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经济考察记

Stephen Green
说
到中国经济，不能不提到一个神话般的地方──温州。从上海乘飞机向南飞行一个小时，就会来到东海之滨这个掩映在群山之中的城市。上世纪70年代末，民营经济在这里(重新)悄然起步，数以万计的农民企业家雨后春笋般成长出来。民间融资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补充了大量血液，政府极为宽松的政策也为他们提供了尽可能大的成长空间。温州商人在出口市场和国内市场都收获颇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的数据，截至2004年底，温州人积累了3,000亿元（约合380亿美元）的现金财富。到了90年代，温州老板们开始坐着飞机四处投资，从云南的水电站到上海的房地产，从越南的打火机厂到迪拜的批发中心，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对金融的谙熟、抱团的民风，以及吃苦耐劳的劳动热情，温州人成为了中国最不同凡响的一群资本家。我们带着对温州的这种印象走下飞机，预想着可能会从空气中嗅出一丝别样的气息，或许会被狄更斯笔下那种工厂散发出的浓烟侵袭，被市区内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搞得头晕目眩。实际上，除了路边那些没贴车牌的黑色保时捷卡宴SUV外，温州把它的特别之处，以及它的财富都隐藏得很好。
我们以为，温州应该是显示中国经济未来动向的风向标。在不久前对温州进行了几天短暂的考察以后，我们列出了对温州实际经济状况的五点主要观感。
1.温州经济的严峻状况似乎尚鲜为人知
研究者和决策者面临的一大问题在于，对于目前沿海地区经济放缓的幅度缺乏及时、准确的数据。关于倒闭企业数量或失业人数各种传闻自然无法替代可以信赖的精准数据。我们努力在温州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官方公布的温州上半年GDP增长率为9.4%，据报导第三季度增长率为9.0%。不过，应该谨慎看待这类数据──当地官员现在不愿公布糟糕的数据。温州一直未传出过如广东浙江等地的大规模工厂倒闭事件。当地政府研究部门的一位官员称，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一些大厂正在收购小厂，并扩大生产。不过，当地媒体最近报导称，在温州30万家企业中工作的300万外来工中，有20%失去了工作。这个数据无法得到证实。当地官员一般采用“停产和半停产”这一说法，估计这类企业占企业总数的6.2%至20%。（令人失望的是，受影响最严重行业以外的减产企业并未包括在这一数据中）。20%的较高估测是一家关注中小企业状况的研究机构3月份时基于一项调查得出的。不过，鉴于这些数据的敏感性，调查的任何细节都未对外发布。我们被告知，一些当地媒体曾将20%误解为破产企业所占的比例。
当然，这只是6个月之前的数据。目前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但到底有多严重？据当地经济贸易委员会估计，10月份时温州有13.2%的企业减产。据温州大学商学院一位学者称，第三季度温州主要的制造业汇聚地瓯海区有8%的企业关闭，而官方数据显示，有8%的企业减产一半以上。玻璃和不锈钢行业处境非常艰难，据称汽车零配件企业的情况还不错。
2.一些企业退出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许多还没有
全国各地，许多企业都在提升价值链，各级政府都在对高科技活动、研发、专利权和设计中心提供补贴，以推动这种转变。
我们参观的一家温州企业主要生产空调零部件，但企业创建者颇有想法的儿子认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前途是有限的。他说，“需要大量员工的企业？我不会再朝这个方向发展了。”他说，如果企业没有品牌，就会一直依赖买家，而创造品牌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花费的成本也要大得多。因此，这家公司投资在内蒙古购买了一处矿山（管理层认为这能创造现金流），还在香港购买了一家小型金融服务机构（公司认为它可能具有长远潜力）。该公司还希望在河北建立一家村镇银行。这位第二代企业家说，我并不在意能否迅速获利，如果你想进入一个新领域，你总是要付学费。他说的没错。
站在这场辩论另一方的是那些已经在劳动密集型业务上发展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上文提及的企业尚不具备）。这类企业对政府增加成本的政策非常抵触。在南方的广东省，各路消息称政府在极力挤走低附加值的加工企业。“市场通过经济周期淘汰落后的生产力”报纸援引一位官员的说法。言外之意是政府不应帮助落后的企业。
其他官员、学者和业界人士则一直在呼吁采取措施援助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抵御全球经济降温。似乎他们的呼吁正在奏效，具体体现在人民币暂时停止对美元升值、提高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以及似乎是暂时性的冻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北京政学界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关注似乎增加了，但这种变化实际会走多远还不得而知。
3. 温州老板们打心底里不喜欢新劳动法
这一点自然并不让人意外：哪个资本家会喜欢呢？此类法律的微妙之处是在保护工人权益和保留管理灵活性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我们走访的一家公司CEO对此颇有怨言。他抱怨说，这部法律过于袒护了工人的利益。由于要与工人签订全日制劳动合同，对季节性劳动力需求的管理变得更困难。此外，他还认为假日加班要支付三倍报酬的标准太高了。在他看来，解雇工人的赔偿金标准也定得太高（每工作一年就给一个月工资的赔偿金，工作10年以上赔偿金更高）。他表示，由于按现行法规通常会导致发生法律纠纷，解雇工作效力低下的工人难度增大。不过到目前为止，北京似乎未表示过，是否会考虑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修改相关法规以保护企业的利益。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清楚温州在贯彻劳动法的力度究竟如何，也不清楚劳动法能给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工人提供多少保护，更不清楚实际问题是否真有那样严重。在这方面我们不是专家，无法对此置评。我们清楚的有两点：其一，法律给小企业带来的成本负担要比大企业重，因而加剧了经济不景气造成的冲击；其二，中国现行的养老金体制明显有问题。这名首席执行长称，许多工人都不愿交养老保险，因为当他们返乡时，所交的钱都打了水漂。
这是个重要问题。根据现行规定，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养老金在职工离职返乡后会被当地政府收入囊中，返乡工人只能拿回自己缴纳的那一部分。因此工人不愿意参保，而更愿意保留现金；强迫他们加入就是歧视非当地居民。建立一个可以转移的个人养老金帐户的梦想，在相当长时间内将仍然只是梦想。据一位北京的资深学者称，各省政府对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社保支持不感兴趣。
4.现在才准备过冬为时已晚。
眼下，关于企业如何“过冬”的各种招法屡见报端。但在很大程度上，能否幸存下来取决于你如何在寒风袭来之前打理好自己的生意。我们访问的一家企业与海外客户签订了协议，分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成本。这家企业还谨慎地实施了客户多样化策略，避免依赖单独一家大客户。这家企业还声称，在协商价格时会将成本结构明细递交给客户看。上述措施意味着这家企业拥有更大的可能性熬过寒冬。至于那些现在才准备过冬的企业，恐怕为时已晚。
5.年关是个槛
这可能是我们在温州展开的讨论中最重要的收获：今年的春节来得早（1月26日），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在1月中旬将面临难关，而且可能会很凶险。通常银行会在年关临近时催促企业还贷，税务部门会来追索欠款，此外还要清偿企业间的拆借及从其他贷款人那借来的款项，工人需要拿到年终奖和拖欠的工资、有些情况下，工人还会质疑所在企业春节后能否继续存在，因此会向老板索要工钱。一句话，整个中国经济在这时候将面临大规模现金紧张的局面。央行可能会通过在1月份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者继续降息来补充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
（王志浩博士是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本文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渣打银行保留该报告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