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苦难，也记住爱--南方都市报

    尽管多为当事人的采访纪录，写法也多为聊斋式的笔记体，语言也控制得近乎无血无肉无情感的瘦骨嶙峋，但同此前的《夹边沟纪事》一书一样，杨显惠仍将他的新书《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文体定义为小说。是的，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你敢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复原？何况，还有那么大的外在压力，“丑化”、“歪曲”的帽子随时都有可能抡过来，非钢头铁臂，杨显惠焉能不怵。但是读了它，任谁都不会怀疑它们的真实。不仅有历史和时间地点背景的真实，还有细节的真实。生活的残酷，人生命运的苦难，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你已经哭不出来了，没有眼泪可流了。特别是当它已不是一个或几个具体的“坏人”造成的时候，你也没有恨了，只是庆幸，庆幸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他们和他们的母亲、孩子，已经告别或远离了这黑暗的日子。

正史早已为那段历史做了结论，制定和推行那种“左派”幼稚政策的人也已作古，人们似乎也选择了原谅和遗忘。领导一个全新的制度，管理一个贫穷的大国，哪里避免得了失误？更何况，当事人怀有那样崇高的动机和理想。更何况，那样的饿死人事件，只是一个大国的局部，几百万比七八亿的局部。

但是，从那种境遇中活过来的孤儿，不能忘记。亲眼看见一家七八口亲人饿死的情景，侥幸活过来的人，不能忘记。今天，后世的国人也不应该忘记。按照犹太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的观点，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杨显惠的写作既是伦理的忠诚，又是道德的践行。他在上山下乡和后来工作过的甘肃生产建设兵团，认识了一些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的幸存者，并同他们交了朋友，朋友们透露的人生经历，在他内心唤起了“不该忘记”的道德和伦理情感，也成为他的梦魇。他是为了那些“不该忘记”的才当了作家，还是当了作家才想起那些“不能忘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到了远离西北的天津，他每年都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自费沿着朋友提供的线索，去采访，去寻找，终于写成《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这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的，非关个人也非关家族的“整个中华民族之痛”。

曾以《黑夜》一书而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犹太作家威塞尔说：“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同威塞尔不同的是，杨显惠不是定西孤儿院的孤儿，也不是夹边沟的幸存者，无权作为见证者，《定西孤儿院纪事》也不是本来意义的“见证文学”。但考虑到他采访的见证人自身无文字呈现能力，作者扮演的应是见证者代言人的角色，他无权如威塞尔那样被称为“人类的信使”，但却无愧于“历史和社会良心”的角色。在当今小说的名声被商业化写作、游戏式写作、个人情感渲泄式写作严重败坏的时候，杨显惠的写作方式和他对遗忘的抗拒方式，都可以与人类的尊严、作家人格的高贵、高尚并立。

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中写道：“哪怕对那些关系不深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由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借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定西孤儿院纪事》不仅是抗拒集体遗忘的书，而且是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的书。它没有当前一些“全景式大报告”式纪实文字的自负和夸张，却在背景和细节上小心翼翼地探寻着造成如此人性大悲剧的存在和根源。

这些荒谬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尽管它们已经淡出现实生活视野。杨显惠让它们在孤儿院的回忆中复现，显然不是为了让人们仇恨，而是让人们警惕。“盛世修史”，《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虽然只是涉及部分地区，部分人的苦难史、血泪史，但它涉及的却是当代人的道德义务，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责任。
　　
　　不只是痛苦和反省

笔者一直认为，人生经历中的苦难，对于经历者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冷漠、自私、残忍，内心充满仇恨，也可以使一个人的心灵充满温暖和阳光，同情、善良，对他人充满关怀与热爱。关键是他的记忆选择是单向度的还是多向度的，是只记住社会和人们亏欠自己的，还是同时记住了社会和人们给予自己的。杨显惠的笔下之所以充满了生命和心灵的热力，就是他并没有在大苦大难中失去对于社会和人性的肯定，在直面惨剧的人生苦难时，并没有回避，甚至刻意维护了人性的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爱。所以，《定西孤儿院纪事》既是一曲曲低沉哀婉的挽歌，又是一首首暖意融融的爱的赞曲。

这里有刻骨铭心的母爱、父爱、兄弟、姊妹之爱，以及隔代的祖父母对儿孙辈的奉献。当从公共食堂打来的饭汤越来越稀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将底下稠一点的打给能劳动的丈夫，打给家族的继承人儿子；当饭盒只有几勺稀汤时，她又全部分给儿女们，自己却谎称吃过了；一家最早饿死的往往是母亲。当公共食堂已无饭食可供时，我们的母亲又带领年幼的儿女去挖剥已经很稀少的树皮、草根，去搜寻往日烧炕用的谷衣、禾秆，在自己的饥饿中将它们加工成形式的“饼子”。当实在无法可想的时候，又是母亲、祖母，将家里仅有的可以吃的东西，留给要出外讨吃的儿女。为了儿女的生存，多少母亲、姐姐带着子女、兄妹，牺牲自己的道德尊严，嫁给家境稍好的人家，不管对方是老是残。更有甚者，有的母亲为了儿女有符合上孤儿院的条件，竟精心而冷静地安排了自己的死，牺牲自己，换儿女一条生路。“给儿女一条生路”几乎是所有身处绝境的母亲的自觉选择。这是多么高尚无极的母爱，多么伟大的母亲！而《黑石头》、《老大难》、《守望殷家沟》等作品中，幸存孤儿的回忆，其亲情又是那么浓烈和感人至深。

如果说母爱及亲情伦理之爱，是作为族群、家庭的人的本性(正因为如此，一家重点保护的往往是可以将来顶门立户的儿子，女子、老人往往最先牺牲，所以，这种爱也有文化意识的偏见和局限)，也更容易成为关注和写作的视点的话，那么《定西孤儿院纪事》另一个独特之处，就是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人留给孤儿们的美好记忆。《走进孤儿院》中送孤儿去福利院的村民和干部，为了不使孤儿途中冻饿而死，他们一路上叫着他们，又在柳条筐中垫上软草，其仔细、精心让人看到这些无名者的善良和关怀。此后的篇什叙述的重点，已不完全是大同小异的逃荒和死亡，而是地方政府、福利院教师、阿姨原先全心全意的救助行为，他们对孤儿如亲生儿女般的关爱。尤其是李毓奇，本来是一个县的县长，因为冤案，虽查无实据却被挂起来，在救助活动中才被抽调临时负责福利院工作，他以高尚的责任感和巨大的爱心，赢得了孤儿们的热爱与尊敬。《送尕丫头回家》里的专署民政局秘书马永群，为了不让一个孤儿无家可归，多次到一个县的收容站落实，并且骑着自行车，驮着孤儿一村一舍打听寻找。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面积饿死人事件引起重视后，体制的救助力度。

　　从一定意义上说，《定西孤儿院纪事》不仅是一部抗拒遗忘，以细节和人的命运方面补充和丰富正史的书，也是一部歌颂和肯定人性光明的书。它给当今人们的不只是痛苦和反省，还有灵魂的洗涤和提升，欲望的克制。
　　
　　背景

　　当时农民的真实生存情景

　　几乎每一个幸存孤儿的讲述中，都出现当时的一些特有名词，它们无一例外地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当时却直接造成了饥荒大悲剧。恰巧笔者当时也在农村，也保有对这些名词的记忆。在与孤儿记忆的叠合中，可以看出当时农民真实的生存情景：

一，“征购粮”。它源于五十年代初国家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人口生活所需的“统购统销”政策。理论上它征购的是农民的余粮，合作化以前针对的是家有余粮的富裕户，也发生过到农民家“搜粮”强征的事。合作化以后，国家依据估产，直接从生产队打谷场上收走理论上的“余粮”。开始给农民留的数字还可勉强维持，公社化、大跃进以后，受“浮夸风”的影响，农村各级领导夸大产量，这样就发生了无粮留给农民，或留得极少的现象。《定西孤儿院纪事》所写的甘肃省，是“浮夸风”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农民被剥夺得最为彻底的地区。而“公共食堂”又使大量的粮食浪费掉了。个别农民在山荒地带自垦，收了些耐旱的谷子、胡麻之类，就成了搜的对象，当集体已无粮可供时，农民就无路可走了。据笔者所见，今天已有许多经济学家称，当时政策的历史功绩是打下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搞了一些有关经济民生的大项目，但农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不是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违背科学发展和实事求是的“浮夸风”造成的。它所造成的恶果，至今仍是制约中国发展的思想和社会结构瓶颈之一。

二，“引洮”工程及其他。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各地都上了一些大的水利工程项目，如我的家乡就有宝鸡峡工程，将渭水引向渭北高原，使旱地变水田。这类工程开始兵精粮足，对征用的民工实行军事化管理，出身不好的人、有问题的人想去也去不了。后来出现了粮荒，但任务指标并不减，于是去那里工作，成了对出身不好和有问题的人的惩罚手段。我亲眼见过，好端端的邻居，上宝鸡峡不几天，回来就全身浮肿，大病在身。本书中好多人的父亲、哥哥，都有在类似工程中的惨痛经历。后来这些工程被迫“下马”了，如宝鸡峡工程在“文革”中才完成。

三，“搜粮队”。从“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就有了，合作化前针对的是不愿将余粮卖给国家，惜粮如金的中农、上中农，后来就针对同样惜粮的一般农户。“公共食堂”出现粮荒时，搜粮就成了乡村一景，哭喊打闹，极为悲惨。针对同村人拉不开脸面的情况，又有了这个村搜那个村的“创造”，其中又搀杂了村社报复的现象。因为父亲是村贫协主席，到我家搜粮的都比较文明，以至我在上中学的头一年，仍然享受母亲开的“小灶”。但到我家搜钢铁那次就记忆深刻，不仅搜走了大锅小锅，和所有与铁有关的家什(锄头等生产工具除外)，连今天看来可以称为文物的古代刀、矛等也一件不留。实际上，“搜粮队”成员和被搜者一样，都是饥饿的农民和为上级任务所迫的脱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