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松山工事为何让国军又恨又佩服(图)

打松山战役的中国军队

松山战役后的废墟
后来的战事证明，日军拉孟守备队以留守的千余人，居然坚守松山三个月，尽管全军覆没，但造成中国远征军约6800人的惨重伤亡，主要原因正在于其松山阵地的坚固。日军曾将松山阵地称为“东方马其诺”。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并没有发挥任何军事效用，被德国人绕道而过，兵不血刃；而松山则成了真正的战争“绞肉机”，吞噬了交战双方近万人的生命。60多年以后，这个曾被炮火深深翻耕过的山头，植被却异乎寻常地茂密，也许正是因为浸透了鲜血的缘故。
1944年9月10日，在松山被攻克后第三天，中国远征军第8军军长何绍周发给其叔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密电中，描述了松山阵地的情形：
“敌以松山、滚龙坡为其东西两大坚强支据点，互为犄角。其堡垒群则作有体系，散布于松山南北之密林丛草、复杂丘陵。日军第113联队(欠第3大队)及特种兵大队连伤兵约二千余， 轻重炮十余门，由松山东端(785) 至滚龙坡(801)间正面约四千余公尺，构成若干堡垒群为其主要阵地带。每一堡垒均构成其上有射击设备和交通壕、下为坑道式掩蔽部。其掩体材分四层，由下至上，第一层中径四十至五十公分，第二层三十至四十公分，第三层廿五至卅五公分，第四层廿至廿五公分。其最上层均有覆板。周围则以大汽油桶，三层装土为被覆，并围以纵深四公尺之铁丝网数层。除重炮直接命中始有破坏力外，山野炮均难破坏。”
1946年9月，著名历史学家、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国瑜先生现地踏勘了松山等滇西战场遗址，著成《中国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那时，松山阵地遗迹还保存如初，方国瑜教授得以进入日军工事细致考察，他描述道：
“敌堡垒主体之构筑，大部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与观测，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更于下层掘斜坑道，其末端筑成地下室，又有于下层之四周筑地下室者。堡垒上掩盖圆径至70厘米之木柱，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厚逾1米，虽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坏此坚固工事。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弹重炮命中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震荡亦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亦盖以圆木径50厘米者二三层，故上层倒塌不致影响下层。堡垒间之交通壕，纵横交错，更掘暗壕以通堡垒内之坑道掩蔽部，及阵地边缘交通壕，上间有掩盖，或以壕之侧壁掘掩蔽壕成环形，守备阵地或伸出以消灭死角。”
据日方资料，自1942年5月进至怒西后，日军就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1943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日军战略专家预见到松山作为支撑滇西和缅北防御体系重要支撑点的作用凸现为首位，为最后的困兽之斗，拟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 于是，缅甸方面军第15军(第56师团进入滇缅战场后，前期隶属第15军，1944年4月转隶第33军)令第56师团出动工兵联队，并从滇西、缅甸、印度等地强征大批民夫，在工兵联队指挥下昼夜施工，拉孟守备队的兵力也投入到工程之中。战后，很多日军的回忆录都说：“正是自己付出大量汗水建造的坚固阵地，才使我们有了不败的信念。”
地堡群的修筑分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将松山作为进一步进攻保山的前进阵地而考虑，同时以应对远征军反攻为辅，因此主要修筑了本道阵地、原口山阵地等外围阵地共17处，其中包括两处渡河监视点阵地。工程由工兵第56联队负责，于1942年底竣工。第二阶段，日军看到进攻无望，转而以松山做支撑点式防御为主，着手对松山腹部阵地进行加固与扩展，共增设、改设及加固原有阵地11处。工程初期由工兵第56联队、后由拉孟守备队步炮兵负责，于远征军反攻前夕完成。
工程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地缺乏水泥，因交通不便也难以从远处运送，这迫使日军在工事设计和就地取材方面做最大努力。所以在修建主体工事的大口径榴弹炮掩体时，将壕沟挖到在地面上只可看到炮口的深度。而壕沟壁分三道防护墙，最外围是夹层，日军把两人合围粗细的圆木锯成两米多长的木板，两层木板中夹厚32毫米的铁板，直栽入土内作防护墙；然后是两排装满土石的铁桶组成沙石防护带；最后是木桩墙，墙体每隔两段或三段木桩就纵向或横向地用锔子加以固定。壕沟内的柱子也是把几根松木捆在一起使用。
由于缺少水泥，工兵第56联队长小室中佐便命令在松木上面埋上泥土充分地加以固实，再在表面铺上杂草做伪装。 以此保证防御工事的强度能够抵御榴弹炮炮击与空袭时的直接命中。后来还发现该构造能够防水，则是意外收获了。
工事建造中最大的体力消耗在于圆木的采伐与运输。小室中佐深知阵地上的大树可作为掩护阵地之用，不能砍。这样，所需的木料就要从主阵地南面山谷中的密林中采伐来。可以想象，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用自制的牵引车与人力来搬运那些松木有多艰苦。这些困难都在日军对“大东亚圣战”之胜利结局深信不疑的狂热中被克服了。
在第二阶段工程后期，怒江东岸的中国远征军已经有所动作，日军开始赶进度了。此时，来自北九州福冈、佐贺和长崎等地的日军步炮兵发挥了作用，他们其中很多人入伍前做过矿工，所以懂得如何挖掘坑道。日军让坑道在适当的地方“T”字形弯曲，先往前10米，然后向左右分别延伸20米。修整扩宽后成为洞穴，这样就可以放置兵器、弹药以及储存其他一些物资。扩宽坑道是为了在主兵营遇到炮轰时，可以当作预备兵营使用，同时也可以收容伤兵。洞穴有多个出口，可以避免发生闷死、被埋的危险，各个洞穴之间还互相联通，以达到更高的安全级别。
堡垒的外围遍布蛛网状交通壕，用以连接各个主要阵地，甚至步兵炮可以通过交通壕来回移动。交通壕虽不像地堡那样建造，但由于加有掩盖，且在侧壁凿有大量洞穴式掩蔽部，可使士兵躲避火炮的攻击，待对方攻入阵地后突然钻出实施反击。此外，交通壕各段还连缀着大量散兵坑，坑口宽80厘米左右，坑内宽些，呈罐状，步兵可以站起来射击。部分据点外设有铁丝网，据点群外围又加设两三道，每道纵深4米，以两米高的木桩或铁桩固定。据点最内层还设置了铁片网，铁片宽2～5厘米，钉在木桩上。在道路路口处，多用拒马开闭。在公路要道死角和铁丝网前，还埋设地雷及用炮弹引信改制的代用地雷。
最后，日军还考虑到恶战时如何确保通讯的畅通，决定以可靠性强的有线电话为主。电话线连接了各个阵地，把重要的线路深埋在地下。其中单用来指挥重炮阵地的电话线就有6条，其中3条铺设在地面上，3条埋在地下以备地面线路断线时使用。电话交换场所是水泥壕沟，日军把珍贵的少量水泥用在保证通讯上，无疑是非常明智的。此外，各个阵地、指挥本部以及怒江渡河点上面的两个监视哨之间还用6型无线电机联通起来。
至1944年5月，日军已在松山上建起了城堡式的坚固防御阵地。整个阵地依松山群峰地形，在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及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外围，共有子母堡垒40余座。 堡垒互为侧防，交相掩护。随着堡垒群的落成，整个松山也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电灯、供水俱已解决。
在阵地的建造过程中，日本南方总军 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都曾在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陪同下亲临视察，他们现场观看了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日军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
松山阵地已足够坚固严密，但只有杀死所有知道它的秘密的外人，才是真正的坚固。像关东军构筑“满洲国”国境要塞的做法一样，在松山阵地完工后，1944年2月21日至25日，日军将从各占领区抓来修筑工事的1670余名民夫(其中有印度人80多人，东南亚华侨138人)全部秘密处死。据保山史志学者陈祖樑在其《血雾迷茫——滇缅抗日及日军罪恶揭秘》一书中披露，日军调来卫生防疫班，以打“防疫针”为名，给全体民夫分批注射了毒药。打针后4小时，民夫全部死亡，而后被焚尸分批掩埋。 尽管有资料表明，日军为保密起见，仅让这些被抓来的民夫主要充当搬运工，将木料和缴获的美国援华物资搬运到大垭口即不准再进入山上的主阵地，但这些无辜的民夫仍然未能逃脱厄运。
曾亲历松山战役的中国远征军荣誉第1师第2团第3营重机枪连排长黄天回忆，在战后打扫战场时，在松山大垭口附近发现了一座“千人坟”。据称日军杀害民工后，在其尸体上泼上汽油焚烧灭迹。后由当地土司动员群众共收捡尸体残骸688具，挖坑集中埋葬。日军这一灭绝人性的残酷暴行，使这位现在长沙安度晚年的老兵至今仍激愤不已，称这些鬼子兵为“没有人性的幽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