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娱乐生活 提升生活品质——杭州“生活品质”论坛·娱乐生活研讨会召开

——杭州“生活品质”论坛·娱乐生活研讨会召开
2006年10月12日，由杭州市委政研室、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市旅委、市文广新局合办、（中国）民营经济研究所参与举办的“生活品质”系列论坛之“娱乐生活”研讨会在西湖风景区云松书舍（金庸书院）举行。
“生活品质”论坛·“娱乐生活”立足于“让我们生活得更快乐”，围绕“丰富娱乐生活、提升生活品质”主线，从老百姓关注的生活现象切入进行探讨，旨在深化社会对娱乐生活的认识，提升杭州娱乐生活的文化内涵，促进娱乐与创业、娱乐与生活、娱乐与文化的相互渗透、融合，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杭州城市的文化品质。
专家着重从中西方娱乐文化的对比角度，就杭州如何完善娱乐生活环境、改造提升传统娱乐方式、推进娱乐产业集聚、加快数字娱乐发展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大家认为，杭州的娱乐生活应坚持多样性、宽容性的标准，要注重传统文化、社会道德的教育。杭州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在丰富人们的娱乐生活、发展娱乐文化产业时，更应兼顾到保护文化的多样化，在发掘历史和民族文化特色上做文章。大家提出，丰富杭州的娱乐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化娱乐品牌，需要加快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注重建设和打造杭州标志性文化设施和标志性文化设施群。一些专家谈到，在社会发展加速的形势下，特别是杭州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丰富晚间娱乐生活。专家们强调，改善娱乐生活环境，需要政府的作为，注重持续发展。政府应统筹规划、制定有差异化、针对性的政策，优化娱乐环境，促进娱乐文化产业发展，丰富大众娱乐生活。
此外，专家们还就我市娱乐生活的现状、存在问题作了分析，对国外的先进理念、经验做了介绍和交流，对下一步如何改善和丰富娱乐生活，提高城市生活品质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对策建议。
参加座谈会的有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浙江人文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潘立勇，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张铭音乐图书馆馆长张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平，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导、浙江省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美国北爱荷华大学客座教授凌平，红星文化大厦总经理程俊、西湖区科技局副局长、文三街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徐金贤，市群艺馆副馆长周鸣岐，杭州金海岸实业总公司办公室主任胡康兆，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教授、副院长黄大同，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盘剑，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旭昆，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征宇，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辛薇，市文广新局副局长王茂康，市旅委政策法规处处长石利群，市发展研究中心城市发展研究处处长陈跃，杭州电视台影视文化频道总监周海文等专家学者、企业界代表、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媒体界人士。
生活品质论坛·娱乐生活研讨会
时间：2006年10月12日
地点：云松书舍
参加人员：潘立勇、张铭、张文平、凌平、程俊、徐金贤、周鸣岐、胡康兆、黄大同、盘剑、张旭昆、周海文、胡征宇、辛薇、王茂康、石利群、陈跃、左银宝、孙刚锋、许君波、寿文佳
胡征宇（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次论坛的有关情况，现在，大家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了杭州正公开向全国征集城市品牌，社会参与程度比较高。对什么作为杭州城市品牌，各个方面看法比较多，而且争论也比较多，一直没有正式确定过，像“四句话”、“四个在”等，另外，还有各种单项说法，市人大、市政协的一些委员也经常向我们市委市政府提起，杭州的城市品牌到底是怎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城市品牌不光是一个宣传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发展怎么发展定位的问题，实际上是引领发展，反映城市的整体特色的东西，它具有综合性，是能够是起到对内要能够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对外是一个塑造城市形象的作用。这么多年以来，各个方面都在关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跟我们有关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一些媒体、一些行业方面的人士，还包括有关部门、企业界的，企业界的代表，很多年来，一直在对杭州发展的特色定位在进行思考，在座的有好多参加了，浙大张教授、电视台的周总监、红星大厦的程俊，张铭老师也参与了，现在大家逐步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杭州这个城市总体上来说是一个生活品质比较高的城市，是一个生活比较好的地方。这个看法民间也是公认的，杭州这个城市生活好，杭州人会生活。但是原来有点贬意的，讲到生活好像象是就是消费，有点“南宋遗风”的味道。实际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我们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认为生活是老百姓的最根本的追求。，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对百姓来说，生活好是最重要的，这是以人为本、叫以民生为本的最重要的体现。为什么当然我们说杭州要提出提高生活品质理念？因为，这当中的“为什么？生活”它当中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坚实的经济支撑。。其产生的背景就是杭州生活当中的创业因素很强，生活很富有创造力、激情和活力，由此我们提出“休闲、文化、创业”三位一体的概念，这样的生活品质就比较高。
最近，我们陆续开展了一些研讨活动，包括开了全国性的研讨会，杭州的专家、行业以及也开了一系列专家、行业的研讨会，第十次党代会也将把生活品质作为今后杭州发展的一个重点。我们认为，生活品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应该反映在杭州的一些重点行业、特色行业当中，怎么反映在杭州的重点行业和特色行业当中？。这些重点行业、特色行业体现杭州生活品质，同时又要提升城市的生活品质？，这个是需要进一步研讨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举办一些系列论坛的原因。
前段时间我们关于举办的休闲生活论坛，、美丽生活论坛是关于以女装、丝绸美丽方面，还有我们的健康生活是关于医药保健、餐饮方面，平安生活则是关于安全方面，便利生活则主要是交通方面的，我们系列论坛的分类是大体上的，可能不是很科学，这次论坛我们的主题是娱乐生活，娱乐生活这个概念可能不是很准确，娱乐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当包含艺术生活，娱乐当中应该有艺术、有文化，提高娱乐生活的品位就是要增加他它的艺术性，增加一些精神享受的内容。上次全国性的关于这次全国性生活品质研讨会，要求会，王书记要求在研讨会前组织专家参观，我们最后选择了在湖滨到南山路一段，我们感觉到这里因为这里是一种休闲文化、设计创业的氛围比较浓，王书记提出特别是张铭音乐图书馆去看看，张铭图书馆，大家参观后都认为，看了很感人，环境很好，又有很强的艺术氛围。的确，在杭州，不仅有风景，而且有文化，还有创业创意的元素。上海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当时表态要来学习，他认为上海也应该搞这个。但是，不仅有风景还有文化，还有一些创业创意的元素，能够体现我们杭州又有文化又有创业同时环境又很好的地方还不够多，杭州在这个方面的可看性还不是很强。我们政研室（市发展研究中心）、市文广新局、市旅委，共同举办这次研讨活动，我觉的我们今天邀请了的是在娱乐生活这方面是有研究的专家，还有有一些实践的，包括我们红星文化大厦的程总这边，也是口碑很好，包括我们的群艺馆，也有一些媒体方面。我们三家单位，政研室、发展中心、市文广新局、市旅委，请大家来举办这次研讨活动，今后我们还设想把生活品质论坛长期举办下去,请大家为如何丰富娱乐生活，提升杭州人生活品质出些金点子。
我们市委政研室（市发展研究中心）、市文广新局、市旅委，共同举办这次娱乐生活研讨活动，邀请的是在娱乐生活方面有研究的专家，还有一些企业家，也有媒体界人士,请大家为如何丰富娱乐生活，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出些金点子。
潘立勇（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浙江人文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我先谈一下娱乐对于生活的意义。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涉及娱乐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乐”（le）字或说“乐”（yue），还有一个是“游”字。古人讲，“乐者乐（yue）也”，“乐”或者说“乐（yue）”首先是一种载体，音乐和艺术是一种载体、一种活动；第二乐是一种体验，这对我们人的存在非常重要，按照中国古人的理解，这是沟通天与人的关键，天和人之间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心的本源状态是快乐的。人的理想的生存状态是快乐，这种快乐不仅仅是感观的快乐，但是也离不开感观的快乐。王阳明说过:“乐是心的本体，非七情之乐也不离七情之乐”。根据现在的观念，伽达默尔认为：只有在“节日”中，人才是为自己活的，平时是为工作、为手段活的。席勒把游戏当作人成就人性的一个关键。当代，在国内，于光远先生最早提出我们“要掌握玩的艺术”，玩是人的生存的本能需求。娱乐并不仅仅是一个消遣性的东西，一个理想的社会除了提供给人们一种生产、居住的环境，很重要的是提供一个体验的环境，而这种体验环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产业群体，就像文化产业，人们在快乐的体验过程中，在娱乐过程中会消费，而消费的正是快乐的体验，这就是“体验经济”，因此，杭州在注重生活品质过程中关注这个问题非常有必要。
从中西比较来看，谈及西方娱乐我们都会谈到“酒神精神”，从酒神精神来讲，他们的娱乐带有一种狂欢式的；还有就是太阳神，太阳神是很热烈的，因此，在西方，群体狂欢的方式比较流行。而中国的娱乐方式，与酒神相对的更多是茶神式的，比较从容，“玩物适情”，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讲究茶神精神和月神精神，比较宁静、从容、有节制，中国人一般都比较含蓄，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狂欢在中国不能普及的原因。
关于杭州，总的来讲，杭州人是比较会生活的，但在娱乐业方面，现在确实有许多问题可以琢磨。比如我们与成都比较，成都人的生活消费水平要比我们低，但娱乐的习惯、娱乐的需求却比我们强，他们更会娱乐。他们消费的档次不是很高，比我们杭州人低，但普及程度上比我们高，歌文化、茶文化都非常普及。如让外国人或者外地人来参观我们杭州娱乐业，一下子能够跳到我们眼帘里的文化娱乐场所不多，张铭音乐图书馆的确很有特色的，但像这种场所还不是很多的。
杭州娱乐业要能够持续地发展，有三个方面要注意：
第一，要建设高水平的标志性文化休闲设施。杭州市的“十一五”文化发展思路中，已经提到要结合钱江新城的发展，以现有杭州大剧院为基础，打造一个标志性区域。看一个地方的文化娱乐水平如何主要是看标志性的建筑、场所和区域，比如悉尼有歌剧院，那是一个品牌，不光是里面参与娱乐，外面作为观赏也很好。要注重文化娱乐设施在西湖景区边上尤其在南山路的合理布局。其实，南山路的特色还不够，南山路上还要有一些高水平的文化娱乐场所，像张铭音乐图书馆这样的。杭州要形成一些政府与民间合作，或者是政府投入的，在设计上借鉴先进文化娱乐理念的一些特色区块，使这里的文化娱乐成为比较时尚的，引导生活，体现生活品质的一个标志性东西。
第二，杭州的晚间娱乐要加强。如果要吸引外地人增加逗留率，夜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夜生活对本地的居民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现在外地人到杭州来的印象是杭州夜生活比较缺乏，尤其是西湖边，这个情况要尽快改变。现在“印象西湖”已经在搞，最近可能推出，杭州夜生活会有所改善，但仅仅一个印象西湖还是不够的。如何完善杭州的夜生活，政府要配套、引导，比如成都市民有文化娱乐的这种消费习惯，苏州经济非常发达，但苏州人没有夜生活的习惯，茶楼就特别地空。因此，一方面，市民的消费、娱乐习惯要引导，同时政府怎么样提供更适合的城市夜间照明、公共交通，优化夜间娱乐环境，也非常重要。
第三，就是特色，打造特色文化娱乐区块。无论从国际视野还是国内视野看，真正有特色的东西才会有生命力。世界休博会执行官杰拉德先生到杭州考察时曾说过，“全球化的趋势很可能导致世界的休闲活动千篇一律”，他不愿意在杭州市看到这种情况。湖滨区、南山路很难说这是一个杭州特色的文化娱乐、休闲场所，没有感到与欧洲的差别，往往都是欧陆情调；这不是说欧陆情调不好，但杭州要打造东方休闲之都，怎么打造一个有东方特色、杭州地域和历史文化特色的娱乐休闲场所，这一点政府要考虑的。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性的。像伦敦泰晤士河两岸就非常有英国的文化特色，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非常具有巴黎浪漫之都的风情，日本的京都也完全体现了日本文化，杭州能不能围绕西湖或吴山，在雅文化与俗文化方面，打造出一个具有杭州自己特色和东方风情的娱乐区域，这非常重要。
胡征宇：杭州今后的发展，要把握好传统与时尚之间的一个平衡点。不能把时尚等同于欧美，东方的东西也可以作为时尚的东西，不能完全按照欧美风格，但又不能停留在古典层面、或者东方的，就象张艺谋展示给世界的中国永远是黄土地红高梁，东方完全可以时尚的。
张铭（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张铭音乐图书馆创办人）：我是一个音乐教育工作者。音乐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人类娱乐自身的本能表达，而娱乐也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追求。
音乐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研究的方向已经思考、探索的比较多了，但娱乐这个话题，娱乐本身的理论架构亟待研究。
现在，我们论坛提出了娱乐的理念和价值观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娱乐方式和内容的问题，最后一个是娱乐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我认为，理念和价值观的话题主要是一个娱乐主体的问题。内容、方式则更多是一个娱乐客体的问题。我的发言主要围绕主体和客体两个方向来构成。
关于娱乐的主体方面，首先还是与经济基础相联系。考察娱乐的场所、娱乐的方式、娱乐的内容，不同人群的界定肯定是与他们的经济状况吻合在一起。就象我们经常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样，经济基础的现状决定了主体的娱乐方式，经济基础的差异带来了娱乐的差异，这是一种必然。
第二，很重要的是教育差异。接受教育的程度、多寡，会直接影响主体的娱乐理念和娱乐方式。另外，由于高考这个指挥棒始终没有太大的改变，学校的素质教育就非常薄弱。以音乐教育为例，近年来我们就招不到太多的好学生，因此，就人的娱乐教育这一块，为将来娱乐做好准备的教育体系就没有建立，比如说我们学生的音乐才能、舞蹈才能、绘画才能，学校里培养了多少，没有这些才能，这些人能听芭蕾、交响乐、看画展吗？碰到歌剧他行不行，油画行不行。教育的缺失带来娱乐能力的缺失、娱乐层次的下降，这是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是整个国家的高考指挥棒所决定的，素质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现象，我们谈中西比较，西方的小学生辛苦吗？小学生只有半天上课，另外半天玩，为中小学生玩的地方建立得非常完善。到了德国就会发现，德国高三的学生，就象咱们面临考大学的学生，每天就上半天课，下午玩晚上玩，各种各样的中学生俱乐部，没有人有高考的威胁，这个状态本身就带来娱乐前景的喜或者忧，我们这个方面的差距很大。
第三，娱乐主体的年龄差异非常明显。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娱乐方式，青年人有青年人的娱乐方式。
第四，就是职业差异，像我在IT行业讲课，那些网络工程师的娱乐非常定向，他们那个群体就这么玩，人的存在方式、娱乐方式都变成了人机对话的一种方式，个别的人人对话能力堪忧。职业差异带来很明显的娱乐取向的不同。
第五，就是性别差异，女士有女士的娱乐方式，男士有男士的娱乐方式。女士中现在有一些人去享受击剑快乐去了，杭州有这么一个健身内容，有了这个内容，击剑群体就出现了。
第六，是爱好的差异，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舞蹈，这也是一个决定性的选择依据。
最后，再加上一个成长环境的差异，成长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环境，娱乐方式也会是不一样的。
所有的差异构成了主体的理念和价值观形成的差异，构成了主体的终极的娱乐倾向，同时还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娱乐群体。理念不同价值观取向不一样群体就不同，因此，从娱乐主体的多样性出发，政策研究制定就不能是一刀切的。在这种多层次多样化的理念、价值观的思考下，我们的娱乐必然是分层次的，某一种娱乐的活动方式或者内容就是对应于某个群体的。对应于白领群体的娱乐活动民工是不会来的，对应于民工的娱乐活动白领也不会进来。
我们的文化娱乐活动中有一些是代表城市形象的，但是为民工服务的也可以代表城市形象，民工并不见得就是低层次的。对各个群体的普遍关心，这是一种本质的人性化的关心。比如说张铭音乐图书馆今年创办了一个民工合唱团，只是为民工服务不收任何费用，让民工们享受高雅音乐，享受歌唱的快乐。他们在西湖边可以向着西湖歌唱，这体现了我们这个城市对民工的关心，民工体验到了在这个城市享受到的快乐。后天上午日本的NHK来采访民工合唱团，栏目叫“聆听亚洲”，是中日韩三国的文化交流。他们在杭州选择了民工合唱团作为拍摄点。他们说日本没有民工合唱团，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这种形式很好。一个小小的民工合唱团成为聆听亚洲的一个点，成为代表亚洲的话题了。这个话语权的产生恰恰在民工这个点上，这是一种对弱势群体关心的体现。其实有些民工跟我说他们的娱乐形式仅仅是喝点啤酒，物质的享受肯定是低层次的。你看自助茶楼，进去后每样拿一点，正餐还是茶点？这种快乐实际上是低层次的快乐。
在娱乐的方式、内容方面，上述各个群体必然会细分，群体的不同决定了方式与内容的不同。
主要还是要从经济基础去判别，从教育基础去判别，然后再从其他的细项去判别。教育的缺失，较低层次的经济收入，有可能直接带来娱乐的单调和贫乏。人文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在这时候就显得非常吃力，比如说我们的音乐图书馆，平时来的人很少，平均每天30-40个，一个月能履盖到的人群只有一千人，一年是一万二千人次，这是我们现在所能做到的。要奢望有更多的人坐在那里听音乐还不太容易。而在国外看到的现象就不一样了，比如俄罗斯人，吃得非常普通，但吃完后的内容太让人赞叹了，看芭蕾、听室内乐。当他们买的是站票时，有坐位空着，站票就依然站着，绝不会抢座位，但在杭州的剧场里，经常看到买最差的票，但等到后半场前面座位空下来时，就常见有些观众陆续向前转移。这方面我们跟西方比较的差别还很大。俄国人吃饭是黑面包加个汤，吃完后去听室内乐，而我们呢，吃喝非常舍得花钱，然后买最差的票进大剧院，能去大剧院的而且还是极少数。有一次有赠票，最可气的是，大剧院的票拿到后还要问我车子有没有。到了大剧院，最后一个节目还没有结束，观众起来就要走，说怕车子倒不出。在娱乐方式、内容上，跟西方比较，我们的人文层面、精神层面的享受能力还不够，还有一个过程。
以我自己为例，我是时间缺失，没时间娱乐。去年我花了30天时间上了一趟珠峰，6300米，我觉得很值得，体会了西方人的方式。今年我跑到了冈尔波齐转神山，得到了很大的快乐。我还在一块云雾中看到了海市蜃楼般的菩萨。我带回来一个西藏女孩作我的干女儿，已经在杭州开始她的音乐教育。他的爷爷是个说唱艺人，而说唱艺术面临灭绝，希望能为藏族民间艺术的传承做点事情。你看我们一趟旅游可以涉及这么多内容。
娱乐的阶段性和经济发展也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基础到了哪个阶段，娱乐就到了哪个阶段。比如说民工们就有人跟我说，喝酒就很快乐，哪个酒便宜就喝哪种。那个叫初级阶段的娱乐和快乐，初级阶段非常重物质、吃喝。有的人群已经在向中级阶段转变，他们已经开始渐渐离吃喝远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举个西方的例子，剑桥大学校长穿着正装，宴请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餐桌上就一点面包一点水果一点汤，但那个环境真是好极了。他们吃得内容非常简单，淡化到极点。他们已经过了吃的阶段，甚至吃之前还要拿出计算机开始计算有多少卡路里。现在我们是正在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转变，决策要瞄准这种关键的脉搏。高级阶段的享受不重物质而重精神的享受。我们现在刚刚开始进入中级阶段，这从我的音乐图书馆的情况就可以明显看出。这是娱乐阶段性的分层思考，细分出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有一个老外对我说他们的娱乐已经到了后现代。什么叫后现代？他觉得做义工都是愉悦自己的方式，把做好事都当作娱乐了，对大部分人来讲这肯定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在西藏有时是一个人背着背包徒步走一小段，但很少能看到中国人用徒步的方式。有大学生骑自行车的，我统计了一下，这一趟我见到了17个中国大学生，而老外50岁以上一对夫妻骑着自行车在那儿走的前后就有六对，更别说年轻人了。中国人离这种方式还很远。从中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的东西，在娱乐生活方面，国外更重个性化、个体化，更重精神而不重物质，老外在旅途中都是非常节约的。国人则特别喜欢一群人在一起，大家在交流中得到快乐，群体性倾向特别明显。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政府对娱乐生活的引导，这个判断建立在我们是初级阶段娱乐的基础上。初级阶段的娱乐还是需要引导的，因为娱乐主体----人的素质建立还不够，所以必须加以引导。举个例子，我们讲音乐欣赏课，初入门者还是需要引导的，这个曲子应该怎么欣赏等等。等他有点水平了，到了中级了说得就少了。高级别欣赏者最不喜欢别人说来说去，那是干扰，就不用多啰嗦了，所以，到了娱乐的高级阶段，我们就可以多放手，娱乐的中级阶段慢慢减少引导，娱乐的初级阶段必须加以引导，特别是娱乐的主流是什么？这是大事。
杭州作为文化大省的省会，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休闲、文化名城，这个城市的娱乐品格怎么建设？做为城市的决策者，务必要深入思考。在初级阶段就把他抓好，建设好。像二战结束后的柏林，人们在饭吃不饱的时候先把音乐厅给建起来了，这就是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厅。到了这个大厅，你可能会觉得很失望，世界最伟大的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大厅怎么这么陈旧，绝对比不上红星大厦的装潢。但人家很骄傲，在二战废墟上我们第一个建起来的不是餐馆，更不是洗脚屋，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就是爱乐乐团的音乐厅，这就是一个民族最厉害的地方，是精神追求。我们先建什么？我们的百姓先接受的是什么？市场不是终极指向。差距还很大，因此，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加以引导。
张文平（（中国）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我主要从感受娱乐、发展文化娱乐产业方面做一些阐述。引起中西方娱乐的差异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层面的因素，第二是社会体系方面的因素，社会体系包括社会制度、政治因素、舆论导向等。我的主要题目是从感受娱乐，发展文化娱乐产业做一些阐述。中西方娱乐的差异首当其冲的经济层面的问题，第二是社会体系方面的问题，社会体系包括我们的社会制度，政治因素，舆论导向。我从这两个方面做一个简单的提及。现在，我们谈娱乐生活的发展规律，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娱乐生活伴随着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开始是一窝蜂，往往是一窝蜂，许多人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好的，因为中国人见得太少了，是盲从，；到90年代，随着消费群体的档次拉开，不会乱跟风，经济因素是一个主要问题，经济问题是一个主要问题。关于社会的体系方面，我们的特色问题和导向问题。有一组数据显示，杭州市民中70%以上的人在家看电视，是不是杭州人没有钱？问题在哪儿。再如，像还有城西是一个文化人聚集的地方，但城西却居然没有上档次的文化娱乐设施。这里包含着政府规划的问题和，还有观念的意识的导向问题。。要促使我们娱乐生活的社会意识的转轨，要让富起来的杭州市民乐于参加各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娱乐的本身不是因娱乐而娱乐，娱乐也是一种创业，也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动态的，是说西方娱乐的狂欢、外向、激情。静态的，例如西方休闲。
解决温饱时的娱乐生活，与经济发展至更高阶段的娱乐生活要求不同，后者越来越重视品质和享受，这是规律。与之相应，中西方娱乐形态存在着的不同，是西方娱乐是立体的，可以分为静态的和动态的。为什么是立体的，因为经济发展到了那个阶段，具备了这个基础，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更理加健全，我们的娱乐生活也会更加丰富。正如杭州市“十一五”规划描绘的，昨天西方如此，今日的杭州正在进行中，无钱没鱼（娱），有钱有余（娱）。百姓有曰：人一有了钱，什么都会了，也会变得文明起来，这是潜规则。今日杭州现行的娱乐生活理念或方式，某种程度上也许正是昨天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娱乐生活的翻本。而至于中西方视野之比较，只是经济问题、体制问题、舆论导向问题和时间问题。今天，杭州正在努力地改变着，未来几年，位于杭州市民中心4.4万平方米的杭州图书馆将以200万的藏书向市民开放。距今8000年跨湖桥遗址也将以6000万元的投资于明年动工兴建。建成后的遗址博物馆将一半在水上，一半在水下。未来几年，杭州还将有更多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娱乐项目投入建设。市民出家门口朝任何方向走不到15分钟，就能看场电影、买本书或听场戏，基本形成15分钟文化娱乐圈。
今后，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将集中在能否为市民创造和谐舒适的生活环境和高雅的生活品质。这其中娱乐生活将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娱乐文化产业也将因此得以孵化和形成产业链。正是这样的发展方略，为杭州打造教育强市、科技强市、卫生强市、体育强市，指明了方向，为市民生活品质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载体和舞台。进入21世纪以来，长三角特别是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经济增长方式面临重大转型。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文化娱乐业等大文化产业，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加快培养和吸引高素质人才，将成为这一地区未来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美国以及欧洲，都可以看到昔日的工业重镇走过工业时代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城市转型”。比如加拿大温哥华经历了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后，工厂、码头和仓库占据的岸线正让位给城市生活，准确地说，是让位给以文化休闲娱乐为主的城市生活。距市中心步行仅10分钟的煤港也已变成文化休闲居住区；位于内河边的歌兰桂岛原来是温哥华的工业区，工厂搬走后，这里曾一度萧条，但现在已改造成充满活力的都市蒙太奇和城市绿洲，受到当地市民和游客的青睐。
凌平（杭州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世界休闲组织理事会常务理事；美国北爱荷华大学客座教授）：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和演进在全世界各地的进程、表现形态和内容都是各不相同的，其多样性、复杂性更是令人难以捉摸的，世界休闲组织为了探索休闲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发展的内在联系，经过数十年的探索，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试图证明积极的休闲对人类生活质量的巨大贡献。
休闲娱乐在不同国家发展过程中，除受到社会经济的影响，还受到别的因素影响。每一个民族的休闲、旅游和娱乐行为都会表现出其民族自有的特点，但有些民族虽然相距遥远，可其休闲娱乐表现的形态却有非常相似，而有些民族相距不远，却又表现出惊人的差异，我们显然不能从经济的发展水平来诠释这种行为的差异，有时既是同样发达程度的国家和地区，其休闲行为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发现这种现象不能完全用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体制或机制来很好地回答，因为在同样的民族政治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下，其休闲行为的偏好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象美国这样的国家，美国土著人、非洲美国人、亚洲美国人、欧洲美国人，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不同人群的休闲行为也各不相同；然而我们却发现人类在休闲行为上却有一种文化上的认同，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从文化认同的视角来解释上述问题呢？
人类文明的演进，最初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产生这样的文明的背景主要是生存环境的不同。游牧民族是由于他的生存环境而导致一种游牧方式生存，比如打猎、捕鱼；农耕文明是依托于土地这样一种方式生存的。因此，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生活方式的不一样，以至于他们在休闲、娱乐文化等等形态方面也不一样。比如说，游牧民族一旦遇到洪涝灾害，他没办法生存时必定是放弃原有生存的地方。农耕文明的生存方式是依托于土地的，与土地打交道，所以，农耕文明在娱乐方式，包括饮食方面，一旦遇到洪涝灾害的时候，是什么东西都吃，哪怕是野草和虫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因此，游牧民族一旦有灾难的时候，就会向中原挺进，农耕民族为了防止外敌入侵就会建造长城，会把人家挡在外面。游牧民族是没有继承性的，一遇到灾难就会弃地而走，农耕文明却不同，它是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旦遭遇洪涝灾害就会有“大禹治水”。一旦遇到外族侵犯，就会建造长城。人们的活动与自然相联系，是通过土地使人和自然、人与人、人与地、人和天之间形成一种社会关系。
从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看，西方人是游牧民族的后代，喜欢户外运动，特别是游牧民族通过古希腊、雅典创造性地发展了海洋文明，这种海洋文明又是一种拓展。在很多的运动形态中，西方的运动形态，包括艺术形态，她是开的、奔的、立的、直的，而不像中国的艺术形态——琴、棋、书、画都是在室内，讲究茶道，她是拧的、扭的、圆的、曲的，这样的一种形态实际上是农耕文明与自然在争斗过程中，斗得太厉害了，她需要一种安静的环境。
西方文明仅仅三千年左右，但它能够超越华夏文明，这是因为它是一种更现代的文明，我把它称为海洋文明。如果说大海文明以希腊文明为特征崛起，海洋文明则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美国仅仅建国200多年，但他的文明起点是建立在海洋文明的基础上,所以，其发展非常迅速。很多文化形态，包括迪斯尼、好莱坞、NBA等一些竞技文化、竞技娱乐，以一种非常强势的方式在全世界传播。未来是什么？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文明，我把他称为太空文明。因为现在都在争夺太空，实际上在争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随着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到海洋文明，再到未来的太空文明，这个过程中人们整个休闲娱乐方式是不一样的。农耕文明时代与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娱乐方式完全不一样。工业文明的娱乐方式与今天所说的休闲时代或者娱乐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也是不一样的。
娱乐形态的不同有好多是由于社会建制的因素，有些是经济因素，有些是社会建制和经济因素不能解释的，是文化因素。我们杭州受到南宋文化影响，但我们不能局限于南宋文化。既便同样是中国，北京的休闲娱乐与上海不一样，杭州与成都也不一样。杭州的文化既包含了南宋文化，又跟现代文化相一致。
从社会文明发展看，今后娱乐生活会有这样的发展趋势，一是娱乐生活方式会慢慢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室内转向室外。户外运动会出现，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要考虑这一点。二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娱乐生活的延伸不是在白天，而是在夜晚，要注重发展健康的夜生活。第三，要注重文化娱乐特色的打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上海、北京、成都都各俱特色，杭州也要有特色，包括户外运动要有特色，夜生活要有特色。
程俊（红星文化大厦总经理）：文化用我们的大白话来讲就是生存的花样，娱乐就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花样。我觉得文化也好、娱乐也好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我们表现的的方法不同和表现的能力强弱而已。我们现在的娱乐生活当中，比较最多的是西方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好莱坞、迪斯尼的一些大片，都在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生活。但他真正表现的也是主流文化。，比如影片我陪儿子 看了《赛车总动员》中，最后有那个的主角麦昆，原来一直想做第一名，但最后到了第一名他没有去，而是帮助弱者走向终点，这与我们中国人内心想要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不用害怕西方文明、文化的冲击。政府、媒体不会强迫我们不去喜欢一个东西，但老百姓喜欢自有他的道理，比如韩剧，它的内容、表现形式背后的东西都是我们倡导的一种主流文化，要讲孝道、仁义、信用，所以，我觉得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不同而已矣，都是应该值得尊重的。不用害怕西方文化太多我们就不是中国人了。最后我们在精神层面还是会回到同一个地方去。
第二，我们讲传统文化，从“五四运动”以后，好像好象我们就很害怕，开始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太多的时候我们是崇拜西方文化。但实际上，我们的东方文化，我们的儒释道也曾经带领我们中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曾经在清朝，杭州也是世界十大都市之一，只是近百年来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东西有点问题了。我们要反思为什么我们后来变落后了？，主要是我们的文化只是在士大夫层面思考，没有把文化变成生产力。实际上，现在西方的管理学慢慢回归到中国文化当中，比如最有代表性的《第五项休修炼》，。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娱乐生活方面，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外来的大片，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到如何注重自身的传统文化，。关注我们的道德教育和社会价值观，娱乐无非是一种表现的方法。因此，要更加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几百年前喜欢昆曲与现在喜欢超女背后没有什么不同。精神的实质还是一样的。娱乐生活好未必就是晚上娱乐生活丰富，我跑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很多地方晚上是没有娱乐生活的，有几个朋友在美国他们的生活比我简单的太多了。但他们的内心生活过得更平和，我都反倒觉得更健康。因此我们国更加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西方的文明固然很好但我们自己的东西也不差，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的文化、韩国的文化都是重视自己的本土文化，却又没有排斥西方文化。
徐金贤(西湖区科技局副局长、文三街管委会副主任)：从中西方来比较，我们关于娱乐生活的理念是简单的，其出发点往往很单一，关于娱乐生活的标准也很单一，常常用简单的好或坏来评判。如果真正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人是社会的人，是非常复杂的，从年龄来看有老人、壮年、青年和儿童；从受教育程度来分，有文盲、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等层次；从个人收入来看，则贫富差距也十分悬殊到收入差距；此外还有民族、地域文化等的不同。因此人们的娱乐生活更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现在要改变娱乐方式比较单一的状况，确立娱乐生活多样化的理念是一个关键。比如在家里一个人看看电视、看看网络电影、写写博客、，或到户外拍拍DV、和朋友打打球、打打牌、喝喝茶等等，都是一种娱乐方式。
黑格尔讲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一定会存在。现在，从目前娱乐生活的内容、方式来看，也是在向多元、多层、多样化发展，当然和大家的需求来看，还远不能满足。但我们也不能急。当年孔乙己的一碟茴香豆，一壶黄酒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娱乐，在人还在为肚皮担心时，吃喝是第一位的。但温饱以后，到音乐厅听音乐也是一种当然的生活娱乐，这两个差距在哪里，在于我们第一需求的排序不同。当我把物质生活作为第一需求的时候，当然要去享受物质；当能够把精神需要做为第一需求的时候，我当然要去享受精神生活。所有，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们的娱乐生活。
如果仅仅从娱乐产业来看，杭州还可以，但跟国内外先进城市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比如说演艺文化，杭州有宋城的千古情，有金海岸，不过还做不到巴黎红磨坊的水平。但从今后的发展看，我相信慢慢地会有的。娱乐生活肯定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发展的，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人们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富裕，娱乐生活也必然会不断地丰富，娱乐产业也会不断地发展。
虽然，我们杭州的娱乐生活比较丰富，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象我们的娱乐产业，还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性的东西，比如在网吧的管理上就比较机械，营业时间上午8:00到晚上24:00,显然不符合因特网产业的客观现实。
要丰富杭州的娱乐生活，就要加大对杭州娱乐产业的培养和扶持。特别是一些新兴的娱乐产业，象数字娱乐等。2004年10 月，我们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文三路电子信息街区创建了一个数字娱乐产业园，这里面集中了许多优秀的数字娱乐企业，比如杭州联梦娱乐、中国博客网，易动科技等，政府要有非常大的包容性来对待这些行业的发展。娱乐不能简单地用善恶好坏来区分，除了主旋律，对那些不损害别人、不损害社会，只是自我开心、自我娱乐的一些娱乐方式，社会就应该宽容，就应该允许存在。
同时，对于不同的娱乐产业，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扶持措施，用不同的规范、标准。有些东西可以完全市场化，但有些东西不能市场化。对娱乐生活政府应当高度关注和引导。如西湖边可以搞一些酒店、茶馆，但更应该多搞一些科技馆、艺术馆、博物馆、文化馆。前者可以由市场自发形成，但后者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和扶持，纵观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提供给大众一些公共科技、艺术、历史、文化娱乐平台，才是政府应该大力发展的。
周鸣岐（市群艺馆副馆长）：我是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群众文化强调的是群众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管理和自我实现。杭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非常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杭州的优势在于山山水水都蕴含着美丽的传说，每个景点都萦绕着动人的故事。现在普查到的民间艺术有500多项，经甑别整理后可上报345项，其中表演类185项，造型类124项，综合类有36项。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里我从如何把已经拥有的非物质遗产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产业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有政府的支持与扶持，把国艺项目做成娱乐业。第二，群众文化方面，我们有资源优势、创作优势、人才优势，希望企业家、媒体与我们联手合作。主题表演中，光有宋城和金海岸是不够的。当外地游客看到了静态景观后，应该还有动态的表演，看完雷峰塔，还要看雷峰塔蕴含着的故事。我们现在缺乏管理，娱乐业的影响还不够，我们只能贡献创作和编排，缺少营销等方面的内容。我们希望能把国艺转化为生产力，做成产业和娱乐业。文化资源是可以再生的。像美国娱乐业的发展不是在纽约，而是在拉斯维加斯，它不受金融风暴、“911”等外界因素的影响。
杭州应该在高层次上做文章。在娱乐的中级、高级阶段，我们希望在城区，与企业家、媒体合作，打造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
首先，要多做一些引导工作。民间艺术在衰弱，如何引导他们，把我们的民间艺术，这种优秀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要让他们能够自娱自乐，但不要提过高的要求。现在农村里，对一些民间曲艺在曲调、表情等方面要求过多，反而失去了一些本色。所以，要引导，就是要原汁原味的保存下来。创新，是在不破坏传统东西的前提下寻求另外的发展。这里是引导为主。我们现在只能是保护和挖掘，去发展还很难，我们在管理开发上比较薄弱，希望文化娱乐业的企业家和媒体多做公益性的群众活动，其实公益性的活动也能实现很好的经济效益。
胡康兆（杭州金海岸实业总公司办公室主任）：我主要从市场的角度谈谈娱乐演艺杭州主流的生活。现在，娱乐演艺还处于初始阶段，还有待于发展。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对文化精神生活要求也随之提高。由于现代人的工作、生活节奏较快，人们在享受文化生活时，首先更需要获得心理的愉悦和精神的放松。因此，文化娱乐产品必须形式多样，信息量大，节奏明快，风格鲜明，常换常新，结合高科技等表现手段，来满足观众的求新、求乐的观赏欲望。娱乐演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通过强化它的娱乐性、观赏性和趣味性，使观众在欢乐和愉悦中，获得了艺术享受。同时，娱乐演艺也积极倡导了一种健康、时尚的休闲方式，吸引人们离开“麻将桌”，远离“黄、赌、毒”。简而言之，当前娱乐演艺的最大特点就是“制造快乐”！
就娱乐演艺的现状看：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种既不同于酒吧歌舞厅，也不同于正规剧场的专业演出，融大众性、通俗性、娱乐性、艺术性、参与性等于一体的新兴艺术表演形式“娱乐演艺”，首先在湘、浙、江、鄂一带萌生流行,继而在我国许多城市蓬勃兴起。根据不完全资料统计，目前我国共约有此类表演场所200余家，其中浙江有30多家，湖南30多家，湖北约20多家。如果目前这些家演出场所（或称演艺舞台），以每天演出一场计算，每年演出将有7.7万场次，受众人数3900万人次，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预计有1.5万人次。这充分表明了娱乐演艺的巨大市场和发展潜力。
就娱乐演艺的民俗基础看：我国民间的娱乐演艺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北宋就已形成娱乐演艺的雏形，到南宋，江南一带的文化娱乐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出现了众多的固定娱乐场所——瓦子及专业的剧团班子，其中或说话讲史、或杂技表演、或演傀儡戏、或演皮影戏、或演杂剧等，是深受当时劳动人民喜爱的大众化的表演形式。在国外，美国的百老汇音乐剧和法国的红磨坊歌舞秀等，也是由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杂耍秀、滑稽秀、时事秀、综艺秀及娱乐歌舞秀，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演变而形成的艺术形式。大众的通俗化的娱乐演艺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旺盛的市场需求。
就娱乐演艺的欣赏基础看：目前，我国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主要从事标志性、示范性的演出和活动，打造的是高雅文化和艺术精品。而“高、精、尖”的文化精品，观众面因艺术欣赏和消费水平而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上投入这类产品成本较高、制作周期长，因此，市场经营性演出遇到了不少困难。而民营娱乐演艺单位则以市场为先导，根据大多数观众的欣赏能力、消费水平，量体裁衣，打造出大众化娱乐演出产品，深受大众喜爱。而这一层次的观众也犹如演出市场消费金字塔的塔基，观众面广，市场巨大，将会成为我国演出市场的主要消费客源群。
就娱乐演艺的消费基础看:我国大多数观众的消费水平还处于中低阶段。与美国“百老汇”相比，美国国民的人均月收入在3000-5000美元，百老汇的音乐剧或知名的大都会歌剧院，其票价在35-150美元之间；而目前中国人均月收入在1000-3000元人民币，与国外同比，娱乐演艺的定价就在30-100元人民币之间，这符合我国目前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那些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门票价格只适合极小部分的高消费阶层。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纷纷出台，打造文化大省和文化大市，为演艺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带来勃勃生机。我们企业倍感鼓舞，深感有责任参与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金海岸公司之所以能不断发展，金海岸演艺大舞台暨娱乐演艺文化产品之所以能得到市场和广大消费者的认可，除了自身的机制和经营理念因素外，还因为她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她既依托于市场又领先于市场。金海岸必须做强做大，建立文化产业链，走规模、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力争成为全国一流的、创新的文化产业基地。
黄大同（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我主要从一个案例出发，来谈谈跟娱乐生活相关的专业剧团方面的信息。
美国纽约百老汇大街是这个城市的中心区域，她的戏剧区域的发展可通过一组数据来说明。百老汇戏剧区依托密集的剧团上演歌剧和演艺。2004年，这个区域内的观众达到1100万人次，看到巡演的人数近1500万人次，总票房14亿美元。其中《狮子王》在97年开始，演了2776场，票房收入3亿多，上座率总是100%。百老汇的戏曲演出在网络等娱乐方式的强大冲击下，还是稳中有升，还是在发展的。这种不断发展的现象也将给我们的演艺业提供借鉴。其成功的关键在于：
第一，她的主题紧跟社会的时代变化，反映当代生活，直接引起现实观众的心理共鸣。在题材的选择方面，紧密围绕观众的需求和审美的要求来选择。其上演的畅销音乐剧都是现实题材的，很少是历史和神话的。
第二，她集聚了众多的剧院和配套的设施，实现了产业群体效应的最大化。仅仅是百老汇，600座以上的剧院就有390多家，而外百老汇剧场，在全纽约有530多家，大部分散布在百老汇周边。另外，其他衍生的产业也在这个区域内。密集的群落加上相关的设施，通过相互宣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这样的能量集聚后，使这块地方成为人气最旺的旅游场所。
第三，她营造了现代的通俗风格和“新、奇、特”的剧场效果，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和耳朵，满足了观众的时代需求和娱乐需求。像音乐剧多以通俗易懂的音乐、舞蹈等来表现主题的，力争雅俗共赏，体现当代娱乐审美情趣，打造最大范围的观众群。比如，歌剧《猫》的旋律被灌唱片600多次，可见其受欢迎程度。同时，幽灵剧场的现场效果也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四，开发新奇的、时尚的衍生产品，来激发观众的购物欲望，而且这些产品，只出现在剧场上，激发了观众的消费动机。这样，不仅烘托了演出气氛，也起到了长期的宣传效果。在观看音乐剧的人数中，有85%的纽约市外的游客来观看音乐剧，而这些到百老汇的游客中，在观赏、购物、娱乐消费上达到了18亿美元，为纽约市带来了26亿美元的旅游收入。百老汇平均4000万美元一部戏的投入，让我们叹为观止。百老汇的系列带动作用的确非常大。
杭州演艺娱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目前，我们与百老汇的差距比较明显。第一，在杭州上演的省、市剧团的歌剧、越剧等方面，都是历史题材的，导致了一些年轻人没有兴趣看，这与他们的当代观念差别很大。其次，各个剧场都是独立运营的，规模小、影响弱，无法集群，也无法跨越效益的临界点。第三，我们上演的剧目，连音乐等方面的表演也是传统式的，仅仅是在编排上加入现代的元素，无法引起求新求变的当代人的需求。第四，在杭州的演出都是单一的，无法开辟产业链。杭州在演艺业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何做好剧团的建设工作还有待于我们去努力。
周海文（杭州电视台影视文化频道总监）：电视对娱乐生活的影响非常大。如韩剧、超女、春晚等都对人们的娱乐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主要从以下几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我觉得娱乐生活是需要高度关注和引导的。从电视角度看，对娱乐的价值引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电视中的娱乐节目，在最初，寓教于乐是非常突出的。现在，在西方和港台节目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杭州娱乐节目走过了三个阶段。最初，寓教于乐性质比较浓。第二阶段，到90年代中期，国内民营娱乐企业兴起，娱乐节目非常风行。目前，在娱乐节目的制作等方面，我们学的是港台，很多理念上都是照搬过来的。如浙江卫视的一些节目，整个班底都是台湾过来的。现在，西方的电视节目很多是为娱乐而娱乐，如一些“恶搞”制作方式，节目越来越趋向于没有价值取向，这会对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在国外的媒体上，除了纯粹的为娱乐而娱乐的节目，还有一些价值引导非常强的，影响力也非常大的节目。国内缺少一些价值引导的节目，如果我们当前的娱乐节目这样走下去，会出现不好的价值取向。我们在没有构建其他的价值体系的时候，就更需要制定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不能纯粹的为娱乐而娱乐。浙江有64个电视频道，电视节目中广告的量和广告的内容都存在着各自为政现象，这些都需要关注，我们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游戏规则。媒体如果把“钱”当作唯一的价值取向，会带来很多不好的东西。这些都需要引导，我们要对媒体进行一种定位。
第二，就优化娱乐环境来说，我们需要多元的、开放的环境。一是要找到一个中外娱乐方式结合的平衡点。杭州大众化的娱乐方式在杭州的传播和生存非常快，而在本土化这方面，需要去加强。电视中，本土的娱乐节目包括开心茶馆、快乐七点档等，发展得比较好。我们的确需要发展本土化的东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媒体要有很开放的合作方式去做节目，而靠媒体的独家能力，在编导、制作上都很难做好，因此，可以与一些企业和别的单位合作，共同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目前，我们就和金海岸合作推出了一些节目。第二，本土化这方面，我们需要挖掘、倡导、培育，需要政府的支持，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做一个“杭剧”——“苏小小”，筹备了很长时间，与黄龙越剧团合作，眼前不能实现经济效益，无法达到创收。但是如果上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义就很大，但是难度也非常大。
二是要找到一个多元的、分层次的平衡点。在杭州，高端人群的娱乐方式是比较丰富的，而弱势人群却是最缺少娱乐的，他们没有话语权和资源的分配权。让娱乐生活真正体现生活品质，就要有多层次的娱乐，让各类人群都有娱乐的平台。我们现在考虑得比较少的是民工的娱乐。高端的娱乐和低端的娱乐都需要政府关注，需要政府去建立一些平台。
三是人的打造。人本身就是在娱乐环境中的，首先要营造这样的环境。搭台的、唱戏的、看戏的，要协调配合。搭台的更多是政府，唱戏的还好，而看戏的，在杭州确实比较缺少，这是需要引导的。比如，在蒙古的舞台上，观众与演员的互动是非常强的。新奥尔良的酒吧里，更多的能让你感受到人的环境和氛围。NBA赛场也是一样，除了比赛，观赏的人的参与度是非常强的，这样能增加观众的积极性，娱乐效果也非常好。现在强调文明习惯问题，就是看戏的人的打造问题。
石利群（市旅委政策法规处处长）：我谈几点认识。一是娱乐生活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是城市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娱乐生活的背后既具有精神性，又具有经济性，其对和谐杭州的打造有重要意义。三是娱乐生活的个性化和特色化将成为杭州的一张名片，对杭州城市品牌将会是一个提升。
我想结合我们做的有关晚间娱乐生活方面的课题谈一些体会和感想。我们做这样的课题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旅游经济、旅游产业的综合性趋向非常明显。旅游要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现在关于杭州旅游的6大要素中，娱乐业比较薄弱。这也就要求关注娱乐生活。二是从旅游产品的丰富度看，晚间娱乐产品需要不断丰富。就国内来说，杭州的晚间娱乐还是存在很多不足的。三是从旅游营销的角度看，我们需要不断推出新的亮点，推出新的产品，向游客展示杭州夜晚娱乐的风景。现在，我们准备做一个晚间娱乐的导游图，向游客推荐杭州的夜生活，也想促进杭州娱乐业的发展。
通过这个课题研究，我们得出三个结论。一是晚间娱乐生活已经成为重要的娱乐生活时段。二是城市越现代，晚间娱乐生活越丰富。三是生活节奏越快，晚间娱乐生活需求越大。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对经济而言，包括市民和游客，有5-10%的收入将用于晚间娱乐生活，这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第二，对就业而言，就业的带动性很大。第三，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贡献很大。第四，对城市吸引力的作用而言，城市晚间娱乐生活的丰富度是城市的名片。第五，晚间娱乐生活对旅游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大，其消费的比例可能不是很大，但含金量比较高。
从杭州娱乐生活的发展趋势看，主要的活动方式是茶馆、购物、KTV，对游客来说，晚间娱乐的满意度只在60-70%之间。国际游客认为杭州夜晚娱乐生活比较单调，满足国际游客的产品比较缺乏。在打造娱乐产品中，交通等配套设施需要完善，服务质量需要提高。
王茂康（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根据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部署，杭州于2005年初开始实施文化领域宏观管理体制调整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杭州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作为体制改革后组建的新机构，按照上级针对文化市场管理提出的“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总方针，紧紧围绕“加强文化市场管理、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打造平安杭州，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大局，充分发挥新的管理体制和执法机制的优势，在狠抓管理的同时促进市场繁荣，不断推动文化市场的规范有序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目前，杭州有文化娱乐经营场所5339家。下面，就围绕如何规范管理，创建文化市场良好环境来谈谈。
一直以来，我们实施文化市场管理时都坚持一个理念：“打击违法，就是对合法经营者最好的保护；纵容违法，就是打击合法”。为此，每年年初我们都要根据中央及省、市的部署，结合杭州的实际情况，提出全市的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工作意见，从而更加清晰地明确全年的工作重点和目标。我们明确要求市、县区（市）两级文化市场管理部门要在“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查处已经发生的问题、整改百姓反响突出的问题”上狠下功夫，采取集中整治，联合执法，交叉稽查等各种方式，开展以专项行动为主，以机制管理为辅的文化市场整顿规范工作。仅今年以来，就已组织了文化市场执法行动、音像市场“阳光行动”、出版物市场秋季专项整治行动、反盗版百日行动、地面卫星电视信号接收设施专项整治、打击非法预装计算机软件专项行动等多个全市性大规模集中整治活动。在全体管理人员的努力下，群众投诉量保持逐月下降趋势，也体现了综合管理的体制优势。
为了规范管理，创建良好的文化市场环境，我们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强化“执法也是一种服务”意识。我们设立12318举报受理中心，由专人负责群众举报受理工作。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人性化管理方式，推出了口头诫勉制度。对被多次举报单位，不是简单地一罚了之，而是要求单位负责人到受理中心报到，予以口头告诫，宣讲政策法规，分析经营中存在问题的根源，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整体规划，创造网吧良好的发展环境。目前，我市共有合法网吧955家，计算机总量达7万多台，总投入近4亿元，年营业额3亿元以上，年创利税7600万元，直接解决就业岗位5000多个。整个网络文化市场的发展趋势是良性的，我市网络文化市场正逐步呈现违法违规问题持续下降、经营秩序明显好转、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的良好态势。我们在网络文化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坚持了“取缔非法、控制总量、加强管理、完善自律、创新体制”原则，以“严控总量、科学布局、优化结构”为前提，制定了全市网吧总量和布局规划，坚持不新批一家单体网吧，而是通过提高准入门槛来鼓励连锁企业以兼并、收购方式逐步淘汰“小、散、乱、差”网吧。目前，我市在册网吧955家，这个数量与总量规划的合理空间比较一致，从而很好地控制住了市场无序扩张、过度膨胀的局面，也给整个网吧行业的良性发展保留了空间。
三是争取政策发展游戏机产业。因受政策调控的制约，根据省、市统一部署，经过2001、2002年两次大规模集中整治行动，杭州90%以上的游戏机房从市场上被清退。通过日常管理，我们认为游戏机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被排除在产业发展的范畴之外，需要积极主动地争取政策来规范发展游戏机产业。目前，通过积极工作，杭州被列为全国电子游戏机经营场所管理试点城市之一。我们已经草拟了试点工作方案，准备按照“有序准入、可控发展、有效管理”的原则，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市场自行调节，扶持具有较强经济实力、较好经营理念的企业做大做强，引导整个电子游戏业向规模化、连锁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四是以协会管理为纽带加强行业自律。在我们的指导和帮助下，市本级建立了杭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区县（市）先后建立了网吧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的运作来充分发挥经营者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作用，定期组织会员学习法律法规，开展行业自纠自查，自觉抵制恶意举报、低价竞争等不正当手段，促进了整个行业的良性竞争和良性发展。各网吧协会通过开展网吧创优活动，积极提升行业管理水平，收到了较好效果。
五是精心打造文化旅游演出品牌。通过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使“文化”和“旅游”相结合，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旅游品牌。我们通过推出“文企联姻”——文化项目推介活动，促成了杭州市文化中心与杭州金海岸娱乐有限公司的强强联合。两家单位在综合了场所优势和经营理念优势的基础上，联合制作了一台“西湖之夜”大型旅游演艺专场。这台演出在突出表现杭州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的同时，结合了西方景点艺术，汇集了杂技、舞蹈、民间绝活、江南丝竹、粤剧、踢踏舞等十几种表演形式，目前已产生较为理想的市场反响。通过帮助协调旅委、交警支队等相关职能部门，为企业解决了多个难题，也鼓舞了民营企业进一步加大投入的信心。我们将帮助两家单位精心打磨节目内容，使节目更具杭州地方特色和艺术包容性，力争将“西湖之夜”打造成一台有较强针对性的旅游演出精品，真正展现东西方不同的文化魅力，为全体市民和中外游客提供一个很好的休闲文化娱乐场所。
盘剑（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这几年，浙江的动漫产业发展非常迅速，总的产量已经在国内排第三位，而浙江的动漫产业主要集中在杭州。杭州的国家动漫产业基地和数字娱乐产业园是其中的代表。动漫的兴起是随着整个社会对娱乐生活的需求应运而生的。我主要谈谈以下方面的内容：
第一，娱乐不仅是一种现代生活内容，也是一种新兴产业模式。如果说“生活娱乐化”是生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娱乐产业化”则是社会生产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娱乐生活，更要发展娱乐产业。
第二，娱乐产业多为创意产业，而当今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创意产业是动漫产业。近年来国家大力促进动漫产业的发展，杭州市也确立了建“动漫之都”的发展策略，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不仅仅是杭州市的，有的也是全国性的。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问题之一：创意产业却轻视创意，或重技术而轻艺术。具体表现为动漫业界不乏制作人才，却极缺创意、编剧和真正意义上的动漫导演人才，以致作品情节差、结构差，内容浅俗，语言表达上也缺乏真正的动漫特征。
问题之二：将动漫当作纯粹的少儿娱乐产品，定位有错误；不仅如此，而且对当下少年儿童的审美心理和知识结构缺乏了解，以致作品不仅没有成年人市场，也得不到少年儿童的认同和喜欢。
问题之三：缺乏产业意识，忽视“产业链”的培育。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动漫产业仅仅限于动画片的制作和播放。而实际上，动漫产业的巨大产值并不是来自于动画作品，即动画片的播出版权出售。根据国际惯例，动漫产业并不靠出售播出版权赚钱。在日本和欧美许多国家，影视播出的版权收益最多只占到制作成本的20%。这就是说，动漫产业最大的赢利点不在于销售动画片的影视版权，而在于衍生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谁的衍生产品开发成功，谁就掘到了源源不断生产财富的“金矿”。
具体来说，动漫产业的赢利模式具有三个层次：动画片的播出、放映属于第一层次赢利（约收回10—20%的制作成本）；第二层次是与动画片配套的卡通图书和音像制品发行赢利；第三层次是与动画形象有关的包括玩具、文具、服装、饮料等各种生活用品以及手机形象、短信、网络游戏在内的后产品的开发赢利。三个层次既涉及以艺术创作为中心的文化产业，也涉及普通的传统产业，还涉及以高科技为特征的新经济产业，由此构成了一条几乎覆盖了社会所有行业的“产业链”。所以，发展动漫产业绝不仅仅是创作、制作动画片的问题——当然这是动漫产业的基础或源头——更要建构完整、高效的“产业链”。
第三，鉴于以上问题，建议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改变观念，加强动漫创意、编剧、导演人才的培养；二是调整定位，使动漫成为全民娱乐；三是遵照动漫产业的自身规律，借鉴国外，如美、日、韩动漫产业发展的经验，并根据杭州市动漫产业结构的具体情况，即大多是小型的动漫制作公司，注重中介公司和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以此推动完整的动漫“产业链”的形成。
张旭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经济研究所所长）：我主要讲两点：一是每个人的娱乐需求，无论从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都有三个特点。一是多元化，二是动态化，第三，有些是自主娱乐，有些是商业娱乐。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关于娱乐行业的发展问题，这既与企业有关，又和政府有关。
政府可以通过课题形式，资助研究机构开展研究。主要研究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娱乐方式的演化规律。娱乐方式是有特定的规律的。有两条规律。第一，娱乐方式喜欢模仿，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会模仿美国等强势国家；社会中，人们会模仿一个强势群体的娱乐。第二，许多娱乐项目会周期循环的，它会消失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出现。有些娱乐项目是短暂爆发的。这些规律值得我们研究。这样会给政府的引导、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在社会层面，娱乐方式受经济、历史、环境的影响，和不同文化交往的影响。在个人层面，娱乐方式受年龄、收入、性别、性格、工作等方面的影响。
另一个研究就是娱乐活动方式的分类。娱乐生活具有多样性和动态化，针对多样化的娱乐需求，最好的满足方式是市场引导。各样的需求需要市场主导，并强调民营为主体。如果政府来投入，那很可能会出现政府投资了却不讨好。当然，这里需要政府来引导。政府引导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政府需要引导的娱乐项目是一小部分，政府需要容忍的项目应该是一大部分，而政府要禁止的应该是极一小部分。这个观点是建立在娱乐方式和娱乐内容分类的基础上。娱乐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健身娱乐，如打网球等。二是健脑娱乐，如桥牌、麻将。三是健德娱乐，如帮助人们价值观念的培养，这里需要政府来引导的，因为市场不容易做到。我们确实需要扶持一些反映“主旋律”的，叫人们怎么做人的，比如“八荣八耻”方面的娱乐，这些是需要政府扶持的。四是纯粹娱乐，是比较模糊的，这里有好的和不好的。
另一种分类方式就是分成阳光娱乐和月黑娱乐。阳光娱乐是可以公开化的，是能够被人接受的。而月黑娱乐主要是关于黄、赌、毒。政府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包括媒体也需要进行导向性引导。
关于娱乐的内容管理，包括电影、书籍等。现在还存在着不好的东西就是出版检查。这样导致一些编剧只愿意编写历史剧，因为发表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反映当代题材就存在难以发表的风险。对于电影、书籍等，内容上应该放弃事先检查制度，强调事后的法律诉讼。当发现这个出版物严重违反了法律、传统等，可以用法律来解决。事先的管理，往往会出现差错，主管部门也会比较累。如香港地区，非常强调出版后的追究。这样就给大家一个非常宽的表达空间。所以，对内容的管理应该从事先的检查向事后的追查转变。否则，我们的娱乐行业会受到制约，不容易出现多元化。因为缺少自由度，容易出现一窝蜂的东西，任何一个地方的新事物都会成为别人跟风的对象。而如果放宽事先的审核，会给大家一个丰富的自由度，也就容易出现娱乐内容的多元化。
最后，提一点具体的建议：在城西，物质生活比较丰富，但是文化上比较缺乏，政府可以考虑一下，适当的建一些高雅的娱乐场所。另外，就是体育场所，这都需要我们政府去做的。
辛薇（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各位专家的建议让我们深受启发。大家从东西方的比较来谈娱乐生活，内容非常丰富，非常深刻，这里既有具体的实践，也有很多理论的思考。大家谈了很多娱乐的方式、内容，也谈到了政府在娱乐生活中的引导作用、推动娱乐生活的发展，这一点对整个杭州娱乐生活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从政府角度看，在发展娱乐生活的过程中，是必须加以引导的。在推进娱乐生活的过程中，商家一味的迎合倒是无可厚非，因为它是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而政府如果也是迎合，那就值得商榷了，至少我认为是不应该的。政府更多的要有一种责任感，要加强引导。我认为政府可以在几个方面加以引导：首先，依托学校进行引导，包括对学生的娱乐兴趣、价值观的培养，从小做起。我们的上一代，在吃的问题上可以去消费，但还很难接受娱乐上的消费，我们这一代可以接受一定的娱乐消费，而我们的下一代会积极参与娱乐活动的消费，这就是消费观念的差距。我觉得，学校在注重素质教育的同时，要特别注重人的个性化发展、兴趣的培养。第二，政府应依托媒体进行引导。媒体现在对麻将、扑克等的“PK”越来越多，这些方面，即使政府不引导也非常普及了。不是说媒体不能做这样的节目，我倒是建议媒体是否可以去尝试做一些名剧、名著的欣赏。市政府组织过一次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欣赏，效果很好。我觉得这个市场会很好的。现在有不少观众还没有达到欣赏高雅艺术的这个层次，更多的是附庸风雅，而到底看什么，怎么看，他们却不一定清楚。而名著的欣赏是演一段，讲解一段的，这样就可以起到培养兴趣和提高欣赏能力的目的。人的欣赏能力，是可以在教育中不断提升的。因此，媒体应该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引导，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另外，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反映杭州特色的综合性演出。如云南丽江有一台节目《丽水金沙》，投入也不会很大，但是让到丽江去的游客都觉得值得一看，这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再一个，政府应该关注一些新兴的载体，主要是网络。我看了中国社科院郭良副研究员的《关于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报告》，他提出，中西方对互联网的利用差异是很大的。西方应用互联网更多的是获取信息，而中国主要是娱乐。政府对这样的新兴娱乐载体，应该在初始阶段就要有意识进行一些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