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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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文中曾用大量的笔墨介绍了刘志丹这个民族英雄献身革命的事迹 。在文中,有这样一段介绍:“ 在保安(今陕西志丹县)我遇到了他的遗孀和孩子,一个漂亮的6岁小孩。红军为她特制了一套军装;她扎着军官皮带,帽子上戴着红星,那里人人喜欢她,她像个小元帅,深为自己有个‘土匪’父亲而骄傲。”。
这段话中“土匪 ”父亲就是指刘志丹,而这个“小元帅 ”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
走进刘力贞的住房,房子里的设置与我的想象形成强烈的反差:房子的光线很暗,墙壁因年久未重新粉刷而陈旧暗淡,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现代化设备,更谈不上富丽堂皇,一切都那么简单,毫不张扬。
但是悬挂在墙上的一幅刘志丹的半身照片,一身戎装,眉宇间闪烁着军人特有的英气与果敢,加上房中到处摆放的成柜成行的书,足以让人感受到刘力贞生存的精神信念和博大胸襟。她固守清贫但很富有。
“父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劳苦大众,我没有理由去谈享受,只有让自己不懈地努力,为民办事,为民请愿,心中时刻装着百姓,才不会亵渎父亲的在天之灵!”
这就是刘力贞一生做人的信条。

刘志丹牺牲的那一年,刘力贞还不满7周岁,她对父亲只有一些片断的记忆,许多关于父亲革命的事都是后来祖父、叔叔、婶婶及父亲的战友们告诉她的。但有几件事是她亲身经历,至今如刀刻在心上。
1934年,国民党在陕北大规模“剿共”,群众给刘志丹家报信,全家人躲到山洞里,不敢露面。穷凶极恶的敌人烧了她家的房子,毁了她家的祖坟。由于一大家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就分散开躲藏,力贞和她的母亲就藏的大渠沟山洞里。在洞里一住就是8天,仅靠一把炒面充饥。刘力贞至今依稀记得:“洞里阴森潮湿,到了晚上风在洞外吼,野狼在山崖上嚎,阴森恐怖。”她钻在母亲的怀里动也不敢动。她当时虽然不懂得什么叫革命,但知道只有不出声才能活命,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有个革命的爸爸。这一切让刚满4周岁的刘力贞过早地经受了生命的炼狱,受到了特殊的人生启蒙,在此后的岁月里,遇到再大的困难,有再大的委屈,她都可以一声不说,咬着牙关挺过来。
戎马倥偬的刘志丹来去匆匆,但每次打完仗回来都要抱抱刘力贞,给她讲人生道理,力贞也更爱自己的父亲。有一次,刘力贞玩着一只鸽子,拔那鸽子的羽毛玩,刚好被回家的父亲看见,父亲夺过鸽子,迎面就给了小力贞一巴掌,骂她怎么这么残忍。当时有人劝刘志丹,志丹说:“我们干革命,打反动派,但决不干残忍的事,要让小孩子懂得爱,没有爱心的人,和豺狼有什么区别。”后来刘志丹叫人把这只鸽子训练成信鸽,他用这样的行动,把一种爱心播入了刘力贞幼小的心灵。这爱便是善待人,善待物。
1935年12月,刘志丹与徐海东在劳山打了胜仗,力贞和母亲十分高兴,等着父亲回家。可是父亲没有回家,却传来一个消息,“肃反”开始了,保卫局把父亲抓起来了,这一下把她娘俩吓傻了。娘俩整天在刀尖上过日子。后来刘力贞才知道,保卫局抓父亲的命令刚好送到父亲手里,父亲手里握着兵权,要反抗太容易了,但父亲看了后又将信交给送信人,自己骑马赶到瓦窑堡,希望能向组织说清楚。更主要的是他不愿意因此引起军队内讧,致使刚刚形成的革命大好形势失败。出狱后,刘志丹不仅没有丝毫怨言,还说服其他同志团结一致,相信党的领导,相信毛主席。不久他又带着狱伤东征抗日,沿途群众夹道欢迎,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流着眼泪在他身上抚摸,说刘志丹是清官,好人冤枉不了,出了监狱人民放心。刘志丹这种对革命赤胆忠心,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名利地位,顾全大局,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和伟大胸怀,成为刘力贞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中,刘力贞始终以父亲为榜样。

1948年收复延安时,18岁的刘力贞已经有了两年的党龄,而且成为延安大学校部秘书,如果热衷于政治、权力,刘力贞也许会顺顺当当走上仕途。然而她没有。她就像父亲希望的一样,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干点实事。她想到陕北很穷,缺医少药,常常有流行病,一次瘟疫,一死就是好多人。她想用医术服务人民,就!择了从医。1949年初,刘力贞被调到沈阳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上海第一医学院派人到东北挑!研究生,只有10个名额,刘力贞以优异的成绩被!中。由于紧张的学习,她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她不得不痛苦地告别学业,住院治疗。病还没有痊愈,她便要求回西安医学院任教,她不愿浪费一点时间。此时的她非常瘦,体重只有70多斤,看上去风都能吹倒。
60年代,陕西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省上要派一支医疗队到陕北重灾区米脂县巡回医疗。当时刘力贞结核病还未痊愈,经常发低烧,而她却把一颗心操在陕北那块古老而贫瘠的土地上:“我要回到那片土地上去,那儿有我千丝万缕的根。”她主动要求带医疗队去陕北。她那单薄的身子行吗?组织上再三犹豫,家人也替她担心,但她铁了心:“我是刘志丹的女儿,是父亲让我这样做的!”院党委领导被她这种赤子之心所感动,便同意由她任医疗队长,带领30人组成的医疗队,去陕北巡回医疗。
“刘志丹的女儿回陕北了!”
这一声亲切的呼唤让力贞更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人不停步,马不歇鞍,一头扎进陕北的山山沟沟,为群众解除病患。
陕北山大沟深,地域辽阔,出门没有汽车坐,全靠两条腿。力贞完全凭着亢奋的激情领着医疗队风里来雨里去,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急需要照顾的结核病患者。“当时我真的恨不得一夜之间跑遍陕北的家家户户,将所有的病患者的病消除,即便是带给患者一丝的安慰。”
一天夜里,突然一个老婆婆来到医疗队驻地,说她家孩子有病,要医生去。驻地的群众说,那老婆婆哄人呢,别看她说的多么可怕,根本不要紧,医疗站就让她骗过。刘力贞不这样想,老人平日说了十次谎,但要是这次是真的怎么办?人命关天,她连夜跟老婆婆去了。夜深人静,山路崎岖,不知跌了多少跤,走了20多里路才到家,此时刘力贞已成了土人。经检查孩子得了大叶肺炎,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再迟一步,孩子就没救了。那天晚上,她一直守在病孩身边。孩子好了,孩子他娘感激地拉住力贞的手直哭。
两年的时间,刘力贞和医疗队踏遍了米脂县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他们不仅为群众治病,还组织群众改水,搞环境卫生,普及医疗保健知识,培训了一批乡村卫生人员。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在这场灾难中,刘志丹的女儿自然不能幸免。刘力贞的丈夫张光受的冲击最大,甚至有生命危险,后来他们全家人下放到三原,刘力贞在三原县医院工作。这次疯狂的运动使刘力贞想到1935年父亲被捕,想到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造成了许多冤案。她坚信这一切一定会过去,她在那疯狂的批斗中暗暗给自己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国家经不起这种斗争,都是自家人在折磨自家人啊!凡是有违于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有伤害人民伤害同志的事,我们绝不能做。”她把心思致力于医学研究,她用中西医结合防治乙脑,使乙脑死亡率从24%降到12%,在三原出了名。三原这段时光后来很令刘力贞留恋,她常常说:“在三原虽是下放,但并不觉得委屈,接近了关中农民,了解了关中农村情况,和农民在一起生活得很愉快。”

出人意料的是在1980年,陕西省五届人大工作会议补!副主任时,一些代表团推荐她为候选人,在打印候!人名单时,将她的本名刘力真打成“刘力贞”。她看了没在乎,心想,写什么都无所谓,反正自己选不上。因为组织推荐的名单上并没有她。结果大会!举时,刘力贞高票当选。就这样她成了省人大副主任。
家人让她申请将“贞”字换过来。刘力贞却坦然地说:“名字只不过是个代号,叫什么都可以。尚且这个‘贞’字也没有背离父亲‘真’的希冀,对于女性,它代表贞洁;对于政治也就是代表着清清白白做事。”
80年代,农村改革刚开始,生产责任制还未推开,省上干部的意见不统一,有些老干部想不通,即使中央的文件也只是要求在边远山区极穷的地方可以适当搞责任承包,还要防止滑向单干。刘力贞便主动和孙作宾副主任到陕北作调查研究。
到了陕北,第一站去了子洲。县上领导作陪,到了一个村子,村支书汇报时,嘴里像含了颗枣核,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孙作宾很生气,在回来的路上说:“这样的村支书咋能行,连个基本情况都说不清楚。”。
刘力贞说:“不是村支书不行,而是他不敢说,他得讲贡献,农村收成不好,他也不能说,说了怕领导批评,因为我们都是上级。”。
他们改变调查方法,不找县上领导,直接到村上,到农民家里,看粮食,看房子,问寒问暖。农民生活的确很苦,一年好几个月没有粮吃。农民说:现在不怕贼,怕来客,贼来了,能偷个啥?客来了,拿啥给客吃?她问咋样种田好?农民说,最好一家一户分田种。于是他们起草了关于在边远山区推行责任制调查报告,提出实行家庭承包。报告让一位老领导看了,他担心刘力贞犯错误,说共产党闹了30年革命,怎么能一夜之间就让人单干呢?刘力贞说:“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不愿看到农民种地却吃不饱肚子。”
咸阳永寿县县委书记积极主张落实责任承包,和刘力贞整整谈了一夜。有人提醒她,我们是人大的人,要跟咸阳地委保持一致。刘力贞说:我们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交给群众,让群众选择。
有一次在检查市场卫生时,有一个女孩卖汤圆。卫生部门检查时认为有些变质,于是端了窝。刘力贞仔细检查了一下,并没有变质。等离开现场,她马上对那位检查的同志说:“这样做不大合适,老百姓做生意不容易,连锅端了这家人的生计都会成问题,尚且汤圆并没变质,我们共产党人做工作是为了让市场更繁荣,而不是为限制。”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是清官”。刘力贞决心做父亲一样的清官。
解放初,一个姓潘的湖南大学毕业生为支持西北大建设,投身陕西教育事业,由于家庭背景,“肃反”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公职。他的儿子后来当了老师,因为父亲的问题又被打成右派,一家生计都成了问题。80年代初,他找地方政府解决不了,听人说刘志丹的女儿在省人大,她关心群众的事,可找她看看。
于是潘盛军找到刘力贞,刘力贞将材料转到有关单位。最终确认是蒙冤受屈,很快平反了。
就这样,许多人从刘力贞那儿找到了“公正”,解决了自己的困难。刘力贞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出没于陕南陕北及关中。深入山区,了解群众疾苦,反映他们的冤屈要求。她帮助一些贫困山区解决办学、用电、用水、医疗等方面的困难,调查离退休老干部的待遇情况,解决他们存在的困难,深得干部和群众的拥戴。
有时,也有人想借用她的权力,来达到某种个人目的。有的人明明不是老红军,找上门来,编出一套故事,让她写证明,而且不止一两个。面对这种人,刘力贞也不客气,严厉地批评他们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自己没有理由编造神话,要老老实实做人!”

1993年,退下来的刘力贞并没有闲下来,她积极参与一些造福于社会的工作:担任了陕北建委的顾问,陕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以及一些卫生、教育事业的顾问。她说自己与陕北有割不断的情丝,只要自己活着,就要为老区人民做些事。副主任不当了,她的工作并没减少,依然像以往一样经常去陕北。西安医学院老书记王光清从老家绥德定仙回来,打电话告诉刘力贞,家乡的孩子上学路太远。刘力贞考察了实情,多方联系,筹集资金,不仅在村里修了学校,还为他们打井引水,解决了吃水困难。她通过这样的联系方式先后在陕南陕北办了5所小学。
有一次,甘泉县医院领导给刘力贞写信,说他们下乡时看见原来六七十年代在洛河上修建的分水坝被冲毁,再不修,就彻底毁了。刘力贞了解了真实情况,和黄河中游管理局联系协调。最后,管理局出资修好了堤坝。
刘力贞在“文革”初期避难时回老家。舅家所在地的生产队为打坝,一次塌方塌死4人。后来水坝又被洪水冲垮,刘力贞老惦记着这事。她再次和黄河中游管理局商议,投资十多万元,重新修好了坝,并开了溢洪道,几百亩坝地种上玉米,亩产一千斤。这几年村民积极性更高,自动出钱出力组织起来,在后边又修了一个坝。
刘力贞不遗余力地发挥着余热,她先后组织人专门编写了中国革命老区史料。多次专门组织退下来的医生、兽医深入农村给群众和家畜、家禽防治疾病,还组织一些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医学专家深入陕南陕北,给群众解决疑难病症,通过中国老促会给一些基层医院提供急需的医用器械。通过香港星火基金会,为老区部分希望小学捐资和支持开展多种经营。与慈善委员会联系为老区一些农村修桥修路。
刘力贞用自己的一生捍卫着父亲的形象,实践着父亲未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