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雅尔塔体系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

作者：徐蓝    时间：2005-6-29 3:07:00    来自：冷战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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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反法西斯大同盟的主要领导人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对战后的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拟对这些影响进行初步分析，以就教于读者。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跃而成为雄踞资本主义世界之首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大国。在经济上，它是唯一因战争而大发其财的国家，当战争结束时，它的黄金储备已达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330亿美元的2／3；美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1／3；它的船舶总吨位占世界的一半。在军事上，在欧战结束时，美国的武装部队人数高达1200多万，国防预算超过800亿美元。它的陆军仅次于苏联，海军已在全球居于远超英国皇家海军的至高地位，制空权更为优越，可以向世界各地快速输送兵员。到1946年，美国军队已经在遍布世界的56个国家驻扎，到1947年，它已在海外建立了484个军事基地。它还在战后初期垄断着原子武器。（1）在政治上，美国已把整个西欧置于它的保护与控制之下，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成了它的手下败将，于是美国渴望领导世界的欲望难以按捺。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总统就表明了这种思想，在他准备于1945年4月13日杰斐逊日的讲演稿中，罗斯福写道：“强大的力量要承担重大的责任……我们作为美国人并不打算拒绝接受我们的责任。”（2）    另一方面，在战争中以经受严峻考验而令盟国刮目相看的苏联，虽然在经济上逊于美国，但军事、政治亦十分强大，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整个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它收复了战争中的失地，还兼并了一些其它国家的领土，从而改善了西部的战略环境；它进一步使整个东欧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与西方相对而立；再加上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和显示出的巨大能量，使它在全世界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于是国际关系的大格局就从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并支配世界的时代逐渐过渡到美苏对峙的时代。这个新的两极格局的基石，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由“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通过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所确立的雅尔塔体系。

 

    雅尔塔体系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打败德、日法西斯，并在两国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以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2.重新绘制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与边界。3.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实行“雅尔塔公式”，即“大国一致原则”，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核心，以联合国为主导，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维持世界和平。4.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实现托管计划，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    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背景和内容来看，该体系同样具有大国强权政治的深深烙印。它建立在美苏战时军事实力均势的基础之上，是美英苏三大国出于对各自利益的现实考虑和对战后世界安排的长远打算，在进行了长期的讨价还价之后相互妥协的产物。当它们对东欧、巴尔干、中国以及远东其它地区进行安排的时候，既不与当事国协商，也不考虑当事国的利益。例如，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苏波边界问题时这一点表现的十分明显，莫洛托夫在回忆中对此有生动的描写：“我们坚持（斯大林提出，我支持）要有一个独立的，不敌视我们的波兰与我们接壤。就边界问题谈判时过去也曾争论过，‘寇松线’和‘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线’问题。斯大林说：‘随便叫什么都成！但我们的边界走向只能这样！’丘吉尔反驳道：‘但是，利沃夫历来不是俄国城市！’‘可华沙曾经是’，斯大林平静地答道。”（3）在巴尔干问题上，丘吉尔和斯大林只用半张纸上的百分比协议就决定了罗马尼亚、希腊、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的命运，以致连丘吉尔本人当时都担心这种做法会受到指责而想把这张纸条烧毁。（4）在对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上，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之间更没有什么共同打击法西斯的正义，只有政治交易。早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就提出了在远东拥有不冻港的要求，并明确提到了大连和旅顺口。对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并未表示异议，而且丘吉尔还大谈世界的命运必须集中掌握在强大国家的手中，而“我们三国正是这样的国家”。斯大林则暗示当苏联积极参加远东的军事行动以后，将提出更多的具体要求。（5）在雅尔塔，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要求恢复在日俄战争中俄国失去的在中国和远东的领地和特权，并且对罗斯福强调，重要的是有一项由总统、丘吉尔和他本人签署的文件，上面写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目的；而罗斯福则几乎不假思索就基本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并很快和丘吉尔一起与斯大林背着他们的中国盟国达成了秘密的书面协议，罗斯福还答应采取措施让蒋介石同意这一协议。（6）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雅尔塔体系所带有的这种强权政治的烙印，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有共同之处的。它极大地伤害了当事国的民族感情，埋下了以后不和的种子。    但是，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安排，雅尔塔体系具体运作的结果，也是它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最直接最有影响的后果，却是美、苏对峙下的冷战。它持续了40多年，构成了二战后近半个世纪中的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二战结束前，确信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考虑，是以美国为首的“四警察”思想，即希望把美英苏中的战时同盟关系发展为战后由美国领导的大国合作关系，以维持世界和平。这在1942年1月1日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就表现得很明显，第一步是先由美、英、苏、中四国签署，第二天再交由其它22个国家签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罗斯福并不主张划分势力范围。然而在雅尔塔会议前和会议期间，正是苏联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威望处于反法西斯战争以来的顶峰期，战争打出了一个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苏联，而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联成一片的前景也已十分明显。因此罗斯福在设计战后的世界蓝图时就决不能无视这一他并不愿意看到的严酷事实。由于他把战后的美苏合作看成是落实战后世界安排的关键，于是他愿意作出一些让步，当然主要是以其它国家的利益作交易，以换取苏联的合作。苏联要求的最关键部分就是要在它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东欧建立它的“安全带”，也就是要明确地划分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最后达成的妥协就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苏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在西方，它从卢卑克到的里亚斯特；在南方，到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东北地区；在东方，从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到朝鲜的38°线，直到中国的旅大港。这样，双方也就在实际上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7）这种形势恰恰就是以后美苏形成的两极格局的地缘政治基础。    由于美苏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对外政策本来就有很大差异，因此当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美苏面临的共同敌人消失，大同盟的基础不复存在之时，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便针锋相对，迎头相撞。    战后的美国，挟其世界头号强国的实力地位，以及在经济上向全球扩张的需要，其“领导世界”的意识大为膨胀，要求在世界事务中独占鳌头。杜鲁门总统声称美国是“经济世界的巨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8）为此，美国不仅在战争结束前及战后迅速填补了德意日的战败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尽力在西欧、中南欧、日本、中国等地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还通过联合国以确保在大国合作控制世界中美国的主导作用。另外，为了恢复世界经济的有序发展，结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国际货币关系的混乱状态，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经过美、英等有关国家的艰苦谈判之后，终于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而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两个机构均实行“双挂钩一固定”制度（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固定为35美元等于1 盎司黄金），并按资金的份额决定各国投票权的大小，实际为股份最多的美国所操纵，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接着，为了改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各国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国际贸易的无序状态，形成开放的贸易自由化环境，在美英等国的主导下缔结了“关贸总协定”，（9）从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相对稳定的自由化发展。然而同样由于美国是当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    不仅如此，美国还把苏联看成它实现世界霸权，确保建立以自由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全球体系的最大障碍，因此认为对苏联实行的政策“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10）    战后的苏联则最为关心它自己的安全，特别是西部边界的安全。鉴于苏联历史上遭受的几次大规模的入侵都是来自西部，斯大林便力图把东欧这条入侵苏联的危险走廊变成保卫苏联的安全地带。当“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波兰问题时，斯大林就明确指出：“波兰问题对俄国人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而且是个安全问题……因为苏维埃国家一些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都与波兰有关”；“波兰问题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11）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苏联在东欧已经获得的势力范围内加强控制，确保对苏友好，并在德国、中近东、日本、中国等关键地区和美国的扩张发生了极大矛盾。    与此同时，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双方的决策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无不认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是最优越的，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是至高无上的，应当向全世界移植。从罗斯福到杜鲁门之所以都坚持要在东欧实行民族自决，让当地的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支持自由选举的政策，其目的便是对苏联在东欧的行为进行直接挑战”。（12）    同样，苏联作为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在其对外政策中也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考虑。正如斯大林在1945年4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所说：“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13）另外，由于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对西方国家极不信任。    可以想象，在这种相互对立的情况下，以划分美苏势力范围为基础的雅尔塔体系的各项主要协议实施的结果，就必然是导致分裂，而不是继续合作，必然是导致冷战斗法，而不是真正和睦相处。不仅如此，双方在扩张中都求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从而使意识形态的对抗也在贯彻各自的战略中突显出来。美国在全球扩张中从意识形态出发，高喊着美英有义务和责任捍卫西方世界，于是“保卫‘自由世界’免受共产主义影响，成了美国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和中美洲的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14）与此同时，在苏联在扩张中，虽有扩张社会主义的成份，但也确有为自己的行动打上国际主义的旗号以显其高尚的意图。基辛格认为，斯大林的“最高原则还是装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国家利益”，此话不无道理。（15）因此美苏在战后的对抗中就涂上了重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色彩在丘吉尔号召英语世界结成同盟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铁幕”演说中，在杜鲁门主义所谓“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的表述中，在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世界已分裂为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的报告中，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我们已经看到，持久的冷战不仅带来了政治上的绝对对立，而且使意识形态的差异变得竟然如水火一般的不能相容。对立的双方曾一度失去了一切对话的可能，当年曾同仇敌忾抗击法西斯的痕迹荡然无存。人们一度也用这种极为对立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甚至于科学方法，似乎两极对立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而敌对的双方就在这种今天看来是极不自然的思维方式中几乎是不可思议地相互争斗了几十年。二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产物，雅尔塔体系反映了二战以后的世界现实，并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这些历史进步性对战后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影响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消失，而是留给冷战后的世界以及21世纪的宝贵遗产。    首先，由于雅尔塔体系是建立在美苏力量对比相对平衡的基础之上，因此双方的决策者都认识到要尽力避免冲突，要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于是和平共处便实际成为它们指导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并第一次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这一点对战后的世界影响很大：第一，从总体来说，它共同制约了美国与苏联在产生任何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是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处理。因此，二战后特别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虽有多次冷战对抗，但双方之间始终没有发生过热战，这便形成了冷战的最基本的特征：它既是战争，又是和平。也就是说，在东西方的紧张对峙包括在局部战场上的冲突始终不断的情况下，冷战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对抗，从而在整体上维持了世界的大和平状态。第二，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由于规定了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因此虽然西方仍时时存颠覆苏联之心，但是不能再采取巴黎和会时的那种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这在战后苏联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军事政治势力已达到中东欧和远东的情况下，有利于欧亚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    其次，雅尔塔体系在“控制战争”方面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将昔日的战争策源地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从而埋葬了发动世界大战的重要根源。它所确立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使任何一个大国要想发动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都受到约束。在《联合国宪章》中特别规定了自卫权，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采取的军事行动权，以及为争取民族自决权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外，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武力的概念，这是国际法在制止战争方面的重大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行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对上述国际法规定的重要实践。它们采取进步的法律观点，确认了侵略战争是最大的国际性犯罪，宣告了国际正义与和平的不容破坏。正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美方首席起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所说：“对全世界来说，纽伦堡法庭判决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认真地儆戒未来。”（16）1974年4月14日，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有关侵略定义的第3314号决议，规定“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便是侵略，而且“侵略”的定义“绝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扩大或缩小《宪章》的范围，包括《宪章》中有关使用武力为合法的各种情况的规定在内”，从而明确了使用武力的含义并保留了合法的自卫权利。（17）至此，人类终于在战争方面完善了自己的行为规范。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发端于战争之中，为了军事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先进军事科学技术，不仅把常规战争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而使人类第一次面临着核战争的毁灭性前景。因此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在一个已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并学会如何用核武器发动总体战的时代，维护和平已成为所有国家关心的首要问题”。（18）尽管战争并未从地平线上永远消失，局部常规战争有时亦相当激烈，但核武器的出现的确改变了战争的观念，和平需要以全人类的力量加以维护也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各国人民与政府的维护和平、控制战争的意识都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成为制约爆发大战特别是核战争的基本因素。    第三，雅尔塔体系所提倡的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对战后世界的和平、民主、独立、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在《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明确指出，要“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安全、自由与普遍的福利”，要按照民主的原则解决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的迫切的政治与经济问题。（19）在《联合国宪章》中规定，要“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这些都不是说说而已的空洞口号。它们体现在对战败国的处置，并使之非法西斯化和政治经济民主化方面，也体现在给予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和国家独立的支持方面，以及被托管地区的独立与自治方面。就这些方面来说，我们不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所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做一比较。凡尔赛体系根本不重视健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而是从战胜国的绝对利益出发，一味强迫它接受“有罪”之说，致使德国人民把战败带来的一切不幸统统归之于这个共和国，从而最终导致了纳粹党的上台；对殖民地虽宣称给以民族自决权，不过口惠而已，委任统治只是另一种殖民统治的形式。在凡尔赛体系下，战胜国只顾保护自己的和平与既得利益，不顾世界和平的维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雅尔塔体系与凡尔赛体系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说凡尔赛体系是孕育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体系（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对雅尔塔体系则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不仅如此，在雅尔塔体系演变而来的两极格局中，同时也孕育着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在雅尔塔体系下，欧洲特别是西欧在衰落中走向复兴。二战使欧洲遭受了灭顶之灾，它在地理上、政治经济制度上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被一分为二，“被战火摧毁的幻灭的欧洲，匍匐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20）这种形势与人们所熟悉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全球霸权的格局实在是惊人的相反。当时，全世界都已习惯于欧洲列强对整块的大陆进行瓜分，甚至认为这就是国际事务正常秩序的一部分。而这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欧洲本身被外来的大国苏联与美国划分成东、西两大势力范围，无论欧洲各国愿意与否，在决定其外交政策的时候，都必须考虑东西方对峙这一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欧洲的殖民地也纷纷起来造反，奋力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创伤使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感叹“西方的没落”的话，那么更多的人在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的创伤之后则直截了当地认为二战后的欧洲已经死亡。    战后的西欧，处于美苏两极之间，依靠与美国的结盟和援助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一个西欧国家可以担当欧洲复兴的重任，只有走联合之路。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战后的德国（联邦德国）和法国才决心消除束缚它们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宿怨与纷争，彻底和解。于是，他们从经济上的煤钢联营入手，启动了西欧的联合进程。西欧的联合，既是战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要求，更是西欧的一种历史的觉悟。如果没有西欧各国对民族国家独立发展的必要尊重与支持，就不会有欧洲的真正联合；同样，如果没有对各民族国家绝对主权的必要而适度的限制，也不会有今日的欧洲联合。西欧的联合最终使西欧成长为相对独立于两极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级力量，成为促进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动力之一。    与此同时，以中国的政权更迭为标志，亚太地区的变化同样翻天覆地。在雅尔塔会议上，希望获得苏联的合作以共同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反对中国共产党对这种领导地位的挑战，是罗斯福之所以基本同意斯大林要求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美国、苏联和中国国民党联手对战后的中国政治格局作出了安排，即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南部分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一安排中，实际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从属于中国国民党的地位。但是，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思想和斗争策略，充分利用国民党与苏联之间脆弱的同盟关系，利用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关系所折射出来的美苏之间的矛盾，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苏冷战不断展开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日益壮大，并最终夺取了政权，根本改变了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亚太地区的政治格局。尽管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卷入了冷战的漩涡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也在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不断提高，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成为国际事务中最不能被忽视的力量，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当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它在联合国内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时候，全世界也看到了一个潜在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今天，行进在改革开放中的、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国，正在作为保障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大国，在积极参与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尽到它责无旁贷的义务。    放眼亚非拉，伴随欧洲衰落的是新老殖民主义的式微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声中，为了彻底打败法西斯主义，罗斯福与丘吉尔于1941年8月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宣布：“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21）苏联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这给了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以极大鼓舞。与此同时，与宗主国的士兵并肩作战的全新战斗经历也进一步打开了殖民地人民的眼界，使他们从朦胧的民族意识发展到独立和平等要求。于是，二战之后，随着亚非拉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主义思想意识更为广泛地传播，以及整个殖民主义体系的空前衰落，不可阻挡的卓有成效的民族革命浪潮席卷了欧洲所有殖民地，使非殖民化进程完全不可逆转。正如美国学者汉斯·科恩所说：“自1945年以来的20世纪，已成为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即民族主义的第一个时期。”（22）其结果是形成了20世纪最为壮观的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使当年那些幅员辽阔的欧洲殖民帝国在短短20年间便七零八落，全部消失，一百多个民族独立国家在这些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以惊人的速度结束了欧洲自15世纪就开始构筑的世界殖民体系。这是人类历史的极其巨大的进步，也是20世纪的一个最伟大的划时代的变化。    不仅如此，这些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还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冷战在欧洲的展开并向东亚的扩展，在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产生了不愿意依附于两极格局任何一方的中立主义势力，这种势力随着冷战的不断展开而发展和联合，并通过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而60年代出现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不断发展壮大，则成为第三世界人民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冲击大国强权政治的民主力量。他们在要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强调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要求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产生于二战即将结束之时的联合国，作为战后最大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既与国际联盟有着较为密切的历史渊源与联系，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国际联盟的出现反映了20世纪的世界已经发展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的现实，是史无前例的国际政治的重要发展。但是国联的政治实践却否定了它所标榜的基本宗旨：它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美国始终不是它的成员，苏联长期被拒之门外，日本和德国相继退出，不受约束；它作为英法等大国的工具，热衷于维护英法的利益，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反而在客观上助长侵略，最后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条。联合国却完全不同。它在国联的基础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更高水平的实验。针对二战对人类造成的大浩劫，作为对如何避免使“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这一严峻问题的回答，联合国应运而生。今天拥有191个成员的联合国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自不必说，而且几十年来，尽管它也犯过种种错误，但是它在解决地区争端，维护地区和平，促进社会发展、人权以及非殖民化的进程等方面，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冷战的缓和与终结以及世界朝多极化方向的不断发展，联合国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干涉，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援助，对教育文化事业的关注，反映了历经战乱的人类理性正在作出正确的选择：较量与敌对将趋于缓和，竞争与交流将日居主导。今天，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联合国的作用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正是在雅尔塔体系实际运作而导致的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之下，世界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它孕育了两极解体的力量，孕育了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互宽容态度，孕育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方向。注释：（1）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439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页；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64页；乔治·马立昂：《美帝国主义的扩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3年，第16-17页。（2）（7）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22、514-515页。由于罗斯福于4月12日逝世，他准备的讲演未能发表。（3）《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菲·丘耶夫日记摘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8页。该书在第68-69页上有一段莫洛托夫回忆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关于寇松线的话，有误。实际上这些话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说的。参见《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第181-182页。

 

（4）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上部第二分册第336-339页有关于这次谈判的生动记述。这张纸条上写明：在罗马尼亚俄国势力占90%，在希腊英国（与美国一致）势力占90%，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双方各占50%，在保加利亚俄国势力占75%。（5）（6）参见沈志华提供的档案资料，〖HT5H〗SD07887,三国政府首脑在1943年11月30日午餐时的会谈；〖HT5H〗SD09473, 1945年2月8日15时30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美国总统会谈记录。（8）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01页；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7页。（9）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1995年与“关贸总协定”共存一年，1996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经济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不再存在。（10）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94页。（11）《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181页。（12）林恩·埃瑟里奇·戴维斯：《冷战的开始：苏美对东欧的争夺》（Lynn Etheridge Davis, The Cold War Begins: Soviet-American Conflict over Eastern Europ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386-387页。（13）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14）（18）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442、32页。（15）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353页。（16）P·A·施泰尼格尔编：《纽伦堡审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页。（17）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620页。（19）这一宣言是雅尔塔会议公报的第五部分，全文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08页。（20）C·E·布莱克：《再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欧洲史》（Cyril E. Black, Rebirth: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科罗拉多1992年，第48页。（21）《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37-338页。（22）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意义和历史》（Hans Koh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普林斯顿1955年，第89页。  原文发表于《历史教学》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