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梨家具传奇

发生在最近20年里的中国财富故事，总是充满传奇色彩，推出一批传奇人物。股市、楼市、古董及艺术品是三大获利丰厚的投资渠道，而其中的古典家具收藏则更具神秘性，因为它的头顶，始终被一道光所笼罩。
撰稿／沈嘉禄(记者)
黄花梨家具蒙尘时期
马未都，中国收藏界的传奇人物，在北京人嘴里，他是一个“爷”，老外也乐意跟着叫他“爷”。
在通往北京机场的路上，两边高高的杨树梢头点缀着数不清的鸟巢，若是黄昏时分，老鸦就开始呱呱地叫，在灰色天幕的衬托下呈现出一种北方城市的苍凉感。那里有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798创意园区，马未都的博物馆就设在一座大院里。楼梯口有一件雕塑颇让主人得意，那就是陈逸飞创作的大型雕塑《少女》——一个女孩昂首提着一个鸟笼。陈逸飞一共做了两件，另一件送到了法国巴黎。
还让这位爷得意的是，在二楼展厅里陈列着七八十件黄花梨家具。拿行话来说，“件件开门，生辣，典型器。”
马未都曾是一名文学青年，写过小说，在《青年文学》当过编辑。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明清瓷器为切入口，以独行侠的姿态在收藏界飞檐走壁。那时候他在文物商店里用兑换券购买官窑瓷器，十元钱就能买到一只清三代的碗，“随便挑”，他对记者说，“大老远赶来的农民，抱着老瓷器卖给文物商店，天一亮就排起长队，文物商店只能限量收购。”
掘到第一桶金后，马未都开始将目光瞄准古典家具。“收藏家具有一个麻烦，特费地，需要场地搁它。那时候大家都住不宽敞，家具抱回来得有地方供它。我也没想到租个仓库存着，当时没那个概念，更没想到日后要建个博物馆，所以一开始收家具不很多。纯粹是为了实用，我结婚那会家里全是老家具。既可用，又可欣赏，这是收藏家具的好处。”
听起来似乎是歪打正着，马未都又走到人家前头去了。其实他是长心眼的，那会儿小青年好不容易在单位里分到一间房供结婚用，房子小，只能买塑料贴面的组合式家具，贴满一堵墙就相当牛啦。家里传下来的老家具，那些个破破烂烂的玩意儿，趁早扔，省得见了烦心。老辈了人舍不得扔，拆碎后扎成一捆往床底下一塞。“那时候根本没人认识老家具的材质，就连许多文化人也光知道红木，不知道黄花梨。旧货店里有啊，堆得小山样高，你眼光好，就钻进满是灰尘的仓库里去挑吧。店里的老师傅也不一定搞得清，统称硬木家具，几十元一件。”他说。
北京另一个古典家具收藏家张德祥也是在这个时候起步的，经常趁假期蹬自行车往京郊农民家里钻，天不亮就蹲在农民家门口，有时还会吃住在农民家里，磨蹭啊，花几十元钱将看中的黄花梨家具抱走。当时大家都不富裕，五元十元要计较好长时间。
更早涉足收藏圈的“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在50年代就注意到黄花梨家具了，瞅准了就买一件。从来不超过50元的，因为他当时的工资也就这个数。
上海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是古典家具研究专家，他认为如果将讨论的时间界定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话，那么上海人是最早发现黄花梨家具价值的。
吴少华说，明代黄花梨家具的作坊主要集中在苏州和松江两地，今天玩古典家具的人还对苏作家具赞不绝口。松江则是明清两代经济发达、交通南北的城市，也是漕运的枢纽，管辖着上海这个县，要不董其昌怎么会在那里生活呢。黄花梨家具做好后，首先往北京运，供皇上和大臣用，富商人家趁机截留几件，有钱的文人——比如董其昌之流也用。因为有文化人直接参与设计，明式家具中以书房家具最为珍贵，艺术价值最高。
到了清代，黄花梨原材少了，好在此时中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可供选择的家具材料丰富了，以皇帝为首的高消费群体将目光瞄着了紫檀。紫檀有韧劲，比黄花梨更便于雕刻，甚至可以透雕。在上海博物馆家具馆里可以看到，最早由王世襄和陈梦家收藏的几十件明代黄花梨家具以素面或浅浮雕居多，充满典雅的书卷气。而清代的紫檀家具满工满料，极尽奢华，将中国的龙凤图腾演绎到极致，不厌其烦地传递着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官僚阶层的审美趣味。进入民国后，一批逊清官僚来到上海做寓公，他们将京城的家具带到上海，这是上海黄花梨家具的又一个来源。
“改革开放之初，黄花梨家具在上海是没有市场的，旧货鬼都不要这种家具，称之为‘黄胖红木’，上海人只认老红木的，以家中有一堂硬扎的、可以传代的老红木家具为荣。黄花梨家具在很长时间里卖不过红木家具。另一方面，黄花梨家具是国家禁止出口的，流通性差，这也影响了它的价值提升。”吴少华还补充一句，“当时我在上海郊区南汇一带农民家里就看到不少黄花梨家具，他们是堆在灶头间里的，布满污垢，在上面斩肉切菜的都有，农民不当它一回事。”
老外发现了黄花梨家具的价值
其实，早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明清两朝更迭，大量硬木家具从宫廷王府流入民间。在华活动的西方传教士看到典雅精美的中国古典家具后，惊为天工，大量购买后运回欧洲，这是中国古典家具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欧洲。
当时有个英国家具设计师齐彭铁尔，以明式家具为蓝本为英国皇室打造了一套宫廷家具，曾轰动整个欧洲。从那时起，中国明式家具与从14世纪传入欧洲的中国瓷器一样，在国际市场有了高尚的地位。
鸦片战争中，老大帝国封闭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火炮轰开，欧洲商人在对华贸易时又一次将明清家具列入他们的购货单。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大乱，外国商人趁机在中国乡村城镇大量收购明清硬木家具，有些外国商人干脆就在中国本土经营开店，转手倒卖发大财，最著名的就有美国的杜乐文兄弟。德国人艾克曾编过一本《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虽然谬误百出，但毕竟是外国人收藏中国明清家具的初级读本，诱使外国收藏家再次挖掘中国古典家具的艺术、经济价值。书中收录的100多件古典家具后来都流往海外。北京琉璃厂的一位古玩商人赵汝珍在他的《古玩指南》里写道：“欧美人士之重视紫檀，较吾国尤甚，以为紫檀绝无大料，仅可为小巧器物。拿破仑墓前，有五寸长紫檀棺椁模型，参观者无不惊慕。及至西洋人来北京后，见有种种大式器物，始知紫檀之精华尽聚于北京，遂多方收买运送回国。现在欧美之紫檀器物，缘由北京运去者。”
这个情况跟老外考证中国元青花瓷器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
由于外国人对中国明清家具的需求，也刺激了中国本土旧货商人逐利而动，开始收购硬木家具。同时，有眼光的中国收藏家和文化人士也在保护性地搜求它们。朱家溍的父亲朱翼庵先生就是这个领域中先知先觉者的代表。建国后的1954年和1976年，朱家溍先生遵照其父的遗嘱分别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德避暑山庄、浙江省博物馆的明清家具就达70余件之多。其后，王世襄通过收藏古典家具，悉心考察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在古典家具研究领域享有一言九鼎地位的权威，他收藏的70余件黄花梨家具最终由一港商以“十分之一的价格”(王世襄语)购得，条件是捐给上海博物馆永久陈列，从而构成了古典家具馆的底子。
建国初期，还有大量硬木家具通过各种渠道流失到国外。鉴于此种情况，在王世襄等专家的建议下，政府有关部门就明文规定紫檀、黄花梨、鸡翅、铁力、乌木等5种名贵材料做的家具不准出境。现在，这个法规还是有效的。
但即使是劫后余生的老家具，经过建国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住房的重新分配，使不少原先的富贵人家不得不蜗居一隅，笨重而占地很大的老家具不适应这种变革了的生活窘况，流散情况严重。所以，硬木家具的收藏研究就有了不可避免的遗憾和局限性。70年代后期，随着民间收藏热的勃兴，古典家具才慢慢地进入了有文化意识的少数收藏家视野。
疯狂开始了
80年代中期，国门大开，港台地区和欧美等地的华人、老外争相购藏中国明清家具的信息传到国内，不少人抢得先机，一头扎进这个行业淘金，老家具开始大规模外流。沿海城市的旧货商人也赶到北京、天津等地收购老家具，“你知道大城吗？这里历来出太监，太监家里就有好多黄花梨家具，世世代代使用并保存着。”吴少华说，“这些旧货商人收了黄花梨家具后就空运到广州、深圳，然后悄悄地出境，香港、台湾地区成了黄花梨家具的主要出路。”
后来，天津沈阳道文物市场成了古典家具的“大本营”，天津周边的几个县城也受到辐射而成了老家具的集散地，那里的农民扔下锄头，成了老家具买卖专业户。山东、山西、陕西和东北三省的一些老家具商人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将老家具贩到境外。这种狂热的现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八五狂潮”。
后来，海关被惊动了，但他们在关前拦下的老家具又常常是新仿的。
“八五狂潮”在老家具收藏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积极的一面就是提升了中国明清家具的价值。首先是中国的文化人重新发现了明清家具的美学价值，并试图重新解读其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北京有马未都、田家青、张德祥等一小批文化人以有限的资金涉足这方面的收藏，初获成功，并成为古典家具的收藏家。
在上海，黄花梨家具的价值发现还有一段插曲。80年代初，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陆谷苇到苏州东山采访，意外地在农民家里看到不少明代遗存至今的黄花梨家具。众所周知，明清两朝，苏州是出状元秀才最多的地区，也是江南最富庶的鱼米之乡、商业重镇、文化名邑，又是苏作家具的大本营，黄花梨家具大面积地出现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些家具没有引起重视和有效保护。于是陆谷苇回来后写了一份内参，引起了江苏省文物局的重视，派了专家去考察，挑了一些珍品收购。上海的旧货商人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赶到那里，将文物局挑剩的一扫而光。
“所以说，上海的旧货商人反应是最早的。”吴少华还提到一个情况，“上海闹甲肝的1988年，一些旧货商人跑到北京避风头，在潘家园等古玩市场里看到有人拉着大板车卖老家具，里面居然夹杂了黄花梨家具，卖旧货的人自己也不识，他们就跟踪大板车的来龙去脉，终于发现了这些家具的源头是在天津周边的几个县，于是他们收购了黄花梨家具再销往港台，结结实实地发了一笔。
1994年，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上海收藏协会前身)假座三山会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古典家具展，明代黄花梨家具以艺术收藏品的姿态展现在人们眼前。这个展览取得了轰动效应，黄花梨的价值得到了重估，“许多跑筒子(旧货商人)的人都成了我们联谊会的成员，后来他们集中在吴中路、虹桥路一带专做老家具生意，发了。有一个老板借了虹桥路上荣毅仁家族的一幢别墅，做成上海规模最大的老家具大卖场。”吴少华说。
在持续至今的中国老家具热中，有一部堪称经典的著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就是王世襄编著的、由香港三联书店于1985年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古典家具的大型图书。此书一经问世，黄花梨家具价格猛然飙升，流散加速，连王世襄本人都后悔得连连跺脚。
1996年秋，佳士得国际拍卖公司在美国纽约总部举办了一个中国古典家具拍卖会，这也是有史以来国际拍卖公司第一次举办中国古典家具拍卖会，世界各地收藏家300余人亲临现场，其中有几十位来自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华人。经过两小时的激烈竞争，107件拍品全部成交，拍品成交价四次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有的竞超过估价的十倍。拍品中价位最高的是一件清代黄花梨大座屏，以100万美元被美国一家博物馆购藏，加上佣金，相当于1000万元人民币。这次成功的拍卖无可争议地标志着中国古典家具已经跻身于世界级重要拍卖品行列。
总体上看，海内外拍卖行和古玩市场是遥相呼应的，佳士得、苏富比两大拍卖行几乎每年有古典家具的拍卖专场，黄花梨家具行情一路看涨。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最近20年里，黄花梨、紫檀、乌木、铁力、鸡翅等硬木家具的价格至少升了50至100倍，其中以黄花梨的涨幅最为惊人。北京的张德祥说：“70年代末，天津古玩市场上的黄花梨圈椅，论斤卖，跑旧货的人还不肯收。弯料不好出东西，他买去是改装成新家具的。红木太师椅、官帽椅倒相当走俏，但也论斤，60元一对。后来，大概是80年代初，北京市场上，京郊老乡送上来的黄花梨圈椅才卖600元一对。到了1986年，涨了，6000元一对，10 倍吧。再过四五年，涨了10倍，要你6万了，又是10倍。”
现在呢？马未都认为又涨了10倍。吴少华有个全面的评估：黄花梨家具在20年里涨了200倍，有些精品级书房家具涨幅达到2000倍以上，上百万一对的官帽椅不算稀奇。
黄花梨家具还会涨吗？
回答是肯定的。但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作为文物或古董的明代或明式黄花梨家具，是稀缺资源，是记录着珍贵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是不可再生的，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不断地流失，国内遗存的其实并不多。
“还因为它的流通性差，很多人收进后就不再拿出来了，自己享用，显摆着，捂着。这跟瓷器、字画等古董不一样。”马未都对记者说，“而且奇怪的是，大多数是私下交易，国内拍卖会上偶尔也会露脸，但价格反而要低一些，东西也可能差一些。”
吴少华认同这个看法，他说：“上海的一些玩黄花梨家具的老板都是自己玩，不再转手了。他们摆在别墅里当作成功的标志。还有在上海工作、生活的老外，也在不惜一切代价在收罗。”
其次，新材料仿制的黄花梨的价值如何认定。记者早在1999年就注意到，嘉德拍卖公司首次推出了由家具收藏家田家青设计并监制的6件黄花梨明式家具，结果全部成交，一件黄花梨木八足劈料大禅墩，估价为1至2万元，最后以3.3万元成交。价位最高的是紫檀圈椅一对，成交价为13.2万元，已经接近当年市场上老家具的价格。
“这是不是可以说，新黄花梨家具也是有收藏价值的呢？”记者问马未都，他回答，“由老师傅以纯手工打造的，而且型制对路的，当然有价值，但只是工艺价值或者材料价值。老的黄花梨家具主要靠文化价值来支撑的，它的真实性是不可替代的一个前提。你可以借助高科技复制一个维纳斯，但永远替代不了真的雕像。”
吴少华则从材质上来分析，他认为老黄花梨与现在市场上炒作的新黄花梨还是有区别的。现在的黄花梨密度不如老料，这就跟大叶紫檀与小叶紫檀的区别一样。明代的黄花梨产地是广东、广西。
不过，内业人士对记者说，黄花梨家具的新旧，不是一般人能看出来的，这给黄花梨家具的收藏提供了机会和挑战。在利益驱动下，赝品肯定层出不穷，加之材质本身的价值，所以黄花梨家具的上升空间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