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事愿无穷——关于“六七年”生人

我生有事愿无穷——关于“六七年”生人
作者：余世存
一．
余英时先生今年获美国“克鲁格人文奖”，奠定“西方学界继胡适之后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国知识精英大师”地位（中国时报评语）。据说这一由电视大亨克鲁格资助，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其目的在于“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奖没有人文奖）。该奖自2003年创设，除去年无人获奖外，余英时先生是获奖的前五人之一。这一殊荣可以反证我华人有能力站在世界知识的高端，而服务于全球化时代的个人和社会。
但事实上，在世界知识或人类文明的前沿光照下，我华人在功德、思辨、学识、道义、现代人格等诸多方面有着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嫉羡”心理，这一并不自信的状态延续百年，至今不绝。令人伤感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我数代华人前赴后继，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多难如愿，反而多小康小成即堕，甚至装傻充嫩，做秀变脸，“三帮”（帮凶、帮忙、帮闲）营造了华人世界的“好地狱”。每一代人的青春激荡不久，就永远地消溶于华人世界的“死水”之中，华人世界、我国历史的进展永远有待新一代人的上场。今天，历史正瞩目于风华正茂的二三十岁的青年，大体上说，是1976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
按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的模糊分类，我国近现代史有着十年一变的现象，十年一代人。我国上个世纪下半叶在言行事功上有着消失的四九一代（华人世界应是余英时、李敖们为代表，他们青年时期的心理世界面对了国共逐鹿的家国天下兴亡格局；在大陆则是略长、成名也早的储安平们为代表），五七一代（大陆以刘宾雁们为代表），六六一代（大陆以聂元梓们为代表）。改革开放时期，在社会上起作用的则是四五一代（以陈子明、秦晖为代表），八九一代，即六十年代生人（一般以为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6－1975）出生的一代人）；用我曾经的说法，当代社会的转型，四五一代是在manage中国，八九一代则在rule中国。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四五一代还是八九一代都过早地进入历史、融于中国。八十年代曾有流行歌曲寄望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今天的社会如仍寄望于更有效的历史转型，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九十年代上场的一代人，即七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们。
二．
1976年前后出生的人有什么特征？他们跟上几代人有什么异同？他们会把中国带入到一个什么境地中去？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尚未有一个较为明晰、准确或统一的答案。人们见仁见智，或者说他们自私、冷漠，或者说他们天才、纯真，或者对他们抱有天大的希望，或者对他们不抱任何指望。
但事实上，这一代人在其出生不久，就听闻了社会变革。尽管他们童年、少年时期的政治色彩日趋淡化，但他们在名份上仍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革命虽然不再是他们的旗帜，但改革却在他们心里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革命运动虽然少了，但改革运动却伴随了他们的成长。四五一代的红卫兵角色、八九一代的红小兵角色，他们虽然没有体验过，但“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仍在他们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印象，他们耳濡目染过“五讲四美三热爱”，知道“四有”新人，听说过“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他们喜欢“猫和老鼠”、“迪斯尼乐园”、“侏罗纪”，羡慕比尔-盖茨、施瓦辛格，但他们同样知道毛泽东、邓小平、胡赵，自然，他们更熟悉江泽民、胡锦涛。今天的他们也许不再乖了，而是冷漠了、变酷了，但他们跟政治一开始即难解难分。
尽管如此，这一代人确是一种“新的人类”。祖辈父辈那种单位制或集体制生存方式的解体，使他们也深受影响。他们组织起来，也不再是一个集体，甚至连群众队员都算不上，他们基本上裹挟又不得不旁观。社会运动走马灯地从眼前晃过，江山代有，人才辈出，但无他们置喙的份儿。因此，他们既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体验，如上一代人身上的终生痛苦：“我年轻时体验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他们也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生存目的，那种人活着一定要有个规矩方圆的东东在他们那里是不存在的。他们作为一代人，至少今天既未显示出代的意识，也未表现出代的整饬意味来。
更重要的是，这一代人生于龙年前后，他们基本上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在他们上面，有几代人的宠爱；在他们身上，寄予了几代人的希望。所以，他们在以“穷”为革命标志的几代人面前，是最早享有物质丰富的一代人。得天独厚，要风得风，几代人来为一个独生子女服务。他们虽然不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但他们很少体验“一穷二白”的家庭和中国社会含义。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子女们，更是生来享受了父母长辈们过量的关爱。八九一代人曾被称为“天之骄子”，独生子女一代则一度被称为中国的“小皇帝”。
三．
正是在家中作威享福的成长中，这一代人虽跟政治难解难分，却跟政治离心离德。如同真正的小皇帝也被绑上政治事务或运动中去，却天然本能地耽于孩童的快乐享受。尤其是在几代穷得没有文化教养的长辈宠爱中，这一代人放肆地认命，很少能意识到时世气运和人格努力的关系。
他们是没有家教的一代。上几代人，无论如何“斗私批修”，“大义灭亲”，在成份论、血统论、忆苦思甜等“革命”运动中，血缘亲情的传承仍不绝如线，家族、家庭、亲人的感觉是他们生存的背景和心理支撑。在革命年代，富贵人的家族有着不同的规矩，穷人的家庭也有着千差万别的交流方式。无论革命如何革，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大陆主体上仍属于农耕文化，每一个人的亲属七纵八横，给予了他们各自独有的成长记忆、家庭生活和教养。
但这一代人不然。公社解体、国企改制，虽然让工农大众重回到个人生计中来，人们再也没有回到小农式的文化氛围里，反而产业化、公司化日益深入人心。在新人类们成长的年代，他们的家庭关系已经相当简化了。三代同堂，上两代人却无自信自立（有家教的感觉或记忆是一回事，能否以身作则并自立地给予孩子又是一回事），从而无多少人格教化示范或教育他们，反而多教唆听凭他们紧跟时代、社会，放任他们由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来管制异化。
他们当然不自卑，但他们也很难说得上自信。命运给予他们的，社会或学校教育给予他们的，他们基本上照单全收。于是，他们一旦直接与国际接轨，他们就把世界知识的前沿地带当做可以覆盖其他知识的权威，横空出世，目空一切；好命确实没有让他们去对他人进行“同情地理解”。因为确实，他们拥有的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使他们先天地在生活知识方面胜过上几代人，开放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只有他们永远立于潮头，可以对上几代人进行指点。在几代人都忙于追逐生活的步伐时，他们可以告诉老师们，新的学问热点在哪里；他们可以告诉父母们，新的生活用品牌子有哪些功效；他们可以告诉商人们，新的赚钱方式在哪里；他们可以告诉老外，什么是当下中国人真实的身心状态。
这种奇特的命运使得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操纵下“往而不返”。他们乐此不疲地跟文明的创造力赛跑，不断地征用技术文明带来的方便。他们也有收获、创造，只是他们的创获如此专业、趣味，而缺乏社会的普适效用。这样可怜可悯的命运使他们至今仍在做生活的读书笔记，而未能命名、参与社会，未能爆发出生命力健旺的大创造来。——他们中不少人居然以为那些笔记就代表思想、学问和真理，他们从未用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来审断时代和社会，他们还没有跟社会对话，他们还没有给我们提供关于人生社会的总体性解释。
而一旦他们生活在最底层，横亘在他们头上的无数大山会让他们低头，他们的头低得极为柔驯。他们甚至没有享受过童年的快乐，就变成了精神眼中的“闰土”。他们是木讷的、无言的、不思的。他们也有自己不为人知的孤独，有着窒息或荒凉的心理变异，但他们无从发泄。他们的青春从未得到过自发地正当地表达，他们宁愿躲在宿舍里打游戏、玩牌，也不会抗议。除了爱国行为，他们的抗议也没有观众。他们的青春是无援无声的。
他们习惯了跟家人“口含天宪”式的交流，是的，他们确实懂得更多的电子设备，更多的虚拟生活，更多的物质享受；在家人的吃穿住行中，他们是重要的参谋、顾问，但社会却并不如此对待他们，他们可以是花朵，却不是栋梁，他们跟社会的交流并不正当有效。
四．
但是，只要给予他们机会，这一代人仍表现出足够的智慧、才情和正义感。那些浮出水面的年轻朋友，如姚明、韩寒、丁俊晖、浩风、林江仙、曾金燕、姚遥、楚望台等人，都表现出可观的才华。以韩寒举例，同样“口吐真言”，他就比同样说“皇帝没穿什么衣服”的余杰更为坚韧。余杰的战斗堂堂阵阵，韩寒却多了游戏、刻薄、个性、世俗。陆天明之子陆川说：“韩寒就是车夫素质。”但这个“车夫”不仅赛车玩得好，就是评论各类社会现象，都比大人君子、精英暴发们要地道，一针见血，韩寒说出了大众们的心理话，那是一种完全站在自己个体本位上所说的话。
正是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纠缠于血缘、地缘、民族、文坛、国家、学问等名利场或人情场中，韩寒们的言论都可圈可点。李敖曾痛恨专制社会的御用作家，认为他们都不够作家之格。韩寒跟李敖或曾以大陆李敖闻名的余杰不同，他只是说：“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当韩寒听说作协的作家沿街乞讨的事后，他说，任何真正的当代的作家，爱国爱人民，但不能是由政府养或者作协养着的，盼着这钱过日子，你就是贱。中国作协的专业作家制度是非常愚蠢的，全世界可能只有朝鲜还这样。韩寒说：“入作协就是一个作者堕落和失败的开始，是最无厘头和不务正业的事情。这次的巴金之后的将要选出的第一任作协主席就是堕落失败和没骨气的典型，愿您统领着中国最大的年轻二奶和年老二奶奶群体，奔向诺贝尔。文学奖是够呛，我要是评委，肯定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这组织。”
我们说，任何转型社会都需要对既有权威、知识的怀疑批判，才可能完成民族社会的历史任务。但在转型途中，各种专制反动的力量总是想建立并标榜他们的主流标准、市场准入制度、知识正统谱系、德性荣辱条目。正是有了韩寒这样的一代人，转型社会的怀疑批判工作才不是由一场运动或几个人来完成的，而是一代人开始从无家教无权威中起步。他们像战士一样，深入社会的各种煞有其事的地方，可把那些本来无一物的闹剧撕破，把那些自以为是的奴才奴隶子民臣民戏子的嘴脸或德性面具撕破。
像韩寒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代际的表达中千差万别。比如《大风》杂志的年轻朋友们，同样属于这一代人，他们虽然年轻，却本着极为严肃的态度，在上几代人失语下岗的情形里，创办了社会思想类杂志。我曾经说过，林江仙主编的《大风》是最真实的“中国年鉴”，是2000年以来中国最好的杂志，也可能是1989年以来我们文明转型期最好的思维形式。
更不用说，在社会空间日益扩大的今天，这一代人在对宏大叙事的放弃中，关注了身边具体而微的事务。他们关注公益、慈善，关心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弱势保护，从不掩饰自己的声音。像楚望台、姚遥那样二十出头即投身于社会公益的人数不胜数。11月6日，热心公益、投身艾滋病救援工作多年的曾金燕到印度参加印度社会论坛期间，得知自己的博客“了了园”被推荐参加2006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一起被推荐的还有“花花世界”、“非常真人”、“韩寒的博客”、“柴静的博客”等等（几乎全是这一代人）。在曾金燕的感受中已经有了代际意识：“韩寒82年出生，比我大一岁，是我高中时的偶像。印象深刻的是，高中时读完他的书，我心想完了，人家如此聪慧，十几岁就做了许多人一辈子也做不成的事情，我却还在没日没夜地、循规蹈矩地为残酷的高考准备，恐怕一辈子也赶不上他出息啊。”这一大刺激力，让她觉得非争一口气上大学不可。今天，这个年轻而非凡的女性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圣女”。
我们知道，这几年社会开始承受多年改革带来的反动，由几代人向自然、社会、人心秩序“要债”的心理，那种对自然、社会、人心环境“分光吃净”的做法，已经有了报复性的反作用。我们生存环境的总体性报复从空气、土壤、水质开始，到我们身边的动物、同胞，这种斗争至今没有有效的解决之道。非典、禽流感，鸡犬不宁，从猪、牛、鱼，到猫、鸡、狗，每年都有无数“人类的朋友”因被怀疑是带菌者而惨遭杀戮。从鸡瘟到狂犬病，到最近的“狗患”，大人们、社会管理者们在清污之余，总要制造出莫须有的“敌人”，以确证自己是否安危，从同胞到物类，暗暗地杀戮可以不为人知，公开地对狗事大感兴趣并大动杀机却让年轻一代人都看不过去。这一代人因此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羞愤和蔑视，甚至不久前，近千名以年轻女性为主的独生子女一代还集会表明对禁犬活动中暴行的抗议。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见小利而忘义，临大事而牺牲”。
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这一代人怀抱期望。他们尽管是跟我们不同的一代人，但他们仍是我们的血亲同族，他们无目的地合目的性行为，比起我们主题先行式的人生投入来，于人于己也许更有成效。他们可能没有理想，没有坚实长远的目标，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合于个体本位而更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发展。也许像胡适之曾盼望的：“争个人的自由，即是争社会的自由。”这样的一种争，只有在这一代人身上才显示出效果。
五．
按我国执政党的论述，改革开放的历史是我国上下同心抛弃极左路线的历史。历史学家们都以为这一历史是重新接回鸦片战争以来现代转型的历史，是回归世界和人类文明主流的历史。李慎之先生、余英时先生等中外大家都论述过“总体性社会”的发条松动之后的历史进程，将是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这一代人出生之际，正是神一样的毛泽东去世前后，是“总体性社会”的发条松动、“党天下”解体之际，因此，并不理性地猜测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在于终结“总体性社会”、彻底告别极左或专制路线、完成现代转型，也许仍是有道理的。
但如前所说，要全面地描述这一代人是困难的，概括他们的代际特征和中国意义更是一件冒险的事。何况，任何一代人，在社会进化的历史里，如果不能主动地创造或幸运地遭遇历史性事件，那么，他们的代际意识、代际效用、代际使命很难现身。
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迟迟不能完成转型，那么，无论这一代人个人成就如何突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可以让我们惊喜，却不能长久地给文明以安慰和保证。因为他们言行事功虽然独立，却难能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服务于中国社会，进而为世界文化服务。如果他们的汉语写作不能服务于国家社会层面的文明人格养成，那么，虽然他们比胡适、余英时们更易进入国际社会生活，但他们的成就难以望胡、余之项背；个人或代际的命运自我规定，或许无关他人，但文明、大众、社会的福祉高低却也因此决定了。胡、余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之所以有此光芒，因为他们有文明的自觉、有我国文化的身份认同、有推进同胞个性福祉的圣贤用心。
我国人常有生逢盛世一说，这一代人是否有此感慨还不得而知。至少，我国是惊魂未定，我国史大事未央，对这一代人来说，在他们的一生中，肯定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