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

《千字文》讲记一

自  序

我常将文化譬喻为“遗传基因”。生物学上，是遗传基因规定和保持着一个物种的稳定性；社会学上，则是文化传统规定和保持着一个民族的稳定性。“转基因食品”令人谈虎色变，“转基因的人”（抛弃自己文化的民族）也同样可怕，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民族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继承我们的民族文化，已成为本世纪中国人的共识。

海外华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讲述《千字文》的最初动机不过是想概要地介绍一下中国的文化史，但是听众们的热烈反应使我欲罢不能。继《千字文》之后又讲了《三字经》、《改造命运》、《文化与健康》等专题，大家似乎从中寻到了自己文化的根。我旅居海外，漂泊不定，案头上可供查证的资料几乎没有。演讲中只能凭借昔年私塾李锡堃恩师时的记忆，以及读书求学所得，信口讲来，意在通俗，未及深入考证。因此，这几次演讲皆谈不到有否学术价值，聊作普及宣传可也。

一个国家经济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与传统的消亡。只要有文化在，国家亡了可以复国、民族衰了可以振兴；如果文化亡了，这个民族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中国文化在废墟中有望再度崛起，目前国内各类“国学”现象又应运而生，但愿这不是一哄而起的“文化运动”，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扎根”。这部讲记，是根据讲演录音整理而成的。此次得以编缀为文，得到各方善心人士的大力协助，特别是我家人的鼓励与资助，特此致以诚挚的谢意。讲记中的谬误之处，由我自己文负其责，敬请方家不吝斧正，以免我自误误人。

                                                   刘宏毅

二零零五年乙酉仲夏于北京

引言

《千字文》是我国最优秀的一篇启蒙教材。它用一千个汉字勾勒出完整的中国文化史的基本轮廓，代表了中国传统教育启蒙阶段的最高水平。《千字文》音韵谐美，读起来朗朗上口，既是一篇四言长诗，也是一部袖珍百科知识全书。明代古文大家王世贞称其为“绝妙文章”，清代褚人获称赞其“局于有限之文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

《千字文》全篇主题清晰，章句文理一脉相承，层层推进，语言优美，词藻华丽，几乎是句句引经，字字用典。这是其它几篇也被公认为不错的训蒙读物不能相比的。所以历代书法家都竞相书写，如智永、怀素、欧阳询、赵佶、赵孟俯、文征明等都有留传至今的帖本。

我们现代人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机缘，一生中能把《千字文》从头到尾好好读一遍的机会不是很多。现在无论在海外还是中国大陆,

能读懂《千字文》的人不是研究生也是学中文的本科生。但在民国建立之前，这是六岁孩子入蒙学就必读的教材。现代人如果没有文史功底，确实读不懂。且不说文中的引经据典与用韵，只翻字典查生字一项，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兴趣全无了。有感于此，我就笨鸟先飞，先求古寻论一番，权作一块引玉之砖。希望我们生活在海外的每一个华人都能籍此珍惜自己的文化，知道我们的根究竟在哪里，才不会耻于作中国人。开讲以来大受欢迎，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听了倍感亲切，这倒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千字文》既是用一千个字编成的韵文，我们这次开讲就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讲者“解字说文”，学者“随文入观”。讲的人将字义、文义讲明白，听的人要随着文句的展开，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观去想。古文在理解上没有标准答案，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义”，完全看读者的领悟力和想象能力。如果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学生的想象力就被扼杀了。人没有想象力，就不可能有创造性思维，就没有发明创造，这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传统教育的好处就在于处处给学生留门，而不是老师越俎代庖，处处关门闭户。“讲不清，师之过；听不明，学之惰”。如果真的能够随文入观，我们这些吃腻了“教育快餐”的人，一定会发现古人的粗茶淡饭别有一番风味。五谷杂粮是养胃的，不会伤人，希望大家多吃。

千 字 文

【梁】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

第一讲  天地玄黄

《千字文》三个字是本文的篇名，说明这篇文章是由一千个汉字编缀而成的。中国汉字发展到今天共有数万个方块字。记载商朝和商朝以前文化的甲骨文，经过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多年的整理，发现共有三千余字。其中二千个是占卜专用字，日常应用的文字仅有一千个。商朝有六百年的历史，常用字只有一千个。当然，那时字少是一方面，但从另一方面说明，如果真正能够驾驭一千个汉字，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中国人自古就把语言和文字分开来，语言是语言，文字是文字，不用口语化的文字。因为古人发现语言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地域不同、时间不同，交流用的语言也不同，大概的规律是每三十年至五十年一变。但是文字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永远流传下去。今天我们读到这篇《千字文》，感觉中就像又回到南北朝时代一样，与作者周兴嗣对面而坐，听他侃侃而谈。一切都是那样鲜活，那样栩栩如生。

周兴嗣，字思纂，生活在南朝（宋、齐、梁、陈）的齐梁时期，曾任新安郡丞、员外散骑侍郎佐撰国史、给事中佐撰国史、临川郡丞等职，是一个既有学问又有能力的人。梁武帝肖衍酷爱文学，故此周兴嗣颇得器重。六朝历史上著名的《铜表铭》、《檄魏文》等文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以后历朝纪录皇室政治活动和帝王日常生活的“起居注实录”，也是由周兴嗣首开先河。

本文作于梁武帝大同年间（公元535－543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了。这位名重一时的文豪，怎么做了一篇幼学童盟读物呢？原来这是梁武帝的突发奇想。三国时期的书法家钟繇曾写过一篇《千字文》，但毁于西晋的动乱之中。王羲之又重新编缀过一篇，但文理音韵皆不佳。梁武帝为教子侄读书习字，令周兴嗣再次编撰。《太平广记》中记载，梁武帝要教儿子们练习书法，又舍不得将王羲之的真迹拿出来，于是便命摹帖高手殷铁石，从内府所藏王氏墨迹中勾摹出一千个不同的字，供子侄们临摹。但这一千个单字凌乱无序，不便于记忆，于是将“次韵王羲之千字”的任务交给了周兴嗣，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绞尽脑汁，只用了一夜的时间就编缀好了，但当他交文的时候，已经鬓发皆白了。

他只能用武帝给出的一千个字编排文章，像小孩子玩拼图，而且还要押韵，所以说是“周兴嗣次韵”。“次”是编排次序，“韵”是按照韵部、韵脚，把它们编排起来。因为是奉皇帝的旨意承办的，要在前面加一个“敕”字，敕就是皇帝的昭命。

“员外散骑侍郎”是他的官阶，这是汉朝设的官职。南北朝时期距两汉并不太久，仍然沿用汉的制度。“散骑”的原意是没有很具体的事情做，只是散跟在皇帝身边的顾问侍从。“侍郎”是当时政府部门“省”（以后称“部、院”）的最高领导，但明清两代的侍郎为副职，六部的正职叫尚书。“员外”是正常编员以外加设的职位，因为皇帝有旨，特别在正常编制之外再加一职，所以周兴嗣这个侍郎就叫作“员外散骑侍郎”。

《千字文》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宇宙的诞生、开天辟地开始讲起，讲了日月星辰、气象物候、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一直讲到人类出现以后中国远古和上古时期的历史。最后以人类社会组织的出现和王道政治作为结尾。这部分内容既自成体系，又是下面三部分的奠基，非常重要。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这两句话讲的是开天辟地和宇宙的诞生。天地是怎样形成的？宇宙形成以后的初期又是什么样子？都在这两句话中，不要小看这八个字，都是引经据典。

“天地玄黄”四字语出《易经》。《易经·坤》里说“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这里为了押韵，改作“天地玄黄”。这种不改动古人文字的引经，称明引。“宇宙洪荒”四字出自《淮南子》与《法言》。刘安在《淮南子·齐俗》里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西汉的杨雄，在他着的《法言》里面说过“鸿荒之世，圣人恶之”。两部经典上的话合起来就有了“宇宙洪荒”这一句话，这种引经的方式叫暗引。这两句话的八个字都是语出有典。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天的颜色是黑的，地的颜色是黄的”。这不是无病呻吟吗？能作为经典流传几千年吗？这两句话的深层含义在哪里呢？我只能尽我的学识试解文辞，义理则需要诸位随文入观，看看能体会到哪里。

“天地”这两个字在古汉语里有多重意思，包括的概念非常之广，我们熟悉的太空之“天”与地球之“地”只是其中之一。要辨别清楚“天地“二字的含义，必须要回归到中国的《易经》。《易经》是五经之首，讲的就是天地之道和阴阳之变的道理。中国的传统文化，诸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统统都是从《易经》这个根本上发展出来的。学习中国文化又不读《易经》，不是笑话吗？

《易经》上说：“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天地宇宙未生之前，是混沌状态的，现代物理学称为大爆炸以前的一个超密度无限塌缩的粒子，中国文化叫太极。一百五十亿年以前，这个超密度的粒子瞬间产生大爆炸，形成了现在的物质宇宙，其中有形的物质凝集成星体，就是“地”；无形的空间扩展开来形成了太空，就是“天”。《幼学琼林》中说：“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不是既形象又具体吗？但这只是物理的天地、物质世界的天地，在《易经》文化里面统属于形而下的“器世间”，也就是物质世界。形而上则是非物质的“道”的世间，那不是我们现有的智力能够讨论的，所以孔子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存”是承认它确实存在，“不论”是暂且不讨论，因为我们的智能不够，一说就吵架，那又何苦呢！

对智能高的人讲真话：形而上是天，形而下是地。对智能不够的人只能说浅话：太空是天，地球是地。同样都是“天地”两个字，深人有深解浅人有浅说，各得其所不亦乐乎。

“玄”在颜色上指的是深青近于黑的颜色；在意义上指的是高远、深邃、高深莫测。肉眼可见的天空的颜色是蓝色的，怎么说是黑色呢？天空所以是蓝色，是因为水与光相互作用的结果，物理学上称为光的散射效应。水分子对光线的散射使海水呈现蓝色，大气分子散射了阳光，天空才呈现出蓝色。但是宇航员到了太空中一看，黑漆漆的一片，除了恒星放射出点点微光，太空确实是黑色的。所以，仅从颜色上讲，“天玄”是对的。此外天道高远，像老子说的形而上的天道的理体，玄之又玄，深不可测，是我们现有的智能不能理解的。这是形而上的天道高深莫测，所以叫做“天玄”。

“地黄”也有两重意思。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确切地说，指的是先秦以前的文化，即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代的文化。上古时期，夏商周都在黄河流域立国建都，如果再缩小范围，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说是黄河流域的文化。黄河是母亲河，从昆仑山（约古宗列盆地）发源，汇集于星宿海，过矶石山，经九曲十八弯，从西北高原流下来，同时带下来黄土形成了冲积性平原。那水的颜色是黄的、土的颜色也是黄的，农作物黍、稷等都是黄色的，所以称为“地黄”。

另一重的含义，宇宙中的天体包括地球在内，都是大爆炸的产物，它们在初始状态都是炽热的物质。地球就将其温度凝聚在地核的岩浆之内，并借助太阳不断地加以补充。有温度才可能有生命现象，在色谱分析上，玄色是冷色，黄色是暖色。“地黄”也是赞叹温暖的大地有长养和哺育作用，所以中国人才把大地尊称为“母亲”。

天道高远，地道深邃，“黄”也代表地道的深邃。迷信的人说：“人死了以后归于黄泉，过了奈何桥就是黄泉道了”。话虽不可信，其意无非是指那个不为活人所知的另一个深邃的世界。可见，要理解“天地玄黄”四个字，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

宇宙洪荒

《淮南子》上说“四方上下谓之宇”，四方上下又叫六合，所以宇是空间的概念。“往古来今谓之宙”，往古来今是历史的承续，所以宙是时间的概念。“宇宙”二字，一个说的是空间，一个说的是时间，代表了现代科学“时空”的观念。今天所用的宇宙一词，只言物理的太空，相当于古人所说的“宇”，并没有“宙”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并不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只是人的主观感觉而已。空间状态的延续是时间，脱离开空间也就没有时间，空间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可以想象一个物体在空间中运动，经历的空间愈大，所费的时间也愈长；反过来，空间缩小了，运动时间也就随着缩短了。

南北朝的《述异记》中载有“王质观棋”的故事。晋朝的樵夫王质进山砍柴，看见松下有两个童子在下棋，他就驻足观了一盘棋。棋罢，斧子把儿已经烂了。回到家里，百岁已过，同时代的人都过世了。可见空间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今天我们觉得时间不够用，一天的时间比起我们小时候的一天，似乎短了很多。这很自然，因为相对空间缩小了。唐朝的玄奘去印度取经要走三年，现在坐飞机去印度几个小时就到了。交通的便利缩小了空间，自然地我们在时间的感觉上就相对缩短了。

此外，时间与物体的运动速度有直接关系。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宇宙中的品质、能量和速度可以互相转化。宇宙的速度极限是光速，即30万公里/秒，当运动速度到达光速，时间就趋近于零。超过光速运动，时间就倒转了，就是科幻片里描绘的“时光隧道”。到达这一步，人类才能说“进化”了，否则总是研究猴变人、人变猴的，一点新意都没有。但问题是，零也是存在的一种形式，不是不存在。人类即使进入了时光隧道，也只是倒计时而已，还是没有超越时空的束缚。古代的读书人没有不读《金刚经》和《道德经》的，这两部著作是东西方两大圣人教给我们破时空的经典，早已超越了宗教的界限，所谓“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现代人把它当作宗教典籍加以排斥，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洪荒”是指地球形成以后的早期状态，大约是在距今五十亿年以前（太阳系形成时期）。那时地球的地壳很薄，温度极高。造山运动引发了洪水，洪字的本义就是大水，指地球上早期洪水说的。例如我国最早的历史资料，《尚书·尧典》中就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的记述。地球上的洪水至少闹了三次，大禹治水是最近的一次，大约在四千年以前。大禹平水患，定九州，是人类史上出现的改造自然的最早的范例。

“荒”字的本义是草木蒙昧，指代的是远古时期人类还没有出现以前，距今至少有五百万年，那时的地球还处在混沌蒙昧的状态中。中国自古就有“盘古开天地”的故事，说的是盘古氏开天地。在久远前天地还未分开的时候，有一个人如同胎儿一样，盘缩在像鸡蛋壳一般的天地里面睡觉，一睡就是一万八千年。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岁了，所以称他为“盘古”。盘古睡醒了以后觉得又黑又闷，就把这个“鸡蛋壳”一斧子劈成了两半。轻者上升为天，浊者下降为地。为了固定住天地，他每天身高长一丈，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地终于被固定住了，盘古也化作了天地的一部分。这虽是个神话故事，但与宇宙大爆炸说似乎有些神似。

如果将以上两句话译为白话文，大概意思是：

开天辟地，宇宙诞生。

天色玄，其道高远而苍茫；

地色黄，其道深邃而宽广。

地球上洪水泛滥、草木蒙生，

一片荒芜混沌。

日月盈昃

谈到日月星象就进入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领域。中国的天文学不同于西方天文学，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是中国传统科技的一部分。日月是最容易观察的，同时也是与地球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星体。原因之一，月亮是距地球最近的行星，太阳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月

亮距地球三十八万公里，太阳距地球一亿五千万公里。原因之二，在地球上看月亮和太阳表面直径一样大。中国人将“日”叫作太阳，将“月”称为太阴，再加上“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就叫作七曜，或七政。“七曜”就是七颗光明闪耀的星球。日语里面从星期一数到星期天，称为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金曜日等等，指的就是这七星。

“盈”指的是盈满，这是针对月亮说的；“昃”的意思是倾斜，是针对太阳说的。《易经·丰》里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

月亮十五是满月叫盈，又叫望，取日月相望之义。每个月的阴历十五，夕阳还没落山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一日一月、一白一黄相对而望，蔚为瑰丽。月光完全消失的时候，夜空阴晦而黯淡，叫做晦，就是阴历三十。到了初一月光复苏，又有一线光明，叫做朔。初三到初七，慢慢有月牙出来了，像镰刀一样，叫作新月。到了初八，月亮上圆下缺（或左圆右缺）叫作上弦。十五是满月，再到下圆上缺（或右圆左缺）是谓下弦。最后到一勾残月，就又回到晦。这是当月球与太阳同时起落的时候，月球受日照的一面完全反背着地球，在地球上就看不到月光了。

“昃”指的是日西斜，太阳每天都东升西落，正午的时候位置最高，一过午时就叫昃。中国自己的天文学里面讲究黄道、白道和赤道，这是最基本的天体运行的轨道。

中国人出门做事，喜欢挑个黄道吉日。什么是黄道呢?

天文黄道是指太阳围绕地球运转一周形成的轨迹。太阳怎么会围绕地球转呢？是地球围绕太阳转。我们说这要看讨论问题的基点在哪里，如果以地球为基点太阳为参照物，在地球上观察太阳的运动确实是太阳围绕地球转。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日升日落。如果这个说法不能接受，可以改为“在地球上观察太阳运动所形成的视运动的轨道叫作黄道”，随便怎么说，实质是一个内容。黄道一个周天三百六十度，分为十二个等份，叫做黄道“十二次”或“十二宫”。从子到亥，每宫三十度，月走一宫，十二宫走完，太阳刚好转了一个周天。

什么是白道呢？白道是在地球上观察月亮围绕地球转一周所形成的轨道。地球赤道是在南北极之间，画一条假想的并行线，把地球分成南半球和北半球两部分。天文赤道是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以此为标记，天球上才有对应的九州分野。

根据月亮盈亏变化的一个周期来纪日，是中国最早使用的太阴历，简称阴历，太阴就是月亮。再根据太阳在黄道十二宫的不同位置来纪月，故有所谓夏建寅，殷建丑，周建子之别的太阳历。中国的历法一向是阴阳合历。夏商周三代各自有各自的历法，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夏历，也就是夏朝的历法。

辰宿列张

这一句话，语出《淮南子》。《淮南子》一书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共同编着的。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曾孙，汉厉王刘长之子。《淮南子》中有“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的记述。可见《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对五经和诸子百家读得烂熟，可以信手拈来。

广义的“辰”是星体的总称，俗称星辰。狭义的“辰”是北辰，指北斗七星而言。北斗七星属于现代天文学的大熊星座，可以用来辨方向、定季节。“辰”又指太阳所行黄道十二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辰宫。

广义的“宿”指的是星宿。星和宿的区别，单颗的称星，一颗以上的一团星、一组星，就称为宿。天上的星基本上都是星座、星团，一团团一组组，根本数不出有多少个，只能叫一宿（一个星宿）。中国天文学最鼎盛的时代是隋唐时期，那时的星域分区，把视天球分成三大圈，又叫三垣：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垣是院墙，意思是将星域分成三进的大院套。然后再按东西南北，象切西瓜一样把星域分成四块（四方），每一方选择七组恒星，所谓恒星是不动的星，像太阳一样永远不变，以便于观察和比较。每一方有七组星宿，四方加起来有二十八组，就是二十八宿。

西方人不叫星宿，叫星座。星座是一个星群，如有大熊座、仙女座、双鱼座等等。西方天文学本有四十八个星座，以后希腊人又加上四十个，总共八十八星座。它们是根据西方神话传说的人物、动物、器皿等命名的，例如有射手座、水准座、金牛座等等，与我们中国的称谓不同。

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实际上，是把二十八宿连起来以后，看其形状像这四种动物而已。例如东方苍龙，一共有七组星，“角亢氐房心尾箕”，将它们以联机联结起来，形状活象一只回首翘尾、奔腾不已的龙。龙宿居东，在季为春，在物为木，生发温和。我们是东方龙的传人、龙的子孙，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中国人的发祥地。

南方朱雀七组星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好象一只展翅的孔雀。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连起来的形状像只张口的老虎。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分成两组，一组象蛇，另一组象龟。北方为水位，所以中国文化中的水神常与龟蛇联系在一起。

古人从小就对星宿非常熟悉，行文赋诗信手拈来。如苏轼的《前赤壁赋》：“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斗牛”是北方玄武的两宿，月亮运行到斗牛之间，表示季值孟秋，时至中夜。苏东坡的这篇文章，作于“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阴历七月十六日。现代科技发展了，我们对天文学反而一窍不通，中国的孩子参加国际组织的夏令营，居然不会在夜晚用星辰辨别方向，外国人觉得很奇怪。“列”是排列，陈摆开来的意思。“张”是张布，展开挂起来。

两句话的白话译文，意思是：

日月在天空中运行往复，

日出日落，月圆月缺。

星辰闪烁张布，各按自己的位置，

陈列散布在辽阔的空中。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这两句话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寒暑”说的是气候的变化，“秋冬”是四季的推移。前一句是引经，虽然简简单单四个字，但出自《易经》。《易·系辞》里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想推，而成岁焉”。“秋收冬藏”四个字出自《荀子·王制》，全句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此处只言秋冬，是省略句。

气候与物候历来就是农本国家的大事，游牧民族就无所谓了，不太重视。气候注重的是地球上的温度、湿度和光照时间；物候则关心生物消长的节律性，偏重在生物与自然的关系。

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是椭圆的，一年之中有距太阳最近的近日点（1.4亿公里）和距离太阳最远的远日点（1.6亿公里），造成四季日照时间的长短不一。地球的地轴又是歪的，自转起来造成各地区日照强度不均衡，这样就产生了寒暑的变化。

天文学中所以引出二十八宿的概念，就是要以黄道内的二十八宿为坐标，研究五大行星再加上日月地球，八个天体之间的关系。二十八宿虽然都是恒星，但离我们至少都有四十万亿公里（4.3光年）。正因为它们光色暗淡又恒定不动，所以便于作为背景和坐标来观察五星和日月的运动。

如果七曜中的两个或三个星体出现冲、留、合的变化，即运转角度、排列、与距离的不同，会对地球产生引力上的改变，形成不同的气象。月球品质轻、自转速度快、引力小，不能单独靠自身的引力调集雨云。其它几个星体，则可以利用其自身的引力调集雨云，造成地球上的暴雨。通常两星或多星夹角的合力矢线所指的地球方向会有暴雨，夹角内地区的云被吸走了会出现干旱。因此古代的天官，多用五星、七曜的变化来预报气象。

如何确定旱涝发生的地区呢？这就要提到天文学上九州分野的概念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九州的说法。帝喾高辛氏始建九州，舜帝时增至十二州，大禹治水以后又确定为九州，并铸了九鼎，以永定九州。九州就是“兖冀青徐，杨荆豫梁雍”。每一州对应着天球上星域的一个分区，叫做九州分野。多星夹角的矢力线所指的分野，地球上对应的九州就会有旱涝冰雹等灾害，或火山地震等灾变。后世由此分支发展出占星术，那是另外一回事，与传统科技不相干。

水星用来定四季，因为水星的公转周期为八十八天，接近一个季度的天数。水星在天上转一圈的时间刚好是一个季度，因为它是太阳系的内行星永远在太阳的左右摆动，所以很好观察。北斗七星也是用来勘定四季的，这到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璇玑旋斡”一句时再做详谈。

金星是用来确定时间的，又叫太白星。黄昏以后，金星出现在西方时叫长庚星；黎明之前，在东方看到它时叫启明星，表示天快要亮了。

两句话的白话译文，意思是：

四季的气候，

总是冬夏交替，寒来暑往。

地里的庄稼，

总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闰余成岁

“闰余成岁”一句，语出《尚书·尧典》“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句话。中国文化里面发达最早、最系统的就是天文学。中国天文学在明朝以前，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是我国传统科技的一部分。为什么中国天文学发达呢？因为中国是以农业立本、以农为主的国家。务农的根本是不误农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定要按天时，不能随意胡来。所以中国历代都有司天监，有“天官”，专门负责观测天象的变化，以此作为行政施治的根据，所以日月五星又称为“七政”。

国家、朝廷（政府）要负责制定律历，计算出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时间，以指导人们务农。中国的天文历法，历来是太阴与太阳合参：乙太阴记月，太阳记年。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是以公元记年的太阳历，是根据太阳周天三百六十度，运行三百六十五天制定的历法，简称阳历。中国很早就有太阳历，宋朝沉括的科技著作《梦溪笔谈》里面就有详细论述。但是历代朝廷并没有正式颁布和使用太阳历，因为太阳历与月律（月亮的节奏、节律）不符。月球品质轻、自转速度快，绕地轨道是椭圆。月亮盈亏晦朔，一个周期近地点时是三十天，远地点时是二十九天，平均是二十九天多一点。这样，一年加起来是三百五十四天，按照太阳历算是三百六十五天，中间差了十一天，这就是“闰余”，“闰”字的本义就是多余。上古时代天子朝宗庙，各月均有定位，只有多出来的闰月无所事，故居而不出，所以“闰”字是王在门之中。如果借字做训，门里王为闰，家里养个肥吃肥喝的王，不是多余又是什么？所以庄子说：“帝王者，圣人之余事也”。

一年相差十一天，三年加起来就差了三十三天，多出一个月。这样，历法与物候节律不相符，累积十七年以后六月份就要下大雪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只能是每三年加多一个月出来，加出的这个月叫“闰月”，加月之年就叫作“闰年”。平年有十二个月，闰年就有十三个月。多出的这个月加在哪里呢？就加在有节没气的那个月。二十四节气中有十二节、十二气，平均到每个月是一节一气。如立春是正月节，雨水是正月气。阴历的月律与年律有日差，转三年以后就有一个月有节没气，设“闰”就加在这个月。所以读历史，有时侯闰八月，有时候闰十二月，不一样。但三年一闰只消化了三十天，还多三天。五年闰两次天数又不够，怎么办好呢？经过多年的摸索，古人发现十九年闰七次最符合规律。

阳历也同样要设闰，阳历三百六十五天为一个自然年，但一个回归年（岁）是三百六十五天又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多出的五个多小时，四年就累计到二十四小时了，多出一天，也必须设闰将其消化掉。因此，阳历每四年一闰，将多出的一天放入二月份，这样平年的二月有二十八天，闰年的二月就有二十九天。

“闰余成岁”的“岁”与“年”是两个概念。“年”表示从今年的正月初一到明年正月初一的这一段时间，为一个自然年。“岁”表示从今年的某一节气到明年的同一节气的一段时间，为一个回归年。

“岁”的本义是岁星，岁星就是木星，木星运行的轨迹叫太岁。用岁星纪年是我国天文历法的另外一种。木星(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行三十度，为一个岁次。用之记载历史事件就记为：岁在某某。太阳历纪年，岁星历记岁，这样年岁相符，就是“闰余成岁”。

律吕调阳

闰的问题解决了，历法和四季在理论上总算能对上了，但是月历与四季气候、与实际的物候，也就是二十四个节气，是不是能够配在一起呢？这就要用“律吕”来校正、调整了。什么叫律吕呢？律吕是用来协调阴阳、校定音律的一种设备，现代音乐上叫定音器。

中国古代在音乐上有五音，宫商角征羽，这是五个全音没有半音音程，又叫做“五正声”。如果再加上两个变声（半音音程），一共有七个音。这七音是一个纯八度的自然音程，它只有绝对音高，没有固定音高的音位（律位），也就是没有调式。这就要用“律吕”来正音定调，律吕就是定音调用的律管和吕管。

黄帝时代的伶伦，用十二根紫竹管，其中最长的九寸，最短的四寸六分，因为九是阳的极数。然后按长短次序将竹管排列好，上面的管口一边齐，下边则长短不一，留有四十五度的斜口，插到土里面。紫竹管是掏空的，里面灌满用苇子膜（葭莩）烧成的灰。这种飞灰品质最轻，叫作葭灰。将这些竹管埋在西北的阴山脚下，用布幔遮蔽起来，外面再筑室，以保证绝对吹不到风。律吕管用来堪候地气，因为地下的阴阳二气随时都在变化。

到了冬至的时候，一阳生起。阳气一生，第一根九寸长、叫作“黄钟”的管子里面的灰，会自动腾飞而出，同时发出一种“嗡”的声音。这种声音就叫黄钟，时间就是子时，节气就是冬至。用这种声音来定调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调；同时可以参定时间，协调物候的变化，所以叫做“律吕调阳”。

十二根竹管分成六阴、六阳两组。六根单数的属阳，叫作六律；六根偶数的属阴,叫作六吕。六律的第一个是黄钟，六吕的第一个叫大吕,

所以音乐里面有黄钟、大吕之说。律吕之数要用《管子·地员》中记载的“三分损益法”，也就是先三分减一，后三分加一，形成三分损益的律制。例如：黄钟的管长九寸，其数为九。先进三，就是九的三倍（三次方）得数为729；再减一倍，得数是364.5（729÷2

=364.5），这就是阴历年加闰以后的天数。用律历对应节气勘定出来的调整数，与太阳历的三百六十五天只差半天。对务农来讲，半天的误差马马虎虎可以接受。如果再深入下去讨论就要看《汉书·律历制》，那就不是我们在这里用三言五语能说明白的了。

以上两句话的白话译文，意思是：

用设闰的方法，将历法纪年与地球公转的时间差加在一起，

就形成了闰年、闰月。

再用分别声音高低的律吕，对照月份协调阴阳，

就保证了月季相符。

雲腾致雨，露结为霜。

这两句话，说明云雨霜露现象的形成。“腾”是升腾，“致”是招致。传统科技观点认为，“地气上升为云，天气下降为雨”。《吕氏春秋》中说“旱云烟火，雨云水波”。天地交感，云气蒸腾，化为雨云，雨水也就从云气中降下来了。

雲字的字形，雨在上，云在下，本就有“云腾致雨”的意象。这和现代科学“天空中的水气聚集遇冷凝结成水珠，当其超过空气分子比重时，便下落形成雨”的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在古汉语中，云的象形字是“云”，上面的一长一短二划为“上”字，下面的回转一笔，表示云气升腾之状。云上有雨的“雲”字是小箓体，为的是与“云曰”之云字区别开。

传说中的天地有司雨之神，叫做“雨师”，为二十八星宿中的毕宿。但民俗活动中的求雨，为什么求到龙王那里去了呢？因为龙藏于水中，要乘云气而行，所谓“云从龙，风从虎”。龙到即云到，云腾即可致雨，这当然纯属迷信，与传统科技无涉。

“霜”和“露”是同质的东西，露是液体的，霜是固体的。地球白天太阳出来以后吸热，晚上日落以后再散热。地气是热的，当它往上升散的时候由于地表温度逐渐降低，水蒸汽遇冷变成露水。夜晚气温降至冰点以下，它就凝结成白色的颗粒，是为霜。所谓“水气凝露，露结为霜”。深秋叫做霜天，到阴历八月霜降节气来临以后，凌晨的大地白霜茫茫。诚如《诗经·秦风·蒹葭》描写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露结为霜”这一句话出自《易经》,《易经·坤卦》里有“履霜坚冰至，阴始凝也”的话。“履霜”是说踩到霜了，就要想到冻冰的时候快来临了。“阴始凝也”，阴气开始凝结了。这是告诫后人，看到霜就要想到冰；看到一件事情的原因，就要想到它应有的结果，不想得恶果，就不要造恶因。

金生丽水，玉出崑冈。

这两句述说中国的物产。黄金和玉石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天然物产。黄金是百金之首，众金之王，现代科技证明它的抗氧化作用很强，可以长久保存不变色、不变质、不生锈，自古以来都用黄金做流通的货币。金子的成色不同，颜色也有差异，民间就有“七青八黄九紫十赤”的说法，十足赤金的含金纯度在99%以上。

古人认为黄金可以驱邪避凶，医学实验证明黄金确实可以安神定心，故此多用黄金做人体佩戴的首饰。中国最有名的沙金产地在丽水，就是云南的丽江。当地的土人都在江边筛沙沥金，丽江因为出金沙，自古就被称为金沙江。

玉石也是很珍贵的物产，相传玉是山石千百年来感受日精月华而变化的，所以有“观祥云知山有美玉”的说法。好的玉石叫暖玉，拿在手里温润莹泽。玉石含蓄坚韧，温润祥和，富有生命的灵性。它既不象宝石那样清澈见底，也不像石头那样冥顽混浊。现代科学认为，玉是透闪石的一种，其显微结构是针毡状的，分子间纵横交错，非常有韧性，不易折断。玉石温润莹泽、细腻柔和，与中华民族的性格和中国文化中“德”的理念非常相近。孔子说：“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于是，玉就成为“德”的物质载体，与君子划上等号了。

古人非常珍视玉，《礼记·玉藻篇》上说：“古之君子必佩玉”。传说中的玉可保人体平安，一旦有意外发生，随身佩戴的玉必先破碎，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石中蕴含的稀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人体确实有益。自古还有“黄金有价玉无价”的说法，战国时期的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换楚国的一块宝玉，那就是价值连城的“和氏璧”。

崑冈又叫崑陵，是西北的昆仑山，在中国的西北边陲，今天的新疆、西藏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第一大山。昆仑山分为三面八支，西面接帕米尔高原，东面延伸入我国的青海境内，是黄河的发源之地。昆仑山以出产美玉而闻名，是古代中国采玉的主要矿脉。同时它又是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地，王母娘娘的洞府据传就在西昆仑之上。《西王母传》中记载：“王母之国，在西荒也。自九圣七真，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崑陵之阙焉”。

以上几句话的白话译文，意思是：

空气中的云气升腾，化为雨水；

地面上的露水遇寒，凝结为霜。

黄金产于金沙江，

美玉出在昆仑冈。

剑号巨阙，珠称夜光。

这两句赞叹世间的两样珍宝：宝剑和珍珠。宝剑里面最有名的是越王勾践的巨阙剑。《越绝书·外传》记载：战国时期，越国有一位著名的剑师叫欧冶子。他平生铸了五把最有名的宝剑，其中三把是长剑，两把是短剑。长剑的第一把就是巨阙剑，第二把叫纯钩剑、第三把叫湛卢剑。两把短剑就是莫邪剑和鱼藏剑，三长两短五把剑全都锋利无比。历史上有“专诸刺王僚”的故事，说的是剑客专诸受吴公子光收买，要刺杀吴王僚。僚王爱吃烤鱼，专诸就假扮厨师，手托鱼盘，鱼肚子里暗藏利刃，趁机刺杀了僚王。那把锋利的短剑就被后人称作鱼藏剑，“三长两短”则成了意外灾祸的代名词。

珍珠里面最著名的是夜光珠，晋朝《拾遗记》中记载，大禹治水，有一日勘验到龙门的一处深洞，洞内暗得伸手不见指。忽见一怪兽口衔夜明珠，其光如烛。这毕竟只是传说，没有人亲眼见过。真正的夜光珠据说能将十步左右的暗室,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历史上有军阀孙殿英盗墓的事，他在慈禧太后的墓里挖出一颗夜光珠，因怕被治罪就托人送给宋美玲了。这种夜光珠，属于宝石一类的晶体矿物质，可以反光但不能发光。真正的夜光珠不是矿物质，而是传说中鳞甲类动物多年修炼而成的宝物,是他们的命根子。

中国古代，有一本专门讲神神怪怪故事的书，叫《搜神记》，里面有一个隋侯珠的故事。汉朝有一个在隋地被封为侯的贵族，代表国家出使他邦。隋侯在路上看到一条受伤的蛇，在沙地里翻滚，马上要死了。他赶快用水把蛇救活，并将蛇带到有水草的地方放生了。一年以后的一个晚上，隋侯做梦见到蛇来报答他，送他一颗夜明珠。隋侯梦醒一看，枕边果然有一颗明珠，照得满室通明。

龙天生就有一颗小珠，慢慢地越养越大，所以有狮滚球、龙戏珠的故事。蛇修炼成了有珠，蟹修炼成了有珠，大鱼精也有珠，不是有成语“鱼目混珠”吗？龙，我们没见过。

蛇、螃蟹、鱼，等不到成精就都让我们这些人精吃得差不多绝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蛤蚌含藏的珍珠。蛤蚌的珠含有萤光物质，经灯光照射或感受温度以后才有萤光，但持续时间很短，不能自动发光。

《淮南子》上有“蛤蟹含珠，与月盛衰”的故事。“蛤蚌育珠”，要在月圆之夜，皓月高悬，海面上风平浪静。这时，蛤蚌的贝壳打开，对着月亮开合收放，吸收月华之光。那颗珠能够慢慢地越养越大。“犀牛望星”的故事也是一样。犀牛到了月朗星曦的晚上，把它的独角对着北极星吸收星辉月华。犀角与珍珠都是中药里面最寒凉的，因为它们吸收的是北极星和月亮的精华。

果珍李柰，菜重芥姜。

上面说到了自然的矿产和物产，下面又说到植物了。水果里面的珍品是李子和柰子；蔬菜里面最重要的是芥菜和姜。李子和柰子属于同科植物，都能够“和脾胃，补中焦”，不过柰子比李子的品种还要好，价钱也还要贵。柰子比李子个儿大一点，也是紫颜色，样子有点像桃，俗称“桃李”，但不是桃树和李树嫁接的品种。上古时代的水果品种很少，加上交通的关系，南北物资无法交流，所以李子和柰子已经算是果中的珍品了。

相传西晋时，有个叫王戎的孩子，只有七岁。有一天，王戎与几个孩子在路边玩耍，看到路旁的李子树上果实累累。孩子们都去摘李子，只有王戎原地不动。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摘呀？王戎说：道旁的李子没人摘，一定是苦的。孩子们一尝，果然是苦的。所以后世才留下了“道旁苦李”的成语。

芥菜和姜都是味辛性温，能开窍解毒，驱除人体的阴寒之气。《神农本草经》说：“芥味辛，除肾邪，利九窍，明耳目”；“姜味辛，通神明，去臭气”。芥菜子磨的粉称为“芥末”，有醒脑开窍，去腥解毒的功用，在周朝的膳食文献中就有详细记载。姜在古代更是不可以一日或离，无论外感风寒、饮食失调、醉酒呕逆，乃至于昏厥，都可以灌热姜汤以解其急。《礼记》中说“春用葱，秋用芥”。《吕氏春秋》中说“阳朴之姜，招摇之桂”。二者都是蔬菜中解毒调味的珍品，故称“菜重芥姜”。

海咸河淡，鳞潜羽翔。

这两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海水中由于含有大量盐分（每吨海水的含盐量大约为三十四公斤），所以“海水咸，河水淡”。如果深入推究下去，“海咸河淡”则属于地球物理学研究的课题。

地球表层以外，有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三层空间结构。大气圈包围着地球，有几万公里的厚度，其磁层和大气层屏蔽并吸收了宇宙中危害生命的高能射线和带电离子；水圈和岩石圈既为地球上的生物

(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提供了必需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也是生物生存和活动的环境。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七的水汇集在海洋里。陆地生物的生存空间，只集中于地表上下数十米的范围内，海洋生物的分布则从海面到海底，范围可达一万米。由于海水中含有高浓度的盐分和其它物质，海水的性质和成分因而变得异常复杂，呈现相对透明的状态，对光和射线有吸收或散射作用。这使得海洋中得以保存了近二十万种动物、一万多种植物、以及众多的细菌和真菌等，最大化地为地球保存了物种族群。

“鳞潜羽翔”四个字也足以写一部“动物形态学”专着。古人将地球上所有的动物，按其体表特征分为五大类，即鳞类、羽类、毛皮类、甲壳类和裸类。人类属于“裸类”，道家早就将人称为“裸虫”，《无能子》中说“人者裸虫也，与夫鳞、毛、羽虫俱焉”。此处虽然只提到“鳞”、“羽”两类，但却概括了除人以外的四大类动物形态。鳞类中最高级的生命形式是龙，羽类是凤，甲壳类是龟，毛皮类则是麒麟，因此“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鳞潜羽翔”这句话，就不能翻译为“长鳞的鱼在水里游，长羽毛的鸟在天上飞”。“潜”是水下行的意思，在水中潜行的鳞甲类动物太多了，只理解成鱼就太狭隘了。同样，长羽毛能在天上飞的动物，也不仅仅是鸟。野鸭子、天鹅、白鹤都能飞，有一天我们能长上翅膀像天使一样，我们也属于“羽翔”一类了。学佛的最高境界叫“圆寂”，修道的最高境界叫“羽化”，现代生物学叫“返祖”现象，又长毛了。总之是返璞归真，回归生命的起点。

以上几句话的白话译文，意思是：

宝剑中巨阙剑最著名，

珍珠中夜光珠最宝贵。

李子与柰子称得上是果中珍品，

芥菜和姜是蔬菜中最重要的调味品。

海水是咸的，河水是淡的；

长鳞甲的动物在水中潜行，

长羽毛的动物在天上飞翔。

前面这一部分文字，把开天辟地，宇宙诞生；日月星辰，气象物候；天文历法，自然物产，包矿物、植物、动物等统统说尽了。以下开始将人类的远古史和上古史侃侃道来。

龙师火帝，鸟官人皇。

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璀璨绚丽、深邃神秘。传说中的伏羲氏以龙纪官，神农氏以火纪官，轩辕氏黄帝以云纪官，金天氏契帝以鸟纪官，他们个个都是高深莫测，集上古文化之大成。“龙师”是伏羲氏，他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三皇之首。三皇五帝到底是哪几位，历来传说不一，各有所本。今据晋朝史学家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将“三皇”解为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

“火帝”是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他是人类文明的奠基人。有了火，人类才告别了黑暗，进入了光明的文明时代，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火帝。“鸟官”是中国上古五帝的头一位少昊氏，代表了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人皇”是人皇氏，代表了远古史上的天地人三皇，与上古史上的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不是一个概念。

说到中国古代史，先要分清几个时间段：宋元明清时期属于近古，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古，夏商周秦汉时期是上古，三皇五帝时期是太古（也可以说是上古），伏羲氏以前就属于远古了。中国远古史的奠基就是盘古开天地。现代科学证明：地球是在五十亿年以前形成的，生物是在四十亿年以前出现的，人类是五百万年以前出现的，所以我们的老祖先盘古氏距今至少有五百万年的历史了。

盘古氏下来就是天地人三皇，这个时期太久远太古老了，没有文字只有传说，所以太古史不可考证。《鉴略妥注》是儿童读的历史课本，里面唱道：

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

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

人皇九兄弟，万八寿最长。

人皇时代，人的寿命最长，有一万八千岁。那时的人是穴居，住地窖山洞即潮湿又不安全，经常遭到野兽的袭击，于是在树上搭窝盖屋，吃水果、戴树叶，就进入有巢氏时代。接着学会了钻木取火，进入燧人氏，也就是“火帝”的时代了。

火帝下来是龙师伏羲氏，伏羲也写作“伏牺”，就是制伏野兽的意思，这个时期就是历史学家说的“狩猎阶段”距今一万二千年。中国最早的陶器出现于一万二千至一万四千年之间，也就是伏羲氏时代。伏羲氏姓风，号太昊，其母华胥氏受青虹感应而生下伏羲。这个时候，黄河里面出来一个马头龙身的怪兽，毛卷卷的，身上有斑点和花纹。伏羲氏见后受到启发，以结绳记事的长短线搭配组合，画出八卦的符号。又根据龙马身上的花纹发明了渔网，使人类文明进入到渔猎时代。因为伏羲氏见到了龙马，于是用龙来给百官命名，如有青龙官、赤龙官、飞龙官等等，因此把伏羲氏叫做“龙师”。

太昊伏羲氏定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县），在位一百十五年。伏羲氏的陵墓被称为“天下第一陵”，每年二月二“龙抬头”之日，都要在太昊陵祭拜人祖，成为“人祖古会”。人们要摸一摸“子孙窑”和女娲氏抟土造人的“泥泥狗”。

人类学会使用火以后，文明阶段才真正开始，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神农氏。神农氏姓姜，号炎帝，他自称是太阳神、火德王，两个火字为炎，所以神农氏也是“火帝”。炎帝因为有火德，就以火为百官命名，如春官叫大火、夏官叫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神农氏选五谷、尝百草，教民稼穑，在位一百四十年。他是农业的始祖、又是医药之王，药王庙供奉的药王就是神农氏。也有供药王孙思邈的，但孙思邈是唐朝的大医药学家，比神农氏晚得太多了。

鸟官人皇

五帝的第一位是少昊氏，又叫金天氏，他是黄帝的儿子，因为学会了太昊伏羲氏的学问，所以人称少昊氏。那个时候是太平盛世，有凤凰飞来，因此他手下的文武百官都用五鸟、五鸠、五雉等鸟类来命名。例如有凤鸟官、玄鸟官、青鸟官等等，所以称他为“鸟官”，也就是以鸟为图腾。《历代帝王年表》记载：“少昊金天氏，初居江水，邑于穷桑，以金德王居曲阜。凤鸟至以鸟纪官，在位八十四年崩”。

“人皇”指代远古时代的天皇、地皇、人皇，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听起来如科幻故事一般。例如《史记·补三皇本纪》中说：人皇有九个头，乘着云车，驾着六只大鸟，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各立城邑，一共传了一百五十代，合计四万五千六百年。人皇长着九个头，有谁相信呢！只能作为故事听。历史上将“三皇”定为上古时代的伏羲氏、神农氏、还有黄帝,

这是见之于史的“三皇”，在殷商的历史文献上有文字可考。

远古的天地人三皇，就演义为天上的玉皇大帝是天皇爷，掌管人的性，人要是做事亏良心、不讲天理，天皇就降灾给你，收你的性。地府的阎王爷是地皇爷，主管人的命，人要是不孝父母、不讲情理，地皇就降病给你，收你的命。人间的皇帝是皇王爷，掌管人的身，人要是为非作歹、作奸犯科，皇帝就治你的罪，让你失去人身自由。宣传有天地人三皇目的无非是让人学好，要有一怕不要任着性子胡做非为。一旦积重难返，就悔之晚矣了。“龙师火帝，鸟官人皇”的传说故事，在《吕氏春秋》《汉书》等典籍中都有提及。

始制文字，乃服衣裳。

这两句话说的是黄帝时代。黄帝被尊为“人文初祖”，从黄帝开始，人类的人文文明进程才正式开始了。黄帝姓姬名云，因生于轩辕之丘又名轩辕，号有熊氏，在位一百年。从黄帝时代始，中国历史开始以甲子记年，至今有五千年，所以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黄帝手下有六个大臣，各有贡献。创造文字的是仓颉,仓颉造字；制作音乐的是伶伦，伶伦造乐；隶首做算数，大挠造甲子，岐伯作医学，发明衣裳的是胡曹。在此之前的原始文明阶段，人只是以树叶兽皮往下身一围。直至胡曹发明了衣裳：上身穿的叫衣,下身围的裙子叫裳，裤子是很晚才出现的。这里用仓颉造字、胡曹造衣裳代表黄帝时代完成的包括指南车、历法、舟车在内的传统科技成果和发明创造，称颂了中国人对人类物质文明的贡献。

传说中的黄帝大战蚩尤以后，在荆山铸鼎，举行庆功大典。正当众人欣赏巨鼎时，突然东方天际彤云密布，金光闪处一条金龙腾云而至。黄帝知道自己离开的时刻到来了，于是乘上龙背。从黄帝登龙身的有七十余人，很多人扯住龙须也想上去，结果扯落了龙须和黄帝的弓。黄帝乘龙而去，百姓抱弓而哭。被扯下的龙须落地，长出了许多嫩草，就是中药里的“龙须草”。

以上几句话的白话译文，意思是：

伏羲氏以龙命名百官，被后人尊为龙师；

神农氏以火命名百官，被后世称为火帝。

少昊金天氏以鸟作为百官的名称，

此外，尚有天地人三皇的传说。

黄帝时代开始有了文字，百姓也穿上了衣裳。

推位让国，有虞陶唐。

“有虞陶唐”说的是五帝里面的最后两位。“有虞”指舜帝，他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因此人们称他为虞舜，是华夏姚姓宗族的祖先。“陶唐”指尧帝，他姓伊祁，号放勋，因其封地在陶和唐（今山东定陶与河北唐县），所以人们尊其为唐尧。他的后人多姓伊，其中山东陶地的一支姓陶，河北唐县的一支姓刘。

尧是帝喾之子，黄帝的玄孙，由于他德高望重人民倾心于尧帝。他严肃恭谨，光照四方，能团结族人，使邦族之间和睦相处。尧为人简朴，住的是茅草屋，门前是土垫的台阶，吃粗米饭，穿麻布衣，喝野菜汤，得到人民的拥戴。

尧在位七十二年，年老时挑选继承人，尧帝看上了贤士许由。许由却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够管理天下的资格，就逃走了。四岳十二牧（德高望重的部族首领）一致推荐舜为继承人，尧帝也知道舜是大孝子。但为了确切考察舜的品行和能力，尧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又派自己的几个儿子与舜一起工作。尧对舜考察了二十多年，最后才放心地把君位禅让给了舜，自己死时一百十八岁。

舜虽然也是颛顼一脉的子孙，但出身贫寒，年轻时没有做过酋长一类的官。他生性仁慈，孝顺父母，慈爱兄弟，为政后以仁和宽厚治理天下。古代二十四孝故事里挂头牌的就是舜。舜帝在位六十一年，年老以后，也像尧帝一样将君位禅让给禹。自己巡视百姓至苍梧（今湖南宁远县），突然病逝，享年一百一十岁。舜的两位夫人娥皇、女瑛闻讯，泪洒君山斑竹，双双投湘江而亡，化为传说中的湘水之神。

尧帝和舜帝都能使九族和睦，民风质朴。他们在位时克勤克俭地为百姓做事，年老了干不动了，就把自己的位子和权力推让给贤能的人。

“推”的意思是辞让，是将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推位”就是将自己的位子委与贤人。“让”的意思是禅让，禅让是把统治权让与能者。“推位让国”是连位子带权力一齐交出来，统统交出，毫无保留。后世的帝王但有一线生机就只让位子，不交权力，更有甚者连位子也不让，死了以后再说。历史上常有老皇帝死了尸体停着甚至臭了都没人管，儿子们为争皇位在大打出手的事。所以历史上能够真正做到“推位让国”的，只有尧和舜。

吊民伐罪，周发殷汤。

这两句话引出了中国上古的“三王”，也就是禹王、汤王和武王的事迹。他们是夏商周三代之王，也是三个时代的代表。禹王的事迹将在第三讲中再谈，此地只讲汤武二王。

周武王姓姬，名发，所以称周发。他讨伐暴君商纣，建立了周朝，是周朝的第一位君主。他的父亲姬昌是商朝的西伯侯，因看到纣王残暴在暗中叹息几声，便被囚禁在羑里七年之久。姬昌出狱后并没有对商纣直接采取行动，而是着易经、揽人才，使他的属地西周国富兵强，为武王伐纣积累了本钱。周朝建立以后，姬昌被尊封为周文王。

武王灭商仅两年，便一病不起，由周公辅佐未成年的成王继位。周武王死后，按照当时的丧礼下葬，但“墓而不坟，与地平齐”。而且“不封不树”，既不起坟也不种树，所以周武王的墓地究竟在何处，至今也还是个谜。陕西咸阳有个所谓的“周王陵”，但那是战国时期秦惠文王、秦武王的陵寝，不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墓。

“殷汤”说的是商朝开国之王成汤。成汤姓子，名履，又名天乙，史称“汤有七名”有七个不同的称谓。商族的远祖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漳水沿岸的商地，故称为商。商族的先祖叫契，号玄王，十四代以后才传至成汤。《荀子·成相》篇中就有记述，认为“契玄王，生昭明，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商族活动的地域，主要集中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一带，覆盖了整个黄河流域。历史上的商族，曾迁徒八次，最后定居在南亳（今河南商丘）。

成汤讨伐夏朝暴君桀，建立了商朝，是商朝的第一代君主。他以水德称王，年号为祀，建都西亳（今河南洛阳偃师）。成汤在位十三年，因病而亡。史料记载：商汤葬后也是“不封不树”，故此至今谁也不知道千古汤陵何在。

十代以后的商王盘庚迁都殷城（今河南安阳），因此中期以后的商朝被称为殷商。《千字文》中不说商汤而称殷汤，有指代整个商朝六百四十四年历史的意思。作为历史上强大的一统王朝，商朝六百四十余年的统治，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朝代。周王朝虽曰“八百载，最长久”，但东周时期的五百十五年间，群雄并起王室衰微，周王朝等于名存实亡了。

“汤武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暴君的统治，打的旗号都是“吊民伐罪”。吊的意思是慰问，“吊民”就是安抚、慰问无辜的苦难百姓。“伐”是讨伐，是上对下、有道对无道的一种暴力行为。讨伐罪恶的统治者，就是“伐罪”。“汤武革命”是贵族起来讨伐无道的昏君，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民革命。古代史上真正“布衣”革命成功的，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中国文化历来讲究以培养道德来“渐变”，以暴力相加的“突变”必引起一段时间的天下大乱，到时候受害最深的还是老百姓。所以孔子推崇文王的品德，对武王只是承认他划时代的革命作用。

“吊”字的本义是悼念死者，引申义是安抚活着的人。吊字的甲骨文形义是弓箭。按照上古规矩，人死后要用柴薪一盖，停放在野地里一段时间。因怕禽兽破坏遗体，送丧的亲友就要携带弓箭，也是对死者家属的安慰。

以上几句话的白话文意思是：

将天下的治权让予贤德之人，

那是唐尧和虞舜。

安慰无辜的百姓，讨伐有罪的君主，

领头的是姬发与成汤。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这两句是对历史上贤德君主，以王道治国莅民的描述和写照。“坐朝问道”是秦始皇开始的规矩，在此之前称立朝，后写为“莅朝”。君臣上朝都是站着，没座位更没有椅子。椅子在古代叫“胡凳”，汉朝的古人还是席地而坐，以后带靠背的椅子才从西域传进来。所以立朝，一是君臣之间的关系平等，君主不过是会议的召集人而已。二是古代生活和政事都很简单，站着说几句话就解决问题了，哪里像今天这样复杂。

从秦始皇开始“坐朝问道”，君臣都是坐着，共商国事。君坐臣立的规矩，由宋太祖赵匡胤开始。据传有一天赵匡胤临朝，文武群臣起立致敬，要坐下时才发现椅子没了，让太监撤走了。《千字文》的时代是南北朝时期，君臣上殿临朝之礼还是沿用秦汉之制，所以这里称为“坐朝问道”。

“垂拱平章”的意思是垂衣拱手,

天下太平。这句话语出《尚书·武成书》，其中有一句话是“纯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垂”是垂挂，垂着衣服叫作“垂衣”；“拱手”是行拱手礼，表示不用花费多少气力就天下太平，无为而治了。《易经·系辞》中称赞黄帝、尧舜之德，就用了“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话。“平章”是平正彰明。《尚书·尧典》里有“平章百姓”一句。“平”的意思是公平正直，“章”通“彰”，有彰明、显著、鲜明的意思。

“无为之治”不是什么都不管、听之任之，那是不负责任、是失职。无为之治是指一项政令在还没有实施之前，就要将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想到，解决方案和防范措施都预先准备好，出现什么问题就用对应的方案加以解决。君主不要没事找事，政策才不会朝令夕改，民心才能安定。

爱育黎首，臣伏戎羌。

“黎首”代表黎民百姓。“黎”是形声字，文义从黍，有众多、数目很多的意思。“爱”是爱护、珍惜；“育”是抚育、养育。“臣”是臣服、接受的意思。“伏”是低头、顺从。颜色中的黑色为黎，夏朝崇尚黑色，夏人多用黑布包头，所以百姓又称为“黎首”。

“戎羌”代表了四方的少数民族，是“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简称。西戎在今天的甘肃、青海、四川一带，是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周朝中叶，西戎入侵中原。当时的西戎被称作犬戎，曾烧掠周都镐京，迫使周平王向东迁都洛阳，由此开始了东周的历史。羌族也是西部的少数民族之一，后与汉族融合定居务农，统属华夏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一员。

以上几句话的白话文意思就是：

君主坐朝临政，与群臣共商国事，

垂衣拱手，无为而治，

天下太平，政绩彰明。

他们都能够爱护、体恤百姓，

四方的少数民族都心悦诚服地归附。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

“遐”是远，“迩”是近。天下一统，万民同心就是“遐迩一体”的意思。“率宾”等于“率滨”是四海之内的意思。“率宾归王”一句，语出《诗经·小雅·北山》，其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

这里的“王”字，不是指哪一个具体的帝王，而是特指“王道”。王字是“三画而连其中”，三画表示天地人三才，中间是顶天立地的一竖代表道，即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王，天下所归也”。王既然是垂示于天地间的大道，它在人间的首席代表天子人王，也应该顶天立地，成为人群的典范和样板。

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历来就有“王道”与“霸道”之别。王道指的是先王之道，即夏商周三王的统治方法。三王的统治用的是仁义道德，其结果就是无为而治，天下太平，这种“以德服人的”政治是王道。历史上描绘这个时期，是五日一风，十日一雨，万民乐业，天下太平。但是到了东周时期就不同了，首先登场的是“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他们推崇和实行的是“以力服人”的霸道，以实力说话，比拳头。例如当时的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充分利用齐国的自然资源，晒盐炼铁、渔农贸易一起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齐桓公曾九次主持召开诸侯大会，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

按照中国的文化史观，一种政治秩序，或者实行“王道”以德服人，当然最理想。等而下之者实行“霸道”，靠实力形成威慑力量，令人不得不服也无可厚非。最令人不齿的是靠阴谋诡计篡权窃国。这些人不但“仁义礼智信”五德具缺，连真正的实力也没有，有的只是野心加上诡诈之术。庄子对这些统治者嗤之以鼻，称他们为“大盗”，所谓“窃钩者盗，窃国者侯”。

这里两句话的意思是：

普天之下，远近统一，

四海的百姓都拥护、归附于王道的统治。

接下来四句话所描绘的，是对当时太平盛世和王道政治的赞美。

鸣凤在竹，白驹食场。

化被草木，赖及万方。

凤凰在竹林中欢乐的鸣唱，

小白马在草场上悠然地食草。

圣君的教化啊，覆盖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王道的恩泽啊，遍及万方的众生百姓。Top of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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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麒麟和龙是历史上记载的珍禽善兽，只有在仁义道德的太平盛世才会出现。历史上的太平盛世时期，不少朝代都出现过，但从没有见过这些善兽。后人说它们是传说中的动物，自然界根本就没有。实际上不是没有，而是有道则见。史书上记载，孔子诞生之时出现了麒麟，孔子六十九岁做《春秋》的时候，有人打猎捕获了一只怪兽，因不识是何物送来给孔子看。孔子看了流泪叹气说：“这是麒麟啊！麟啊，你生不逢时啊”！所以五经里面称《春秋》为《麟经》。

《春秋孔演图》上说：“凤非竹实不食”，非梧桐不栖。凤凰不吃空心竹子，要吃“竹实”。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竹子结果实的事，是否竹笋就是“竹实”，凤凰像大熊猫一样爱吃竹笋，这就不得而知了。凤凰中雄性的叫凤，雌性的叫凰，古有三凤求凰的典故。

“白驹食场”一句也是引经，《诗经·小雅·白驹》里有“皎皎白驹，食我场苗，执之维之，以永今朝”的诗句。白驹是小白马，古代用白驹为典的很多，庄子也有白驹过隙的典故。为什么用白驹不用黑驹呢？因为白驹代表龙。龙是水陆空三栖动物，在空中是飞龙，水中是游龙，在陆地上就不是龙的形象。传说中的龙上岸以后，就地一滚变成白龙马。《三国演义》故事里的赵子龙骑的是闪电白龙驹，《西游记》故事里唐僧骑的白龙马也是东海小龙王变的。

这里的“鸣凤”与“白驹”代表了那个以道德仁义为教化的太平盛世，它具体表现在有德君主的教化覆盖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化”是教化，“被”是施加、覆盖的意思。

“化”字在六书中属于会意，甲骨文字形是二个人相靠背之形，本义是变化、改变的意思。人都有医学常识，吃多吃少并不重要，要紧的吃了能消化、能吸收。否则完谷不化，吸收不良，人就不会健康。同理人读书学习不在多，而在于化。有文有化才是有文化，有文没化，充其量是个文人，而非文化人。古人说“读书养气变化气质”才是读书的目的，否则读书越多越傲慢，越心浮气躁，就“输”了。

“赖及万方”的赖字，是幸蒙、依赖的意思。“万方”不仅仅指人，泛指一切生物。例如历史上有商汤“解网更祝”的故事。《史记·殷本纪》记载：成汤有一天出游，看见郊外的猎人四面布网，还向天祈祷说：“天上地下、四面八方来的禽兽，都投入我的网中”。成汤见此，感叹人心贪婪、手段残酷。特命解除三面猎网，只留一面，并改祝祷词说：“愿向左的往左逃，愿向右的往右逃，愿向上的往上飞，不愿逃的向下跳。只有命该绝的，才入我的网”。所以这里才说“赖及万方”，连禽兽也享受到王道统治的恩泽。

以上是《千字文》的第一部分。从宇宙的诞生、开天辟地讲起，一直讲到上古、太古和远古的历史。说到中国的历史，不免又要多说几句。现在的孩子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真正认知的没有几个。教科书上讲的中国历史也是改来改去，自己对自己根本就没有信心。由一万二千年变成五千年、三千年、两千五百年、二千年，越来越短。还认为美国才两百年的历史，我们说两千年已经不少了。

中国传统文化里历来是文史不分家，不懂史就无法理解文，就会歪曲文义，张冠李戴。中国的历史从伏羲氏算起，有一万两千年是不错的。从黄帝开始算起是五千年的人文文明史,文字、历法、衣冠、音乐、医学都出现了，所以黄帝是人文初祖。从周公开始整理周以前的中国文化，至今是三千年有文献可以考证的历史。孔子第二次整理周以前的文化，“删诗书，订礼乐，系易传，作春秋”，集中国文化之大成。孔子根据当时能看到的、确切可信的史料，着了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就是《春秋》。从孔子着《春秋》至今是二千五百年，黄帝至今是五千年，神农氏至今有九千年，伏羲氏至今至少是一万两千年。再往前推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母系氏族的女娲氏，树上搭窝的有巢氏，再到远古时期的三皇氏，再往前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氏了。

诸位如有兴趣，不妨可以读读《鉴略》。那是一本和《三百千》配套的儿童启蒙历史课本，不过现在的成年人不一定看得懂。

《千字文》讲记（二）

第二讲  好爵自縻

第一部分讲了天文地理、气象物候、人类社会的出现和中国最早的政治制度。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就落实到人，因为天地人是三才，人顶天立地，是世间最重要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把人做好是我们这一生的头等大事。不会做人就不会做事，因为事在人为，做人是根本。但是我们对人的本质是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人字的甲骨文，是人侧立的象形字，两撇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人有双重属性。首先人是动物的一种，在生物学分类里面被定义为：脊索动物纲、脊椎动物目、猴科、猿属、人种。既是动物的人，就有动物的属性，就受遗传基因的控制。基因的本质是自私的，要尽可能多的占有一切资源，无休止地复制自己，所以是“自私的基因”。其次，人是社会的人，有天赋的人性和天德，愿意为社会做点事、为他人做点事。

认识到人有双重属性，就会发现人有双重需求：基本的生存的需求和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求，这就是马斯洛著名的“需求层次论”。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到“无私无欲”就不现实，因为人首先是动物的人，人的基本需求必须首先解决。孔子在《礼记》上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这是人的动物属性，不解决就谈不到其它。老子也说过要“寡欲”，减少一点欲望，无欲的是神就不是人了。

人的生存需求满足之后，就要升华一层，脱离开兽性，做一个社会的人。为他人服务、为社会尽责，人就能升华到圣贤的境界，就是道家标榜的“真人”。不顾人的动物属性，片面强调人的社会价值，就会造成人的虚伪，外表道貌岸然，内里男盗女娼。只满足人的动物性需求，忽视人的社会属性，人就堕落为禽兽，寡廉鲜耻、无所不为。

如何能够正视人的两种属性，不回避、不妥协、不自欺，真正做到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升华自己的内心，是我们在这一讲中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盖此身髮，四大五常。

这两句话，是针对我们人的生命体和生命属性来说的。“身髮”在此处，指代我们的肉身。人的生命体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物质的“四大”，一部分是精神的“五常”。

四大指的是“地水火风”，这是印度哲学的概念。古印度人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地水火风”四类物质构成的。我们中国人则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构成的。严格说起来，“地水火风”四大并不是指四种物质，构成这个世界的何止这四种物质！四大的本义是说，构成这个世界的物质有四种基本形态：固态、液态、气态和等离子态。经典物理学认为，物质有固态、液态、气态三种形式；近代物理学则认为，物质的存在还有第四种状态，等离子态。当环境温度较低时，物质以固态形式出现；温度较高时，固态物质融化成液态；温度再升高，会汽化为气态；温度极高时，物质就离化了，呈现“等离子态”。如果以“地”代表固态，以“水”代表液态，以“风”代表气态，那么“火”则可以代表比气体温度更高的物质状态，即物质的等离子体状态。可见，科学越发展，越能证明我们东方文化思想的价值。至于火，则另外代表物质有温度，无论生物或非生物都有温度，或高或低，温度是物质属性的一个参数。

五常是人的性德，人性中含有五常之德，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是天德，这是天赋与人的天性。这里的天，指的是宇宙中那股冥冥中无法抗拒的力量，这种支配力量被称为天。常是恒常、永远存在、不能改变的意思。

整个第二部分，是紧紧围绕着五常之德展开的。如果真正理解了五常之德，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抓住了，所以说《千字文》用字不多，却勾勒出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化史纲要。

恭惟鞠养，岂敢毁伤。

这句话出自孔子讲的《孝经》。《孝经》是儒门十三经之首，历来读书的规矩是先读《孝经》然后才有资格读《四书》。《孝经》是曾子问孝，孔子回答，再由曾子及其门人整理而成，共有十八章，解释了一个“孝”字。

孔子在《孝经》中开篇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们这个身体是受父母遗传而来的，是我们的神识藉以居住的房舍，等于是上天和父母借给我们用的，使用完毕以后还要归还的。所以我们对自己这个身体，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如果能够所有，谁还愿意生老病死呢？向别人借来用的东西，一定要妥善保管，弄坏了就没有办法还了，所以这里才说“恭惟鞠养，岂敢毁伤”。

“恭”是恭敬、谦逊，“惟”是惟谨、顺服的意思。现代汉语中恭惟连用（也作恭维），是个贬义词，有曲意奉承、讨好对方的意思，这与古汉语截然不同。“鞠”和“养”的意思一样，都是抚育、长养的意思，例如《诗经·小雅·蓼莪篇》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

这四句话的意思就是：

人的身体发肤，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物质构成的；

人的思维意识，是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准则的。

只有谨慎小心地爱护它，怎么能轻易地毁伤呢？

女慕贞洁，男效才良。

全球的人口有五十六亿，人数虽然众多，无非只是一男一女而已。人的性别虽有不同，但所具有的五常之德是相同的，都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人格，做人的资格，离开了五常也就不成其为人了。

“干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毕竟还是有所不同，表现在本质上的差异就是“女慕贞洁，男效才良”。对女子之德的要求是“贞洁”，女子要羡慕、爱慕的是贞与洁，自古女孩子起名字叫贞、洁的很多。

我们开篇就强调，我们要学习和继承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准确一点说，是先秦的文化。先秦诸子的学说，无论孔孟还是老庄都是精纯质朴，绵软甘醇。秦汉以后的各家都自由发挥，掺糠使水，早已不是诸子的本来面目。特别是唐宋以后，对妇德女道更是歪曲得可以，只贞烈牌坊一项就不知苦害了多少女子。砸锅的是孔家店的伙计，但坏账算到了老板头上，孔孟真是冤得很。

“贞”字的本义是正，甲骨文形从卜从贝，是最古老的占卜用语。上古卜卦，问事之正不正，就曰问贞。后世假借为端方、正直的意思，形容一个人的意志操守坚定不移。《易经》中称“元亨利贞”，为干之四德。

“洁”是干净、没有污染的意思。“女慕贞洁”是说女子应该追求的是保持自己内心方正的品性和外在洁净的品行。

贞既为正，那么只有止于一才能“正”。谁止于一？心念止于一。能止于一就是正，能守正，就是有贞。不是老公死了不再嫁人就守贞了，心里乱七八糟，一点贞也没有。同样，对男子的要求也有两条，才与良。“才”指人有能力、有才智，有才的人是才子。“良”是指一个人有德，有良心、有德行才叫良。男子应效法德才兼备的贤人，所以男子起名字叫才、良的很多。

历来的规律就是，有才的无德，有德的无才；既有能力又有品德，德才兼备的人太少了。如果二者不可兼得的话，宁愿有德无才，这样不但自己一生平安，还可以遗德给子孙，保子孙荣显。自己吃点苦，但能保证子孙后代超过我们，这有什么不好呢？相反，如果我们这一生只求才不积德，一定会恃才傲物目空四海，结果是天怒人怨，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知过必改，得能莫忘。

这两句话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就一定要改正，自己有能力做到的就一定不要放弃。“得”与“德”二字通假，“得能莫忘”有两重含义，一是从他人之处有所得、有所能，也就是别人教会我们的东西，使得我们有所得、有所能，我们不能忘，这也是知恩必报的意思。二是我们自己于修心、修身上有所得、有所能，莫忘。也就是刘备白帝城托孤，教育儿子阿斗说的话：“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别人的德能不能忘记，自己的德能也不能够忘记。

“知过必改”这一句话，也是语出《论语》。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动荡的时候，有四件事是最让人担忧的。第一是人不讲品德的修养，也就是不积德；第二是人人浮躁，不肯老老实实地做学问；第三是明明知道应该做的事却不肯去做；第四就是自己的毛病、缺点总也改正不了，这是孔子每天都在担忧的。圣人的一生都活得很累，悲天悯人，我们今天只有“知过必改”，才能对得起圣贤的教诲。

以上四句话的白话译文，大意是：

女子要崇尚贞节，做有操守的女人；

男子要德才兼备，做负责任的男人。

发现自己的过错，要尽快地改正；

自己有能力做到的，一定不要放弃。

罔谈彼短，靡恃己长。

这两句话语出汉朝崔瑗的座右铭“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

“罔”和“靡”的词性相近，都是表示禁止、劝阻的否定性动词，相当于别、不要的意思。“靡”字的本义是无、没有，读第三声。这两句话里强调了两个不要：第一不要谈论别人的缺点和短处。当你手指别人的时候，只有一根指头指别人，三根指头却指向自己，到头来受伤害最重的正是自己不是别人。第二不要依仗自己的长处而骄傲自大，自大再加一点，就是“臭”字。《易经》里八八六十四卦，只有一卦六爻皆吉无凶，那就是“满招损，谦受益”的谦卦。

陈抟老祖在《心相篇》里也说，“好矜己善，弗再望乎功名；乐摘人非，最足伤乎性命”。喜欢称赞自己长处的人功名很难有所成就，这对科考时代的读书人是大忌，因为“满招损”是天理。喜欢谈论别人缺点的人，一生中的障碍很多，自己的身心性命也很容易受伤害，因为自己削了自己的福报。

“恃”在这里的意思是依仗，如有“恃强凌弱”的成语。

信使可覆，器欲难量。

“信使可覆”是个倒装句，为强调“信”字，将其倒装在及物动词“使”的前面。这句话的意思是：做出的决定或允诺要适宜，要说到做到。“覆”字通“复”，《说文》训为“复，往来也”。后将践言、履约称为复言、复践。

“信使可覆”这句话，出自《论语·学而篇》。“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覆也”。孔子的学生有子说：与人约定，要先考虑是否合宜，免得将来进退两难。这也是《弟子规》中说的：“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如果意气用事、轻率表态，事到临头才发现不合理，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那就太被动了。

人的毛病之一，就是“常立志”与“常后悔”交替进行。说过的话、答应别人的事忘了，不兑现。信是五德之一，称为信德。信主元气，五行属土，对应人的脾胃。凡不讲信用的人，没有不伤脾胃、不损元气的。大地属土，其德主信，如果大地失去信用，春不生、夏不长，是这块地的地气没有了，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孔子说“人无信而不立”，没有信德的人，永远不能立身、立命。

“器欲难量”是说，一个人做人处事，心胸器量要大，大到让人难以估量才好。俗语说“侯王颌下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心小量窄的结果，必然是嫉贤妒能，这样的人不但薄福，而且下场很不好。唐朝著名的两大奸臣“口蜜腹剑李林甫”、“笑里藏刀李义府”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一个人能否担当重任、成其大事，首先要看心量。心大意大，天地给你的舞台就大，你就能“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心小量窄，你自己的路就越走越窄，最后孤家寡人、形影相吊，这是一定的道理。

以上四句话的白话译文，大意是：

不要谈论别人的缺点和短处，

不要依仗自己的长处而骄傲自大。

约定的事要合宜，说过的话要兑现，

为人器量要大，要让人难以估量。

墨悲丝染，诗赞羔羊。

这两句话属于用典，典故出自《墨子》与《诗经》。“墨”指的是墨子，《墨子》一书中有个“墨悲丝染”的故事。话说墨子有一次路过染坊，看到雪白的生丝在各色染缸里被染了颜色。任凭你怎样漂洗，也无法再将染色丝恢复生丝的本色了。墨子悲泣地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不可不慎也”。这个故事暗喻了人的本性像生丝一样洁白，一旦受到污染被染了色，再想恢复本性的质朴纯洁，已经不可能了。

“诗”指的是《诗经》，《诗经·风·召南》里面有“羔羊”一篇，内有“羔羊之皮，素丝五紽”的诗句。表面上，是赞美羔羊皮袄毛色纯正，没有污染，实质上是称颂穿皮袄的人，士大夫坚贞正直的节操与不受污染的品德。

这两句话联起来的意思就是：

墨子为白丝染色不褪而悲泣，

《诗经》对坚贞正直的品德大加赞颂。

景行维贤，克念作圣。

这两句话属于引经，经文出自《诗经》与《尚书》。《诗经·小雅·车辖》一篇中有诗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说的是贤德之人，德如高山人人敬仰，行如大道人人向往。“景行”是指崇高光明的德行，景字的本义是日照高山，有高大、光明的意思。德行正大光明才能成为贤人，贤人是人群的榜样，做人的标准。战胜自己为贤，再能成就他人方为圣。

《尚书》里面有“惟狂克念作圣，惟圣罔念作狂”一句话。这里的“狂”字就代表了我们凡夫俗子。《庄子·人间世》用“驰马”来形容人狂奔不已的念头和思想，身虽在坐，其心如驰，故称“坐驰”。人如果能够克制住自己狂乱的思想和私心杂念，凡夫就能变成圣人。同理，放纵自己的心念，圣人也会退化为凡夫。

德建名立，形端表正。

这两句话着重讨论了德与名、形与表的两种关系。“德”与“名”是一对，名是名利的简称。人没有一个不追求名利的，说不想那是因为没有条件与机会。人求名利、求好的果报就应该种好的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德”是因“名”是果，德建才能名立，因好果必好，这是自然的道理。如果我们反过来，倒果为因，只求名利不管德行，那是缘木求鱼。“缺德”哪里能求到“善果”呢？古人说“德是摇钱树，信是聚宝盆”。有了德才能童叟无欺，有了信才能货真价实，这样做贸易不想发财都不可能。这就是孔子在《易经·系辞》中说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由此再进一步要明白道与德的关系。德者得也，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前面三千字为道经，后面二千字为德经。道为理体，譬如我们出门之前要看地图，定好方位，然后开车出发，就是德，不去永远没有德。明道不行道，永远不会有德。道与德很难兼得，有道的人不一定有德，有德的人不一定有道，只有得道的人才是道德兼备。否则就是“有道无德，必定招魔；有德无道，一座空庙”。不积功累德，一味地盲修瞎炼，一定会走火入魔，因为修行没有资粮。外表道貌岸然，实质浮躁虚饰的人，内里一定是空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明道。

“形”与“表”又是一对，这里的“形”指的是人的整体形态，身心两部分都包括在内。心正才能身正，身正了仪表容貌自然端正。人的形体健美、容貌姣好的根本在于心地，整容化妆是没有用的，起码不能长久。所以善良之心能将人变丑为美，歹毒之心会使人面目狰狞。有兴趣的人可以读读陈希夷的《心相篇》，其文着重谈的就是心与貌的关系。

为什么“形端”就能“表正”呢？这就谈到诸子百家里的《管子》。《管子》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谈管理学的第一书。现代管理学上自以为是新发现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在《管子》中找到雏形。管子是齐桓公的首相，他通过发展经济，帮助齐桓公富国强兵，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诸国之首。《管子·心术篇》中说：“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饰德，万物必得”。管子认为，人的身为馆舍德如贵宾，馆舍不打扫干净就不可能留贵宾常驻。为了留住“德”这个贵宾，我们的身体，这个馆舍就一定要端正。形体端正了，内心的德建立起来了，仪容仪表自然而然就端正了。

以上四句话的完整意思就是：

德行正大光明，才能成为贤人；

克伏自己的妄念，才能成为圣人。

德行建立起来了，声名自然会树立；

心行举止端庄了，仪表自然就会端正。

空谷传声，虚堂习听。

祸因恶积，福缘善庆。

这几句话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空旷的山谷里声音会持续不断，空荡的堂屋中一处发声各处都会响应。

“虚堂”是空屋子，“习”是接二连三的重复。我们都有“虚堂习听”的经验，一间空屋子里面的回声很大，在一个角落讲话另外的几个角落里都能听到。

“祸福”两句话出自《易经》。《易经·坤卦·文言》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庆”是吉祥、喜庆。“有余庆”是福泽绵长，这是积善的回报；“有余秧”是灾祸不断，这是积恶的果报。这两句话重点讨论了善与恶、福与祸的因果关系。善恶是因，福祸是果，因果次序一定要分别清楚，千万不能倒置。

祸与福是一体两面，相对共存的关系。不想要祸就别让福发展到极点，老子不是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话吗？人为什么会有祸？因为恶积，是小恶的不断积累。为什么会有福？因为积善。《中庸》有言：“福将至，观其善必先知之；祸将至，观其恶必先知之”。善恶的积累过程就是事物的量变阶段，这个阶段还可以自己控制。一旦到了祸福临头的质变阶段，就非人力所能控制了。山顶上的石头连小孩子都能撬动，一旦石头滚下山来，巨汉也挡拦不住。

有人会问，为什么前面两句话，由“空谷传声”又突然转到“善恶祸福”上去了呢？表面看起来，好象二者之间没有联系，其实前后四句在语义上是紧密相连的。

“空谷传声”传出的是谁的声音？“虚堂习听”听到的又是谁的声音？都是发声者自己发出的声音。如果不出声，哪里会有“传声”和“习听”呢？人的祸福都是自己招感来的，就像自己在山谷中呼喊，听到的是自己的回音一样。一切因果都是自作自受，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所以《太上感应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祸福无门，惟人自招”。

此外，太空有凸透镜的放大效应。在山谷中发出的声音和听到的声音不一样，被放大了很多倍。同理，一个人造的善恶之因很小，但变成果报的时候会放大不知多少倍。明白了这个宇宙的基本定律，我们就再也不敢起恶念、做坏事了。相反，举手之劳的小善要多做，因为将来的福报会成倍数地扩大，好象高利率的储蓄存款一样，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以上四句话联起来，完整的意思就是：

空旷的山谷里，声音会持续不断；

空荡的堂屋中，一处发声各处都会响应。

灾祸是作恶多端的结果，

福庆是乐善好施的回报。

尺璧非宝，寸阴是竞。

这两句话，语出《淮南子》。《淮南子》上说“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璧的本义是平而圆、中心有孔的玉环，后世将上等的美玉称为璧。直径一尺长的璧是非常宝贵的，古有“和氏之璧，价值连城”的故事。但是这里却说“尺璧非宝”，这是与光阴比较而言的。与光阴（时间）相比，一尺长的美玉也不是宝贝，但是片刻时光却值得珍惜。

古人为什么将时间叫做“寸阴”呢？难道时间可以用尺子计量吗？在计时工具出现以前，古人是观日影知时辰，所谓“日出而做，日入而息”。观日影寸寸推移，知光阴密密消逝，是谓“寸阴”。古代的计时工具日晷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发明的，所以才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成语。“竞”字的甲骨文字形是二个人在竞逐、奔走，竞字的本义是争竞、角逐和比赛的意思。

这两句话的白话文意思是：

一尺长的美玉不能算是真正的宝贝，

而即使是片刻时光也值得珍惜。

资父事君，曰严与敬。

从这几句开始讨论五伦关系。五伦就是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臣，五种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前面三种是家庭关系，后面两种是社会关系，这是人与人之间不能脱离的基本关系。

人性之中要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人心之中要明五伦之道。五常是天道，五伦是人道；在天言五德，在人间就表现为五种伦常关系。例如，父子之间讲仁，仁德是父子之道。夫妻之间讲智，智能是夫妻之道。朋友之间讲信，诚信是友道。君臣之间讲义，义者宜也。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是智能；能将事情做得恰到好处、适度适宜就是义，就是君臣之道。兄弟之间要讲礼，礼是社会秩序的总称，知道长先幼后，孔融让梨，社会秩序才能有条不紊。人的天性对应的是人类社会的伦常秩序，现代人不明五伦之道，颠倒伦常关系，社会怎么能不乱呢！

五伦之首是父子之道，原则是父慈子孝。父道叫慈道，严就是慈，爱即是害。传统家教中父母教子严格得很，父亲偏重于一个严字，母亲偏重于一个慈字，所以古人称自己的父亲为“家严”，称自己的母亲为“家慈”。父母下面对应的子道就是孝道。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一个“孝”字，千经万论都是这个字的发挥，都是对这个字的解释而已。懂了孝这个字就算“明道”，遵照孝之理去做就是“行道”就是修行，所以说“百善孝为先”。

孝是个上老下子的会意字，老子合为一体，老就是子，子就是老。从自己这一代算起，向上追无穷，向下推也无穷，这个直贯天地、无穷无尽的血缘信道就叫孝。祖先积累的福德，就是依靠这条“孝”的管道遗传给子孙后代。不讲孝、不尽孝的人，是自断祖先遗德的信道。这个损失不仅仅是一代人的事情，子孙万代都会因为你的不孝而被断了这条血脉传承的根，这个罪责就背得太大了。

将孝道的仁爱之心向外面一层一层地展开，就是兄弟之道、夫妻之道、朋友之道和君臣之道。懂了孝其它四道就自然全都懂了，不明白孝道其它四道也不可能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的道理。“资父事君”意思是“取资于孝父之道，以事君”。“资”，凭借、取用之意。孝养父母、侍奉君主，原则要求是两个字“严”与“敬”。严是一丝不苟，敬是诚谨恭敬，恭在外表,

敬在内心。孔子在《孝经》里面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强调了孝养父母、侍奉君主是一样的，都要一丝不苟，虔诚恭敬。汉语里自古孝顺二字合用，孝指内心的诚敬，顺指言行上不拗父母之意。这也是《弟子规》中要求的“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内无诚敬之义，言行再顺，“孝”也是一个空壳子。孟子称这种孝身不孝心的孝，叫做“养口体”（《孟子·离娄上》），那与养肥猪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一个人爱父母这很好，但如果内心不敬，这种爱就不会保持长久。爱父母如果是空心的爱，那与养宠物没有什么不同。你对你的宠物也很疼爱、很关心，但有诚敬之心吗？显然没有。

孝当竭力，忠则尽命。

这两句话是由《论语》“事父母能竭其力”与“臣事君以忠”两句话变化而来的，强调孝敬父母应当竭尽全力，尽你所能去做，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忠于君主要能不超越本位，一心一意，恪尽职守。君不是仅仅指帝王，你的领导、你的主管就是你的君。忠的意思是全心全意、恪尽职守。忠字的象形就是方正不偏的一心，忠诚无私,尽心竭力地把本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叫尽忠。

有人将“忠则尽命”，解释为“忠于君主要能不惜生命”。孔子、孟子都反对这种没有理性的愚忠，把命搭上要看值不值，是不是“仁”“义”之所在。帝王要胡来，臣子当然要犯颜直谏，所谓“事君，有犯而无隐”。这是做臣子的本分，但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臣子进谏言一定要有智能，要适时适度。君主不纳谏就要适可而止，为做“忠臣”把命搭上就没有必要了。历史上最著名的诤臣是唐朝的魏征。他曾对唐太宗说：“我要做良臣，绝对不做忠臣”。唐太宗很好奇地问为什么。魏征回答说：“忠臣没有好下场，不是被砍头就是被挖心，所以我绝不做忠臣”。唐太宗听了哈哈大笑，但也明白了魏征的用意，那就是明君一定肯接纳贤臣的谏言。

忠于君主要不超越本位，一心一意把事情做好。孔子说过“命者名也”的话，命就是一个人的名分、一个人的本分。人无论做人做事，都要素位而行，不超越自己的本分，才有功德。越位行事，劳而无功，所以孔子才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是自己本分内的事，不要过多地干预，知道多了烦恼多，不是自寻烦恼吗？做人首先要明理，要有智能，没有理性的愚忠、愚孝是不可取的。

中国老式住宅大门的门心对子都是这样两句话：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孝子出来做事一定是忠臣，不孝父母的人会懂得爱国家、爱君主、爱百姓，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在隋朝以前没有科举制度，国家挑选人才首先要从各地举荐的孝子中选拔，叫做“举孝廉”。历史上的曹操就是“孝廉”出身，曹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白脸奸臣的形象是小说家塑造的，不是历史事实。

临深履薄，夙兴温凊。

这两句话是“资父事君”的具体原则和方法。“临深履薄”是事君之道，“夙兴温凊”是资父之道，二者都是严与敬的具体体现。

“临深履薄”四个字，出自《诗经·小雅·小旻》一篇。其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面对着悬崖深渊，腿肚子转筋；走在薄薄的冰面上，咔咔声不断，心惊肉跳。古人做人处事、言行举止非常谨慎，因为古人懂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道理。一句话一旦说出来，再想收回去就不可能了。人所以长了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一张嘴就是让人多看多听少说。行为上也是一样，一定要谨慎又谨慎。

事君谨慎的另一个原因是，除了开国立基的前几代帝王，后代的职业皇帝往往都有心理障碍。因为这些职业皇帝，文不及文臣武不及武将，反而要指挥这些文武百官，处理连他们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自认为受到戏耍所以喜怒无常。做臣子的稍有不慎，就有杀身之祸，弄不好还要祸及九族，能不战战兢兢吗？

“夙兴温凊”是“夙兴夜寐”与“冬温夏凊”两句话的缩略语。“夙兴”是早早起床，“夜寐”是晚点儿就寝，这句话出自《诗经·大雅·抑》，诗曰：“夙兴夜寐，洒扫庭内，维民之章”。古代夙兴夜寐的标准是，做儿女的要先于父母而起，迟于父母而睡。早晨父母还没有起床，做儿女的就要先起来；晚上父母睡下了，做儿女的才能睡。早晚两次要给父母问安，也就是《礼记》中说的“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早晚两个时段是人体基础代谢和激素分泌水准变化的峰值时期，老年人最容易发病、犯病，所以子女要于早晚两次问父母安，看看健康状况。现代社会是乾坤颠倒，父母给子女问安，父母早早起来，打扫房间、准备好早餐，然后子女才姗姗而起。真心疼儿女的老人，就早点睡晚点起，因为你不睡儿女就不能睡，你三点钟就起来折腾，你儿子得几点钟起床呢？

“温凊”是冬天注意防寒保暖，夏天注意防暑降温，也就是《弟子规》中“冬则温，夏则凊”的意思。《二十四孝》故事里就有“黄香扇枕”，黄香九岁就能够在暑天为父母扇枕头，冬天用身体给父母暖被子。现在有冷气机，用不着扇了，但我们对父母的孝心与亲情应该与古人是一般无二的。

以上几句话的白话译文，意思是：

资养父母、侍奉君王，要严谨而恭敬。

孝顺父母要尽自己的全力，

忠于君主要尽自己的本分。

侍奉君主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孝顺父母要早起晚睡，冬暖夏凉。

似兰斯馨，如松之盛。

一个人应该让自己的德行、自己的修养象兰草那样的芳香，象青松那样的茂盛。“兰”在这里指的是兰草，不是兰花。兰草的学名叫泽兰，是多年生菊科草本植物，可以入药，开紫红色花，其茎、叶、花都有微香，古代用于熏香。《易经·系辞》里就有“其臭如兰”的形容。“馨”是散布很远的香气，多比喻人的德化远播、声誉流芳百世。

松柏属不落叶乔木树种，其生长不择土质，可活千年以上，有很强的生命力。古人认为松与君子一样，具有常青不老，四时不易其叶的品质。松为人君，传说梦见松树的人将为公，所以公木为松。柏树则被认为是阴木，可以寄托哀思，西方属金色白，故白木为柏。中国文化中的陵墓旁一定要植柏，墓柏是陵寝的一部分，盗伐墓柏的与挖坟掘墓者同罪。记述汉代风俗的《三辅旧事》中记载：凡有盗伐陵柏者“皆杀之弃市”。

一个人的德行可以感染人，象香草那样香气远播；同时真正的德行能够耐霜雪，经得住恶劣环境的考验。荀子说过“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谚语中也有“疾风知劲草”的话，说的是在中国西北有一种草，寒风一起百草倒伏，只有它高高地迎风立于山岗之上，这就是中药里面专治风湿病的独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这两句话自勉，自立利他、成己成人。

川流不息，渊澄取映。

这两句话是紧承上面两句所说，自己建立起来的德行应该象江河水一样川流不止，流传到子孙后代永远不会停息。“川流不息”语出《中庸》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渊澄取映”亦出自《中庸》，所谓“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

“川”是象形字。其甲骨文字形，左右是岸中间是流水，川字的本义就是河流。人的德行可以经父一代传至子一代，以至子孙万代，遗传的信道就是孝道。子孙尽孝就可以享受祖先积累的福德，后人不孝这个通路就断掉了。因此问题出在我们这里，与祖先没有关系。象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他以儒生统帅军队，保家卫国、官高位显，家中却一贫如洗，自己用薪俸收养了一百多个孤儿，自己死后的棺材都是别人送的。但他积累的深福厚德，荫蔽子孙何止百代。他死于公元1052年，直至现代范家一门仍然是人才辈出，这不能不说是范仲淹的德行川流不息。

“渊”是水停之处，深水潭叫作渊。潭水澄净，可以象镜子一样照见自己的容貌、仪表。祖先建立的德行象潭水一般洁净无染、清澈照人，后人应该以此为鉴，在此基础上再建立起子孙后代自己的德行，这样一代一代传续下去，才叫做“川流不息”。

我们现代人不讲孝，也不相信有孝道。孔子在《论语》中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能记住自己父母的生日？这个祖先之德的“川流”能不息掉吗？地球上的江河能不干涸吗？我们能有定力而不浮躁吗？

容止若思，言辞安定。

这两句话出自《礼记·曲礼》。《礼记》上有“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的语句。俨是恭敬、庄重。容貌恭敬庄严，举止沉静安详就是“容止若思”。“容”指人的容貌仪表，“若思”是若有所思，人的仪容举止要安详，要从容不迫，不能毛毛草草。

“言辞安定”是说，言语对答要安定沉稳，要有定力。古人教导我们，君子应该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内心敬才能重，重了才能定。内有定，外表的仪容举止才有安。“容止若思，言辞安定”的根本在于“敬”，所以“毋不敬”的后面才是“俨若思，安定辞”。

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讲究一个“礼”字，现代社会的法律法规、典章制度统属礼的范围。中国文化中礼的核心就是一个“敬”字，有敬方有礼，有心才为爱。没有诚敬之心，礼再多也是形式，不但一点作用没有，人反而因此变得越来越虚伪。因此《礼记·经解篇》中才说“礼之失，烦”。前清的旗人见面问安，全家人都要问个遍，搞得烦文冗节就烦死人了。

“礼”既然是协调社会秩序的总则，使人恭俭庄敬，其中心就不能离开诚敬二字，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无不敬”。

这几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让自己的德行

象兰草那样的清香，象青松那样的茂盛。

象河水那样周流不止，延及万代不息；

象潭水那样洁净无染、永为后人借鉴。

仪容举止要沉静安详，言语对答要安定稳重。

笃初诚美，慎终宜令。

马跑得很慢叫作“笃”，引申义是厚实、硕大，如有笃爱（厚爱）和笃交（深交）的用词。“初”是指一件事的开端。任何事情，无论修身还是求学，有好的开端固然很好，但能够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就更属难能可贵。

“慎终”是“慎终如始”的简称，“令”也是美、善的意思，例如有成语“巧言令色”是说好话、装笑脸。人做事虎头蛇尾的多，开端很好决心很大，但没有三天的热乎气就凉下来了。老子也说：人往往是功亏一篑，常于“事几成而败之”。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修道，一个人如果下定决心，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哪里有不成功的道理呢？

荀子曾说过：生是人的开始，死是人的结束。开始和结束都能完美，人的一生就完备了。但是，能够笃初慎终，善始善终的人毕竟太少了。孟子曾举孝道的例子说：人在年幼的时候知道爱恋父母，长大以后就去爱慕漂亮姑娘；结了婚开始迷恋妻女，做了官又去讨好君王。谁人能够善始善终呢？只有真正的孝子，才能够笃初慎终，终生怀恋父母。

注意这两句话的修辞特点，笃初对慎终，诚美对宜令。诚、宜均为肯定副词，诚有确实、的确的意思；宜有当然、应当的意思。

荣业所基，籍甚无竟。

为什么要“慎终宜令”？理由就是这里的两句话。“荣业”是荣誉与功业的简称。“籍甚”，“籍籍之甚”的简称，“籍籍”用于形容一个人名声盛大，如《汉书·陆贾传》中就有“名声籍甚”的话。为什么要慎终如始，为什么要小心谨慎地做人？因为这是一个人一生荣誉与事业的基础，有了这个根基，才能德誉盛大，令名远播。这个荣业的基础在那里？“所基”的又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谈的“德业”与“德行”。“德建名立”才是人生追求的荣誉、事业的基础，如果能够将其发扬光大下去，子孙万代的荣业都将是永无止境的。

“竟”字在六书中属于会意字，从音、从人。竟字的本义是一曲音乐演奏完毕，引申义为结束、完毕。“无竟”就是没有终止，永世长存。

这里要注意“业”字的意义，佛教中“业”字用得很多，例如：善业、恶业、业障、业报等等。但什么叫做“业”？如何才是造业，一定要辨别清楚。当一件事情在进行之中的时候叫“作”，事情结束以后的结果叫“业”。只要做事就一定会有结果，“没有结果”也是结果的一种，所以善行造成善业，恶行就形成恶果，不善不恶的行为就形成“无计”的业果。工业、农业、各种事业无不如此，以至于小孩子刚上学也开始学着做“作业”了。

这几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任何事情，有好的开端固然很好；

能够慎终如初，坚持到底就更为难能可贵。

这是一个人一生荣誉与事业的基础，

有了这个根基，才能德誉盛大，令名远播。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

“学优登仕”是引用《论语·子张篇》里“学而优则仕”一句话，但这仅仅是子夏说的半句话。完整的句子应该是“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我们与他人讨论问题，一定要允许别人把话说完，只听了半句话就大放厥词，批评孔子宣扬“读书做官论”，不是无知又是什么呢？后世对此句话的理解，几乎都是“学习成绩优秀的人作官”。但是书读得好的人，十之八九是书呆子，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官呢？子夏是孔子的学生，所谓的“七十二贤”之一，不会连这么浅显的道理也不明白。那么，子夏为什么说“学而优则仕”呢？

中国上古时期，选拔人才的方法是取士，在十个青年中选一个优秀的出来，就叫作“士”。士字不是上十下一吗？被挑选出来的士，由国家出钱进行再培训，学礼法、学政策、学法规等政事。培训完成以后，再挑选优秀的士子出来为人群服务。这时的士加个亻旁，叫作“出仕”，也就是放出去做管理工作。哪里是学习成绩优秀就可以做官，如此简单呢？作官政绩好的人，又被选拔出来再培训、再提升，就是“仕而优则学”。

我们读历史了解到，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封建社会，即使是状元、榜眼也不过是进翰林院任职而已，至于做官行政，则要先从最基层的知县开始做起，一点点积累经验。就是这七品芝麻官也要经过候选、后补多道手续才能捞着，终身不得官做的人多得很。

 “摄职”是先给一个代理官职，摄是辅助、佐助的意思。从政是参与政事的讨论与处理。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即使是学优登仕的优秀人才，也还是要从见习、代理等职位开始做起。谁敢把天下的治权，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毛头小子呢？

存以甘棠，去而益咏。

一旦“摄职从政”以后，就要像周召伯那样，人虽然死去了，但百姓永远怀念他。“甘棠”就是棠梨，也叫杜梨，这个典故出自《诗经·召南·甘棠》篇。

《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召公巡行乡邑，有棠，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周召伯，姓姬，名奭，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同父异母的兄弟，曾帮助武王伐纣。武王建立周朝以后没有几年就病故了，儿子成王继位。成王才十四岁无法主理国事，就由他的叔叔周公旦协助理政。朝中的反对派就聚集在召伯身边形成另外一股力量，召伯虽非文王嫡出，但还是与周公一起共同辅佐成王理政。

召伯巡视南方的时候，曾在一棵高大的甘棠树下休息、理政，后人因为怀念召伯，一直不忍心伐掉这棵甘棠树。因此，《诗经》中唱道：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意思是“甘棠树啊高又大，不能砍啊不能伐，因为召公曾休息在这棵大树下”。后世就用“甘棠”一词，指代为官者的政绩与遗爱。

自古以来，这棵甘棠树到底在哪里一直不确定。最近有资料证实，在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有个“上甘棠村”，村人多姓周，据传是宋儒周敦颐的后裔。据上甘棠村明代的族谱，《永明周氏族谱》所载：“吾甘棠，召公驻节过化之乡”，证明了召伯是在巡视湖南的时候，在此甘棠树下休息。“去而益咏“的意思是说，周召伯虽然离去了，但百姓却越发歌颂他、怀念他。

用白话翻译这两句话，大概意思就是：

学问优秀的能够出仕做官，

有机会行使职权参与政事的处理。

周人怀念召伯的德政，留下甘棠树不忍砍伐，

召伯虽然离去了，但百姓却越发歌颂他、怀念他。

乐殊贵贱，礼别尊卑。

这两句话谈到了中国的礼乐，以及由礼乐涉及到的贵贱尊卑的等级概念。

礼乐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可以用礼乐来概括。广义的“礼”是中国文化的统称，包括了哲学、政治、社会、教育等等，所有文化内容。狭义的礼指社会秩序，特别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现代的法律、法规、政策等等内容。

为什么要研究礼？礼的作用是什么呢？孔子的学生，有子在《论语·泰伯篇》中说过“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在于和，有了和才能达到儒家“仁”的境地。中国文化千经万论、诸子百家，归根到底就是追求这一个字“和”。子思为此着了一部《中庸》，他强调说“致中和天地位焉”。天地之所以能够定位长存，是因为达到了中和的状态；人之所以健康无病，也是因为有中和之气，所谓心平气和才有健康。过去中国人流行拜财神，财神旁边就有和合二仙，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没有“和”什么也办不成，什么也得不到。

广义的“乐”是艺术形式的总称，包括了现代的音乐、舞蹈、美术、影剧等艺术形式。狭义的乐指音乐。乐有什么作用呢？没有乐行不行呢？

没有艺术修养，人生会很枯燥乏味，连自己哄自己玩的玩意儿都没有，生活不是会很枯燥吗？所以要用乐来调心。古代的伟人都懂艺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同时又是大文学家、大书法家。无论自己心中的痛苦和烦恼有多么大，通过读书写字、吟诗赋棋、吹拉弹唱就化解了，不象现代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非弄出个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不算完。所以我们要懂得古人设置礼乐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何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何哉”？孔子说：礼啊礼啊，不是送两包点心就是礼，那是我们的文化精神、文化哲学；乐啊乐啊，不只是唱歌跳舞就是乐，那是要将我们的精神升华到永远乐观的境界。

老实讲，中国的礼乐都是对己不对人的，用礼来约束自己方便他人，以达到和为贵的目的。礼象篱笆墙一样，挡君子不挡小人，如果你硬是要翻墙而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的歌曲都是低吟慢唱，是唱给自己听的。乐器也都是独奏的，无论笙管笛箫、琴瑟琵琶，都是声音小而柔，是演奏给自己听的，目的在调心。西洋乐器多是演奏给他人听的，所以震耳欲聋。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不自觉，文化与艺术对他又有什么用呢？

至于“贵贱尊卑”，那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心理观念造成的。人的通病都是好高骛远，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高贵的，得到了就卑贱了、看不起了。尊卑贵贱，首先是自己给自己制定的心理追求标准，然后才是根据自己的行为，社会对自己的归类。这种分类也是由一个人气质、追求的不同，自然形成的文化差异，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划定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举例子来说，染黄毛、戴鼻环、吃摇头丸的人，恐怕欣赏不了贝多芬与莫扎特。谁规定的呢？是自己的文化品味与道德修养决定的。如果自己降低了做人的标准，自己堕落为社会上不道德的“卑贱”一类，又与他人何干呢？

我们现在觉得做中国人可耻，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卑！我们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因此也就无法与其它民族平等地进行交往。西方文明的长处在物质科学的进步，东方文明的长处在人文文化的传承。中国有五千年的人文文明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承的国家。其它的文明古国都灭亡了，因为它们的文化传承断了。中国之所以五千年来不亡国，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化没有断，只要有文化在，国家亡了可以复国，民族亡了可以振兴。但是如果民族文化亡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成了“游魂”，中华民族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上和下睦，夫唱妇随。

前面说到“礼之用和为贵”，天地人三才之道无一不是要求达到“和”的境界，天道、地道、人道都要和，和合万物才能生养。天道之和叫“太和”、地道之和叫“中和”、人道之和叫“保和”，“保和”的意思是要求人保持住天地赋予的和气。由行为入手，真正做到保和，才能达到中和；中和不丢才能恢复到太和，就是复本归元。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不正是教给我们这个道理吗？懂了，就能家和万事兴，夫妻和合生贵子；不懂就能把好日子过成苦日子，烦烦恼恼地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和合二仙是一对，此和就有彼合，有感就有应。上有和下就有睦，所以说“上和下睦”。“和”是协调、平静、美好的意思；“睦”字从目，目顺也，就是看着顺眼，引伸义为亲近、好合。长辈与晚辈要和睦相处，就是“上和下睦”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

“唱”是“倡”的通假字，有宣导、发起的意思。“夫唱妇随”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原则性分歧，丈夫宣导的妻子一定要拥护。不是说，夫妇二人天天在家里唱卡拉OK，男女对唱，那就错了。

“夫唱妇随”语出《关尹子》的“天下之礼，夫者唱，妇者从；雄者鸣，雌者应”。

“夫唱妇随”是半句话，后面还有半句是“妇唱夫随”。如果没有原则性分歧，妻子宣导的丈夫也同样要拥护，特别是当着第三者（孩子或外人，不是插足的第三者），夫妻一定要一致对外。有分歧、有意见可以回去再讨论，但当着外人夫妻之间不能拆台，这是夫妻和合的基本原则。夫妻本是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着外人贬低自己的配偶，别人一定看不起你。相反，如果你能处处维护自己配偶的荣誉，别人一定尊敬你。

这几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音乐要根据身分的贵贱有所不同，

礼仪要依据地位的高低有所区别。

长辈与晚辈要和睦相处，

夫妇一方宣导的另一方要服从。

外受傅训，入奉母仪。

这两句是谈教育的原则，要将师教与家教结合起来。在外面要接受老师的训诲，在家中要奉持母亲的规范。古代的规矩是，父亲在外做事、挣钱养家，所以常年不在家，只有到了年底放长假的时候才回来。小孩子在家里的教育，主要由母亲负责，所以女人的主要职责就是相夫教子，两项内容。小孩子自降生至三岁以前，接触最多的就是母亲，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小孩子模仿和学习的样板，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母仪母教。世上先有孟母，然后才有孟子，周有三太：太姜、太任、太姒，才有文王、武王、周公，才有周朝八百年的天下。现代的妇女都嫌丈夫挣钱少，不管孩子的教育，自己出去做女强人了，这个世界上哪里还会有忠臣孝子呢？

“傅训”是师傅、师长的训诲，属于师道。传统教育中的“师”分为“人师”与“经师”，人师的责任是教学生化性、立命，学做人，经师则负责知识的传授。韩愈在《师说》里面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教做人是第一位的，知识的传授在其次。不会做人，知识越多危害性越大，因为“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古代的“傅”多为“人师”，要对一个学生的品行负责，所以专制时代的学生犯过，常常要追究“傅”的责任。“师”则多为传授技艺的“经师”，一师之徒，往往有十几个、几十个之多。

“母仪”是母亲的举止仪表，过去大臣给皇太后送匾额，都题写“母仪天下”，这是恭维话，但也是劝勉的话，勉励皇太后做天下人的榜样，所以母亲在子女面前的言行举止不可不谨慎。

教育必须是老师与家长联合起来，有些话只能老师说，有些话又非家长讲不可。家教与师教象人的两条腿一样缺一不可，所以《三字经》上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现代人将对子女的教育完全推给学校、推给社会，自己大撒把、坐享其成，这怎么能行呢？

诸姑伯叔，犹子比儿。

这两句话是前面讨论过的，对孝道的第一圈拓展，将爱心扩展到自己的家人。对待姑姑、伯伯、叔叔，要象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同样，对待侄儿、侄女也要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犹子”犹如自己的儿子，《礼记·檀弓》上说：“兄弟之子，犹子也”，显然就是指侄子。

人非圣贤，不可能一步就做到大公无私。怎么办呢？就要一点一点来。孟子说，分成三步来走：第一步“亲亲”，先关心自己的家人，先从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做起。把钱财施舍给外人舍不得，帮助自己的亲人总应该可以了。第二步“仁民”，关心同类人，我们都是人，是同类，应该互相帮助。第三步“爱物”，爱护众生、爱护这个生态环境，所谓的“天同覆，地同载”。

孔子说过，对父母尽孝是小孝，是孝之始；能够爱天下人、爱万物才是大孝，是孝之终。孟子也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自己的爱心拓展开来，就是贤人、就是菩萨。一步就做到“众生平等”当然好，如果一下子做不到，就要一步一步来，欲速则不达。经常看到学佛的人，烦自己家里人，烦自己的父母，反而跑到庙里去做功德、去供养法师，这就本末倒置了。林则徐“十无益”中的第一条就是“父母不孝，奉神无益”。父母是世间的两尊活佛，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都是助人成道的活菩萨，是大护法。放着活佛不拜、活菩萨不亲近，反而向外跑，就背道而驰，大错特错了。

以上四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在外接受师傅的训诲，

在家遵从母亲的规范。

对待姑姑、伯伯、叔叔，要象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

对待侄儿、侄女，也要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

孔怀兄弟，同气连枝。

这两句话谈的是五伦中的兄弟之道。兄弟之间要相互关爱，彼此气息相通，因为兄弟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如同树木一样，同根连枝。

“孔怀兄弟”四个字，出自《诗经·小雅·常棣》一篇，其中有“死丧之畏，兄弟孔怀”的诗句。“孔”是程度副词，有非常、最如何之意。“怀”是关爱、关怀。“孔怀”就是非常关怀、关爱的意思。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血缘关系，亲近无比，是朋友关系不能相比的。故此，后世多用“孔怀”二字，指代兄弟手足之情。

兄弟之道在五常之中属于礼德，原则是“兄友弟恭”。做兄长的要友爱、关心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尊重兄长。兄弟之间如能各尽其道，自然和睦友爱，如果将利益放在第一位，亲情放在第二位，就大错特错了。不但有违兄弟之道，也有违孝道，因为兄弟反目最悲伤的是父母，所以《弟子规》中才说“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古人有一首叙述兄弟之情的诗，讲得很有味道。诗中说：

兄弟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

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

弟兄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

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做样看。

兄弟不和，总是因为“争”“贪”而起的争端，其中各自的妻室往往没有起到好作用。想想古人的兄弟之情、姊妹之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见贤思齐，处处约束自己，为兄弟姐妹提供方便。兄弟本是同气连枝，一母所生，各自的后代又都叶茂枝繁，成为新一伦的弟兄。父一辈如果能做出“兄友弟恭”的好样板，后代的兄弟姊妹以至于堂兄弟、堂姊妹之间也一定会效法。这是真正的“荣业所基”，比遗财给子孙重要得多，所以孔子才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交友投分，切磨箴规。

这是谈的是五伦中的“朋友道”，是兄弟之道的拓展。一个人果真能够做到“兄友弟恭”，一定能够结交到良朋益友。如果手足之情都处不好，哪里会有真朋友呢？所以“十无益”中的第二条才说“兄弟不和，交友无益”。

五伦中的其它几伦都好理解，唯独“友道”不好理解。为什么朋友也算一伦呢？人在一生之中会遭遇无数的痛苦与烦恼，有的痛苦上不可对父母师长言说，下不可告妻子兄弟，只能向朋友倾诉。人在一生中没有几个知心朋友是很痛苦的，也是做人的失败。

交朋友一定要投分，也就是投脾气、投缘分，不是一类人就千万不要聚到一起，因为“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况且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彼此不是一类，就格格不入。朋友之道讲一个信字，彼此推心置腹，诚信有义，才是真朋友。现代社会是工商时代，凡事都讲一个利字，无利不早起。这种名利场中的酒肉朋友，与此处讲的“友道”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一定要辨别清楚。

朋友相处，应该像曾子说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弟子规》中说“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朋友之间有进步要互相鼓励，有过失要互相规劝，有困难要互相帮助，有心得要互相交流，这就是“切磨箴规”。切磨是“切磋琢磨”的缩略形式，意指对学问的探讨与研究。“箴”字的本义为竹针或石头针，可用于针灸治病。箴文是一种告诫类文体，起规劝、纠正作用，箴言就是有哲理作用、能激励人的座右铭。规是劝告、建议。

朋友间的规劝要注意分寸和尺度，这是“交友投分”的另一重含义。“分”是本分、分量，“投分”就是要恰如其分。朋友间相劝要适可而止，不听也就算了，我们作为朋友的责任尽到了，再劝就会结怨。所以孔子在《论语》中告诫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过分了就会自取其辱，那又何必呢？

“切磋琢磨”四个字，出自《诗经·卫风·淇澳》“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传》中解释说：“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学而成也”。可见“切磋琢磨”是加工骨、牙、玉、石的不同方法。朱熹所谓“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这四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兄弟之间要相互关爱，彼此气息相通，

如同树木一样，同根连枝。

结交朋友要意气相投，要能共同研讨学问，

互相切磋劝诫，共同进步。

仁慈隐恻，造次弗离。

节义廉退，颠沛匪亏。

这四句话合在一起，讲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首先说的是仁德。仁慈就是仁德，仁是体，慈是用，表现出来就是爱心。能够不讲条件的博爱就是慈，慈的本体就是仁，它们是一体三面，同出而异名。仁是五德之首，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也是孔子一生追求的根本。《论语》二十篇中有“里仁”一篇，专门谈仁的体和用。

仁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不能离开具体的事项空对空地讨论，所以孔子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例如“仁者爱人”，有爱心，能够爱人、爱物就是仁，这是孔子不得已的说法，因为爱毕竟还不是仁的全部境界和内容。中国有一句话，叫作“博爱谓之仁”，有人说这是孔子说的，其实这是唐朝韩愈说的，不是孔子的话。

普通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喜欢就爱，不喜欢就不爱，所以爱字里面有心。简化汉字的爱干脆连心也掏去了，赤裸裸地告诉人爱是空心的、假的，信不得。慈则是爱的升华，是没有条件的爱。母亲疼爱儿女是无条件的，这种爱就是慈，所以称母亲为慈母。

“隐恻”也称为恻隐，是见人遭遇不幸而心有不忍，是仁慈之心的表现，所谓“恻隐怜人谓之慈”（《贾子道术》）。如果分开来解字，“痛之深为隐，伤之切为恻”。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尽心上》)

做人的标准以恻隐之心为首，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这并不是孟子在骂人，事实确是如此。

孟子举了“孺子坠井”的例子，一个人看到有孩子掉入井里，他瞬间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救人，根本没考虑是否有奖金、是否受表扬之类的条件，这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孟子“性善论”的基点。

“造次”的本义是仓促、匆忙，引伸义为草率、轻忽、唐突。人在忙乱仓促、来不及思考的时候，仁德所表现出来的慈爱、恻隐之心也不能够离开、不能够拋弃，就是“造次弗离”。

“节义廉退”说的是五常之德除仁以外的其余四德“信义智礼”。“节”的本义为竹节，竹子可以被剖开，但其中的节不会扭曲，由因引伸为气节、操守，所谓“君子竹，大夫松”，说的是人应该有所守而不变。这里用“节”来代表五常之中的信德。

古代国家的特使出访，手中都要持着一根竹子做的“旌节”，人在旌节在以象征国家的主权与尊严。西汉的苏武，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匈奴被匈奴扣押，流放到北海牧羊十九年，汉昭帝时才被迎回中原。苏武须发入雪，手中高举着那根旌节回到长安，被传为千古佳话。

“义”是孟子学说的核心，也是孟子一生追求的目标。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大义凛然”是孟子做人的标准之一，虽有敌军围困，只要“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廉”指一个人有操守，不苟且，在五常中代表“智德”。“退”的意思是谦退、谦逊、礼让，是“礼德”。

在此四句中，“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俱全。但“仁”统四端，有了“仁”才有“义礼智信”四德，所以仁占五德之首。日本人五德中做到了四个，偏偏缺少仁德，所以日本这个民族虽然传统文化继承得好，“义礼智信”都做到了，但始终都不能如愿以偿的执世界文化之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在很多时候，只用一个仁字就代表了五德，例如孔子在《论语·里仁》一篇里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在一餐饭这样短的时间里，也不能离开五常之德，于造次颠沛之间，更是如此。“颠”是狼狈困顿，“沛”是跌倒倾仆，“颠沛”合用比喻人的生活动荡困苦，人生挫折困顿的状态。

这四句的白话译文，意思就是：

对人要仁爱，要有同情心，

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丢掉。

气节、正义、廉洁、谦逊这些品德，

即使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不能亏缺。

性静情逸　心动神疲

守真志满　逐物意移

这四句话是整个第二部分的“眼”，是承接上文，讨论一个人如果能够坚守五常之德、奉行五伦之道之后的心理建设，也是我们学习如何做人的基本原则。

“性敬情逸”说的是，人的心性沉静下来了，心情就会安逸、悠闲；相反，如果性不静，情不安逸，就会“心动神疲”。心念动了，精神就困倦、疲劳了。

“守真志满”是守住真常之性。“真”指人的本性、本质，“守真”就是守住自己纯真的本性和操守。能够守住真常之性，人的心志就会饱满。如果跟着外物跑，心被外物所动，人的意志就被转移、被改变了。

这几句话的内容涉及到东方心理学，亦即“心性”学说的基本概念，如果对“心性”学说不了解，对这几句话里面讲到的性情、心神、志意的内涵，就很难有深刻的理解。

传统的东方心性学说与西方心理学是两个不同的研究体系，西方心理学偏重于研究人的行为，根据行为研究人的心理，然后再据此规范人的行为，制定防范恶行的措施。东方心性学说不搞寻枝摘叶这一套，直接从根上动手，单刀直入，直探人心的根源：念头、欲望、思想，来研究人的第一动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来的。以期从根本上切断它。

这六个字代表了六个不同的概念、六种不同的心理层次，一层比一层深。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两组：“性、情、神”是第一组，“心、志、意”是第二组。第一组是人的心理之根，所以字用竖心旁；第二组是人的心理活动，是心理活动的表现形式，所以字形用底心。六个字不同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人的各种心理现象。其中最活跃的是心，“心”可以与其它五个结合形成五种不同的心理：心性、心情、心神、心志、心意；“神”可以结合三种：神情、神志、神意；“情”可以结合两种：情志、情意；“性”只有一种，性情。

“性”是天赋的、天生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人心理活动的本体。“性”的表现形式就是“情”，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本体，依托于“情”这个形式表现出来，以便与同类进行交流。“情”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形式，医学上叫做“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情是由性所发出的，性一动就发为情。子思在《中庸》里面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其节谓之和”。未发是性之未动还没有变为情的时候，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叫做“中”（上古时代的中原音，今天的河南话里“中”还是读第三声）。

一旦性情发动，性变为情了，就要“中其节”，节是节骨眼、是关键、是物体的连接点。“中节”就是要正中靶心，恰到好处，能中节就是和，和就不伤，己人都不伤。人非圣贤不可能没有情感，性一动就变为情感，既有情感就要发作表现出来。发作可以，但要恰到好处，适可而止。孩子闯了祸，教育得恰到好处，他一定乖乖地接受，不会记恨父母，这就是和。如果处理得过了火，将孩子以前的过错、陈糠烂谷子一起翻出来，他一定不服气，因为你没有中节。掌握这个火候，就需要智能与经验。

神是人体一切生命活动的总称。中国文化中其实没有迷信的东西，“鬼”与“神”的概念，按照道家思想的解释“纯阳之气谓之神，纯阴之气谓之鬼”。并非是神在天上、鬼在地府，神鬼统统都在自己身上。“神者伸也”，是生命活动的伸展和延长；“鬼者归也”，是生命活动的回归和结束。可见，迷信是自己对生命现象和心理活动的迷惑，是无知、没有智能的表现。

心、志、意，都是人的心理活动。“心之所往谓之志”，所往是人的心要向何处去。我们经常说要立志、要有志向，说的就是人的心要有一个运动方向，这就叫作志。“心之所发谓之意”，发出来的、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就叫作意。研究字形，心上有音就是意，心之音声不是人的心理活动又是什么呢？

心是构成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要素，最活跃，不动心就什么心理现象也没有。但什么是心？这是研究心性之学的基点。必须明了什么是心，才能彻底了悟人类一切心理活动的本源，也就明白了什么是“心之所发”、什么是“心之所往”。到底什么是心呢？希望诸位去参悟，我们在下一讲中再详细讨论。

“守真”是保持住人的真常之性，“真”是真常，指人的本性、本源，道家有“返璞归真”的说法。

以上四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心性沉静淡泊，情绪就自在安逸；

内心浮躁妄动，精神就困顿萎靡。

守住真常之性，心志就能够充满；

一心追逐外物，意志就被改变转移。

坚持雅操，好爵自縻。

这句话是这一部分的结语，也等于是给第二部分下的结论。一个人只要能够坚持高雅的操守，好运自然会来临，哪里用得着向外面去求呢？

“雅操”指高雅的操守、高尚的道德追求，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与“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五伦之道。能持五常之德、行五伦之道，才为此地所讲的“坚持雅操”。但人都是正眼未开，不知正身求己，反而拼命地向外追求，希望福从天降，这是不明理。理不明就无法行道，道不行就没有功，没功就没德，没德福从哪里来呢？如果反问自己，我们到底缺少什么？大概都是“缺德”。如果上天能够恩赐，赐予我们的也只有德而已。

“好爵自縻”一句出自《易经》，《易经·中孚卦》里面有一句“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的话。“爵”是古代青铜制作的酒具，因贵族的等级不同使用的爵器也不同。后世把爵作为爵位、爵号、官位的总称，好爵即指代高官厚禄、好运气、好机会。

“縻”的本义为拴牛的绳子。拴马的绳子叫羁，拴牛的绳子叫縻，羁縻合用是牵制、笼络的意思。縻字的引伸义为牵系、拴住，“自縻”就是自己跑来拴住自己，也就是自修己德、自求多福，好运自来的意思。中国文化是自立的文化，儒家思想中不认为有个能拯救人类的上帝，解救人类的只有人自己，人的良知良能才是拯救人类自己的最后希望。

中国人历来讲究求人不如求己，求己者贵，知足者富。《易经·干卦》的第一句话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而后才有外援，自立而后才有天助，所以叫做“自縻”。

最后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

坚持高雅的操守，

好运自会系临其身。

第二部分内容是《千字文》全篇的中心之所在，它既是第一部分的延伸也是独立完整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的主题就是谈如何做人。首先从人的两重属性开始讲起，详细论述身与心、德与名的关系，指导我们应该怎样端正思想、修正行为，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德业。最后将重点落实在心性的修正上面，也就是“性静情逸，心动神疲。守真志满，逐物意移”。如果真能够身体力行做到了，自然就会“好爵自縻”。

《千字文》讲记（三）

第三讲  岩岫杳冥

在上一讲中，我们要求希望大家参悟心是什么？有没有参悟出来呢？现在告诉诸位答案，什么是心？念头就是心。答案虽然平凡，但不下苦功夫参一番，想破头也出不来这个答案，即使想到了也不敢肯定地说念头就是心。当然这个心，还不是《楞严经》中“七处征心”的心，那个心指的是人的本性，是哲学上说的宇宙的本体，是形而上的道。形而下的心是人的心理活动，是念头，是心念的生灭。

“人心险恶”是说人的心念凶险，恶念不断；“人心贪婪”是说人的贪欲念头不绝。佛法中说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说的统统都是念头。有念头就现出这个物质世界，这是有为法；停止了这个念头，物质世界就消失了，进入无为法。总之，念头就是人心，统称为心念。所以中国文化中所说的心，既不是心脏也不是大脑，而是人的念头，它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要素。心之所发就是念之所动，就是意念，简称为意；心之所往就是念之所聚，念聚就是志。

念头忽生忽灭，如梦幻泡影，根本控制不了。“心意志”三者都很难控制，学静坐的人上来就学空杂念一定上当，因为念头本身就是空的没有实体，它忽生忽灭。不去理睬它反而没有了，就是如此奇怪。

因此在这六个字中，最好入手的只有第一组的“性情神”。神是生命活动的表现形式，精化气、气化神，是自然的过程，我们暂不去管它。性是人心理活动的本体，是中枢，是常住不动的，但是没有形质看不见、摸不着，对它也没办法。我们能做到的只有从“情”一字入手，所以子思才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最理想的状态，“发而皆中其节谓之和”则是不得已而为之。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情绪，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动性，才是修心修身的根本法则。

这一讲开始讨论《千字文》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讲述了与上层建筑，也就是国家、政权、政治、政令等有关的内容，最后用几句话赞美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壮丽的山河和秀美的景观。这一部分内容，行文流畅、语言优美、气势磅礴，如能随文入观地读来，实在是一种享受。

都邑华夏，东西二京。

这里从国家的首都开始谈起，介绍与国家上层建筑有关的基本知识。这一段文字介绍了中国最古老的两个都城，以及都城里面精美的建筑。中国历史上有洛阳、长安、开封、南京、北京、杭州六大古都，其中最古老的两个就是东京洛阳与西京长安。

洛阳号称是“九朝古都”，历史上前后有九个朝代在洛阳定都。洛阳建都的历史比长安还要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营建了。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没有几年就病死了,由十四岁的儿子成王继位。成王幼小不能理政，就由他的叔叔周公旦辅政。商朝的政权虽然被推翻了，但前朝的遗老遗少等贵族还存在，这些人并不甘心承认失败。为了安全起见，周公就在西周首都亳之外的洛阳建立了洛邑，然后将前商朝的贵族都迁到洛邑来居住，以防他们捣乱。

西周末期，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犬戎入侵中原，烧杀抢掠，连“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也被犬戎杀死了。周都亳城被烧成一片瓦砾，继任的周平王只好将国都东迁到洛阳，史称“东京”。以后的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朝，以至唐朝初期也都将国都设在洛阳，所以才称洛阳为“九朝古都”。

洛阳地处中州，号称“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古代地理学家顾祖禹认为：“长安四塞之国，利在于守；开封四通五达之郊，利在于战。而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只有具备称霸资格和实力的帝王，才会选择洛阳为都。

西京长安，简称西安，由于地理位置接近我国的中心，所以是“十一朝古都”。最早在长安建都的是西汉王朝，其后有秦、魏、北周、隋、唐等多个朝代均定都于此。长安依秦岭、傍渭水，以八百里秦川之富庶为京畿的供给地，以潼关、函谷关之险要为京师的门户。从长安城东出可囊括四海，西向则并吞八荒，所以贾谊才称之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

西安周边地区有多处历史遗迹，如东部的半坡村古文化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大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距今有七千多年的历史了。东京洛阳、西京长安合称“东西二京”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宏伟的两座都城。

至于“都”与“邑”的区别，古文中将其释义为“天子所宫曰都，诸侯所都曰邑”，也就是天子住的地方叫都，诸侯住的地方叫邑，相当于现代汉语中“首都”和“省会”的意思。

中国的文化灿烂光华，故此称为“华”；中国的土地辽阔无边，因此叫做“夏”，“华夏”就代表了中国。京字的甲骨文字形为高大的土堆，以后演变为一个国家首都的专用词。

背邙面洛，浮渭据泾。

这两句话描述了东西二京，长安和洛阳的地理位置与地形地貌。“背邙面洛”描述的是洛阳，洛阳城背靠北邙山，南面是洛水。古汉语中的“背”，在方位上一定指北方，说到“面”一定指南方。中国人“尚南”，讲究面南背北，以南向为正位；西方人则“尚北”，以北向为正位。同样的罗盘，我们叫指南针，他们叫指北针。古代的地图都是上南下北，与现代的地图刚好反向，所以中国人的居室讲究要“坐北朝南”，历来的衙门口也都是朝南开的。

为什么非得坐北朝南不可呢?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面南背北是九五之尊的天子之位，

天子既居干位，有九五之尊，天子的一举一动就要正大光明，经得住南方丙丁火(阳光)的直射。阳光直射下的影子一定是正的，“政者正也”，自己正了才能施政，所以“天子无私事”。

“背邙”的“邙”指洛阳城北的邙山。邙山在河南省的西部，西起三门峡，东至伊洛河岸。邙山西段渑池县北面的仰韶村，是历史上“仰韶文化”的发源地，以出土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著称。邙山东段叫作北邙山。

北邙山海拔二百五十米，方圆二百公里，既不雄伟也不高大，但是由于水低土厚、气候温和，是理想的风水宝地。山上古代帝王的陵墓多得数不胜数，历史上素有“生于苏杭，葬于北邙”之说。在邙山几十公里的主地段内，仅皇家陵园就有五处，分为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五个陵区，埋葬着汉光武刘秀、蜀后主刘禅、南陈后主陈叔宝、南唐后主李煜等帝王，以及贾谊、班超、李密、薛仁贵、狄仁杰、杜甫、石崇、孟郊、颜真卿等名流。古人有诗说“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一点也不假。此外，“洛阳牡丹甲天下”这是人人皆知的，但是“洛阳牡丹出邙山”，北邙山又叫牡丹山，这个典故就不是人人皆知了。

洛阳城的南面是洛水，此水起源于陕西的洛南县，流经洛阳城南，然后汇入黄河。所以“背邙面洛”是对洛阳城地形、地貌的描绘。

“浮渭据泾”说的是西京长安的地理位置。西安的左面有渭水，右面有泾河。渭水发源于甘肃，泾水起源于宁夏，二水在西安汇合后流入黄河。在汇入黄河以前，泾水清、渭水浊，水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有“泾渭分明”的成语。浮是漂流、漂浮的意思；据是据恃、凭据、依靠的意思。

这两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中国古代的都城雄伟壮观，

最古老的要数东京洛阳与西京长安。

洛阳背靠北邙山，面临洛水；

长安左横渭水，右据泾河。

宫殿盘郁，楼观飞惊。

这两句话描绘了都城中帝王宫殿的雄伟和壮丽。宫与殿的区别，古人释为：天子所居之室为宫，天子所议之堂为殿。上古时代本是宫室通称，将贵族的居所特称为“宫”是后来的事情。“殿”的本义是泛指高大的房屋，后世专指供奉神佛或帝王受朝理事的厅堂。

一般来说，殿是议论公事的地方，宫是帝王的生活区。例如北京皇宫紫禁城的布局，分为前朝后廷、左庙右稷。紫禁城前半部分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属于外朝；后半部分是后三宫：干清宫、坤宁宫、交泰宫(殿)，那是皇帝生活起居的地方，属于内廷。紫禁城的左面是皇帝的家庙，太庙（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右面是祭地神和谷神的社稷坛（今天的中山公园五色坛）。

“宫殿盘郁”是形容都城里面的宫殿，盘旋曲折、错落重迭。“盘”是盘旋、逶迤，“郁”是重叠茂盛的样子。

“楼观”是古代宫殿群里面最高的建筑，“飞”是形容建筑物之高，有凌空欲飞之势。“惊”是让人看了触目惊心、舌拱不下。说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又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非常了不起，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亭台楼阁。亭子只有顶没有四壁，是供游人、行人小憩的地方。台是用土石垫起来的高而平的方形建筑，便于瞭望。阁是一种架空的小楼房，四周设隔扇或栏杆回廊，供远眺、游憩、藏书和供佛之用。

“楼”是两层以上的建筑，所谓“楼者重屋也”，是重重叠加的屋子。“观”是宫廷大门外面两层的细高的建筑，是朝廷张贴公告的地方。两观之间有一个豁口叫做阙，也就是通往皇宫正门的缺口，后世的观楼已经与皇城的正门融合在一起了。故宫紫禁城午门前面有一个小广场，广场的两侧是宫墙和门楼，这就是早先的观楼，现在上面有五座阁楼式建筑叫五凤楼。

楼观都高入云天,让人看了触目惊心。记得李白有一首诗《夜宿山寺》，述说诗人夜宿深山里面的一个寺庙，寺院后面有一座很高的藏经楼，他登上去了。凭栏远眺，星光闪烁，李白诗性大发，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后人有好事者，将自己家的楼取名“摘星楼”以言其高。《幼学琼林》中亦有联句“楼高可以摘星，屋小仅堪容膝”。

图写禽兽，画彩仙灵。

上面谈了宫殿的外表，那么宫殿里面又是何种景致呢？

“图写禽兽”，宫殿里面雕梁画栋，梁柱檐井、墙壁匾额上面，画满了飞禽走兽；还有用“青黄赤白赫，黑红紫绿蓝”，五彩十色绘画的天仙和神灵，真是绚丽多彩，目不暇给。这种情景就是此地讲的“画彩仙灵”。

读古书要学会随文入观，要随着文字的展开，进入文字中所描写的那种情景与状态，脑子里要像看电视剧一样。此处的《千字文》就是剧本，你自己就是摄影师，镜头先从远方“背邙面洛，浮渭据泾”的背景开始拍摄起，然后将镜头慢慢拉近“宫殿盘郁，楼观飞惊”，再将镜头推向宫殿里面对彩绘装饰进一步特写，就是“图写禽兽，画彩仙灵”。这样读书才有意思，才活灵活现。

两句话联来的意思，就是：

宫殿盘旋曲折，重重迭迭；

楼台宫阙凌空欲飞，触目惊心。

宫殿里面画着飞禽走兽，

还有彩绘的天仙神灵。

丙舍傍启，甲帐对楹。

镜头再拉向宫殿的两侧，就是“丙舍旁起，甲帐对楹”。丙舍是古代王宫中正室两旁的别室，后世叫偏殿、配殿。古人认为“亥为天门，巳为地户”。亥是十二地支的最后一位，后面接着又是子。子时一阳生，新一轮的生命又开始了，所以亥主生为天门。巳是阳尽之时，巳的后面就是午。午时一阴生，生命体的负面过程开始了，所以巳主死为地户。“丙舍于巳”，故凡地户皆称丙舍。

地户就是专与死人打交道的地方，都称为“丙舍”，例如寄柩所、祠堂、陵园内的房子等等。钟繇有著名的《丙舍贴》传世，内里就有“墓田丙舍”的话。唐代诗人温庭筠也有诗称：“帘间清唱报寒点，丙舍无人遗烬香”。因为“丙舍”不是正房，而是配房、别室，其门户自然也都是朝东西方向开启的，故称“傍启”。“傍”是旁的通假字，“傍启”就是旁启。

“甲帐对楹”的意思，是豪华的幔帐对着高高的楹柱。“甲帐”是汉武帝时所造的帐幕，《北堂书钞·汉武故事》中记载：“武帝以珍宝为甲帐，其次为乙帐”。传说汉武帝敬神很虔诚，诚心感动了西王母，就派神仙每晚降临。于是汉武帝集天下的珍宝嵌饰帐幔，让神仙光临，是为“甲帐”。汉武帝自己则住在次一等的“乙帐”之中。

“楹”是堂屋前部的柱子，“对楹”就是堂前对立的楹柱，此处指宫殿上第一排柱子。楹柱上面通常都挂上木制镌刻的对联，叫作楹联，例如干隆题紫禁城太和殿的楹联：

帝命式于九围，兹惟艰哉，奈何弗敬；

天心佑夫一德，永言保之，遹求厥宁。

肆筵设席，鼓瑟吹笙。

这两句都是出自《诗经》，述说了宫殿里面正在进行的活动。“肆”与“设”都是放置、陈列的意思，“肆筵设席”就是摆设筵席。《诗经·大雅·行苇》中有“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的诗句。

“筵“和“席”都是古代的坐具，中国上古时期没有椅子，椅子叫“胡凳”是从西域胡地传进来的。中国的传统坐具叫“杌”，有腿无靠背也称为“凳”。在唐朝以前，古人都是席地而坐，地上铺个席子，然后跪坐在上面，今天的韩国人和日本人还是这个传统。筵席就是铺在地上的坐具，紧贴地面的那层垫底的竹席叫作筵，筵上面再设座席。席有大有小，有单人席、双人席不等。“肆筵设席”的现代意思就是在宴会开始之前，桌椅的排摆和陈设的准备。

“鼓瑟吹笙”是宴会中助酒兴的音乐歌舞。《诗经·小雅·鹿鸣》中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诗句。鼓是弹奏的意思，瑟是二十五弦的琴。古代七弦的叫琴，二十五弦的为瑟。笙在这里代表了管乐，瑟在这代表了弦乐。“鼓瑟吹笙”就是管弦乐合奏，丝竹之声四起。

这四句话的白话文释义就是：

正殿两旁的配殿从侧面开启，

豪华的幔帐对着高高的楹柱。

宫殿里大排筵宴，

弹琴吹笙，一片歌舞升平。

升阶纳陛，弁转疑星。

中国古代的建筑无论厅堂屋舍，还是亭台楼阁都是建筑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基之上，因为堂前有阶，要进入堂屋必须升阶，所以古代才有“升堂入室”之称。“升阶”是一阶阶登上去，“纳陛”也是用脚蹬着台阶一步步走上去。阶和陛都是台阶的意思，普通的台阶叫阶，帝王宫殿的台阶叫作陛。

皇室宫殿的台阶，通常九阶为一组，所谓“天子之陛九级”。陛之上的平台都用朱砂涂成红颜色，叫作丹墀。紫禁城太和殿前的丹墀转圈三层，以示天地人三才之道。臣子站在陛阶之下向天子奏事，自称陛下，意为“在陛下者告之”就是站在台阶底下的臣子有事奏报，并不是称皇帝为陛下。“升阶纳陛”的意思就是一步步拾阶而上，登堂入殿了。

弁是古代的官帽，有爵弁和皮弁之分。文官戴爵弁，武官戴皮弁。爵弁是没有旒的冕，冕是黑色的硬顶方冠，近似西方的硕士帽。天子、诸侯在祭祀大典的时候戴冕，以后才规定只有帝王才能戴冕，所以有“冠冕堂皇”的成语。冕的上面有块长方形的板，叫作延。延的前后沿都挂着一串串的玉石珠子，叫作旒。天子挂十二串，诸侯挂九串，上大夫挂七串，下大夫挂五串。挂旒的目的是提醒天子，对待臣下要宽容，该闭一只眼的时候就闭一只眼，象隔着帘子看人一样不要总是明察秋毫。

皮弁是武官戴的皮帽子，用白鹿皮缝制，样子象现代的瓜皮帽。鹿皮拼缝之处,缀有一行行闪闪发亮的小玉石，光映下其烁如星，看上去就象闪烁的星星一样。“弁转移星”的意思，就是官员们都戴着官帽，上面的玉石转来转去,

在灯光的映照下，就象星星一样明亮。这句话语出《诗经·卫风·淇奥》，诗中说：“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

后世的官帽，按官爵高低不同，镶嵌有珍珠、宝石、珊瑚、水晶等不同的珠宝。这个习俗一直沿用到清朝，演变为补卦、朝珠、顶子“三大件”中的顶子。

右通广内，左达承明。

这两句话是描述西京长安皇宫里面的建筑，向右通广内殿、往左达承明殿。上古时代没有高大的宫殿建筑，殷商的遗址上至今也没有发现瓦片，大禹王住的所谓宫室，也不过就是半地穴式的茅草屋而已。出入口有两级的土阶，屋顶是茅草的，所以《诗经》中将其描写为“茅茨土阶”。直到战国时代的遗址上，才发现了用于墓穴的空心砖，住人的房子还是用“干打垒”的土墙。

秦始皇时代开始大规模的营造宫殿，象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三个月的咸阳宫。汉朝的长安城里面有著名的“汉三宫”：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曹植（曹子建）的诗文里面就有一篇赋，专门描写建章宫的豪华。刘邦住在长乐宫，未央宫是在高祖七年（公元200年）时，由丞相箫何主持修建的，营造得极为豪华。建章宫的规模则更为庞大，殿宇楼阁林立，号称“千门万户”，其宫殿比未央宫还要高大。仅东西两个观阙就有二十多丈高。

汉朝有一部专门记述长安建筑的著作《三辅黄图》，其中描写到“建章宫中，西则广内殿”，“未央宫有承明殿”。建章宫右通广内殿，未央宫往左去就是承明殿。古代东为左西为右，上为南下为北，与现代地图相反。广内殿是皇帝收藏图书典籍的地方，承明殿则是皇帝会见文武大臣的地方。汉代承明殿的旁屋是大臣们值班的承明庐，此后以入承明庐为入朝做官的代称。

这几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文武百官上堂入殿，

身子一转动，弁帽上镶嵌的珠宝，就像天上闪耀的星斗。

建章宫右面通向藏书的广内殿，

未央宫左面到达群臣聚集的承明殿。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既集坟典”说的是广内殿，因为它是收藏图书的地方，收藏了古今的图书典籍。“亦聚群英”说的是承明殿，承明殿既然是皇帝接见文武百官的地方，所以承明殿里“亦

聚群英”，文武百官，群英荟萃。

坟指的是三坟，典指的是五典。“三坟”是三皇，即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的著作；“五典”是五帝：少昊氏、颛顼氏、帝喾、尧、舜，记载五帝事迹的书。三坟五典是中国最古老的书，早已经失传了。坟的本义是指高大的土堆，本与埋死人不相关。古代埋死人的地方叫做墓，墓是平地。为以后再来扫墓时方便辨认，就在墓地上撮一个土堆作为标记，才有后世的“坟”。如《礼记·檀弓篇》上就有“古也墓而不坟”的记述，可见坟字的本义与丧葬无关。

清朝干隆年间，有一个才子叫袁枚（袁子才），诗做得相当好。袁枚中过进士，做过两任知县，他把《红楼梦》里边描写的大观园，也就是南京隋织造（隋赫德）的隋园买了下来，重新装修以后住在里面。袁枚在隋园门口挂了一幅楹联，上联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下联是：斯人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八索就是八卦，九丘是九州的州志。当时还有一位才子赵翼，也是很有名的诗人和历史学家。

赵翼看到这幅对联，很不服气。三坟五典早已绝迹，孔老夫子都不一定读过。你袁枚口气太大了，得修理修理他。于是拿了自己的名帖来访袁枚。刚好袁枚不在家，管家很客气地招待赵翼，并问有什么事。赵翼说没什么要事，只是来借两部书。管家问借什么书，赵翼说，三坟五典就可以。袁枚回来听说此事，知道赵翼是来找麻烦的，赶快叫人把门口的对联摘走了。

杜稿钟隶，漆书壁经。

广内殿里面除了三坟五典以外，还有什么好东西呢？还有古玩字画的真迹，例如有杜稿、钟隶、漆书、壁经。

汉朝有一个叫杜度的人善写草书，中国历史上写草书的第一人是杜度，不是唐朝的怀素。杜度草书的手稿真迹，就是“杜稿”。三国时代的钟繇，写隶书天下第一，他的隶书真迹,就是“钟隶”。除此之外，还有“漆书壁经”。在上古时期，笔墨都还没有出现。古人要写字，就要用“漆”（一种自然树脂）书写在竹简上。这种头大尾小的文字就是“漆书”，现代称为“蝌蚪文”。元代吾丘衍在《学古编》里面解释说：“上古无笔墨，以竹梃点漆书竹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

近代出土了商代用玉石制作的漆书笔，可见“漆书”既是中国最早的硬笔书法文体，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书。《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时有一个名叫不准的汲都人（今河南新乡），盗掘战国时魏襄王的陵墓，得到十三篇漆书的古籍。

“壁经”则是指在孔子旧宅墙壁中所藏的经卷。秦始皇焚书坑儒，把所有的儒书都收缴上来,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怕儒学从此失传，就把一部分经卷藏在了夹壁墙里边。汉武帝的弟弟鲁恭王，想侵占孔子的旧宅修花园。在拆墙的时候发现了里边的竹简，内有《孝经》《古文尚书》《论语》等。现代有文章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活埋了儒生四百六十一人是事实，这又是李斯帮忙干的。至于焚书，秦始皇只是象征性地烧了一部分，其余的都堆放在皇宫里面。项羽火烧咸阳宫，烽火连三月，所以是李斯坑儒、项羽焚书。二人是罪魁祸首，秦始皇一直背着黑锅。

到了汉惠帝刘盈当政，发现天下几乎已经没有儒学经典可读了，于是昭告天下，解除书禁。汉文帝更是鼓励民间献书，但在那个专制时代，谁敢抗皇命私藏诗书？有些书就此遗失了，有些书是靠背诵的功夫默写下来的。据说济南有一个叫伏生的老人，曾为秦博士，他硬是默写出二十九篇《尚书》。那时他己九十多岁，不能远行面君。汉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学，《今文尚书》才得以流传。古代动乱频繁，一但书被毁了，只有依靠背诵的功夫才能将遗失的书再找回来。

这四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这里既收藏了古今的名著典籍，

亦汇聚着成群的文武英才。

里边有杜度草书的手稿和钟繇隶书的真迹，

还有漆书的古籍，以及从孔府墙壁内发现的壁经。

府罗将相，路侠槐卿。

上文说了广内殿，这里再说承明殿。承明殿里面聚集了文武百官、公卿将相。府是聚集的意思，例如将国家的仓库叫做府库。朝廷的里面，文武百官，群英荟萃。朝廷的外面，官道旁站立的都是三公九卿。侠是夹的通假字，就是夹道欢迎的夹字。

“槐卿”是三槐九卿的简称。《周礼》中记载：周代外朝种植槐树三棵，三公位列其下；左右各种植棘树九棵，九卿大夫位列其下，所以称公卿为“槐卿”。古人最崇敬槐树，槐树能生存数千年，且不怕旱涝、不畏寒暑，生命力极强。槐树花、槐树皮都可以吃，可以在饥年救人性命，所以槐树是中国的国树，被称为国槐。三槐就是三公，代表国家最尊贵的三个职位。

每个朝代对三公的称谓都不同，秦汉以前，将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公。三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虽然没有具体的职务，但一句话就能将皇帝的意见否掉。西汉的三公是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这三公都是有实权的宰相，大司马掌管全国的兵马，相当于国防部长；大司徒专门管钱、管人，相当于丞相；大司空主管国家的基本建设。

九卿是秦汉时代中央政府的行政长官，包括：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政、治粟内史、少府，共九卿。九卿中只有三卿主管国家的行政，其余的六卿主管皇帝的私人事务。廷尉又称大理，是全国最高法官；典客又称大鸿胪，主管少数民族和外交事务；治粟内史又称大司农，主管全国的租税赋役。

九卿中的少府是宫廷总管，下设属官尚书。由于事务越来越多，尚书一人已不堪负荷，于是设立尚书省。从隋朝开始，尚书省下设六部，也就是直到清朝都一直沿用的“兵刑工、吏户礼”六部。六部的正部长称尚书，副部长称侍郎。

户封八县，家给千兵。

这些公卿将相的待遇，都是异常的丰厚。简单地形容一下，就是“户封八县，家给千兵”。每户的封地都有八个县之大，每家的亲兵卫队都在千人以上。这里的“八”和“千”起形容词作用，不是具体的数量词。历史上根据功劳，受封地最多的是羊祜。羊祜是西晋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傅、征南大将军，是西晋灭吴成功的关键人物。羊祜一生清廉仁慈，所得俸禄全部用来周济族人、奖励将士。他死后武帝司马炎亲着孝服，痛哭流涕。羊祜如此大的功绩，封地不过仅五个县。可见，这里所说的“户封八县”是形容封地之多。

“封”是分封土地，即帝王把爵位及土地赐给王室成员和有功的臣子。封字在六书中属会意，从土从寸，字像是植树于地上以明疆界。周朝建立以后，开始分封建国，设立八百诸侯国，秦时“封建”制度被废除。汉朝又开始封爵食邑，诸侯在自己采邑内收缴的赋税，除了向天子进贡以外，均归自己调度，例如上面说的羊祜就“食邑六千户”。

中国历史上的哪些朝代属于“封建社会”很值得商榷。欧洲“封建社会”的概念在中国并不适用，说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就闹笑话了。周朝首开“封建”制度，至秦时废除“封建”。秦始皇应该是“封建制度”的葬送人，“专制制度”的开创者。

“给”是配给、供给的意思，国家对有功勋的重臣配以护卫的兵卒，类似现代的警卫人员。晋朝的大书法家卫瓘，因平蜀之功被封为征北大将军、尚书令，朝廷派给千兵。卫瓘的女儿卫铄，就是众所周知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她是王羲之学书法的老师。

以上四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宫廷内聚集着百官将相，

宫廷外候列着大夫公卿。

他们每家都有八县之广的封地，

还有数以千计的亲兵护卫。

高冠陪辇，驱毂振缨。

这些将相公卿，个个都带着高高的官帽，陪伴着帝后的车辇。车马驰骋，彩旗与帽带随风摆动。冠是古代贵族男子戴的帽子，古人将长发挽为发髻，再用冠套住，不象后世的帽子将整个头顶都盖住。为了将冠固定住，冠的两旁就有两条可以在颔下打结的丝带，叫作“缨”。

“辇”是会意字,上面两夫下面一车，表示两人拉着一辆车。古代宫中用的一种轻便的人力车叫辇，后世专指帝王与后妃专用的车乘。皇上坐的叫“龙辇”，皇后坐的叫“凤辇”。

古代的车轮是木制的，车轮的边框叫辋，中心的轴孔叫毂，连接辋和毂的木制轮条叫作辐。《老子》说:

“三十辐共一毂”，毂就代表车轮子，“驱毂”就是驾车之义。古人乘车尚左，尊者在左，御者居中，护卫的人在右，又叫车右。战车就不同了，是御者居中，持弓箭的甲士居左，持长矛的甲士居右。

“振”是抖动、摇动的意思。“缨”有两重意义：一是系在颏下的冠带，如《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淳于髡仰天一笑，帽子带断了。古人乘车都是站在车厢里，叫作“立乘”。车马一跑起来，帽带就会随风摆动，所以叫做振缨。二是马的缰绳也叫缨，古人把请战叫做“请缨一战”，因此抖动马的缰绳也叫“振缨”。

世禄侈富，车驾肥轻。

古代贵族的爵位是世袭的，只要后代子孙没有违纪犯法、爵位没有被削去，就可以世袭。禄是根据爵位的等级不同，政府予以的配给和补贴。古代的俸和禄不是一个概念，俸是薪俸，相当于现代的工资、薪水，得干活才有薪俸。禄是配给，相当于现代的福利，只要你有爵位或名分，不干活也有禄给。例如满清初期，只要你是满人，就可以每个月领一斗禄米、二吊铜钱，什么也不用干。所以后代的满人除了提笼架鸟，什么都不会做，“爱即是害”这句话一点也不错。“侈”是奢侈、豪华、奢靡过度；“富”是富足、财物殷实。这些人世代享受国家的供养，生活奢侈富足，无忧无虑。

战国以前，车马是连用的。没有无马的车，也没有无车的马，因此上古时代驾车就是御马，乘马就是乘车。“驾”是拉车的马，驾二马为骈；驾三马为骖；驾四马为驷，就是当时速度最快的车了，所以有成语“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因帝王车驾出行都配有仪仗，逶迤可达十数里，故非普通的一车一驾可比。

“肥轻”是肥马轻裘的简称，语出《论语•雍也》篇。孔子说：“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孔子的学生公西华代表鲁国出使齐国，孔子说他骑着高头大马，穿著狐皮大衣，神气活现。“肥马轻裘”已成为一个成语，形容富贵豪华的生活。白居易有《秦中吟》十首，其中之一就题为《轻肥》。

以上四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他们戴着高高的官帽，陪着帝后的车辇出游；

车马驰驱，彩饰飘扬。

子孙世代都享受优厚的爵禄，生活奢侈豪富；

车驾仪仗，肥马轻裘。

策功茂实，勒碑刻铭。

这些人世代享有如此丰厚的待遇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的策功茂实。策是文治，出谋划策；功是武功，上阵杀敌。因为这些将相公卿，都有文治武功，而且这些功绩都是既丰厚又真实。茂是茂盛丰厚，实是真实不虚。这些人的文治武功既多又实，所以才有如此好的待遇。他们活着的时候是这样，死了以后还要“勒碑刻铭”，将他们的名讳事迹镌刻在金石之上留芳百世。

“勒碑”是在石碑上刻字，“刻铭”是在金属上刻字，二者不同。中国刻碑的历史始于汉代，汉以前没有碑，只是在石头上刻字。故宫博物院现保存有“石鼓文”，是战国时代镌刻在十个鼓形石上的文字，此外还有“石柱文”，那是镌刻在六棱石柱上的文字。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朝廷下诏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刻在四十六块石碑上，刻碑的历史才真正开始。

“刻铭”是在青铜器上刻字，现存的有“盘铭文”“钟鼎文”，都是刻在青铜器上的篆字。紫禁城养心殿里有一幅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汤之盘铭，是商王成汤洗手用的浴盘上面刻的字，属于金铭。其它的钟鼎文，有些是预先雕刻在范具上，再通过浇铸出来的文字也属于金铭。

为什么称“刻碑”为“勒碑”呢？勒是摹勒的简称，白板素碑的碑面先要以朱砂摹勒上石，然后才能镌刻。可以请人将碑文直接用朱砂笔摹写到碑面上，或者在碑文纸的背面用双勾法，即用朱砂笔勾勒出空心字形，再把碑文纸正面扣在碑面上，上面垫上若干层棉纸用石头慢慢地研磨，空心的朱砂字印在石碑上然后才能镌刻。为什么要用朱砂摹勒呢？一则朱砂色泽鲜红、醒目；二则朱砂为矿物质颗粒粗，写出的字不瘫软、不变形、不易脱落。

以上两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们的文治武功卓著而真实，

不但事迹被加载史册，

且被镌刻在金石上永传后世。

磻溪伊尹，佐时阿衡。

以下举出一系列文臣武将的故事，说明他们策功茂实的事迹，每一件感人的事例都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戏文故事。第一位出场的是太公姜子牙，他的事迹是渭水垂钓，文王访贤的故事。“磻溪”是渭水河畔（今陕西宝鸡附近）的一个溪潭，水旁有一块大石头（磻），姜子牙曾坐在上面钓鱼。王维的诗《青溪》中亦有“请留磻石上，垂钓将已矣。

姜尚，字子牙，是东方夷人。他的祖先曾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以地为姓，故此姜尚又被称为吕尚。姜子牙是一位很有才能、很有抱负的人。但在纣王的统治下，他怀才不遇。后来听说西伯侯文王姬昌思贤若渴，便来到陕西岐山脚下的渭水河边，那时他已八十七岁了。他坐在磻石上用直钩钓鱼，不但不用鱼饵，鱼钩还悬在水面上三寸。有人问他这样能否钓到鱼，他回答说愿者上钩。

周文王精通《易经》，曾着过《周易》。有一天文王要出外狩猎，他就先卜了一卦。结果显示：此次狩猎的猎物不是野兽，而是称霸天下的辅臣，后来果然在渭水边遇到姜子牙。两人谈论之后，文王大喜，说：“我的先祖曾经预言，将来会有圣人帮助周国振兴基业，我的祖先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于是，称姜子牙为“太公望”并尊为国师。姜太公给文王制定的战略，首先是“修德以倾商政”。这样就有四十多诸侯国先后归顺了西周，到周文王晚年时“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商朝的政局已被瓦解。

文王死后武王继位，姜太公继续辅佐武王，决定伐纣。武王在出师前卜了一卦，结果很不吉利，偏又赶上暴风雨，诸侯们都很恐惧。姜太公却认为，决定大事不能靠占卜，应抓住战机立即出兵。结果是大获全胜，商朝被灭。武王占领殷都后，将纣王存放在鹿台的钱和储藏在钜桥的粮食全部散发给穷苦百姓，并且为商朝的忠臣比干的墓加土，还释放了被纣王囚禁的箕子，从而深得民心。

姜尚作为周朝的开国功臣，受封于齐，都城在营丘（今之山东临淄）。姜尚到齐国后开始改革政治制度、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使齐国很快成为大国之一。太公姜尚活了一百多岁，但葬地始终不详。

第二位出场的是伊尹，他辅佐成汤灭了夏桀，开创了商朝六百载的天下。伊尹的手艺是烹调，他本来是汤王的厨师。中国的手艺人讲究拜祖师爷，厨子要拜伊尹，戏子要拜唐明皇。如果读一读《吕氏春秋·本味篇》，就可以了解伊尹的厨艺有多高了。这篇文章记载了伊尹与成汤两个人就饮食烹饪方面的对话。

伊尹本是一个孤儿，出生以后就被扔在伊水旁边。只好以水为姓，所以姓伊。有辛氏的家人在河边发现了伊尹，就把他抱回来由家里的厨师代为收养。伊尹从小跟厨师学艺，以后随着有辛氏嫁给了成汤，伊尹也就做了成汤的厨师。这个人极其聪明，很有谋略，很想帮着成汤干一番大事业。但一个厨子，怎样才能接近成汤呢?

他就想了一个奇招。成汤有一段时间发觉饭菜的味道不对，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就将厨子伊尹叫来询问原因。伊尹于是根据烹调的道理，纵谈天下大事。成汤听得大喜过望，知道此人绝非等闲之辈，经过几次长谈以后决定拜伊尹为宰相。商朝宰相之位的官名叫做“阿衡”，如《诗经·商颂·长发》中有诗曰：“寮维阿衡，左右商王”。因为伊尹适时地辅佐成汤建立了商朝，所以称他为“佐时阿衡”。

古代饮食和医药是不分家的，自古就有“药疗不如食疗”的说法，所以伊尹还是煎汤药的祖师爷。至今还流传，煮中药的沙锅是伊尹传下来的。

奄宅曲阜，微旦孰营。

第三位介绍的是周公旦。周公旦是西周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武王的亲弟弟。因为他的采邑在周（陕西岐山北），所以被称为周公。他为周朝八百年历史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卓绝的功勋。

周朝建立以后不久，武王就病死了，成王姬育继位。成王当时还年幼，根本不懂治国之道，只得由他的叔叔周公旦代成王执政，处理国家大事。周公摄政不久，分封商地的管叔和蔡叔就到处造谣，说周公欺成王年幼企图篡夺王位。被封在商地的纣王的儿子武庚认为有机可乘，便与管叔、蔡叔等人勾结，扯旗造反。在这紧急关头，周公决定亲自率军东征。经过三年的战争，平定了叛乱，武庚、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到边远地区。

周公东征归来之后，制礼作乐，从事文化建设。为不失去一个贤人，周公洗一次头发，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出来会客；吃一顿饭，也要多次吐出口中食物，去接待客人，这就是“握发吐哺”的典故。周公非常关怀年幼的成王，有一次成王病重，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里，对河神祈祷说﹕成王还小不懂事，过错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让我死吧！周公摄政七年成王长大成人，周公将政权归还成王，自己又回到臣子的位子。《尚书•无逸》篇，就是周公归政时对成王的一番谆谆告诫，为成王执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曾经有人在成王面前进谗言，使成王对周公产生了怀疑。周公就隐退到奄地，并做了一首《鸱鹗》的诗，表明自己的心志。成王读了这首诗和自己生病时周公的祝祷辞，感动得流下眼泪，立即派人将周公迎回来。

“奄”，古代的奄国，为商朝八百诸侯国之一，在今山东曲阜县东。“宅”有都城的意思。曲阜就是今天山东省的曲阜市，古代鲁国的都邑。周开朝后，开始分封建国，周公被封在鲁。由于成王幼小需要辅政，周公脱不开身，就由周公的儿子伯禽代替父亲受封于鲁国。伯禽临行前，周公对他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那就是《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的：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伯禽到任三年以后，回来向父亲汇报工作。周公问：“你为何这么久才来报政”？伯禽说：“我要改变那里的风俗、实施礼仪、还要服三年的丧礼，所以晚了”。姜太公同时被封在齐国，他五个月后就回来述职。周公问：“你为何这么快就来报政了？太公回答：“我适应那里的风俗，取消不必要的礼仪，精兵简政，所以来得快”。周公将齐鲁两国的情形一对比，叹了一口气，说：“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微旦孰营

“微”是假定副词，是如果没有、要不是就如何的意思，例如《岳阳楼记》的最后一句话：“微斯人，吾谁与归？”除了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我还能崇敬谁呢？“孰营”是由谁来谋划经营，“微旦孰营”是一个设问句，意思是“假如没有周公旦，还有谁人有能力将奄国曲阜治理得如此之好呢”?

作者为什么要在这里设这样一个问句？为什么言外之意说除了周公以外，谁也没资格拥有曲阜鲁地，原因何在？我们要知道，曲阜曾是神农氏的故都、黄帝的出生地、少昊氏之墟、殷商故国、周公旦的封地、孔子的故乡，迄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周代的文化，周公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并形成了周的文化，也为后世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基础。周公是历史上第一位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者，所以作者才说，除了周公之外还有谁有资格拥有曲阜呢？

接下来的孔子又出生在曲阜，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继承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传承，又一次整理中国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所以孔子是第二位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者。因为他们的故乡都在曲阜，曲阜也就成为集中国文化大成之地。几代圣人的基奠和足迹都留在这里，至今曲阜市还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百十二处。前几天看一篇报导，孔府里原有一块“至圣先师大圣文王孔子”之碑，文化革命期间被砸碎后散失了。曲阜市几年前要将碑复原，当地政府号召居民有收藏原碑碎片的交回来，以便将碑复原。曲阜居民就将收藏的碎碑交了回来，一共收回来一百零八块，将其拼起来以后，刚好就是原来完完整整的那块碑。曲阜人不简单啊！鲁国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

以上几段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周文王在磻溪遇到吕尚，尊他为太公望；

伊尹辅佐时政，商汤封他为阿衡；

他们都是辅佐帝王成就大业的功臣。

属于古代奄国的曲阜，

除了周公旦，谁有能力将其治理得那么好呢?

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下面登台的是春秋五霸。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第一个就是齐桓公。齐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春秋第一大国，不仅仅是因为地理位置好、有渔盐之利，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的文化底蕴深厚，人民的素质和修养高。上文提及，姜太公帮助武王统一了天下，被封在齐地，姜氏一系发展出的文化代表了传统的道家文化。周公被封在鲁地，周氏一脉保存了周代的人文文化，发展出后世的儒家文化。因此，后世有用齐鲁文化一词，代称中国的传统文化。

齐桓公姓姜，名小白，他用管仲当宰相发展经济、富国强兵。齐国临海，于是就晒盐捕鱼，发展商业，使齐国成为第一经济强国，类似今天的美国，难怪孟子、荀子等知名人士都要先来齐国看一看。“桓公匡合”中的“匡”是匡正，“合”是汇合。齐桓公匡正天下之乱，汇合各路诸侯。《论语》中记载：“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九次召开诸侯大会，像现在的联合国大会，他是秘书长，与各诸侯国一起制定盟约。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济弱扶倾”，要帮助救济弱小的国家，要扶植将要倾覆的周王室。周朝到了末期周王室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虽然如此，但周天子这杆大旗还是要举着，所以要“扶倾”。

齐桓公并没有说空话，他北伐山戎以救燕国，平定狄乱以助邢国、卫国，曾解周王室之祸，定周襄王之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鲁、宋等八国的军队，征伐南方的楚国，迫使楚国订定了盟约，阻止了楚国的北进。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先后纠合诸侯二十六次，真正是匡合天下、济弱扶倾。

绮回汉惠，说感武丁。

这里出场的是商山四皓和傅说，五位志士能人。“绮”是绮里季，再加上东园公、夏黄公、用里先生，一共四个人。秦朝末期，天下大乱，这四个德高望重的老头儿，为避乱隐居在商洛山，所以人称“商山四皓”，皓就是皓首白头，胡子眉毛都白了的意思。楚汉相争，刘邦想请四人出来辅佐自己打天下，无奈四个人都不干。刘邦建立汉朝以后，立了吕后生的儿子刘盈为太子，就是后来继位的汉惠帝。

刘盈生性若弱，否则也不会让吕后反了天。刘邦死看不上这位太子，就想废了他,

改立戚夫人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吕后急了眼，就找张良出主意。张良就想方设法，请出商山四皓与太子刘盈同游。刘邦看到后，说：“羽翼已成，难以动矣”。于是就打消了换立太子的念头，刘盈才保住了太子位。刘邦死后刘盈继位，就是历史上的汉惠帝。以绮里季为首的商山四皓，帮助汉惠帝挽回了他太子的位子,故称“绮回汉惠”。

刘盈保住了太子位，吕后可恨死了如意和戚夫人。刘邦死后，吕后便做了太后，她令戚夫人穿上囚衣、戴上铁枷在永春巷舂米。戚夫人悲痛欲绝，作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吕后知道后，就毒死了赵王如意并下令斩断戚夫人的手脚、挖眼熏耳、喂以哑药，丢入厕所，称为“人彘”，并带汉惠帝前来观看。刘盈一边痛哭，一边指斥吕后说：“你如此残害戚夫人，狠毒如此，实非常人所能为”。惠帝身心受到极大刺激，从此一厥不振，没几年就死了，死时年仅二十二岁。

“说感武丁”的故事见于《史记·殷本纪》。傅说是继伊尹之后，商朝第二位奴隶出身的贤臣。傅说是古代虞国（今山西省平陆县）人，出身奴隶，曾在傅岩山一带劳动，因发明了“版筑法”（干打垒筑墙）而闻名遐迩。

武丁是商朝第二十二位君主，在位五十九年。继位前，武丁被父亲送到下面去体验生活、增长才干，因而结识了傅说。傅说知识渊博，很有雄才大略，但他是奴隶身份，无法被重用。武丁继位做了商王，很想振兴殷商，苦于没有良相辅佐，于是就想到了傅说。但怎样才能让大臣们同意呢？武丁苦思冥想。有一天上朝的时候，他说：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上天给我派了一个能臣，帮助我复兴殷商。这个人现在傅岩山修路，长得什么样子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商朝人都迷信，敬重鬼神，对武丁所说坚信不己，就在傅岩山找到了傅说。

傅说被拜为相，辅佐国政，实行了“治乱罚恶、畏天保民、选贤取士、辅治开化”等一系列政治措施，缓解了各种社会矛盾，很快使商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史称“殷道复兴”。由于傅说是通过托梦，感传给武丁的，所以是“说感武丁”。

傅说年老后，武丁赏赐了很多财物，让他安度晚年，并辅导王室子弟们读书明理，颇受后人尊敬。山西省平陆县至今还保存有傅说当年的版筑遗址、傅说庙、傅说墓等古迹，供后人凭吊。

俊乂密勿，多士寔宁。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仁人志士的勤勉努力，国家才得以富强安宁。“俊乂”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人才，在古代“千人之英曰俊，百人之英曰乂”。一百个人里挑出来一个精英叫乂，一千个人里挑一个出来的叫俊，《尚书·皋陶谟》里有“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一句话。“密勿”是勤勉努力的意思，《汉书·刘向传》里有“密勿从事，不敢告劳”的话。

“寔宁”的寔字，现代简化字将其等同于“实”字，但两个字并不完全相同。实字的繁体形“实”是会意字，从宀、从贯。宀代表房屋，贯代表货物，以货物充于屋下为实。因此实的本义是财物粮食充足、富有，引申义是真实、确实。

“寔”是通假字，既通“实”字，也通“是”字，此处的“寔”就是代词，通“是”字，有兹、此的意思。“多士寔宁”的意思就是，天下赖此多士以宁，这句话语出《诗经·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如此众多的能人志士、如此众多的英雄豪杰，正是依靠了他们，国家才得以富强安宁。《尚书·周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章就叫做“多士”。

总结以上六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

春秋时期，齐桓公多次纠合诸侯，

救济弱小的国家，扶持将要倾倒的周王室。

汉惠帝作太子时靠了商山四皓，才幸免被废黜，

商君武丁因梦境所感而得贤相傅说。

这些人物才能出众，勤勉努力，

正是依靠了这样的贤士，国家才得以富强安宁。

晋楚更霸

五霸的头一位是齐桓公，第二位就是晋文公了。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对这二位的评价是：“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的经历非常坎坷，因家庭变故在外流浪十九年，饱尝人间冷暖。所以他的为人处事，用诡诈计谋的时候多，谲就是诡诈。齐桓公则不然，他是世家贵族出身，为人处事都有绅士的派头。

晋文公，名重耳，为晋献公之子。因献公宠爱骊姬，杀了太子申生，他在外避难十九年，后借秦穆公之力回国即位，时年已经六十二岁了。在位期间，他重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等人发奋图强，国力日益强盛，出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公元前63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逃出避难。晋文公利用这一机会兴兵勤王，护送襄王回国，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晋国在晋文公时代达到鼎盛，极盛时的晋国据有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北部和陕西的一部分。直到春秋末期的“三家分晋”，才有赵、韩、魏，跻身战国七雄之列。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为夺霸主地位在城濮大战，楚国战败，晋文公当上了霸主。

五霸之中的楚国地域最广、人口最多、物产最丰，所以发展很快。在春秋时代，历史资料里留下了一百七十个国家的名字，楚一国就先后吞并了其中的四十个。公元前614年楚庄王继位，执政三年，不发号令，终日郊游围猎，沉缅声色。伍参请庄王猜谜语：“有鸟止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答:“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灾荒，戎人骚扰，附属的庸国、麋国勾结百濮叛楚。庄王集中力量首先灭了威胁最大的庸国，又吞并了麋国控制住局面。此后，经过整顿内政，任用贤才，厉行法治，加强兵备等措施，使楚国出现一派国富兵强的景象。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率领大军攻打郑国。晋国派兵救郑，在邲地（今河南郑州市东）与楚国大战，晋国惨败。公元前594年冬，楚鲁蔡秦等十四国在蜀（今山东泰安西）开会结盟，正式推举楚国主盟，楚庄王遂成为称雄中原的霸主。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因病逝世，葬于纪南城郊。其儿子审继位，称楚共王。楚王墓、樊妃墓在今江陵城西北。郢城内原有庄王庙，今已废。

赵魏困横

“赵魏困横”讲的是战国时期著名的说客苏秦、张仪所实行的“合纵”与“连横”的策略。苏秦、张仪与孙膑、庞涓都是战国时代人，同是鬼谷子王栩的学生，而且是肄业，没有正式毕业的学生。孙膑、庞涓走了军事路线，苏秦、张仪走政治路线。半吊子学生本领都如此，可以想见鬼谷子的本领学问得有多大。

苏秦第一次的游说失败，回来后“头悬梁，锥刺股”苦读姜太公的《阴符经》，研究三略六韬等谋略学，一年以后再次出山。这次他改变策略，先从弱小的国家开始游说，说动了赵王、燕王，燕国更是提供他全部活动经费。最后连南方的楚国也被说动，结果是“并相六国”，当了六国的辅相。苏秦提出“合纵”战略，就是六国联合起来共同防御秦国，秦国敢犯任何一国，六国一起上。他提出的“合纵”战略受到普遍欢迎，六国都把副宰相的位置空着留给苏秦。合纵的结果是“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战国策》）。苏秦后来在齐国被人刺杀而死，其弟苏代、苏厉继续他的路线。

六国合纵之后，秦国处于长达十余年的四面围困之中，秦惠文王很想改变这一局面，但苦无良策。就在这时，张仪拜会了秦王，陈述了“近交远攻、远交近攻”的连横破纵之策。秦王闻而心悦，肃然起敬，特拜张仪为上卿。

张仪是魏国人，本是苏秦的同学。他胸怀大志，审时度势，善于通过权变立于不败之地。张仪的“连横”策略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该和平友好，谁也不要侵犯谁。大家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假想敌是不可取的，这样既不友好，而且是逼着秦与六国为敌。六国被张仪连劝带哄地说服了，都与秦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就像二战前的欧洲国家与跟希特勒签订友好条约一样，苏秦的“合纵”就被拆散了。秦国随之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秦惠文王曾御诏“张仪为秦建功树勋，如天之覆，地之载，日月常昭，永着千秋”。封张仪为武信君，采邑五城。

“连横”策略实施以后，秦国首先打击赵、魏，因为赵魏两国距离秦国最近，所以说是“赵魏困横”。两国被困于张仪提出的“连横”策略。秦占据今天的陕西、甘肃、四川一带，赵占据今天河北南部、山西的中部和北部；魏在河南北部、山西西部和南部。

假途灭虢

假途灭虢的故事见于《左传·僖公五年》。虞国与虢国领土接壤，均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陆县。晋献公向虞国借道去消灭虢国，其实在三年前晋侯就向虞国借过道，并攻占了虢国的领地下阳，此次是第二次借路。

虞国的大夫宫之奇，看出其中有阴谋，就力谏虞侯说：“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宫之奇劝谏虞侯说：“虞虢两家表里相依，是腮帮与牙床、嘴唇与牙齿的关系。唇亡则齿寒的道理，您不是不知道。晋侯的贪心不能放纵，晋侯的野心不得不防”。虞侯说：“不会吧！晋侯与我是同姓同宗，哪能害我呢”？宫之奇说：“晋虞虢三家都姓姬，都是同一个祖宗。晋侯能忍心灭虢国，就不忍心灭虞国吗”？虞侯又说：“不会吧！我祭祀很虔诚，鬼神一定保佑我的”。宫之奇说：“鬼神亲德不亲人，不修德政的祭祀是没有用的”。

虞侯终不听劝谏。宫之奇说：“虞国算完了”！于是就率领全族人离开了虞国。同年十二月，晋国灭掉了虢国，回兵的路上又把虞国也消灭了。

践土会盟

“践土会盟”的故事发生在晋文公时期。晋献公晚年，晋国发生了内乱，公子重耳等人流亡国外十九年才又重回晋国即位，就是春秋五霸中的晋文公。晋文公任用贤良、整顿政治、发展经济，使晋国的国势日渐强盛。他效法齐桓公的尊王政策，于公元前636年平定了周王室的内乱，使自己名声大振。此时齐国的霸业已经衰落了，南方的楚国欲问鼎中原，争夺霸主的地位。于是晋楚两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大战。

晋文公下令退避三舍，以守当年流亡楚国时的诺言。晋军才一交手便自败退，楚人不识是计，中了埋伏，被杀得大败。晋文公连忙下令，不再追杀。晋军占领了楚国营地，将楚军遗弃下来的粮食吃了三天，才凯旋回国。

公元前632年，晋国打败楚国的消息传到周都洛邑，周襄王和大臣都认为晋文公立了大功，周襄王亲自到践土（今河南荥阳西南）慰劳晋军。晋文公也趁此机会，在践土召集诸侯会盟。晋文公凭借自己的实力，继齐桓公之后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二位。今天河南省荥阳县西北还有一个“践土台”，就是当年“践土会盟”的遗址。

“盟”是会意字，其字形下面是个接血的盘盂，上面是个明字，表示在神前发誓，明志结盟的意思。古人是歃血为盟，歃血是在盟会时，喝一点牲血或含一点在口里，表示诚意。以后发展成在嘴唇涂牲血，再发展下去就是割自己的血喝血酒，以示信守誓言的诚意。

以上几节讲的故事为了证明，春秋五霸有谋臣，战国七雄有策士，以示群英荟萃的意思。历史上的“践土会盟”，发生在“假途灭虢”之前，这里为了押韵才将二者颠倒了。

何遵约法

以下两句话引出历史上的两个名士：萧何与韩非。萧何是汉初三杰之一，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治国良相，曾与张良、韩信、陈平等人一起辅佐刘邦战胜了楚霸王项羽，建立了汉朝。他原是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史记·萧相国世家》和《汉书·萧何传》都有记述他的事迹。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以文无害”“奉法顺流”。因萧何遵循简约的原则，制定了汉律九章，故称“何遵约法”。

公元前207年八月，刘邦进兵武关，赵高杀了秦二世，派人来接洽投降的事，条件是要封他为关中王。刘邦没有答应，赵高不久也被秦王子婴杀死了。十月，刘邦进军咸阳附近的霸上。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就乘了素车白马，带着玉玺亲自到霸上向刘邦投降。刘邦一进咸阳宫就不想再出来了，樊哙、张良再三劝说，刘邦才回兵霸上。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刘邦只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其余秦朝的法律一概废除，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

汉朝建立以后，萧何负责制定法律。《汉书·刑法志》说他收拾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可见汉律乃承秦律，秦律又是商鞅根据《法经》化法为律以后，逐渐发展而成的。汉朝初兴，本应一切从简，所以立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韩弊烦刑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刑名学派的大家，关于他的身世《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得非常清晰。“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韩非本是韩国的贵族子弟，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辞，却长于著书立说。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李斯自认为自己的学识比不上韩非。

韩非看到韩国渐渐衰弱下去，屡次上书韩王，无奈韩王不予理睬。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凭借君王的权势来管理部下，不能任用贤能之士富国强兵，反而让那些浮夸游说之士的地位高于有功利实效的人。他认为文人用文字钻国家法律的空子，游侠靠武艺违犯国家禁令。国家太平时，君主宠信那些徒有虚名的文人，形势危急时，又使用那些披甲戴胄的武士。现在国家养的人并不是所需要的，而要用的人又不养，所以写下《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他的著作传到了秦国，秦始皇一见如获至宝，立即攻打韩国，为的就是要韩非。

韩非一到秦国，秦始皇立即与他日夜长谈，非常喜欢他。秦朝制定和实施的各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韩非子的理论制定的。但是还没等始皇重用韩非，李斯、姚贾等人就因嫉妒而毁谤韩非，说：“韩非本是韩国的贵族后裔。现在大王要吞并六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的。如果大王不用他，再放他回去，这是自种祸根啊，不如以过法诛之！给他随便加个罪名，处死算了”。秦始皇以为此话有理，就下令给韩非定罪。李斯乘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述说是非，又见不到。韩非悲愤交加，在狱中服毒自尽而亡。秦王下令后即悔，马上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最终死在自己制定的烦苛的刑法之下。司马迁说他“明知游说帝王之难，还写了部《说难》的专着，主张法律越细越严越好，结果他自己却逃脱不了游说君主的灾祸”，所以称为“韩毙烦刑”。弊是自弊，自己倒毙、死亡的意思。

以上几句话的白话译文，大概意思就是：

晋文公、楚庄王先后称霸，

赵、魏两国首先受困于“连横”的策略。

晋国向虞国借路去消灭虢国，

结果连虞国也一起给消灭了。

晋文公在践土召集诸侯歃血会盟。

萧何遵奉汉高祖简约的律法制定九章，

韩非却自死在他自己主张的苛刑之下。

起翦颇牧，用军最精。

前面说到的都是文臣，现在开始说说武将。“起翦颇牧”是战国时期的四大名将，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四大名将，就是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四位。白起、王翦是秦国的名将，廉颇、李牧是赵国的名将。

白起是战国第一名将，素有“战神”之称。白起是秦国眉县(今陕西眉县东)人，十六岁从军，曾先后攻下六国七十余座城池，是秦国军事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秦昭王时受封武安君。白起一生共歼灭六国军队一百六十五万人，所以六国之兵闻白起之名无不胆寒。据梁启超的说法，战国时代在战场上的直接死亡人数，大约有两百万左右。白起一个人领兵就屠杀了一百六十多万，可以想象他率军打仗有多么凶猛。如秦国与赵国长平一战，纸上谈兵的赵括统帅赵军，白起统帅秦师。赵括哪里是白起的对手，结果是一败涂地，四十五万赵军全部做了俘虏。如何处理这么多人是个大问题。白起最后说，挖个坑埋了！可怜四十五万人全部被活埋，此后的赵国元气大伤，再也没有实力与秦国抗衡了。

王翦也很了不起，他是关中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人，曾率军破赵国都城邯郸，消灭燕、赵等国。最后又以秦国的优势兵力灭了楚国，对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起了很大的作用。秦赢政在灭了燕、赵两国之后又要灭荆，于是问王翦需要多少兵力。王翦说要六十万，大将军李信说只要二十万。秦王用了李信，结果大败而归。王翦再次领兵出征，果然灭了荆国。

廉颇是赵国的名将，用兵常出奇制胜，秦国十分惧怕。后来秦国用了离间计，使廉颇丢了兵权，才打败了赵国。京剧有《将相和》的故事，说的就是老将廉颇嫉妒丞相蔺相如。蔺相如的出身没有廉颇高贵，也没有什么功劳，只是代表赵国出使秦国使完璧归赵，才当了丞相。他因此看不起蔺相如，不但在言语上冲创，走路也是每每由蔺相如给他让路。有人问起此事，蔺相如说：“我并非怕他，而是怕将相不合，给外寇以可乘之机”。老廉颇听到后很惭愧，亲自负荆请罪，才有“将相和”的故事。

李牧是赵国守边抗击匈奴的名将，曾常年驻守在雁门关抗击匈奴。为免除匈奴对赵国边民的袭扰，他廉洁奉公“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因而深得士兵的拥护。同时，他坚持“慎重防守”的方针，凭长城之险，加强战备。又“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使匈奴接连数年一无所得，而赵军却兵强马壮，纷纷请战。至此，李牧才选用精兵良马，巧设奇阵，诱敌深入，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其后十余年，匈奴再也不敢犯赵。后人称李牧为“奇才”并在雁门关建“靖边寺”，纪念他戍边保民的战功。

宣威沙漠，驰誉丹青。

这四位将军作战最高明，用兵最精当，他们的威名远播到沙漠边地，连塞北的胡人也敬佩不已，所以称为“宣威沙漠”。他们的肖像被画师用丹青妙笔划下来，永垂青史，就是“驰誉丹青”。丹青本是作画用的颜色，此处有加载史册，流芳百世的意思。

我国古代，有为功臣画像立卷的习俗，凡是对国家有大功的人，皇帝常命人将他们的形象绘制下来，挂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以示表彰。例如汉宣帝将功臣霍光、赵充国、丙吉、苏武等十一人的画像挂于麒麟阁，汉明帝将前世功臣邓禹、马成、吴汉、王梁等二十八将绘成彩像，挂于云台。

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命人将开国功勋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等二十四位文臣武将，绘成彩像挂于凌烟阁。据说此像由李世民本人亲自撰写文字，书法家褚遂良题写，画家阎立本描画。

以上四句话的白话文意思就是：

白起、王翦、廉颇、李牧，

用兵作战最为精到。

他们的声威远播到漠北的边塞之地，

他们的光辉形象永垂青史，流芳百世。

九州禹迹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提到过中国天文学上有“九州分野”的概念，九州已经成了中国领土的代言词。最早是帝喾高辛氏始建九州，舜帝时增至十二州，大禹治水以后仍确定为九州（兖冀青徐杨荆豫梁雍），并铸九鼎，以永定九州。

大禹,姓姒，名文命，受舜禅，建都阳城（今河南省登丰县），以金德王。大禹疏河治水，铸九鼎、分九州，制贡法，立学校。禹王是中国历史上“相揖逊”禅让制度的最后一位受益人，禹以后将天下传给儿子启，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但是客观地说，这并不是禹的错，当时实在是除了禹的儿子启，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接班人，而且启是大家推举的，不是禹自己决定的。史书上记载，与大禹一起治水的皋陶之子伯益功勋卓著，理应是禹的继承人，但禹死后人们爱屋及乌，拥戴了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这样，夏朝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开了“家天下”的先河。

夏朝曾十次迁移国都，在今河南、山西、安徽等地都有夏朝故都的遗址。《史记》记载，大禹在巡视江南的时候，死于浙江绍兴的会稽山。临终时的遗嘱是“衣裘三领，桐棺三寸，坟高三尺，勿伤田亩”，享年一百岁。后人为了纪念他，在会稽山下选择了一块吉地修建了大禹陵。

禹是一位很好的君主，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说：“我实在挑不出禹的缺点和过失。他自奉甚俭，恭敬鬼神；自己破衣烂衫却将国家制度制订的美伦美奂”。大禹婚后第四天就治理洪水去了，一走就是十三年，曾多次路过家门而不入。特别是有一次刚好禹的儿子出生，禹硬是听着儿子的哭声不进家门，而且“一馈十起身，慰劳人间事，出外见罪人，下车而问泣”。

禹在位二十七年，治水累得腿胫上的汗毛都磨没了，而且胼手胝足，还得了风湿病，弯腰驼背地根本迈不开步子走路。后世的书呆子有专门学走“禹步”的，他们不知道只有得了风湿才能走好“禹步”。所以孔子才反复说“禹，吾无闲然矣”。

“九州禹迹”的第一层意思是说，中国九州之内都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足迹；第二层意义是，大禹治平水患之后，第一次开始丈量中国土地。他曾派使臣大章从中国的极东（辽东）至极西（沙漠）进行实际测量，得到的结果是中国国土面积东西共计2亿33500里零75步。又派使臣竖亥自极北（沙漠）至极南（南海）测量，中国南北共计2亿30500里零71步。

上古时代，十进制的数字概念与今天不完全相同。上古是十十为百，十百为千，十千为万，十万为亿，十亿为兆，兆就是十进制最大的数。今天是以万万为亿，古今数字概念不同，这是需要注意的。“步”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先秦时期的一步为六尺，一尺合今天的二十三厘米。

百郡秦并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除了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刘邦建立汉朝以后又将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为一百零三郡，取个整数就称为“百郡”。汉朝的百郡是在秦灭六国、并土地的基础上而来的，所以叫做“百郡秦并”。前面“户封八县”中曾提到“县”，这里又提到“郡”。郡县是古代两级行政区域“郡县制”的管理单位，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省县制”的概念。

秦以前郡小县大，周时天下分为百县，一县下辖四郡，所以《春秋》各传上都说：“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秦以后郡大县小。县者悬也，或悬在郡的上面，或悬在郡的下面，是一级行政管理单位。秦汉以后万户县的长官为县令，不足万户的称县长，明清时则通为七品官。

唐朝以郡为第一级行政单位，下设有州、道、县，宋时加入府一级，明清时期设有府、道、州、县，行政区域的划分又不一样了。

岳宗泰岱，禅主云亭。

“岳”指五岳，“宗”指宗主，五岳的宗主是泰岱。“岱”是泰山的名字，叫岱山，因为位于山东泰安州，所以这里称为“泰岱”，简称泰山。五岳以泰山为尊，《诗经》里就有很多歌颂泰山的诗句。孔子曾说过“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名言，他在逝世前低声吟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历代的帝王在政权更替、新君登基的时候，都首先要来泰山举行祭拜天地的封禅大典，举行封禅大典的地方就在泰山、云山和亭山。祭天的仪式叫做“封”，封都在泰山举行；祭地的仪式叫做“禅”，禅在泰山脚下的云山和亭山举行。由于历朝的规矩不同，禅祭的地点也就各有所异，例如三皇时期的封禅，羲农封在泰山，禅在云山；黄帝封在泰山，禅在亭山；尧舜都是封泰山，禅云山。云山在泰山的东南，亭山在泰山的正南，都离泰山很近，山很小。

“封”是祭天，要在泰山顶上搭起很高的土台子，烧起火来，对天(实际上是天下)表明自己的心迹，请天来见证并佑护，等于现代新任领袖上台的就职演说一样。“天”又是谁呢？众人为天，这番话是讲给天下人听的。封和禅一般都是同时举行，但是封重于禅。南宋以后，长江以北被金人占据，封禅大典就无法在泰山举行了，于是改为封禅与郊祀合一。明成祖永乐帝时，在北京南郊建“天地坛”，合祭天地；嘉靖帝时在北郊建“地坛”祭地，南郊的“天地坛”改称“天坛”，专门祭天。

唐玄宗封禅泰山的时候，宰相张说任“封禅使”，负责封禅大典的准备和仪式。张说大权在手，就乘机将女婿郑镒的官位从九品一下子升到了五品。玄宗很奇怪，就问郑镒是怎么回事。郑镒支支吾吾，讲不出口，站在一旁的黄幡卓就为他打圆场说：“此泰山之力也”。玄宗一下子没有听懂，从人就指了指张说。玄宗这才明白，说：“原来是岳父泰山的功劳啊”！此后，老丈人就称为“岳父”，也就是“老泰山”了。

以上四句话联起来的意思，就是：

九州之内都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足迹，

天下数以百计的郡县，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成果。

泰山是五岳之首，

古代帝王在泰山祭天，在云山、亭山祭地。

雁门紫塞

以下几句了描绘了祖国山河的壮丽，风景之秀美，是其它任何国家和地方都比不了的。以前我们是身在其中不知福，全世界转了一圈再回过头来，确实体会到古人说的没错，风景最好的旅游胜地还是在中国，令人百看不厌。

如果要看雄伟的关隘，首屈一指的是北疆的雁门关，因为《吕氏春秋》上说：“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山位于山西代县北境，属北岳恒山山脉，雁门关得名于《山海经》上“雁门，飞雁出于其门”一句话。为什么大雁要从关门飞过呢？原来雁门山群峰海拔一千九百五十米以上，周围群山峻岭环抱，只有过雁峰两旁有两道比较低矮的山口。大雁不能从其它处飞过，只能从这里经过，雁门关就正好坐落在这个山口之上。相传每年春天，南雁口衔芦叶北飞，在雁门关前吐叶盘旋，直到叶落方才过关，故有“雁阵过关”的奇景。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曾派遣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从雁门出塞，“北击胡虏，悉收河南之地”(即河套地区)，把匈奴赶到阴山以北，并且修筑了万里长城。此后历代名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薛仁贵、杨家将等，都曾驰骋在雁门关内外，保家卫国。自春秋以来直二十世纪，发生在雁门关前的战事，有记载的就有一千余次，可见此关确实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宋的徽钦二帝是从这里被押走的，昭君出塞也是从这里离开的，慈禧被洋人追赶逃至此地，古今多少故事都发生在雁门关。

如果要观赏长城，就要看在西北的“紫塞”。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渤海，全长一万二千华里。在西北一段的长城尤为壮观，因西北植被少、地域辽阔，一望无际。其地表又多红土，车马过后腾起的烟尘，在阳光的照耀下红尘滚滚。尘埃中若隐若现的关塞真像在梦幻中一般，故称为“紫塞”。

鸡田赤城

“鸡田”是古代西北塞外的地名，那里有中国最著名的也是最偏远的古驿站。古代通讯不发达，中央政府发布的政令、地方呈报中央的文书都要靠人马一站一站地送。驿站就是传递文书的信使们，中途换马和休息的地方。中国最远、最古老的驿站就在西北的鸡田（今宁夏灵武一带），《全唐诗·萧至忠》有“凉风过雁苑，杀气下鸡田”的诗句。

“赤城”也是古代的驿站，在今河北省西北部。此外，浙江还有个赤城山，所以“赤城”的第二种解释是指赤城山，著名的浙江天台山奇峰之一。赤城山因土色皆赤，形如城堡而得名。每当晨曦高照，满山紫气氤氲，霞光笼罩，所以“赤城栖霞”是天台山八大景之一。

赤城山高三百四十余米，在四面青山中独树一帜，历来被看作是天台山的南门和标志。天台山又是佛教圣地，是佛门天台宗的祖庭，隋朝的智者大师就入寂于此山。

昆池碣石

“昆池”是云南昆明的滇池，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的西南，是我国第六大淡水湖。滇池古称“滇南泽”，因其水似倒流，故称为“滇”（颠）。滇池的外形似一弯新月，湖面的海拔高度为一千八百八十六米，是难得一见的高原湖。

古滇池的面积有五百里方圆，清朝的孙髯称其为“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四周群山环绕，湖滨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云南著名的鱼米之乡。战国时期的楚将庄桥曾率兵进驻滇池，以后就在此地建立了滇国。滇池风光秀丽，碧波万顷，湖光山色，气象万千，是看池水的绝好去处。

“碣石”是河北的碣石山，位于昌黎县城北，距避暑胜地北戴河约三十公里，自古就是观海的胜地。碣石山主峰为仙台顶，海拔六百九十五米，上有古刹水岩寺，峭壁上有古人镌刻的“碣石”二字。

登临仙台顶，山海奇观可尽收眼底。几公里外的海面上有两块巨石，人称“孟姜女坟”。曾在这里出土了文物“草云纹瓦当”，经鉴定是秦汉时期观海建筑的遗址。秦始皇曾在此入海求仙，汉武帝曾“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曹操曾在征伐乌桓回军的路上东临碣石，写下气势磅礴的千古名篇《观沧海》，诗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李世民出临榆关(今山海关)征辽时也曾几次临碣石观沧海，并有诗篇传世。

钜野洞庭

“钜野”又称钜野泽，是古代著名的水泊，《尚书》、《周礼》等古籍中均有记载。

钜野泽的故址在今山东省钜野县北，在古代是与济水、泗水相连接的。唐代的钜野泽，水面南北长三百里，东西宽百余里，号称大野泽。宋代时，钜野泽的南部干涸为平地，北部成为梁山泊的一部分，其中水草丛生，鱼虫很多。

山东是古代的齐鲁之地，古时有很多这样的水泽、港汊、沼泽之地。今天的山东钜野却旱得很，不用说泽水，连吃水都很困难了。这里说的“钜野泽”早已干涸，成为历史典故了。

“洞庭”指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跨湘鄂两省，面积达二千八百二十平方公里，号称“八百里洞庭”。范仲淹将其描述为“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与古代相比，今天的洞庭湖面积缩小了一半还多，但还是全国第二大湖，所以才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说法。，

洞庭湖古称“云梦泽”，是当年三国都督鲁肃训练水师的地方。湖中有岛名洞庭山，因舜帝的二妃娥皇、女瑛在此泣血染竹，故又名君山。上有二妃墓、秦始皇的封山印、柳毅井和传书亭、吕洞宾的朗吟亭，汉武帝的酒香亭等多处古迹。壮美的洞庭湖，那种天水一色、气象万千的景致是红尘中人永远也看不够的。

旷远绵邈，岩岫杳冥。

在介绍了以上著名的风景胜地以后，作者用了“旷远绵邈，岩岫杳冥”这两句话进行总结。歌颂了祖国的疆域辽阔，连绵遥远，山高峻而谷幽深，景致千奇百怪，变化莫测。同时也暗含着赞美中国的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诸子百家，蔚为大观。

“旷远”是幅员辽阔，没有边际；“绵邈”是连绵遥远的样子。“岩”是岩石，代表高山；“岫”是岩洞、山穴，代表山谷。“杳冥”是昏暗幽深，不可知不可测，神秘又令人向往。中华古国幅员辽阔，其间名山大川不计其数，仅著名的佛教洞窟就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

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的武周山，其山东西绵延一公里，建成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现存洞窟五十三个，佛像五万一千多尊。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的龙门山，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直至隋唐时代才告完成，历时四百多年。现存洞窟一千三百余个，佛像九万多尊。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敦煌东南。相传前秦建元二年开始雕窟造像，历经隋唐直至元代，一直在修建。现存艺术作品近五百窟，壁画四万五千多平米，彩塑二千一百余尊，具有极高的文化和观赏价值。

以上六句话的白话译文，完整意思就是：

雁门关、古长城，

鸡田驿站、赤城山，

从西南的滇池，到东北的碣石山，

从东方的巨野大泽，到南方的洞庭湖。

中国的土地幅员辽阔，连绵遥远。

山谷高峻幽深，变化莫测。

以上是《千字文》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首先讲述了与上层建筑、统治阶层，即与国家、政权、政治、政令等有关的内容，介绍了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文臣武将和他们的事迹。最后用六句话赞美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壮丽的山河和秀美的景观。这一部分内容，语句流畅、文辞优美、气势磅礴，读来不禁激起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对祖国的热爱，对志士仁人的崇敬，对山川文物的自豪，实在是一种真善美的教育和享受。

《千字文》讲记（四）

第四讲 永绥吉劭

第四部分是《千字文》的最后一章。这部分内容既自成体系，独立完整，同时也是前三部分内容的推进。整篇《千字文》在此部分达到高潮。

从文字数量上看，这一章是文字最多的一部分，描述了温馨的人情关系和恬淡的田园生活，赞美了那些甘于寂寞、默默奉献且不为名利所羁绊的人们。读来不禁使人对“结庐在人境”的人间生活憧憬之至，同时珍惜人生、热爱生活之心油然生起，对现代人喧嚣的心性有很强的抚慰与镇定作用。

治本于农，务兹稼穑。

首先说明治国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中国自古就是以农业立国，直至今天中国还是农本国家，农民问题、农业议题仍然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不客观地认识这一点，盲目乐观，以为我们可以用工商手段来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就大错而特错了。

前文已经说过，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黄河从昆仑山下的约古宗列盆地发源，汇集于星宿海，过矶石山，经九曲十八弯，从西北高原流下来，将挟带下来的黄土覆盖了华北几个省的地区，形成了冲积性平原。黄土纤细，土质疏松，便于原始农业的耕作。且黄土中有无数垂直的管隙，能保证地下水不断地向上浸润。这是发展农业绝好的自然条件，所以自夏朝开始，中国的基本国策就是农本。连毛泽东都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方针。

发展农业就要有水，降雨量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中国农产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夏三月，完全靠由南海吹过来的东南风(季风)，加上由西域横扫过来西风(旋风)。旋风将季风气流升高，使其温度降低，才能“云腾致雨”。有风才能有水，可见中国人讲“风水”的历史太悠久了。如果二者聚会的时间和地点不对，靠天吃饭的农夫就该倒霉了。一遇旱灾，诸侯国之间就为争水、抢粮而争斗。《左传》中多处记载，邻国的军队越界抢收他国庄稼，诸侯国之间互相筑坝拦水，因此战事不断。《孟子》中提到的饥荒就有十七次之多。前文提到的齐桓公、晋文公大会诸侯，歃血为盟的主要议题也正是为此。可见要发展农业，中国就需要统一，这才有后来的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

“务兹稼穑”的“务”是从事、致力于的意思，“兹”是代词，代替此，一定要从事于此。“此”是什么呢？就是后面说的 “稼穑”

两个字。“稼”字的本义是禾苗的穗和果实，《诗经·豳风·七月》里面有“十月纳禾稼”的话。“穑”的本义是收割庄稼，后世把春耕叫稼，秋收叫穑。稼穑两个字就代表了整个的农业，泛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整个农业生产过程。

俶载南亩

“俶”是开始，“载”是从事，“南”是向阳的方向，“亩”是土地。“俶载南亩”就是说要在向阳的土地上开始从事耕作了。如果查查字典，开始从事某种工作叫“俶载”。“南亩”是指向阳的耕地，《诗经·豳风·七月》里面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的诗句。

“亩”是土地计量单位的数量词，时代不同，亩的数量单位也不一样。上古时代（先秦）宽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六尺为一步，如《孟子》书中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按秦制，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现代的一亩为六十平方丈，合六百六十七平米。十分地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古今时代不同，度量衡的单位也有所变化。

周朝的农业，全国耕地的管理采取“井田制”，大约一百亩耕地为一井，平分为九块，形如井字，为八户人家所有。井字中间的一块为公田，属诸侯所有；其余的八块为私田，每户各一块。干活的时候，先公后私，干完了公事再做私事，所以“大公无私”是非常可敬的。

“俶载南亩”四个字，出自《诗经·小雅·大田》，诗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意思是：宽广的田地庄稼多，又选种子又修农具。用我锐利的锄头，从南田开始耕起，种上各样庄稼。

我艺黍稷

“我”指代自己，“艺”是种植的意思。我们常说的园艺一词，其中的“艺”不只是指园林艺术，而是种植、栽培的意思。

“黍稷”是古代中国，特别是黄河流域地区，最主要的两种粮食作物。黄米（黏米）叫黍，谷子（小米）叫稷，“黍稷”就代表了五谷。中国人历来讲究五谷丰登，庄子形容姑射山上的神人，也用了“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话；但是《三字经》里面说：“稻梁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五谷与六谷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简单地说，五谷中不包括稻子，上古时期的中国人集中生活于黄河流域，而长江以北地区是不种稻子的。据文献记载，稻子是唐朝时从南方占城国引进的品种，因此中国北方早期没有稻子，只有“黍稷菽麦麻”五谷（《汉书·食货志》）。但是，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植水稻的国家。例如，湖南省株洲市的云阳大地泽文化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内有距今五千一百五十年的稻种标本；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稻种标本，距今有七千余年。最重大的发现，是一九九四年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文化遗址，出土了目前全世界保存最好、最早的人工稻种。经同位素炭十四测定，这些金黄色的稻种实物，距今已有一万四千多年的历史了。

黄帝距今有五千年的历史，但种植五谷、从事农业活动并不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的，而是从神农氏时代就开始了。伏羲氏至今有一万二千年至一万四千年的历史，伏羲氏至黄帝时代也有七千余年，其间尚有神农氏时代，神农氏距今至少也有九千的历史。我们中国人要相信自己的祖先，相信自己的历史，不要做自贬祖先、自己缩短自己历史的蠢事。这也同时证明了，中国以农业立国的历史太悠久了，至少有九千年。

“我艺黍稷”四个字，也是出自《诗经》。在《诗经·小雅·楚茨》中有“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的诗句。意思是“蒺藜丛生茂密，快来拔除荆棘。为何如此费力？要种黄米小米”。

以上四句的白话文意思是：

治国之本在于发展农业，

一定要重视播种与收割。

耕种季节到了，首先要平整向阳的土地，

人人动手，亲自去种植五谷黍稷。

税熟贡新，劝赏黜陟。

庄稼熟了，把新收获的庄稼上交国家叫做纳税，所以税是禾木旁。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训为：“敛财曰赋，敛谷曰税”，可见“赋”和“税”是两个概念。缴现金的为“纳赋”，赋字是贝字旁。上古人类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见不到大海，贝壳很稀少，故此以贝壳用作流通的货币。贝壳上打洞，用绳子串起来，五个一串叫一系，二系十贝叫一朋。老友来了，在脖子上挂两串贝壳去喝酒，就叫“朋”友。所以汉字中的财、贵、贱、赛等与钱财有关的字，都是贝字旁。缴纳现金的叫赋，缴纳谷物的叫税，二者完全不一样。

庄稼收割下来了，要把新打下来的粮食作为税交给国家，就是“税熟贡新”。税和贡两个字又不一样，由下位献上叫做贡，由上位向下面收叫税。缴税要贡新粮，国库的存粮一般都要存三年，我们在市场上买来的米一不香，二没有油性，因为都不是新米。历史上的西汉初期，由于“文景之治”，赋税田租已经从秦代的三抽二，减至三十抽一。百姓富足，物阜民丰，国家的粮库都堆满了。到汉武帝继位时，国库里的粮食由于新谷压旧谷，已经堆到露天地了。府库里的贯钱也因多年不动，连穿钱的绳子都烂了。

粮仓的大敌是水火再加老鼠。每屯藏粮都要用红笔标明因老鼠造成的自然耗损数字，写成“耗字多少”，因此老鼠又叫“耗子”。

“劝”是勉励，“赏”是奖赏，“黜”是惩罚，“陟”是晋升。“劝赏”是对农户的奖惩制度，“黜陟”是对政府官员的撤职、升迁制度，语出《尚书·尧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名，庶绩咸熙”。

古代历朝都设有专门的农丞官员，例如：秦汉设大农丞，唐宋有劝农使，每到农忙季节，都要巡行乡里，劝课农桑。根据实际考核，对农户予以奖励或惩罚，对官吏予以职务的罢免或升迁。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很了不起的农业专家，一位是北魏时期的贾思勰，他着了一部农书《齐民要术》。这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业专着，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优秀的著述之一。第二位是明朝末年的徐光启，他着了一部《农政全书》总结了中国农业的理论和方法，同时还介绍了外国的农业成就，是一部难得的农业科学著作。

以上两句话联起来的意思，就是：

庄稼一成熟就要纳税，把新谷献给国家。

官府要按照贡献对农户予以奖惩，

国家将对有关官吏予以罢免或升迁。

孟轲敦素，史鱼秉直。

孟子，名柯，字子舆，山东邹县人，是儒家的亚圣。古时候读书不敢直呼圣人的名讳，要挨板子打的。遇有圣人的名讳，要读“某”，所以这里就要读“孟某敦素”。读《论语》也是一样，如读到“丘也不敏”一句时，不敢读丘，不能直呼其名，要读“某也不敏”。当然现在不讲这一套了，但是老规矩要清楚。

“敦”是推崇、崇尚的意思，没有染过色的丝是生丝，叫“素”。前面讲过“墨悲丝染”白色的生丝就是“素”，无字的石碑叫素碑，“素”的引申义就是质朴、纯真、不加装饰的意思。“孟轲敦素”的第一重意思是说，孟子崇尚质朴的本色；第二重意思是要人恪守伦常之理，素位做人。素位就是人的本位，是做人的本分。人在什么位置就应该行什么道，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正如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一样。越位而行是为“非礼”，不但无功反而有过，历来为智者所不取。

史鱼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是卫国的大夫，也是著名的史官。史鱼为人正直，从不曲意奉承地迎和别人，以正值敢谏而闻名于史。史鱼的君主，就是历史上那位任由南子主政，且信用宠臣弥子瑕的卫灵公。其时，群臣都不敢讲话，怕受打击迫害。史鱼就不这样，即便是卫灵公有过错，他也照说不误。他曾向卫灵公建议重用蘧伯玉，可是卫灵公不纳谏。史鱼临终前对儿子说：“我生时没能帮助国君重用贤士，死后不应享受礼的待遇。就将我的遗体停放在北堂就行了”。卫灵公知道后说：“老先生在世时就向我举荐贤士、罢黜邪佞，死了以后还用尸体劝谏我，可谓忠啊”！

所以，孔子在《论语》里称赞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不管环境如何，无论社会动乱还是安定，史鱼的言行永远都像箭一样，尖锐而正直。“禀”字的本义是赋予、给予，引申义才是秉受、天生的意思，所以“史鱼禀直”是说：史鱼有坚持正直的品德。“直哉”是说一个人做人要心地方正、端直，不可以圆滑，但处众办事要圆融，要注意方式方法。说话办事也直来直去，别人就接受不了。《易经》中也反复强调“天圆地方”的道理，众人为天，天圆就是处众要圆融，要有智能；心田为地，地方就是心地方正，要有操守，我们千万不能错会了圣人的用意。

庶几中庸，劳谦谨敕。

“庶几”是差不多、大概的意思。“庶几中庸”差不多就中庸了，就近乎中庸之道的标准了。“中庸”是儒家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被宋儒称为“孔门传授心法”。孔子说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的话。孔子的嫡孙子思，根据对这句话的理解和体会写了一篇论文，就是后人读到的《中庸》。这篇文章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宋儒将其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在一起，合称《四书》。

《三字经》中说：“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什么是中呢？中不偏，不偏是中。任何事情都有三个方向：左、右、中；好、坏、不好不坏。我们不取好，不取坏，取一个中，这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道理。有人说“中庸”就是耍滑头，是老奸巨滑。其实“中庸”根本没有耍滑头的意思，“中庸”不是和稀泥，不是不讲原则的好好主义，而是既听了你的意见也听了他的意见，综合你们意见中合理的部分，然后采取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走左，也不走右；不过，也非不及，这才是“中庸”。孔子着了一部历史，叫《春秋》，为什么不叫《冬夏》呢？因为冬冷夏热，冬短夏长，都有所偏颇。只有春秋才是冷热均匀，长短一致，可以作为衡准来评判历史，这也是为什么称史为鉴。“鉴”是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明因果，这才是“中”。

“庸”的意思是庸常，普普通通、平平淡淡。古人常说：无事不生事，平安就是福。现代人都不甘于寂寞，要来点激情，要异峰突起、来点儿刺激。偶尔刺激一下固然可以振奋精神，但做人处事，居家过日子，一定要中庸。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这是最平庸的生活，也是最正常的、最健康的生活，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根本。

一个人要有象孟子推崇的那样质朴的本色，又有象史鱼一样方正秉直的品德，就差不多达到“中庸”的标准了。前文讲过，直指的是人内心要方正，要端直，内直并不等于外表见棱见角，说话直来直去。古代的铜钱外圆内方，也是提醒人内心要方正，处事要圆融。说话直来直去，举止棱角分明，会伤人坏事。

“庶几中庸”是差不多近乎中庸了的意思。为什么说差不多呢？因为只有敦素、秉直还不够“中庸”的标准，还有四点要做到。那就是下一句的“劳谦谨敕”。

“劳”是勤劳、勤勉，“谦”是谦虚、谦逊，“谨”是严谨、小心，“敕”是检点、不随便。如果我们能保持本性的质朴，保持内心的方正，再能够勤勉、谦逊、谨慎、检点，这才是合格的“中庸”标准。儒家学说之所以宝贵，在于它提出的做人处事的原则都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做不到就绝对不说，因为说了没用。

“劳谦”二字出自《易经·谦卦》。《谦卦·九三爻辞》是“劳谦，君子有终，吉”。谨遵圣敕，劳谦有加，必有终吉，是“劳谦谨敕”的另一解法。三家村的老学究们多用后一种解法，这也很好。文义本来就是圆融的，哪里有标准答案呢？

以上四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孟子崇尚质朴的本色，

史鱼坚持正直的品德。

再加上勤勉、谦逊、谨慎、检点，

这才近乎“中庸”的标准。

聆音察理，鉴貌辨色。

“聆”是聆听，但聆和听不一样。“聆”是仔细分辨、十分专注地听，而“听”强调的则是以耳感音的动作。听别人讲话要仔细地分辩，就是“聆音”。“察”是审察、考察，“理”是话里面的道理，话里面深一层的含义。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提出君子有九思，其中的“听思聪”就是“聆音察理”的意思。一个人说的话，要表达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一定要辨别清楚。古人很含蓄，表达问题的方式也很婉转，读古书时常会发现“假语存”而“真事隐”的情况。再如《庄子》一书，寓言占了十之八九，如果不懂得“聆音察理”，不但其书读不懂，还会曲解庄子的意思。

“鉴”的本义是铜镜，有观察、鉴别的意思。“貌”是一个人的容貌和外表，包括了言谈举止、动作表情。“鉴貌辨色”是说，通过观察人的容貌举止来辨别他内心的活动，因为“有诸内，必行诸外”。由此发展出中国文化的另一支，就是相学。相学，又叫风鉴之学，里面有大学问，绝不是随随便便读几本麻衣、柳庄就算懂了。“大相为道，小相为术”，等而下之就沦落为江湖人糊口的玩意儿了。相学则是圣贤之道，博大精深，非有大智能否则连门也入不了。古代做官的人都多少懂一点，断案问审不会察言观色怎么行呢？是不是惯犯、是好人还是歹人，一眼能看出个大概。曾国藩用人，往往看一眼就知道其人能干什么。他挑选湘勇组建湘军，有个鉴貌辨色的“三字诀”：黄、长、昂。“黄”是面色要黄，俗话说：小白脸儿没好心眼儿。土色黄，黄色才是种地人的本色，这样的人忠厚、听话。“长”是手脚要长大，这样的人有力量、有耐力、奔跑迅速。“昂”是精神旺盛、气宇轩昂，这样的队伍有斗志，打不垮。所以曾国藩能成功绝对不是侥幸的，他是清朝中兴人物之一，也是清朝新儒家学派的抗鼎人物。

中医学的诊病方法，历来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其中望诊居首，闻诊在次，所以有“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的说法。我们认为神乎其技的脉诊，其实是最末流的诊法。

贻厥嘉猷，勉其祗植。

“贻厥嘉猷”一句语出《尚书·五子》“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贻”的本义是赠送、送给，引伸义为遗留、留给，现代汉语中已将其通假为遗字。“厥”是代词，有其的意思。“嘉”是美好，“猷”是谋的意思。

“贻厥嘉猷”就是将其美好的谋略遗留下来，指的是祖先要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嘉猷，忠告遗留给子孙后代。历代先贤都有宝贵的家书、家语遗留下来，例如《了凡四训》《周公戒子书》《诸葛亮戒子书》《曾国藩家书》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家书、家语早已超越了家族的概念，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家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字字值千金。

“勉其祗植”的“勉”是勉励，“其”是代词，指代子孙后辈，“勉其”就是勉励子孙后代。“祗”是恭敬，“植”是树立。要树立什么？子孙们要立身、立命。“勉其祗植”就是勉励子孙们要谨慎小心地立身处世。对比之下，我们留给子孙的是什么？是多多益善的钱财，因为我们怕子女不成器，怕他们受苦。古人说“子女是父母的命”。积财给子孙的父母，是从内心里面认定后世子女不会成才，也就等于变相地希望他们不成才。种了这样的因，子孙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就十分清楚了。有了钱财的人就不再求上进，一旦钱财用尽，老之将近，又没有技艺在身，他们将如何生存呢？古人说“胡涂的爷娘，败家的儿郎”，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以上四句话的白话译文，意思就是：

听人言谈，要审察其中的是非曲直，

看人容貌，要辨别其人的善恶邪正。

要将最好的家语忠告遗留给子孙，

勉励他们谨慎小心地立身处世。

省躬讥诫

“省”是反省，“躬”是自己、自身，“省躬”就是反躬自身的意思。《尚书·尧典》中“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两句话常被后世帝王引用，是不是真话就很难说了。果真能做到一身担起天下人的不是，不但自己的错误不推卸责任，百姓或下属的失误，也由我一人来承担。这才是大慈大悲，才是孔子讲的“仁”的境界。这样的人就是圣人，就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地藏王菩萨。

“讥”是讥讽、嘲笑，“诫”是告诫、劝慰。听到别人的讥讽嘲笑、规劝批评要好好地自我反省，自我检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急于分辩，就是“省躬讥诫”的意思。不是自己的过错，别人说了也等于没说；真是自己的过错，就一定要感谢别人为你指出来。据说天堂里的人闻过则喜，苦海中的人闻过饰非，地狱里的人闻过则怒。我们生活在哪一界，自己心中应该是清楚的。

宠增抗极，殆辱近耻。

宠辱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的顺境和逆境。“宠”是荣宠、尊荣，是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是人生的高潮。“辱”是外辱，外来的污辱，是人生的低潮时期。“一荣俱荣，一辱俱辱”是人道的规律。人在倒霉的时候是“墙倒众人推”，因此位置爬得越高，跌得也越重。

宠和辱是一对，有宠就有辱，所谓宠辱与共。不愿有“辱”的结局就不要拼命追求“宠”，宠来了，辱也就同时到了。老子对此看得非常清楚，老子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宠辱都不是好东西，哪个来了都吓我一跳，跟大病在身没什么两样。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要“宠增抗极”。

“抗”是“亢”的通假字，“极”是极限。荣宠增加到了极点，物极必反，宠就变成辱了，所以说“殆辱近耻”。干隆的宠臣和珅还不是“宠增亢极”吗？干隆对他的荣宠无以复加，人称“二皇帝”。结果是干隆死后第三天就开始清算他，第十一天就嘉庆皇帝被赐死了。真是“生前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人去了”，最终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殆”是时间副词，表示将要、迫近的意思。耻与辱不同义，内心的羞愧为耻，外来的欺凌为辱。《论语》中有“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一句。无礼就会变宠为辱，外有辱内必有耻，耻辱就一起来了。感觉到势头不对劲，要走逆运，有没有办法避免呢？有！那就是下一句的“林皋幸即”。

林皋幸即

“林”是山林，“皋”是水边之地。庄子在《知北游》中说：“山林欤！皋址欤！使我欣欣然而乐欤”！“林皋幸即”就是赶快退隐山林，辞官别作了。既然这个时间、空间已经不属于你，就因该赶快退隐，还能幸免于难。“幸”就是庆幸、吉而免灾，“即”是接近、靠近的意思。

古代做官，官场如战场，伴君如伴虎，事事处处都得临深履薄。一个不检点，自己受辱还是小事，家族、老师都要跟着受牵连，责任就大了。所以见势头不对，就要准备辞官下野，退归林泉，做隐士去。《梁书·止足传》中为此专门说：“易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传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则不知夫进退，不达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

战国时代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竭尽心力为勾践谋划了二十余年，终于灭掉吴国，洗雪了耻辱。范蠡清楚勾践其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于是不受封赏，泛舟五湖，自己的名字也不要了，人称陶朱公。与范蠡同时的另一位大臣文种，则被勾践诛戮了。下面一句的“两疏见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两疏见机，解组谁逼。

“两疏”是汉宣帝时候的疏广、疏受叔侄两个人。疏广，字仲翁，西汉兰陵人，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对《春秋》颇有研究。汉宣帝征他为博士，授以太子太傅的官职，他的侄子疏受也被聘为太子少傅。太傅与少傅是辅导太子的官职，地位相当高。

《汉书·疏广传》中记载：“在位五岁，广谓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即上书乞骸骨，皆许之”。二人向宣帝奏请提前告老还乡。宣帝对他们不贪图高官厚禄的品行十分赞赏，便和太子一起厚赠给他们一笔钱财，让二人荣归故里。疏广回乡后，将这些钱财都分送给了亲朋故友，有人劝他给子孙留一些，他摇摇头说：“我的子孙如果有才德，钱财只能损伤他们的志气；如果愚昧昏庸，钱财只会掩盖他们的过失”。

“机”是机兆、先兆，是事机萌动，但还尚未发出之时的微小状态，《易经》里就有“几者动之微，君子见机而作”的话。“解”是解除，“组”是组绶的简称。组绶是一种丝质有刺绣的缎带，窄的叫组，宽的叫绶。古代常用来拴在印纽上，或用来拴勋章。后世有“受勋”礼，即用不同颜色的绶带挂在胸肩等部位，以示自己的官阶、品级，象袁世凯的大元帅服，绶带颜色挂得快开染坊了。

“解组”是将组绶解下来，表示辞官不干了。“谁逼”是有谁逼你这样做了吗？没有，是自己辞官不做的。疏广、疏受叔侄见到事情苗头不对，就见机归隐，辞官不做了。有谁逼迫他们这样做呢？

以上几句话的白话译文，意思就是：

听到别人的讥讽劝诫，要好好地反省自己。

不要让荣宠过了头。

如果要发生受辱的危险，赶快退隐山林或可幸免。

汉代疏广、疏受叔侄就是见机归隐，

有谁逼迫他们辞去官职呢？

归隐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下面一段话很有意味、很美，文学意境极高，是《千字文》中文学意境最高的几句话。我们读的时候要能随文入观，随着文字的描写，视野要随之在字里行间展开，象摄影机的镜头一样，时而是长镜头的远眺，时而是近距离的特写，才能体验诗文的美和读书乐的享受。

索居闲处，沉默寂寥。

“索居”是一个人独处，“索”是萧索、冷冷清清。《礼记·檀弓》上有“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的话。

“闲处”是无所事事、清静悠闲。“沉默”是沉静、不多讲话，“寂寥”是心中空空洞洞、没有杂念。两句话联起来的意思是：离群独居，悠闲度日；不谈是非，何等清静。这是人们常说的“享清福”。但世间的鸿福好享，清福不好享。整天高朋满座，胜友如云，车水马龙，儿孙绕膝，忙不完的事，待不完的客，这是鸿福。一旦退下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到了屋内形影相吊，屋外叶落鸟鸣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受不了，“享清福”享死的人不在少数。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修养不够，定力不够。

《庄子·秋水》中有一则“曳尾涂中”的故事。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威王派了二位大夫前往拜谒，请庄子出仕为官。庄子听了，手持鱼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把它放在锦盒中，供奉在庙堂上。请问这只龟是愿意死了以后留着枯骨受供养呢，还是愿意活在泥涂中悠然地摇尾巴呢”？两位大夫说：“当然愿意活着摇尾巴了”。庄子说：“那就让我在泥涂中活着摇尾巴吧”！

前面讲过了，“性静情逸，心动神疲。守真志满，逐物意移”。内心追逐外物习惯了，又没有修心的训练，内心守不住，没有定力。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成大事，能够享受孤独的人才有真享受。当然，这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梁武帝萧衍与隐居的“山中宰相”陶弘景关系很好，曾问他山中有什么好玩的。陶弘景复诗一首说：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这就是广为传颂的《答诏问山中何所有》。

求古寻论，散虑逍遥。

“求古”是探求古人古事，“寻论”是读些至理名言，所获得的结果就是“散虑逍遥”，可以排除杂念，自在逍遥。古人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更何况“德能养性，理能养心”。人不读圣贤书，不闻圣贤教诲，自己的心灵就难免受到污染。

“散”是驱散、放逐的意思，“虑”是心中的忧虑、杂念。“逍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悠游自然的样子。明代人徐渤说过：“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闭户读书。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可见“求古寻论”确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庄子最善于“逍遥游”，所谓逍遥于六合之外，游戏乎太虚之间。上下左右前后为六合，到宇宙之外去逍遥，到形而上的太虚去作神仙，那才是真逍遥、真自在。人活在世间有无穷的责任与义务，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要想心志悠游自在，无挂无碍，就要勘破世俗的枷锁，不被名利权势束缚住。因此，读书人在遭遇困厄或失意的时候，往往到老庄学术中去寻求解脱。

《庄子·至乐》中有一则“鼓盆而歌”的故事。庄子的妻子死了，老朋友惠子前来吊唁。看到庄子正叉腿坐在地上，敲着瓦盆唱歌。惠子说：“老兄啊，你的妻子与你患难与共这么多年，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她老而身死。你不哭也就罢了，再敲着盆子唱歌，太过分点了吧？”庄子回答说：“不是如此！她刚离去的时候，我心中何尝不悲哀呢？可是仔细一想，她从没有生命到有生命，从出生又回归到死亡，就像四季运行一样自然合理。如今她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我却在这儿哇哇大哭，不是对生命的道理太不通达了吗？

欣奏累遣，慼谢欢招。

“欣”是欢欣、喜悦。“奏者进也”，奏的本义是送上、奉献，如臣子呈给皇帝的本章称奏章。“累”是心中的牵挂、剪不断理还乱的烦心事。“遣”是排遣、排除，“慼”指心中的忧虑、悲哀。“谢”是分离开、拒绝的意思，花开败了又称为凋谢。“招”是招致、招募、聚集的意思，如《易经》中有

“满招损,谦受益” 的话。

人之所以有“慼”、有“累”，还不都是自己找寻的，能怨天尤人么？人的五官是信息寻感器，神经系统是传感器，大脑是内存，但是我们每天都在搜寻、传导、存储些什么呢？都是些垃圾，都是别人的不对、社会的不好，家人的不是。总之，好东西总也见不到，别人的垃圾倒收了不少。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中国的、外国的，凡是垃圾统统回收，白天收不够晚上还要上网去收，不是“破烂大王”吗？这些脏东西传感进来，使人心阴沉、寒冷，时间久了就会生病，非用“暖心丸”治不好。什么是暖心丸？就是前面讲到的仁爱之心、仁慈之心、恻隐之心。如果人能够处处找别人的好处，事事发现别人的优点，就能聚阳光，就可以暖心，就能解冻那颗“冷酷的心”。能如此，才有“欣奏累遣，慼谢欢招”的果报。所以，这两句话要常常地读，最好当做座右铭。

以上几句话的白话译文，意思就是：

离群独居，悠闲度日；

不谈是非，何等清静。

探求古人古事，读点至理名言，

可以排除杂念，自在逍遥。

喜悦一增添，牵挂就排除了，

烦恼一丢开，欢乐就到来了。

我们感觉上形容得很贴切，刻划得很真实。闲来无事，再到庭院和郊野中走一走，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致呢？

渠荷的历，园莽抽条。

枇杷晚翠，梧桐蚤凋。

非常美的四幅风景画，是“春夏秋冬”四季景致的写真。我们随着文字，脑子里要有想象力，想得越具体、越栩栩如生越好。

“渠荷的历”描写夏天的景色。“渠，水所居也”，水停之处为渠，此处指水塘。“的历”是花开光彩灿烂的样子。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池塘中六月的荷花开得那么鲜艳，光彩照人。荷花又称莲花，是植物中最特殊的一种，东方文化将其视为吉祥物，佛教特别将其作为标志。儒家也推崇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品德，宋儒周敦颐专门写有《爱莲说》，称赞“莲，花之君子者也”。古人有不少咏荷的名句，如宋代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与“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两句，便是两幅极自然清新的观荷图。

莲花的可贵之处，一是处染不染。泥水越污浊莲花开得越美，象征着世道越乱，越能造就一个人的品德。古今中外的圣贤，没有一个不是生于乱世。孟子说“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一点也不错。莲花的可贵之二是花果同时。荷花开了，花芯即是莲蓬，花蕊就是莲子，象征着宇宙间因果同生，祸福与共。老子说，物质世界是相对的世界。既然是相对，一切事物、一切现象就都是两两成双，共生共存。没有坏就没有好，没有恶也就没有善，没有祸也就没有福。所以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善人是恶人的老师，恶人是善人的资源。没有恶人，善人从何而来？没有善人帮助，恶人如何才能改恶从善呢？不放弃世间的恶人，能够成就他们站起来的就是圣人。

“园莽抽条”

描写春天的景色。“园”是园林、园圃；“莽”是草木茂盛、莽莽苍苍的样子；“抽条”是草木拔枝、长出新枝嫩芽。园林里的草木抽出了新的枝条就是“园莽抽条”的意思。木本植物春天会抽条长叶，草本植物会拔节。在农村住过的人都有体会，庄稼有拔节追肥期，拔节之后就要秀穗了。老农民最幸福的时刻一是秋收，二就是听稼禾拔节的声音。夜晚蹲在地头，抽上一袋烟，聆听麦子、水稻“咔咔”的拔节声，象听孙儿哭笑一样，享受之极。竹子拔节也“咔咔”响，竹笋更是猛然间破土而出，吓人一跳。老人们都不让小孩子去竹林里玩，特别是不许在竹林里大便，说是有蛇。哪里是有什么蛇，是怕破土而出的尖笋刺了小孩子的屁股，说有蛇他就害怕，不敢去了。

“枇杷晚翠”描写冬天的景色。“枇杷”指枇杷树，植物学上属蔷薇科常绿的小乔木。树可观赏，果实于五六月间成熟，十分甘甜。枇杷果甘酸润肺、止渴下气，枇杷叶可以清肺和胃、降气化痰，是枇杷膏与青草茶的主要原料。古代隐居的人，没有条件喝茶叶水，就用枇杷叶煮青草茶，烧焦枣茶，炒松子煮松子茶，味道更淳朴、更自然。南朝宋周曾着《枇杷赋》赞美枇杷树既耐寒冷又耐酷暑，叶子四季常青，不会凋谢。到了冬季晚景虽然枝头戴雪，枇杷叶子还是那么青绿，更显得苍翠宜人，所以说“枇杷晚翠”。

“梧桐蚤凋”描写秋天的景色。梧桐树是应秋的落叶乔木，对应立秋的节气。立秋一到，梧桐树的叶子准有一片先落地。“落叶知秋”的成语就是指梧桐树说的，所以中国古代诗词里，都以梧桐代表秋天。如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又如唐代王昌龄的诗“金景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

“蚤凋”的蚤是通假字，等于早晚的早字。立秋是在阴历的八月，其时天气尚热，立秋后面还有一个节气叫处暑。俗话说“晚立秋，热死牛”，夏天还没结束，梧桐树就落叶了，所以说它“早凋”。梧桐树开花很奇特，其它植物是先长叶后开花，梧桐树却是先开花后长叶。花开喇叭状，内有两条长蕊垂下，果实可以吃也可以用来榨油。法国梧桐是世界知名树种，树冠大，常用作人行道两侧的遮荫树。光绪十三年，清政府曾拨银专门从法国购买梧桐树苗。现在上海静安公园的梧桐树群就植于一八七九年，是中国少有的古梧桐树群。

以上这四句话联起来读很美，充满了诗情画意：

池塘里的荷花开得那么光艳，

园林内的草木抽出了嫩叶枝条。

枇杷树到了冬天，叶子还是苍翠欲滴；

梧桐树一到秋天，叶子就早早地凋谢了。

四句话写了四个景，春夏秋冬。春天是“园莽抽条”，夏天是“渠荷的历”，秋天“梧桐蚤凋”，冬天是“枇杷晚翠”。四幅非常优美的自然风景画，不知道诸位能否观想得出来。

陈根委翳，落叶飘摇。

游鹍独运，凌摩绛霄。

一草一木都是那样和谐自然，可使人寄情托志，寻找到真正的自我。低下头看看“陈根萎翳”，抬头看看“落叶飘摇”。“陈根”是老树陈根，“委”是枯萎，衰败。“翳”是荒芜、暗昧，枝叶遮盖的意思。陈根老树枯萎倒伏，落下的树叶在空中随风飘荡。一昂首，又看到空中“游鹍独运，凌摩绛霄”。远游的鹍鸟在空中独自翱翔，一个高飞，冲到紫红色的云上面去了。“独运、绛霄”四个字用得准确、贴切，且合典。这一段文字的描写很像一幅极有情调的秋色图，与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十分接近。

常常有人用《庄子·逍遥游》里面“鲲鹏南徒”的寓言来解释这里的鹍字，但不是很确切。庄子的气魄更加庞大恢宏，他说的“鲲”是一种大鱼，所谓“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这个叫鲲的鱼大得很，不知道有多大；鲲一变成为大鹏鸟，鸟的背也不知道有多大。而这里的“鹍”字是鸟字旁，是长得像鹤一样的一种大鸟，不是大鹏。鹍和鹤都喜欢独居，性情孤傲。鹍可以飞得很高，所以这里说“游鹍独运”，同时也对应前文的“索居闲处”，衬托出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处染而不染的操守。

“凌”是向上升高，“摩”是迫近、接近的意思，如摩天大楼。“绛”是紫红色，“绛霄”是紫红色的云气，又叫“紫霄”。“凌摩绛霄”的意思就是高飞接天，直冲九霄。紫霄宫是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地，是九霄中的第八层。九霄分为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振霄、紫霄、太霄。越往上神仙的品级越高，九霄之上还有九天，层层递进。《神仙传》里对此描述的很具体，也很热闹。

以上几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陈根老树枯萎倒伏，

落叶在空中随风飘荡。

远游的鹍鸟独自翱翔，

高飞接天，直冲九霄。

接下来的几句，语义随着韵律一转，柳暗花明，又是一番景致。

耽读玩市，寓目囊箱。

“耽”是沉浸、沉恋、入迷了，以致别人叫也听不见，所以“耽”是耳字旁。“寓”是寄托，“玩市”是热闹的集市、游玩的场所，相当于现代的购物中心。“耽读玩市”说的是一个人在噪杂的市场里还能潜心读书，对外面的一切境界都充耳不闻。这个典故说的是东汉学者王充。“寓目囊箱”也是说王充上街，别的东西都不看，眼睛看到的只是书袋书箱，除此而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王充是东汉著名的唯物论思想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早年曾入太学受业，师事班彪，通百家言。王充喜欢博览群书而不是死守章句，他年轻时游学洛阳，因家境贫寒，买不起书，便经常到书铺里站立着读书，可以过目成诵。他曾做过郡里的功曹，相当于郡守的总管事，能参与一郡的政事。因与上司意见不合，几次诤谏都未被采纳，于是辞官而去。回到乡里后以隐居教授学生为业，后来又闭门著书立说。他以毕生心血写下四部哲学巨著《讥俗》《政务》《养生》与《论衡》，但留传下来的只有《论衡》一部。

《论衡》共八十五篇，是王充用了三十年心血才完成的，被称为奇书。公元189年蔡邕来到浙江，看到《论衡》一书如获至宝，密藏而归。蔡邕的友人发现他自浙江回来以后，学问突有大进，猜想他可能得了奇书，便去寻找。果然在他帐间隐蔽处发现了《论衡》一书，便抢了几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嘱：“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不要外传”。友人读后亦称“真乃奇书也”。

易輶攸畏，属耳垣墙。

“易”是轻易、疏忽；“輶”是一种很轻巧的车子，有轻忽、轻率的意思。对一些小事很容易轻视、疏忽叫作“易輶”。“攸畏”是所畏，有所畏惧。《诗经·大雅》中有一段话“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意思是说：“人们常说道德一事轻如毫毛，但却很少有人能举起它”。君子对待任何事情，无论大小，看重的应该是道德和良知。不要轻视小事，不要疏忽很容易的事情。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人往往失败在小地方，俗话说“阴沟里翻船”，一定要重视小事，这就是“易輶攸畏”的意思。例如讲话时要小心，不能旁若无人。为什么呢？因为“属耳垣墙”。

“属”的本义是连接，有关联。“耳”是耳朵，耳朵与墙是连着的。什么意思呢？隔墙有耳，讲话要小心，要有所畏惧，不要旁若无人。“垣”是用土坯垒的矮墙。这两句话，语出《诗经·小雅》“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一句。修辞上属于引经，但没有注明出处，所以是暗引。

相传五代时有个地方官，很忌讳书生们的议论，便在读书人经常聚会的地方造了一道矮墙，派人隔着墙偷听，以便掌握他们谈论的内容。因此人们常常互相提醒，谨防“隔墙有耳”。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爱打探别人的隐私，“张家长李家短、七个碟子八个碗”，凡事都爱包打听。扒窗台、听墙根是常有的事，尤其古代是土坯墙，挖个洞就可以属耳，更方便。老人们常说：“屋里说话外边有人听，树下说话树上有人听，大道上说话草窠里有人听”，现代观念叫“保密”。

孔子在《易经·系辞》中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乱子大部分都出在言语不密，授人以柄，自己乱了阵脚。所以任何事情在没有成功以前，都要深藏不露，要小心谨慎，这是古人总结了多少教训得出来的经验。当然，偷听别人谈话是不道德、不体面的阴暗举动，历来为君子所不齿。

以上几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王充沉醉于读书，

即便在市场里，

眼睛盯着的也全是书袋和书箱。

讲话最忌讳旁若无人，

尤其要注意隔墙有耳。

具膳餐饭，适口充肠。

下面几句话讲的是普通的居家生活。“具”是动词有准备、料理的意思。“餐”在古汉语中也是动词，有吞食的意思，如餐风饮露。膳、饭是同一类概念，是不同的饮食种类，含义不一样。膳字带个肉月旁，肉食为膳；五谷煮的素食叫饭。布衣百姓说吃饭，家常便饭，帝王叫传膳，钟鸣鼎食。素食者长寿，肉食者短命，如果古代可以验血，进膳食的帝王一定都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具膳餐饭”说的是荤素饮食的准备，要注意两个原则。一个是适口，一个是充肠。“适口”是可口、咸淡适宜；“充肠”是能吃饱。人的饮食越简单，身体越健康，所以在饮食上能适口充肠就可以了，所谓“食适可，无过则”。千万不要浪费，不要奢侈，要懂得惜福。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唐玄宗的儿子李亨当太子的时候，有一次陪着皇帝吃饭。侍从送上一条烤羊腿，玄宗叫太子用刀割开。李亨割开羊腿，看见刀上沾了碎肉，就随手拿起一张薄饼擦刀子。玄宗盯着太子直到他把这张饼吃了，才高兴地说：“这样惜福才对”。

“适口”是因人而异，因地治宜，没有统一的标准。饮食上的五味是要根据空间和时间来调整的，所谓“冬不吃夏物，北不餐南食”。非要冬天吃西瓜，鸡命吃鸭食，就有违卫生之道。五味大致上的分类就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饮食不注意，就会闹水土不服的毛病。山西人爱吃醋，因为山西水土碱性大，酸碱中和，所以叫“西酸”。山东近海，潮湿寒冷，所以山东人吃葱蒜像吃巧克力一样，叫“东辣”。湖南人用大辣椒哄孩子，小孩子自小就被辣得昏天黑地。

由地域和五味的不同，形成鲁、川、粤、淮阳四大风味，再发展出山东、四川、湖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闽南八大菜系，以及煎煮蒸炸，熬炒扒溜炖等烹调手艺。这又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烹饪在五行八作里面属“勤行”，厨子的祖师爷是伊尹。但是为了这口腹之欲，人这个永远也填不满的大漏斗，不知吃绝了多少物种，这是“口福”还是“口祸”，真是说不清楚。

饱饫烹宰，饥厌糟糠。

“饱饫烹宰”是说，吃饱了以后再好的东西也不想吃了。“饫”是因为吃饱了而厌倦，不想再吃了。“烹”是用水煮，“宰”是宰杀。“烹宰”是肉食的准备。吃饱了还杀鸡炖鱼的干什么呢？“饥厌糟糠”是说，在没有饭吃的时候，有糟糠也就满足了。“厌”是满足的意思，如《论语》中孔子的话：“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糟”是酒渣，古代没有提纯技术，酒不过滤，所以这样的米酒也称为糟。现在南方还盛行吃醪糟酒，淮阳菜里也还有糟鱼、糟鸡等名菜。“糠”是谷子的外壳，用作饲料。“掺糠使水”是古人形容奸商的行为，今天换成“假冒伪劣”了。

文化革命中实行吃“忆苦饭”，我有幸享受过“吃糠咽菜”的感觉，一个糠窝头，一碗猪菜汤，多了还没有。麸子窝头挺香的，现代营养学还提倡吃，说是富含维他命B。糠就难吃死了，像锯末一样，不用猪菜汤往下送根本就难以下咽。“糟糠”就是指粗劣的食物，代指艰苦的生活，以后专指共过患难的妻子为“糟糠之妻”。如苏东坡言：“居富贵者不易糟糠”。

实际上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俗话说的“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饮食也是如此。传说清道光皇帝微服出游时，曾在一户农家吃了一碗豆腐汤，觉得味道十分鲜美。回到宫中以后，命御膳房照做，结果口味皆非。其实这就是厌足了山珍海味的缘故，所以明代朱伯庐的《治家格言》中才说：“饮食约而精，园疏愈珍馐”。饮食要少而精细，就是蔬菜也比珍馐美味要好。

亲戚故旧，老少异粮。

亲戚朋友会面要尽量盛情款待，老人和孩子的食物应注意有所不同。请客人吃顿饭是待客之道，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要注意老少区别开。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要吃软的、暖的；小孩子身体正值发育，牙齿好，胃火大，爱吃凉的、硬的、粘的。

请老年人吃饭一定要注意，例如，“烫甜粘”是老人饮食上的大忌。有一个孝子在街上给母亲买了炸元宵，跑回家让老太太趁热吃。儿子一片孝心，老太太只好吃了，吃下去心脏病就发作了，送到医院就死了。炸元宵是“烫甜粘”三条俱全，老太太等于吃毒药，所以请老人吃东西千万要注意。古人说：“七十不留饭，八十不留宿”。七十岁以上的人，就不要留他吃饭，万一老病复发，请客的人说不清楚。八十岁以上的人，就不要留他在家中过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无法向人家的儿女交待。

“故旧”是故友旧识的简称，也就是老朋友、老相识。文化传统也称为“故旧”，做人不可以喜新厌旧，不尊重自己的传统也是不应该的。

“亲戚”两个字含义不同，现代汉语里面重叠连用了，在古文中要注意区别。父亲一支、父属同姓的为“亲”，母亲一支、妻子一支，母属、妻属不同性的为“戚”。内亲外戚，在血缘关系上不一样。读两汉的历史，常常有外戚和宦官把持朝纲的记述，外戚持政，是因为皇帝幼小，无法理政。汉代有十个皇帝登基时不满十四岁，国事只好由母后一系的人协助治理，但是一到尾大不掉，外戚就想篡权。王莽毒死了孝平帝，自己篡位当皇帝，就是个例子。

以上几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饭菜的安排要可口，让人能吃饱。

不饿的时候，上等美味也会生厌；

饥饿难耐的时候，有糟糠也就满足了。

亲戚朋友往来，要待之以礼；

老人和孩子的食物，应有所区别。

妾御绩纺，侍巾帷房。

古人有妻有妾，但妻妾有别，妻子只有一个，妾可以有几个。按照《礼记·内则篇》所下的定义：“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明媒正娶的为妻，不依礼法、私自结合，私奔而来的叫妾。帝王尽管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加在一起一百零八个女人，但正宫娘娘只有一位。

“御”是治理、管理的意思，古代上对下的治理叫作御。“绩”是缉麻，是把麻纤维披开来搓成线，“纺”是将丝纤维制成纱或线。上古时代还不懂种棉花，上古的布不是棉织品，而是麻织品或葛织品，丝织品则称为帛。穷人穿不起帛只能穿布衣，最粗劣的衣服是褐，是用粗毛编织的。老子说“披褐怀玉”，就是说“人不可以貌相”。妻子要总管家务，妾就要负责缉麻纺线、织布做鞋一类的女工、女红。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只有“男耕女织”才能稻麦果腹，棉帛御寒。大户人家的妻妾，虽然不以纺纱织布谋生，但针线女工也是必修的功课，曾国藩对此要求得极严格，读读他的家书就明白了。

妾的另一件工作是“侍巾帷房”，就是要服侍好主人的起居穿戴。“侍”是服侍，“巾”是拢发包头的布。先秦时代，男子是十八岁至二十行冠礼，戴帽子，表示成人了。秦汉以后，有官职、有禄位的人才可以戴冠，没有功名的白丁只能戴头巾。这里的“巾”既泛指衣冠，又有巾栉之意。“侍巾”即侍奉丈夫梳洗盥沐。

“帷房”是自己的寝房、内室，古代的房中都有帷幕，床上有幔帐，既可以隔音，又可以保护隐私。布幔在两旁的叫帷，在上的叫幕。

这两句话的白话译文就是：

妻妾们应当从事纺纱织布的工作，

并在内房服侍丈夫的起居生活。

纨扇圆洁，银烛炜煌。

白色的生丝织成的帛叫做“绢”，齐地（齐国）出产的绢最有名，叫作“纨”。古语里有“纨绔子弟”的话，就是泛指衣着华美的富家子弟。“纨扇”是女孩子用的白而园的绢扇，可以在纨扇上面题字、做画。《训蒙骈句》里面就有“含愁班女题纨扇，行乐王维赴鹿柴”的句子。《西游记》中也有“两路绿杨藏乳燕，行人避暑扇摇纨”的诗句。

绢、绸、缎，统称为帛，我们认为是一样的东西，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三种丝织品。“绢”是厚而疏的生丝织物，绢都是白的，没有染色，故此女子多用绢（娟）取名以示女子的贞洁，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嫂子就叫李纨。原始的绢就是帛，“帛者白巾也”，有钱人可以把帛当成纸用以书写，秦汉时期就有帛书。一九七三年，中国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内有老子《道德经》、《易经》等，非常宝贵，是距今见到的最古老的《道德经》帛书本，相信汉以后的古人都没有见过。一九九三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战国中期的竹简八百零四枚，内有《老子》、《孙子兵法》等古书，又解答了连司马迁都困惑的问题。竹简《老子》才二千言，五千言的《老子》显然是修订本。

用熟丝（染色丝）密织的帛叫做“锦帛”，其中薄者为绸，厚者为缎。上古时代没有蜡，所谓的“烛”是照明用的火炬、火把，不是蜡烛。唐以后才有了由动物、植物或矿物油质制作的蜡烛，如有石蜡、蜂蜡、蜜蜡等。素蜡就是白色的蜡烛，形容人的脸色不好称为“蜡白”。“银烛”就是银白色的火烛之光，“炜煌”是火光炫耀的样子。

昼眠夕寐，蓝笋象床。

“昼眠夕寐”是白天午休，晚上睡觉。眠就是寐，二者都是熟睡、睡着了的意思。“眠”目字旁，偏于闭目安然的样子，“寐”上面的宀代表房子，下面是床，表示安卧熟睡。所以“眠”是很随便的闭目小憩一下，“寐”就是正规地躺在床上大睡。寐字用的很正规，如说，梦寐以求、夜不能寐。眠就用得很随便了，如春眠、冬眠。

“蓝笋象床”说的是卧具，有青篾编成的竹席和象牙装饰的床榻。“蓝”是古代用于染青之草，从中可以提取出青颜色，荀子在《劝学篇》说过“青取之于兰而青于兰”的话。“笋”是嫩竹子，用嫩竹篾编的席子既柔软又凉爽，再用蓝草染成青色，很贵重。《书经·顾命》里就有“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的话。“象床”指用象牙装饰的床，床架用硬木雕花镂空，中间镶有象牙和贝壳等装饰品。

上面四句话描写了南朝金陵士大夫阶层奢靡侈富的生活：

圆圆的绢扇洁白素雅，

银白的火烛明亮辉煌。

白天小憩，晚间安寝，

象牙装饰的床榻铺着软软的竹席。

弦歌酒宴，接杯举觞。

歌舞弹唱伴随着盛大的宴会，人们高擎酒杯，开怀畅饮。弦歌是“鼓弦而歌”的简称，弦字的古写应该是纟旁，弓字旁的弦是弓弦，与丝竹之声的丝弦是完全不同的。此处的“弦歌”是引经，引用《论语》里孔子的话。《论语·阳货篇》里有“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的记述。孔子的学生子游在武城理政，孔子到了那里，看到政治清平，民风纯朴，城内一片弦歌之声。孔子笑着说：这个子游，用高级的礼乐文化教育普通百姓，是杀鸡用牛刀，小题大作了！

古代的酒具分盛酒器和饮酒器，尊、觥、壶是盛酒器，杯、觞、爵则是饮酒的器具。“杯”是战国以后才有的，最初是木质的，椭圆形两侧有耳，又称耳杯、羽觞。“觞”是兽角雕刻的，“爵”则是古代饮酒具的通称。爵是三条腿的青铜器，下面可以点火，可用来温酒、热酒。说到觞，就自然要提到“曲水流觞”与《兰亭集序》的典故。

浙江绍兴西南的兰渚山上，有一座兰亭，四周环境优美，景致宜人。亭内的地面上凿有盘旋曲折的水道，有溪水贯流而过。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退任的右将军王羲之与众多的文人名士，一同来此聚会宴饮。他们把觞放在曲水上漂流，漂到谁的面前谁就饮酒一觞，赋诗一首。大家开怀畅饮，赏心快乐，佳句不绝于口。王羲之为这一天朋友们所写的诗集作了一篇序，就是千古名文《兰亭集序》。

矫手顿足，悦豫且康。

人们手舞足蹈，快乐安康。“矫”是高举的样子，举手、抬头都可以用。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有“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诗句。“顿足”是随着音乐的节拍跺脚，“悦”是喜悦，“豫”是心里面舒适、安乐，“康”是身心康泰、康乐。

人在高兴的时候，往往会以歌舞来表达心中的欢悦，古人说“歌以咏言，舞以尽意”，又说“乐非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唱歌是语言的表达，舞蹈是情感的流露，歌舞不但使自己欢悦，还能使他人身心愉快。《礼记·乐记》中有一段很传神的话，能说明什么是歌舞。大概意思是：唱歌不过是一种拉长声调的说话，在用普通言语不能表达思想的时候，就要用拉长声调的方式说话了。拉长声调也不能表达的时候，就要放声高歌；放声高歌也不能表达，就要手舞足蹈了。所以一个人手舞足蹈，就暴露出其内心的兴奋。

“矫手顿足”形容体健，“悦豫且康”形容心悦，身心二者都快乐康泰，才是“悦豫且康”。

两句话联起来的意思，就是：

歌舞升平，盛排筵宴。

人们接杯举觞，开怀畅饮。

随着音乐的旋律手舞足蹈，

身心既快乐又康泰。

嫡后嗣续，祭祀烝尝。

“嫡”是正妻所生的长子，正妻生的次子以及妾所生之子均为“庶”，庶是众多的意思。先秦礼制，嫡子只有一人，是正妻所生的长子，嫡子有继承的权利。嫡庶之争，无论在皇家或士族，历来都是家族动乱的根源。直到现代社会，培养和任用自己的嫡系，也是当权者上台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

“后”是承继祖宗血脉的后代，“宗”的本义为宗庙、祖庙，后世多指血缘关系。“嗣”是子嗣，也就是后代子孙的意思，其本义是诸侯传位给嫡子。“续”是继承、接续的意思。

“祭祀”是以血食祭奠天、地、祖先的一种大礼。祭天称为祭，祭地叫作祀，祭祖叫做享。古代有五祭：祭天、祭地、祭祖、祭神、祭灶。祭祀时要杀牲，把牲肉放在祭台上,根据祭祀的等级有三牲祭（羊豕犬）和五牲祭（马牛羊豕犬）。

“烝尝”是“礿禘尝烝”，四时之祭祀的简称。《礼记·王制》规定：“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这是夏商两朝的祭祀，一年中有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个正时的祭祀。周代的祭祀，则春曰祠，夏曰礿。这里仅用“烝尝”两个字，代指四时祭祀。“祭祀烝尝”这句话语出《诗经·小雅·天保》，上有“礿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的诗句。

普通人家是初一、十五给祖先上供，古人认为阴间和阳间既隔界也隔时，也就是时间和空间不一样。阴间的一天是我们阳间的一个月，初一、十五给祖先上供，就相当于供养祖先一个早餐、一个午餐。秦以前的人一日两餐，日出以后一食，日落以前一食。那个时候，人们生活不富裕，吃得很少，但身体健康，寿命也长。日本人还是这个规矩，吃得少，但也不是两餐。现代人一天吃七顿（上午茶、下午茶、点心、宵夜，再加上三餐），身体反而越来越糟，撑死的人比饿死的人多。

稽颡再拜，悚惧恐惶。

古代的礼仪非常讲究，上下尊卑之间的问候礼，就有作揖、拜、长跪、叩首等。“稽颡”是跪拜礼中最隆重的一种，要以额触地。“稽”是停留、到达的意思，“颡”是额头，额头触地停留一会叫作“稽颡”。“拜”在古代是两手合于胸前,头低触到手的一种礼节，后世发展为两手着地的大礼。

“稽颡再拜”一句出自《礼记·射义》，其中有“再拜稽首”。再是第二次，古文里有“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法。一次又一次的行跪拜礼，叫做“稽颡再拜”。拜多少次为标准呢？按古制，一拜是三叩首，最多是三拜九次叩首，故此“三拜九叩”是大礼，最高的礼节。

“悚惧恐惶”描述敬畏、畏惧、战战兢兢的心理，是一个人诚敬到极点时的心理反应，程度一层比一层严重。“悚”是浑身一抖，汗毛乍起，起一身鸡皮疙瘩，如毛骨悚然。“惧”是轻微的害怕，内心有一点惴惴不安。“惧”为心之志，在人体脏腑中对应的是人的心脏。“恐”是严重的害怕，为肾之志，对应的是肾脏。人害怕厉害了会大小便失禁，因为恐伤肾，所谓吓得屁滚尿流。惧和恐一个伤的是心，一个伤的是肾，且轻重程度有所不同。现代汉语里“恐惧”连用了，但在古文里要区别开。“惶”是惊慌失措，指人的心里七上八下、坐卧不安、烦躁，如有“惶惶不可终日”的说法。

在祭拜祖先的时候，诚敬恭谨、严肃矜庄，这很好理解。为什么这里说会“悚惧恐惶”，甚至吓得屁滚尿流，大小便失禁呢？我们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在慎终追远的时候，在先人神灵面前要反省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恶劣的想法、龌龊的心理等一切见不得天地、对不起祖先、给祖宗蒙羞的地方，每想到这一些就会“悚惧恐惶”。犯小错的人毛骨悚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再严重些的，就会心中揣揣不安。真正行为有失检点，让祖先蒙羞的人就会吓得大小便失禁，屁滚尿流。更有甚者则惶惶不可终日，饭吃不下，觉睡不着。

这样的人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有救，因为他（她）还有羞耻之心。孟子说：“无羞耻之心者非人也”。做了错事，连“悚惧恐惶”之心也没有，厚颜无耻、没皮没脸，这是“非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以古代的祭祀是大典，庄严异常，目的之一就是借天地祖先的力量，净化参与者的心灵。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诚敬之心，这样的典礼最好不要参加，去了有过无功，何苦呢！

以上四句话的白话文意思就是：

子孙一代一代传续，

四时祭祀不能懈怠。

又磕头，又下拜，

虔诚恭敬，自我反省。

笺牒简要，顾答审详。

“笺牒”是书信的代称，“笺”是信纸，如便笺、手笺等。“牒”是古代书写用的木片或竹简，小的曰牒,大的曰册；薄者曰牒，厚者曰牍。“笺牒”两个字联用代表了书信。“简”的本意是竹简，与“牒”同义，但“牒”还包括了木片。几个字就能说清楚的小事，写在一根简牍上就可以了，所以杜预在《春秋序》上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古代的名帖，现代用的名片也是牍的一种。

“笺牒简要”的意思是说：写给他人的书信要简明扼要，不要啰嗦。有些人写信喜欢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地写上一大篇，真正想说的东西反而被淡化了。读这样的信都着急，好象吃包子三口下去还没吃到馅。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怀念起当年的小伙伴，想请他们到皇宫来玩玩，就让手下的学士们给写一封信。信写完了，有好几大篇纸。朱元璋一看“之乎者也”就火了，说：“哪里用得着说这么多废话，他们也看不懂啊！就两行字，我想你们了，来看看我吧！不就完了嘛”！

“顾”是回顾，“答”是答复。“顾答审详”的意思是：回答别人的问题要审慎周详。给别人写信要简明扼要，回答别人的问题要审慎周详。清宫皇史宬里面保留有全部的清宫档案，无论是康熙、雍正还是干隆，批复大臣的奏章，朱砂御笔的批字比原奏章的字数还要多上几倍。尤其是雍正，动辄批上数百字，真是苦口婆心，反复叮嘱。可是有些批复就只有三个字“知道了”显然是嫌他们啰嗦。可见，即使是帝王也一样，既要“笺牒简要”也得“顾答审详”。

骸垢想浴，执热愿凉。

“骸”是骨骼，人体有骨有骸，大的骨头叫骨，小的叫骸。现代解剖学证明，人身有骸骨二百零五块，女人比男人多两块，二百零七块。人体骨骼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胶质，碳酸钙是大自然固化的二氧化碳，与山石的碳酸钙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人体骨骼的胶质不足，特别是老年人骨胶质流失过多，就容易发生粉碎性骨折，与山石自然风化的道理一样。所以补钙并不重要，补充骨胶质才是最重要的。

现代人钙质流失严重，骨质疏松症很普遍，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究其原因是人体蛋白质摄入过量，俗话说的“营养过剩”。蛋白质是由氨基酸合成的，酸性物质的代谢需要吸取血液中的有机钙来中和，所以人吃得越多越缺钙。美国人缺钙最严重，大把地吃钙片也无济于事。因为商业化的钙制品多是无机钙，人体不但吸收不了，反而堆积在关节里造成骨质增生，或附着在肌腱上形成韧带钙化，倒不如多喝点蔬菜汁和鲜果汁更实际。

古人辞官不做，称“乞骸骨”，意思是请皇帝将这把老骨头赐还给我吧。这里的“骸”是“四肢百骸”的缩略语，代指人的整个身体。

“执热愿凉”语出《诗经·大雅·桑柔》：“谁能执热，逝不以濯”。人捧着热东西就希望它快点凉，常有人端着杯热茶不停地吹气，这是人之常情，是人的共同心理。

“浴”是沐浴，洗去头上的污垢叫沐，洗去手上的污垢叫盥，洗去脚上的污垢叫洗，或濯；洗去身上的污垢才叫浴，或称“汤沐”。周朝的时候，诸侯觐见天子，要住在京畿以内的“汤沐邑”，即可以斋戒沐浴的封邑。以后皇室收取赋税的私邑，特别是公主陪嫁的封地，都称为“汤沐邑”。

以上四句话的白话文意思是：

给人的书信要简明扼要，

回答别人的问题要审慎周详。

身上脏了就想洗个澡，

捧着热东西就希望它快点凉。

驴骡犊特，骇跃超骧。

小牛为犊，公牛为特，“驴骡犊特”就泛指家中的大小牲畜。“骇”是惊骇，受到惊吓；“跃”是跳起来了；“超”是一个跳到另一个前面去。“骧”是腾跃不已。汉张衡的《思玄赋》中有“仆夫俨其正策兮，八乘腾而超骧”的话。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家中的驴子、骡子大小牲畜，惊奔欢跃，东奔西跑。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告诫后人居家要谨慎小心，要注意安全。

每每在自然灾害发生以前，人的反应远不及动物灵敏。如果家中的动物忽然“骇跃超骧”，象受到惊吓一般蹦跳不已，就要小心了，是否有火山、地震之类的灾害要发生。

诛斩贼盗，捕获叛亡。

秦汉以前，“贼”指叛国作乱、危害人民的人，如有乱臣贼子，故有讨贼一称。“盗”是窃货曰盗，偷人家东西的叫盗。盗字的甲骨文字形是：看着别人的器皿流口水,存心不善。秦汉前，把偷窃者叫盗，抢劫财物的叫贼。“偷”字在古文里的意思是苟且、没皮没脸。比如成语“苟且偷生”，不是偷偷地活着，而是该死没死，凑合活着的意思。另外做人不厚道，刻薄也叫偷，如《论语·泰伯》一篇中“故旧不遗，则民不偷”的话。

“诛”字的本义是声讨、谴责，所以字形从言，所谓“口诛笔伐”。引伸义为诛灭、剪除，但偏于诛心(揭露、指责人的用心)，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斩”是切开来，在六书里属于会意字，从车,从斤。古有“车裂”之刑，故从车。“斤”是斧子，是斩首或腰斩的代言辞，所以“诛斩”二字要分清，一个诛心、一个杀身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上的商鞅被车裂、李斯被腰斩、韩非被毒死、谭嗣同被斩首，法家人物虽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但身后之事如此惨烈，真是发人深省！

有人说，为什么总是提到秦汉以前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准确一点说，指的是先秦的文化，就是秦汉以前的文化。那时候人心纯朴、民风淳朴、文风也淳朴。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的著述，无不感到其文字之精纯像百年佳酿一样，入口绵软，回味无穷。汉以后人为的自我复杂，特别是两晋以后，文辞越来越华美，内容越来越空洞，所以才有初唐韩愈等推崇古文的运动。我们今天学习传统文化，既然是寻根溯祖，就要直接汲取菁华。上古时代文字少，书写工具和刻印条件都差，不是好东西绝对不会如此费时费力地刻在竹简上。

“叛亡”在这里，主要指代自己家里的奴仆。古代大宅门家里都有很多下人，院工仆婢、厨子老妈、门房马夫，都是有契约关系的非自由人。一旦犯了错误受到惩罚，对主人不满、叛亡而去了，就非同小可。这些人因为没有自由身，在外面很难活下去，所以不是跑到官府去诬告主人，就是跑去做强盗，勾结匪类来捣乱破坏。古典小说里这种仆害主的故事太多了，所以说要“捕获叛亡”，要追捕叛乱分子和亡命之徒。国家的叛亡分子自然由国家负责，读古文，一定不能脱离当时的时间与空间。

以上四句话的白话文意思是：

驴子、骡子，大小牲畜，

惊奔欢跃，东奔西跑。

要严厉惩罚盗贼，

要追捕叛乱分子和亡命之徒。

布射僚丸，嵇琴阮啸。

恬笔伦纸，钧巧任钓。

这里用四句话，介绍了古代的八个人，他们的技艺或解人纠纷，或方便百姓、造福社会，成为人们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第一位是吕布，“布射”是吕布“辕门射戟”的故事，典出《三国志·吕布传》。三国时期的刘备因伐袁术失败，受到袁术手下大将纪灵兵马的围攻。刘备不敌，只好求助于吕布。本来陶公祖三让徐州给刘备，但吕布趁机占了徐州，欠了刘备的人情。这一次刘备来求，他不得不助。于是就将纪灵请到营中，对他说：“刘备是我兄弟，他的事我不能不管。但是我一向反对无端厮杀，所以这一次希望能为你们调解”。话毕，派人将自己的画杆描金戟远远地插在辕门口，回头对众人说：“我如射中大戟上的月牙，你们双方就和解，否则就是与我吕布过不去。如果射不中，你们的事我就不管了”。话毕发箭，正中戟上的月牙，顿时喝采声雷动。纪灵虽然不情愿，也只好乖乖地领兵退走了。

第二位是宜僚，“僚丸”是“宜僚拋丸”的故事，典出《庄子·徐无鬼》。熊宜僚是楚国人，会一手拋球的绝活儿，类似马戏团小丑扔瓶子、拋火把一类的杂耍。但熊宜僚的手艺可就高得太多了，八个球在空中，一个球在手里，一次就拋九个，还是单手。《丸经·序》里面记载：“昔者，楚庄王僵兵宋都，得市南勇士熊宜僚者，工于丸，士众称之。”楚庄王的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但久攻不下。一次双方摆开阵势，又准备拼杀，千钧一发之时熊宜僚来了。此公露了一手，在两军阵前拋丸，宋军停战观看，都看傻了。突然间楚军掩杀过来，宋军不战而败。

第三位是嵇康，“嵇琴”是嵇康抚琴的故事，典出《晋书·嵇康传》。嵇康，字叔夜，谯郡（今安徽宿县西南）人，是西晋时的名士，善弹琴赋诗。曾官居中散大夫，亦称嵇中散，西晋时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嵇康、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嵇康精通音乐，着过《琴赋》，善弹奏《广陵散》，相传是早年游学洛水、夜宿华阳时，一位异士传授给他的。嵇康是曹操的嫡孙女婿，司马氏当政后，坚决不出仕，最终被司马昭所杀。嵇康临刑前，只要求再弹奏一次《广陵散》，三千名太学生上书要求赦免嵇康，遭到朝廷拒绝。嵇康轻抚瑶琴，最后弹了一遍《广陵散》，叹息说：“袁孝尼多次请求要学奏此曲，都被我拒绝了。从今之后，此曲绝矣”！弹毕，从容赴死，享年三十九岁。有人盗了东汉蔡邕的墓，据说从中发现了《广陵散》的曲谱，但一经演奏浑然不似绝响之曲，属伪谱无疑。

第四位是阮籍，“阮啸”是“阮籍长啸”的故事，典出《晋书·阮籍传》。阮籍，字嗣宗，陈留郡（今河南开封陈留县）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阮籍的父亲阮禹，曾是深得曹操信任的文臣。司马氏执政后，阮籍看到天下变乱，名士很少能有保全者，因此常与刘伶等人借酒抒情。他有时候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有时又一出几个月不归。《晋书·阮籍传》中记载，他经常独自驾车，一任牛车走到穷尽之地，大哭一场后再调转车头回家。

阮籍一生中只做过十余天的东平太守，他下令拆除衙署的墙壁，首开“开放式”办公的先河，又大刀阔斧地简化政令。李白曾写诗赞颂阮籍为官的潇洒：

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情。

相传，阮籍曾在苏门山（今河南辉县）向一著名隐士，苏门先生孙登学得“啸法”。阮籍听说苏门山有一得道之士，就去访他。苏门先生正在打坐，无论阮籍怎样软磨硬泡，孙登也不理睬他。阮籍无奈只好打道回府，行至半山腰，忽听山上传来长啸之声，抬头看时，正是孙登在长啸，声震山谷。阮籍陡然间听懂了啸声中的隐意，也以长啸相和，并为此写下一篇《大人先生传》，这就是“阮啸”的故事。

啸是古代道家一种吐纳练气的内功法门，要运丹田之气，长啸一声，使内气闯三关、过九窍、直冲顶门。禅宗的洞山禅师就会此啸法，郎州刺史李翱是洞山的弟子，他有两首描写洞山禅师的诗，写得很美、很有意境。

其一：

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其二：

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洞山禅师看似松形鹤立、仙风道骨，哪知他一啸声传三十里，其内功之深可见一斑。

第五位是蒙恬，“恬笔”是“蒙恬造笔”的故事。晋朝崔豹的《古今注》说，蒙恬开始用兔毫竹管造毛笔。蒙恬是秦始皇的大将军，曾领兵驻边，督造修筑万里长城，但是毛笔在他之前就有了。目前发现最早的实物毛笔是战国时代的，例如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河南信阳长台关的楚墓都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兔毫竹管毛笔，因此说蒙恬发明毛笔欠妥，应该说是蒙恬改进了毛笔，后唐的马缟就说过“蒙恬始做秦笔”的话。

蒙恬常年在塞北抗击凶奴，打狼捕猎是常有的事。很有可能是他发现，将狼毫与羊毫结合在一起，既柔软又挺直，刚柔相济，更适宜用来书写，于是发明了狼毫“秦笔”。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毛笔，笔锋是黑紫色的狼豪，外覆以黄褐色的软羊毛，与蒙恬改良毛笔的说法正好相吻合。

第六位是蔡伦，“伦纸”是“蔡伦造纸”的故事。蔡伦是东汉汉和帝刘肇的常侍，开始时作宫中的杂役，以后负责监制宫廷用具。当时的文书，或写在竹简上，或写在锦帛上。北方很少竹子，即使有竹简使用起来也很不方便，代之以锦帛又太昂贵，根本用不起。西汉时，民间已有用麻纤维造的纸，如《汉书·外戚传》称之为“赫蹄”，但仍然是成本高、原料有限，不能普及使用。蔡伦经过深入观察研究，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来造纸，公元105年，蔡伦造出第一批纸，人称“蔡侯纸”，此事载于范晔的《后汉书·蔡伦传》中。

第七位是马钧，“钧巧”是“名巧马均”的故事。马钧是三国时期的发明家，他性巧又善于动脑筋，曾改进织绫机，使丝织效率提高了五倍。他发明了龙骨水车，可以连续提水灌溉，直到今天仍然在使用。他还通过想象力复原了黄帝时代的指南车，并利用水力推动齿轮制造了多种玩具。他制作的木头人能跳舞，奇妙无比，被誉为天下名巧。

第八位是任公子，“任钓”是“任公子钓鱼”的故事。《庄子·外物》载：“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牛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鳍，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任公子钓鱼是大手笔，鱼线是粗黑绳，鱼饵是五十头牛。他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整整一年也没钓到鱼。有一天，突然大鱼吞饵，牵动钓钩，沉入水下，又突然冒起。一时间，白浪滔天，海水震荡，声如鬼神，震惊千里。任公子得到此鱼，做成腊肉，从浙江以东，苍梧以北的人无不饱餐这条大鱼。

释纷利俗，并皆佳妙。

这两句话是对上述八个人的技艺和发明所下的评语。“释纷”是解人纠纷，“利俗”是便利俗民，二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们的技艺或解人纠纷，

或利益百姓，造福社会，

都是高明巧妙，为人们所称道。

说到世间的技艺和人类的发明创造，其目的在于解人纠纷，方便百姓，仅此而已。技术技巧、发明创造，在上古时代既不提倡，也不禁止。因为人不用教还在机谋巧算，动鬼点子，一旦正面加以提倡，人心会越来越诡诈，技术花样越来越多，于国于民都不利。四大发明，中国很早就有了，但始终没有推广应用。现代的犯罪率越来越高，犯罪的手段越来越歹毒、越高超，其中影视文化起的作用很大。电视里天天在诲淫诲盗，我们的正面教育根本抵挡不住。认识到这一点，就要关心孩子们每天在看些什么、干些什么，要早早地防止孩子的心灵污染。心灵一旦被污染了，再怎么清理也恢复不到污染前的水准了，所以《千字文》前面才有“墨悲丝染，诗赞羔羊”的教诲。

毛施淑姿，工颦妍笑。

“毛施”是指毛嫱、西施两个人，这二位是中国成名最早的春秋时期的美人。最早赞美她们的是管子，《管子》书中说：“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庄子也赞叹“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可见“沉鱼落雁”说的应该是这二位。

毛嫱、西施都是越国的美女，其中西施的名气最大，传说她曾帮助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雪耻，灭了吴国。以后西施与范蠡一起泛舟西子湖，双双归隐了。这些都是野史小说里的戏词，不见正史。最早将西施与吴越战争联系起来的是东汉时期的《越绝书》与《吴越春秋》，但这两部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神话传说的成分多。实际上，西施是春秋时期人，至少与管子同时代，否则管子怎么能赞她是美人呢？但是勾践灭吴发生在战国中晚期，与管子时代相差二百八十年，岂不是“关公战秦琼”了吗？

水之静流清澈为“淑”，引申为美善、清纯的意思，女子名字中用淑字的很多。姿”是仪态、姿容。“淑姿”是姿容娇美，从音容笑貌，到体态形质无一不美。“工”是善于干某事，“颦”是皱眉头，“妍”是美丽，“笑”是笑靥。“工颦妍笑”一句，语出《庄子˙天运篇》。庄子说：“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庄子》一书中有三次说到了西施，可见庄子也是个追星族。西施姓施，父亲是个打柴的樵夫，因家住诸暨苎萝村西，其女故名西施。西施长得很娇美，但有心口疼的毛病，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发作起来就手捂心口，皱眉咬唇，样子很俏皮，惹人爱怜。施家村东有个丑女叫东施，她看“病西施”样子娇美，就也学着皱眉捂胸，结果更加难看。庄子将此称之为“东施效颦”。

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

毛嫱、西施，姿容姣美，

皱起眉头都俏丽无比，

笑起来就格外动人。

年矢每催，曦晖朗曜。

“年矢每催”的意思，是岁月流逝，每每地催人向老。“矢”是箭矢，所以有人将此句译为：“时间象飞逝的箭一样，一去不回头”。这样解释不能说不对，但很不准确，将本来栩栩如生的一句话，译得生气全无，一点文学上的美感也没有了。“年矢”是“漏矢”，是古代计时工具孔壶滴漏上标有时间刻度的竹箭。紫禁城后三宫交泰殿的东北角上，至今还陈设有此孔壶。据《汉书》记载：“孔壶为漏，浮箭为刻”，可见这里的“年矢”为浮箭是不错的。浮箭上有时间刻度，一昼夜分为一百刻。冬至时日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夏至时日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春分、秋分时，日夜皆漏五十刻，所以至今仍有“时刻”的说法。

水滴一落，刻箭就上浮，所以叫做“每催”，频频催促，非常形象。如果随文入观，闭目沉思，仿佛能听到水的滴答声，就像现代钟表的“嗒嗒”声一样。如果翻译成“时间象飞逝的箭一样，一去不回头”就味同嚼蜡了。

“曦晖朗曜”的意思是，太阳的光辉永远明朗地照耀在空中。曦、晖皆为日光，“曦”为晨光，早晨的阳光叫晨曦；“晖”是阳光外面的那层晕晕的光圈，“朗“是明朗，“曜”是照耀。

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

岁月流逝，

不断地催人向老；

太阳的光辉，

永远明朗地照耀在空中。

璇玑悬斡，晦魄环照。

“璇玑”是北斗七星中的两颗星，北斗星是现代天文学所称的大熊星座，其中的第二颗为天璇星，第三颗为天玑星，此处用“璇玑”来代表北斗七星。“悬”是悬挂、悬吊起来的意思。“斡”是旋转、斡旋。高悬的北斗七星不断地转动着斗柄，就是“璇玑悬斡”。

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是天枢、第二颗是天璇，二者联机的五倍距离就是北极星所在的位置。北斗七星的勺柄总是围绕着北极星转的，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北斗七星不停地转动，代表了一年四季不断地推移交替。要找北斗七星，先要找天上最亮的两颗星，招摇二星，它们在北斗星斗柄的正前方。古人告诫后人不要太招摇，就是借用这两颗星的名字，因为这二位太亮、太抢眼，一眼就可以看到。所以做人不可以太招摇，以免成为众矢之的。

古代观测天文的浑天仪也叫璇玑，最早的赤道式浑天仪是由西汉人落下闳制造的，而水动式浑天仪最早是由东汉人张衡制造的。落下闳（公元前140－前87年），字长工，西汉巴郡阆中（今四川）人。他精通天文，擅长历算，被汉武帝聘为太史待诏，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他制造的赤道式浑天仪，在中国用了二千多年。据说最原始的浑天仪是用玉制做的，支架上固定有两个互相垂直的圈，代表地平圈和子午圈。在这两个圈内，还有若干个可以转动的同轴圈，分别代表赤道、黄道、时圈、黄经圈等。圈内有一根窥管，用来观测日月及其它五大行星的运行变化，据此推算出一年的天数、一月中的朔望等等。时至今日，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内还陈列有一架明代正统年间制造的浑天仪。

“晦魄”是指月亮而说的，前一句“曦辉朗耀”说的是太阳的光芒，此处再以月亮的光辉与以相对应，修辞上叫做对仗。前文已经讲过，阴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叫做“晦”，每个月的第一天叫“朔”。阴历每月初始，月亮刚出现时的微光叫作“魄”，也就是初三的新月。“环照”表示月亮由朔、望、晦完成一个回环，周而复始，没有穷尽。明亮的月光永远遍洒人间四海，激起人类无限的遐想，苏东坡就把酒问明月，“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月亮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嫦娥早就上去过。古人早就知道月球反射太阳的光，所以才说月宫里面有“玉兔”，人们信以为真，就在八月十五供兔爷、兔奶奶。“兔者吐也”，言月吐日光，也就是月球反射日光，这与兔爷有什么关系？释迦牟尼佛也说过：月之一日，是我们人间的一个月。对此我们半信半疑，直到阿波罗登月成功了，才证明释迦牟尼佛没有说错。

指薪修祜，永绥吉劭。

“指薪修祜”的用典，出自《庄子·养生主》。庄子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指”是“脂”字的通假，油脂燃烧的时间比柴草要长得多，所以古代点油灯多用膏，也就是动物脂肪。《楚辞·招魂》上说：“兰膏明烛”，兰膏是加了兰香炼的膏，燃烧起来有香味。庄子说：“烛薪的燃烧是有穷尽的，火却可以一直传下去没有穷尽”。譬喻人的肉体会死亡，而人类的生命现象是延续无穷的。

“祜”是福德、福禄，《礼记·礼运》中就有“承天之祜”一句。“修祜”就是修福、积德。人一生的福报之中，有福有禄，不等。“福”是一个人的享受和享受的能力；“禄”是支持人享受的条件，包括财富、妻子、儿女等。有福的人不一定有禄，这样的人只能享清福；有禄的人未必有福，不会享福的暴发户有的是。

福禄二者很难两全，有福有禄又不长命，没寿也是白搭。世间“福禄寿”俱全的人几乎可以说没有，所以恭贺别人时才说“三星高照，福禄寿临门”。真正福禄寿俱全的人历史上大概只有干隆一人，在位六十年，寿命八十九岁，享了一辈子福，自称“十全老人”。据说他的八字是“子丑寅卯”四正，排列组合正好凑个四正，太难了。

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只是短短的几十年，上寿百岁也不过是三万六千余天，所以要赶快修福积德。福德是可以传代的，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传递的信道就是“孝”。前面已经讲过，祖先之德是通过“孝”这个管道传承的。人不孝，这个管道就断了，祖先修的“祜”（积累的福德）后代就享受不到，“指薪修祜”的传承就断掉了。人的一生只有修福积德，才能像薪尽火传那样精神永存，这才是“指薪修祜”的真实含义。

永绥吉劭

前一句“指薪修祜”是针对自己这一代而言的，属因；这一句“永绥吉劭”是针对子孙后代而言的，是果。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栽什么树，就开什么花。这是宇宙间的基本定律，谁也改变不了。如果自己能够利用有生之年，修德积福，子孙万代都会在你这棵大树下“永绥吉劭”。

相反地，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不顾及子孙的利益，现在就吃了“子孙饽饽”，我们的子孙后代吃什么呢？现在人不管那一套，重孙子的钱都敢花，干的都是些绝户事。《元史》上记载，中国人早在元代就发现石油可以用来作燃料，并命名“石油”。但是考虑到石油是地球的血脉，不能开采使用，否则会对子孙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现在都像苍蝇一样急功近利，东挖了西挖，没完没了。早晚有一天把地球挖急了，抖一抖就是大地震。

“永”是永远、永久；“绥”是安定、和平；“吉”是吉祥、幸福；“劭”是高尚、美好。两句话的意思就是：

人的一生只有修福积德，

才能像薪尽火传那样长存于永久，

子孙后代永远安定、和平、吉祥、幸福，

那有多么美好啊！

矩步引领，俯仰廊庙。

“矩步”是迈着方步，“引领”是伸着脖子。“矩者方也，引者领也”，走起路来伸脖子迈方步，不像鸭公也像鹅太，哪里有美可言呢？古汉语的“矩步引领”就是现代汉语的“昂首阔步”，代表了一个人心胸坦荡无欺，行为正大光明。可以想见，一个内心“常戚戚”的人，一个心中总是“若有所遗”的人，走起路来如何能昂首阔步呢？

“引领”二字语出《孟子·梁惠王上》“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

“领”的本义就是脖子，是后脖子（与项同义），脖子的前半部分叫颈。颈部的左侧是气管、前部是喉管、右侧是颈总动脉。古人性情刚烈，“引颈自刎”是常有的事。但手持宝剑，转圈到脖子后面，“引领自刎”的事还没听说过。

“俯仰”是一低头、一抬头，《孟子·尽心上》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廊庙”是指朝廷、国家而说的，有一句古话“廊庙无才天下求”就是这个意思。“廊”在古代指厅堂周围的屋子，或有顶子的信道。“庙”是祭祀祖先的宗祠，不是和尚住的地方。“俯仰廊庙”的意思是：一举一动都要谨慎检点，要像在朝廷上临朝，在祖庙中祭祀一样。庄严肃穆、恭谨敬畏，不敢有分毫的轻忽之举。

古代天子临朝，庄严肃穆，百官手持笏板，站在陛下，眼观鼻，鼻对口，口问心，无奏对不能抬头。参加祭祀大典也是如此，不准东张西望或转头回身说话。否则就犯了“大不敬”的罪，重则杀头，轻则坐牢，至少是免职永不录用。历史上记载，一位督抚率领部属祭孔。部属中有平素不睦者到皇帝面前，告某人在祭典中回头私语，于是皇帝令督抚查明此事。督抚无从查起，就找来一个平日最讨厌的师爷，被敲了八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买一个字，师爷还说白送了一个字，共有九个字：“臣位列前茅，不敢反顾”。这样答复上去不但没有事，那个原告也不敢顶上去了。因为你自己如果规规矩矩不转头，怎么知道被告转了头呢？

束带矜庄

“束带矜庄”的意思是衣冠严整，举止从容。衣冠文物历来是中国文明史上重要的一部分，古今中外穿衣服都讲究内外有别：居家的服饰要宽松、舒适，现在讲要休闲；对外的服饰要严整、要符合身份。衣冠严整是对他人的尊重，举止从容是对自己的尊重。

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人要想不被人欺，首先要不自欺，只有先自尊，然后才能被人尊。孔子的学生子路，在卫国的动乱中寡不敌众，被叛军杀死。临死前，子路扯扯衣服，正正帽子，从容地说：“君子死，冠不免”。死并不可怕，但要死的有尊严。

“束带”是整饰衣冠。《论语·公冶长》中有“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一句。“束”的本义是在木头上加绳圈，即捆绑之义；“带”是绅带的简称。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大衣外面要束一条大带，叫作“绅”，所以称“士绅”。“绅”的长度是有尺寸限制的，按《礼记·玉藻》所载，“绅长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普通人系的就是“带”了。

“矜”是端庄、凝重，如《论语》中所言“君子矜而不争”。“庄”是表情严肃、容貌端正。“矜庄”合用的意思是矜持庄重，举手投足既恭谨又大方，既有气度又符合仪表风范的要求。因此，“束带矜庄”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衣冠严整，举止从容；表情严肃，矜持庄重。

徘徊瞻眺

“徘徊”是欲进又止、小心谨慎的样子。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已经讲到，古人做人做事十分谨慎。象曾子一生谨慎，晚年临终前，手脚都不能动了，才招呼弟子到跟前说：“《诗经》里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马上要断气了，这回可以放松了，再也不用担心了”。谨慎不同于拘谨，谨慎是将一件事考虑透彻以后，再决定做还是不做。一旦决定了就要勇往直前。五经之首的《易经》就是教人“洁净精微”，精微就是谨慎，不是胆小怕事。俗话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胡涂”，还不是因为诸葛亮懂《易经》的道理吗？这种大智能岂是事事拘谨、处处避嫌，树叶落了都怕砸头的人可以相比的。

“瞻”是仰视，俗称高瞻；“眺”是往远处眺望，即是远瞩。一个人没有豁达的胸怀，不能高瞻远瞩，就不可能担当重任。换句话说，一个心小量窄、鼠目寸光、斤斤计较的人，一定是事事拘谨、处处避嫌、相貌猥琐。所以说，心地光明坦荡，然后才能昂首阔步；胸怀大志，高瞻远瞩，而后才能担负天下重任。

这四句话联起来的意思就非常完整了：

昂首阔步，心地正大光明，

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

衣冠严整，举止从容。

谨慎庄重，高瞻远瞩。

《千字文》四部分的内容至此已经讲圆满了，下面四句是结语，也是作者对全文的一个总结和交待。

孤陋寡闻，愚蒙等诮。

谓语助者，焉哉乎也。

在开篇第一讲中已经介绍了，《千字文》是南朝萧梁时期官拜员外散骑侍郎的文学大家，周兴嗣，奉梁武帝的敕诏编纂的。现在这篇文章完成了，要对圣命有个交待，所以说了这四句话。

“孤陋寡闻”是学识浅薄、见闻有限的意思。《礼记》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意思是说，一个人将自己封闭起来学习，没有朋友间的交流和切磋，就会孤僻鄙陋，见识浅薄。“愚”是愚昧无知、顽钝蠢笨；“蒙”的本义是草木暗昧，此处的意思是昏聩懵懂、糊胡涂涂之义。“等”是等候、等同，“诮”是讥笑、讽刺、责备之意。这里的四句话，是周兴嗣的自谦之词，他说：

我这个人学识浅薄，见闻不广，

愚笨胡涂，难复圣命；

只有等候圣上的责问和耻笑了。

至于我的学识嘛，

也就是知道几个谓语助词，

焉哉乎也，仅此而已。

结  语

《千字文》的讲解至此圆满了。南怀老曾多次提及《千字文》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三百千”里面有好东西，是做人必不可少的根基。我于是忘乎所以，回忆从师所学，用五次的时间讲解了这部《千字文》，作为对老师们教诲的回报。

如果诸位听了欢喜，能够由此升起对传统文化的爱慕之心，能够对古圣先贤产生油然的敬意，我抛砖引玉的初衷也就算达到了。大家鼓掌，那是因为周兴嗣的文章写得好，学问好，功在传统文化。如果大家听了不满意，那是因为我对文章有误解、错解和曲解，过在我个人。

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周兴嗣只用了一千个字，我却啰啰嗦嗦地讲了好几天，相差岂止千万里？所以《千字文》最后的四句话，我以为正是针对我本人说的，同时也是我想要说的话。

谢谢诸位！

乙酉年正月十五日于奥克兰

丁亥年十二月廿三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