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儿子回忆：父母文革时被人拳打脚踢

2009年07月06日 08:20书摘【大中小】 【打印】93位网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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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那时15岁，我还记得那是1967年8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的大会，在中南海同时分别批斗刘、邓、陶。当时有几百人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场面非常狂暴，拳打脚踢什么都有。批斗会快到高潮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声。所有的人都很惊奇。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小妹妹，当时只有6岁。她在门口看见父母正在被人拳打脚踢，吓坏了，大哭起来。
从共担风雨到生死诀别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伪证，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1966年刘少奇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国家第二号人物降至第八位。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酿成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冤案。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同志被秘密送到开封“监护”，在开封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27天。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而逝。
记者:您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您把丈夫两个前妻的子女，与自己的孩子，维系成一个和睦的家庭，非常不容易，孩子们都说您是个了不起的母亲。另外，您对少奇同志始终忠贞不贰，尤其是“文革”中，少奇同志蒙受不白之冤，遭受了非同寻常的凌辱和打击，您还是坚定地与他站在一起，共同承受这一切，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感情。在许多人高喊“打倒刘少奇”时，您仍然坚贞不渝地爱着他。人们都说您是个伟大的妻子。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体验过无尚的荣耀，也为此坐了12年牢房，如果不触动您内心的痛楚的话，我们很想听听您那段岁月的经历。
王光美:“文革”开始后，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少奇的问题还是被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还没有完全打倒他。
实际上从1967年元旦开始，中南海造反派不断对我们进行围攻和揪斗，种种恶毒的攻击袭向少奇，他总是很少说话，我觉得少奇真的是特冤，从我接触来看，他凡事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告抬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怎么后来就全都不对了呢？
记得那时候是分头被揪出去开批斗会。有一次，通知我等着来人揪斗，少奇生平唯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叠得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这时，平时不爱说笑的少奇却说:“倒像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弄得我跟着他笑起来。
和少奇见最后一面是1967年8月的一天。因为那时我们俩被分开关在前后院，见不着面，也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了。开始我并不知道我和少奇是在中南海的同一个院子里被批斗的，还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经过院子里的果树时，满树的果实使我想起少奇曾经说过果子摘下来就送给幼儿园的话，那一瞬间留给我的印象深极了。
批斗中暂停了一段时间，说是要“加火候”，我和少奇才在书房相见，让我们喝水，没有说话。批斗又开始时，然后就有人推搡少奇，场面就开始混乱。我们俩之间隔着四五米的样子，后来乱了就越来越近，我看到还有人开始打他，我就横出去了，只有我横出去，我不能把少奇横出去。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什么也不能说……没想到那竟是诀别！
记者:“文革”中，刘主席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迫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你斗我、我斗你。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他的内心一定痛苦至极。而您后来为了少奇坐了12年的监狱，我们都不知道您是怎么挺过来的。在监狱中您都想些什么呢？其实在1969年11月少奇同志就已经含冤去世，后来您知道少奇已经离开人世了吗？
王光美:在监狱里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都很矮，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那个时候我比较牵挂孩子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后来看管的人对我说，毛主席有批示。那是后来孩子们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妈妈。看管的那个人就把主席批示给我看了。后来小孩都从外地赶来了，那时我才知道少奇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用不着活受罪呀，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我说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因为我想，如果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与父亲最后的日子
“……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现在30多年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一幕一直刻骨铭心。
……当时我特别紧张，因为不允许说话，一说话就……我说:‘他们不让我和你说话。’然后他站在原地大概有一分钟……他还想问，但是我特别紧张，脸特别红，他转身就走了……”
——刘源
记者:刘主席一案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文革”开始后，由于刘主席蒙受不白之冤，不断遭受冲击，你们的家庭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父母被关押了，过去爱你们的人现在对你们侧目，周围环境从巅峰跌入低谷急转直下，这对于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您来说，心灵的打击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出来的。
刘源:我那时15岁，我还记得那是1967年8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的大会，在中南海同时分别批斗刘、邓、陶。当时有几百人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场面非常狂暴，拳打脚踢什么都有。批斗会快到高潮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声。所有的人都很惊奇。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小妹妹，当时只有6岁。她在门口看见父母正在被人拳打脚踢，吓坏了，大哭起来。我就往那儿跑，旁边的人一把把我抓住，问我干什么。我说:“你没看见小小在哭吗？”我跑到小小那儿，把小小搁在哨兵那儿安抚下来。
那时候会场已经是一片混乱。我父母亲本来相距四五米，混乱中越打越近，在相距一米的时候，我母亲忽然一挣，就向我父亲扑过去，抓住我父亲的手，我父亲也抓着我母亲的手。这次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是生离死别了，他们在握手诀别……当时就有人打他们。看见父母亲这样分开，我心里十分悲愤。
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想象和理解，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现在30多年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一幕一直刻骨铭心。
从那以后我父母就分开了，再也没见过面。
记者:据说后来刘少奇主席被隔离后，家人中只有您自己还可以接近他。那段日子是怎么度过的？您最后一次见父亲是什么情形？
刘源:父亲被隔离后，确实只有我一个人能接近他，因为我那时当过兵，从小和当兵的在一块，周围不管是哨兵还是卫士，都对我的印象很好。他们觉得我从小挺老实，就分配我负责给我父亲端饭碗、洗毛巾、送药。
一般情况下是我在厨房把饭端好，然后父亲出来，我再把一杯水、小毛巾和饭给端过去。然后他进座吃饭，我就等着。父亲用完了，我再洗碗、洗盘、洗毛巾，完了以后，也不能扶他，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也不允许我和他说话，心里挺难受的。但是平常也不能接触，仅限于吃饭能见一面，别的时间都不能见。
有一天他差不多吃完饭了，我就拿着他的小毛巾，在餐厅外一个小池子里洗毛巾。他忽然问我:“你妈妈在哪？”当时我特别紧张，因为不允许说话，一说话就……我说:“我妈妈就在后面，就住在后面，你放心，她挺好。”
“他们不让我和你说话。”然后他站在原地大概有一分钟。他还想问，但是我特别紧张，脸特别红，他转身就走了。
那是我和爸爸最后一次说话。所以现在就想，其实我应该多说些。当时我也害怕，担心我违反了纪律，以后再也见不着父亲了，毕竟我现在还有机会看见他。当时我紧张，并不是害怕我自己，我自己怕什么呀，我已经豁出去了，但就怕不让我再接近他。结果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第二天就走人。
记者:您父亲一直相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现在已成了刘主席一生坎坷却坚守革命信念的真实写照。您能谈谈他当时说这句话时的情形吗？
刘源:当时父亲跟我说这句话是在“文革”当中，那是1967年初，父亲重病了一次，他重病那次就我一个人，我给他送饭。他在卧室里动不了，病得很重。有一次在卧室里，他坐在床上，挣扎着给我讲了这些话:
“现在人民打倒我，人民对我有意见，人们是有权利对我有意见的，对我的意见也会转移到你们的身上，你们千万不要和人民对立，人民对你的误解是最大的痛苦。你们一定要经得住委屈，将来呢你们也会离开我，离开我以后，谁来做你们的父母呢？你要记住，人民是你们的父母，你们将来还会感觉到的。你们将来会知道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这些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记者:您父亲的冤案平反昭雪以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您的身份地位都有了变化，从“黑帮”子女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第二号领导人物的子女。您父亲平反后，对您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吗？
刘源:我算是经历了一个从上翻到下，又从下翻到上的过程。
从下往上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痛苦，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比如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在我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还没有平反，同学们都对我很好，大家很平等。我们是七八个人一个宿舍，80个人一个班。在宿舍里，男孩有的晚上打扑克，有的看书，很吵闹，我在床上喊，你们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有时候拿一个馒头边吃边往教室走，也不抬脑袋，别人向我点头笑，我有时没看见，或是不在意，这也没关系，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上了一年的大学以后，我父亲被平反了，情况就变了。变的不是我，我还是我，我没变，但是人们对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我们之间很自然地出现了一条鸿沟。同样你喊一声，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人家会说，你狂什么狂，你算老几；你见人不打招呼，人家就说，这小子不认人了。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变，怎么人家对我的态度变了呢？这时候就得自己调整了，所以那时候得特别注意对面来个什么人，你先向他点个头，然后再赶快过去。你本来被吵得睡不着想喊一声，但是算了吧，别喊了，怪讨厌的。
记者:您1982年大学毕业时应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后来为什么又回到农村，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管委会当了最后一名副主任？
刘源:我之所以去农村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因为当时我大学所有同学都留在北京，我完全可以留校当助教，或者给领导当秘书，但是我觉得农村需要我。我在农村待过7年，17岁去，24岁离开的，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一种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1982年去的河南，一直待到1992年，一共10年多时间。先在新乡县七里营公社，我是第十七把手，前面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干部。很快中央开始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当时公社里年轻的大学生就我一个，全县也没几人，特别是正牌大学毕业的，所以一挑就挑着了，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又当了副市长，就是到了郑州了。
记者:您当选副省长的时候最初不是候选人，听说是人大代表们联名把您推举上去的。当时这在全国是首例，而且那时您36岁，当年是最年轻的副省长。
刘源:因为当时我在郑州市分管开发区建设，到天津和大连考察开发区。我正带队在天津，准备天津考察完了到大连去，就通知我说你赶紧回来，推举你当副省长了，我一听愣了。回来以后无所适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干什么。回来后一天的时间，我闷在开会的那个招待所宿舍里，不敢出门也不敢离开。后来说一投票就选上了。
当时一说我当选了，就让我上台去鞠了几个躬，下面很多代表都流泪，下来以后好多人争着跟我握手。说你爸爸在开封要是在天有灵啊，他看到我们河南老百姓把你给选上了，肯定高兴。我知道人家是冲着这个来选我的，要不你一介书生，当选副省长，人家流什么泪啊，因为他们想到了老一辈，所以才感动。
当时河南台的电视记者问我的感想，我就讲了这么几句，我说我很清楚选我的人民代表是对老一辈感情的转移，我自己只有一条，干好工作，全力以赴，决不谋私。
当时我确实并不在候选人里，是代表在会上主动联名提名，然后直接当选的。后来才听说，这在全国是第一个。
当时我就很震惊，而且我感到压力非常大，责任非常大，真有一点我父亲当选国家主席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他们把这种重望寄托到我的身上，而我怎么能跟老一辈比呢？我上去很可能干砸了，把老一辈的名声都砸在里头，我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期望值这么高，我肯定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就说，只有尽力去干。
我妈妈听说我当选以后，挺高兴的，说你就好好干吧，我也不跟她说什么。我确实觉得大家都是看老一辈的份上，只要我干好工作，大家都支持。
文章摘自 《真情见证》 作者:郭战平 赵曦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