，公开声言要摘下镰刀加铁锤的国徽和红旗，重新竖起沙皇时代的三色旗。从实施步骤、行动方针上看，他们怀有急于求成的心态，并采取步步紧逼的方针。他们善于利用苏共和苏联历史上的失误，尤其是在职领导人的弱点、“新思维”和改革失误，以及利用人们的民族宗教感情，加强舆论攻势，丑化历史，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激发人们向共产党夺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他们既利用“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进行合法斗争，又坚持冲破禁令进行非法斗争；既采用议会讲坛和竞选等和平的民主的方式进行夺权斗争，又不局限于民主方式，准备不惜一切代价，用暴力夺取政权。就这几方面的特点而言，激进民主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体系。
持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立场观点的苏共中央纲领派，同激进民主派有不少差异之处。他们既反对自己认为的保守势力、反改革势力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又反对激进民主派的激进口号和举动，而主张缓进、逐步改良、和平演变，走中间道路，搞折衷主义。他们在主观上是想通过民主、和平的方式以“很小的代价”建立一个比较温和的、充满人情味的、不带有强制力的民主国家。他们同激进民主派的最大差别在于纲领口号的表现形式和斗争手法。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是以“忠于”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选择为掩护，引导人们一步步背离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手法和主要特点。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有一节的标题是：“向列宁求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他说：“列宁的著作、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对我们来讲仍然是辩证的创造的思想、理论财富和政治上高瞻远瞩的取之不竭的源泉。而列宁的形象本身则是崇高的道德力量、渊博的精神文化和无限忠于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榜样。”戈尔巴乔夫几乎每提出一个口号、一个“新思维”的观点，都要引用列宁或其他经典作家的论述，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如戈尔巴乔夫说，“民主化”是改革的主要动力和完成改革的唯一途径。他认为这个思想源泉是来自于列宁的思想。“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他还说，“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这一“新思维”的核心思想，也是来自于列宁的理论。列宁“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思想”。戈尔巴乔夫还把“新思维”的政治纲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个人权利高于其他权利”的观点，说成是依据《共产党宣言》的著名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他口口声声说，改革是要获得“更多的社会主义”。然而正是他的“新思维”引导人们把社会主义成果糟蹋得荡然无存。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的理论观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和盘托出，而是适应人们的口味，一步一步地陆续出台的，因而使广大干部群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新思维”的观点。一开始，并没有说要“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模式，而只是提“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政治上起初只提“民主”原则和“公开”原则，接着是“公开性”和“民主化”方针，再接着是由意识形态“多元论”到“政治多元化”，再由多党制并非治世良方到实行多党制并不可怕，由不赞成取消宪法第六条到要求党准备实行多党制、总统制。经济上从国有制到非国有化、私有化，由计划经济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也是在若干年内逐步推出的。
在党内思想斗争中的手段和手法上，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也有自己的特点：以中派自居、惯于搞调和折衷，时而利用左派削弱右派，时而利用右派打击左派。然而，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真正的“中立”和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只能“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蜿蜓似地爬行”（《列宁全集》第8卷第404页。），时而赞同右派的言论，时而又表示愿意采纳左派的某些观点，模棱两可，自视“公正”。
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在修正马克思主义时，采用的手法也是调和折衷。伯恩斯坦主张“世界观中立”，考茨基也以“中派”自居。他们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名，借口资本主义的某些变化，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经过时”、必须走改良主义道路的观点时，就把康德、黑格尔、杜林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搓揉在一起，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捏合在一起，把工团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等杂牌货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他们之所以惯用调和折衷手法，是因为“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列宁全集》第31卷第19页。）。
广大群众的人心向背，直接决定着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既然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既定方针是革苏共和苏联的命(“必须改变制度”，“改革不可逆转”)，而真正的中间道路又不可能存在，那么最终同激进民主主义携手，也就势所必然，“不可逆转”。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呼唤出一个以激进民主义为导向的激进民主改革派；另一方面，深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影响和欺骗的广大干部群众尾随激进民主改革派，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