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交心成“右派”钱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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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心成“右派”钱辛波
1956年秋天，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组工作，接到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
通知。当时我满心欢喜。因为我参加革命以后，没有经受严峻的战争考验，与来自
老区的同志相比，思想与作风均有差距，所以特别盼望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
义著作以充实和提高自己。
我进入党校以后，读书是认真和自觉的，心态也是虔诚的。
1957年夏季开始“整风反右”，我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参加的。随着运动的发展，
报纸上揭露出的一批“右派分子”中有我熟悉的朋友，如徐铸成、浦熙修、储安平、
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我认识他们较久，认为他们为人正直、正派，从来是跟
随共产党走的，我难以想象他们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右派”。尤其是点名批
判浦熙修更使我感到意外。我与浦熙修在《新民报》共事多年，解放前，她甘冒危
险，在重庆和南京为中共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更是坚定地信赖共产党。但
是我又深信，党是不会错的，决不致于无端置人于罪。我将这些困惑与同在党校学
习的徐盈、高汾交谈过，他们也有同感，我们就一起去找正在党校普通班学习的浦
安修，想从她那里知道一些详情，也希望她能够帮助一下浦熙修。可是浦安修说不
出什么，并表示她已久不见她二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本着无话不可与党说，不止一次地向
党组织写“思想汇报”，向党组织汇报我与已经揭露出来的哪些“右派分子”是怎
么认识的，有过什么交往，思想深处和他们有哪些共同的地方，表示要与之决裂。
党支部负责人认为我写得比较“深刻”，党校还曾将我的“自我检查”，作为典型
材料在各支部传阅。
1957年年末，“反右运动”在高级党校基本结束，学校宣布即将举行结业典礼，
周恩来总理将来讲话。同学们即纷纷整理行装作归计。我所在的新闻班支部除了被
点名批判的“右派”同学外，都在一起照了相。我很高兴自己已经过了关。
参加结业典礼前，支部书记找到我，要我和另一位学员在典礼过程中监视“右
派分子”，开会时坐在被划为“右派”的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尤力的左右，防
止他有什么“异常举动”，可见当时我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参加毕业典礼的有周恩来、陈毅和康生。周恩来讲话之后，陈毅没有说什么，
康生接着讲话。 他出乎人们意料地宣布，本期党校学员延长学期，补课3天，继续
“反右”。
在3天的“补课”中，我的厄运来临了。
新闻班领导小组成员何伟（任驻越南大使，后任教育部长）找我谈话。他开门
见山就说：“你的问题我们考虑过，你有许多熟人都是右派，你以前又在资产阶级
报纸《新民报》工作过。如今要把你划为‘右派’，你认为怎样？”听他的口气似
乎是征求意见，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决定。我想了一想，回答说：“我确实并不比我
熟悉的人高明，把我划为‘右派’，我也没啥说的，由组织上决定吧。”就这样三
言两语，我被划为“右派”了。后来我想，如果我当时作一些抗争，据理力争，也
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已经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党支部马上着手整理我的罪状。在“反右运动”中，我没有写小字报或大字报
向党提意见，攻击什么，我写过的就是一次次“思想汇报”。整材料倒也好办，就
从我的各种“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中摘抄，而且也不作调查考证。但是，他
们作的这种摘抄都是断章取义的，并且无限上纲。比如说，我曾在思想汇报中说过，
解放前的报社编辑部不过几十个人，如今普遍上百人，甚至几百人，但是办得呆板，
读者并不爱看。 整材料者就认定我是“攻击党报” 。我有一次和徐盈聊天，说：
“北京应该有一张晚报。你来当总编辑，我来当记者。”结果被上纲说我主张“同
仁办报”。我在“交心”中说过建国以后许多事要按照等级办事，比如开会、看文
件、坐车、看病，甚至火葬等等，被上纲为“攻击干部制度”。我对浦熙修等定为
“右派分子”表示困惑，材料中则说我是“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当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照例要在小会大会上接受批判。但是轮到我，因
为时间过于紧张已经顾不上批判了，直到最后一天才开了一次支部大会，公布我的
“罪状”，开除我的党籍。
临到要离开党校了，杨献珍校长找我去作临别赠言。他对我说，一般知识分子
犯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三门干部”，出了家门到校门，离了校门就进机关
门，由于没有和工农相结合，没有得到改造，终究是要犯错误的。他要我接受教训。
我对杨校长说，你说我是“三门干部”我承认，但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
子，我想不通。我对他说：“昨天晚上看电影，银幕上出现毛主席的镜头时，我热
泪直流，难道反社会主义的人会有这样的感情吗？”没想到杨校长回答说：“如果
没有这样的感情，就要进公安局了。”
回想1956年秋，我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时候何等兴高彩烈，感到党组织在关
怀和培养我，1958年初我回到机关，却低着头含着泪，感到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
我。
此后20年，不仅我，还有我一家人的命运都是悲惨的。我不愿意多说了。我只
是55万同命运者中间的一个。我经常在想的是，在“反右运动”中，为什么党组织
的负责人，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指标能够这样轻率地将自己同志毫不留情地推向
敌人的行列？怎么能说因为我的朋友是“右派”了，就株连到我也一定是“右派”？
怎么可以将我的“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视为“向党进攻”呢？
回顾五○年代，正是我对党最热爱最真诚之时，竟因坦率交心而被思想定罪，
连想到当年数十万知识分子，莫不抱着一片爱党之心向党进言，结果都打成了“右
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不仅是个人遭受灾难，蒙冤20年，国家民
族所受的损失则莫大矣！但愿从此不再有“因言获罪”、“因思想获罪”的事发生
了。
1956年秋天，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组工作，接到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
通知。当时我满心欢喜。因为我参加革命以后，没有经受严峻的战争考验，与来自
老区的同志相比，思想与作风均有差距，所以特别盼望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
义著作以充实和提高自己。
我进入党校以后，读书是认真和自觉的，心态也是虔诚的。
1957年夏季开始“整风反右”，我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参加的。随着运动的发展，
报纸上揭露出的一批“右派分子”中有我熟悉的朋友，如徐铸成、浦熙修、储安平、
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我认识他们较久，认为他们为人正直、正派，从来是跟
随共产党走的，我难以想象他们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右派”。尤其是点名批
判浦熙修更使我感到意外。我与浦熙修在《新民报》共事多年，解放前，她甘冒危
险，在重庆和南京为中共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后更是坚定地信赖共产党。但
是我又深信，党是不会错的，决不致于无端置人于罪。我将这些困惑与同在党校学
习的徐盈、高汾交谈过，他们也有同感，我们就一起去找正在党校普通班学习的浦
安修，想从她那里知道一些详情，也希望她能够帮助一下浦熙修。可是浦安修说不
出什么，并表示她已久不见她二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本着无话不可与党说，不止一次地向
党组织写“思想汇报”，向党组织汇报我与已经揭露出来的哪些“右派分子”是怎
么认识的，有过什么交往，思想深处和他们有哪些共同的地方，表示要与之决裂。
党支部负责人认为我写得比较“深刻”，党校还曾将我的“自我检查”，作为典型
材料在各支部传阅。
1957年年末，“反右运动”在高级党校基本结束，学校宣布即将举行结业典礼，
周恩来总理将来讲话。同学们即纷纷整理行装作归计。我所在的新闻班支部除了被
点名批判的“右派”同学外，都在一起照了相。我很高兴自己已经过了关。
参加结业典礼前，支部书记找到我，要我和另一位学员在典礼过程中监视“右
派分子”，开会时坐在被划为“右派”的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尤力的左右，防
止他有什么“异常举动”，可见当时我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参加毕业典礼的有周恩来、陈毅和康生。周恩来讲话之后，陈毅没有说什么，
康生接着讲话。 他出乎人们意料地宣布，本期党校学员延长学期，补课3天，继续
“反右”。
在3天的“补课”中，我的厄运来临了。
新闻班领导小组成员何伟（任驻越南大使，后任教育部长）找我谈话。他开门
见山就说：“你的问题我们考虑过，你有许多熟人都是右派，你以前又在资产阶级
报纸《新民报》工作过。如今要把你划为‘右派’，你认为怎样？”听他的口气似
乎是征求意见，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决定。我想了一想，回答说：“我确实并不比我
熟悉的人高明，把我划为‘右派’，我也没啥说的，由组织上决定吧。”就这样三
言两语，我被划为“右派”了。后来我想，如果我当时作一些抗争，据理力争，也
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已经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党支部马上着手整理我的罪状。在“反右运动”中，我没有写小字报或大字报
向党提意见，攻击什么，我写过的就是一次次“思想汇报”。整材料倒也好办，就
从我的各种“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中摘抄，而且也不作调查考证。但是，他
们作的这种摘抄都是断章取义的，并且无限上纲。比如说，我曾在思想汇报中说过，
解放前的报社编辑部不过几十个人，如今普遍上百人，甚至几百人，但是办得呆板，
读者并不爱看。 整材料者就认定我是“攻击党报” 。我有一次和徐盈聊天，说：
“北京应该有一张晚报。你来当总编辑，我来当记者。”结果被上纲说我主张“同
仁办报”。我在“交心”中说过建国以后许多事要按照等级办事，比如开会、看文
件、坐车、看病，甚至火葬等等，被上纲为“攻击干部制度”。我对浦熙修等定为
“右派分子”表示困惑，材料中则说我是“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当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照例要在小会大会上接受批判。但是轮到我，因
为时间过于紧张已经顾不上批判了，直到最后一天才开了一次支部大会，公布我的
“罪状”，开除我的党籍。
临到要离开党校了，杨献珍校长找我去作临别赠言。他对我说，一般知识分子
犯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是“三门干部”，出了家门到校门，离了校门就进机关
门，由于没有和工农相结合，没有得到改造，终究是要犯错误的。他要我接受教训。
我对杨校长说，你说我是“三门干部”我承认，但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
子，我想不通。我对他说：“昨天晚上看电影，银幕上出现毛主席的镜头时，我热
泪直流，难道反社会主义的人会有这样的感情吗？”没想到杨校长回答说：“如果
没有这样的感情，就要进公安局了。”
回想1956年秋，我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时候何等兴高彩烈，感到党组织在关
怀和培养我，1958年初我回到机关，却低着头含着泪，感到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
我。
此后20年，不仅我，还有我一家人的命运都是悲惨的。我不愿意多说了。我只
是55万同命运者中间的一个。我经常在想的是，在“反右运动”中，为什么党组织
的负责人，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指标能够这样轻率地将自己同志毫不留情地推向
敌人的行列？怎么能说因为我的朋友是“右派”了，就株连到我也一定是“右派”？
怎么可以将我的“交心”材料和“思想汇报”视为“向党进攻”呢？
回顾五○年代，正是我对党最热爱最真诚之时，竟因坦率交心而被思想定罪，
连想到当年数十万知识分子，莫不抱着一片爱党之心向党进言，结果都打成了“右
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案，不仅是个人遭受灾难，蒙冤20年，国家民
族所受的损失则莫大矣！但愿从此不再有“因言获罪”、“因思想获罪”的事发生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