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丝路长安 古代世界历史的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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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5 人民日报海外版 点击: 384
图为唐代长安的街市
丝绸之路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都市、城镇，在唐朝，它们拥有着繁荣的经济与多元绚烂的文化。长安，作为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无疑是丝路上最重要的经济、文化的聚集点，300年间，它闪烁着的光芒，甚至照耀着今天。
一
自古以来，人们就不断克服地理上的障碍而寻求相互间的接触，“丝绸之路”就是人们在这种渴望的驱使下，征服高山、荒漠进行交流的结果。它也成为贯通中国与欧亚大陆其它文明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大动脉。
融合、汲取各种文化营养，是唐朝颇具蓬勃生机的原因之一。而“丝绸之路”无疑是输送印度、中亚、西亚等外来文明的通道，众所周知，唐代是“丝绸之路”发展的鼎盛时期。正如史籍所言，“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这在客观上对唐代的政治、经济有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政府使节、商人、僧侣等各种群体，在丝绸之路上，都留下了他们坚毅而执着的足迹。当我们聚焦在长安城中，不难发现这已成为长安众多景观中最为绚丽的一幅。这种交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给唐长安城以丰厚的滋养。
丝路，不仅为长安城输出、输入物质与精神文化，而且对唐朝的政治关系也意义甚大。作为唐朝都城，长安为政治重心，各国使节自然汇集在此。东罗马、大食、波斯、天竺、高丽、新罗等国使团，都曾多次来到长安。位于长安城皇城的鸿胪寺，是官方负责专门接待外来使节的机构，“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陕西干县章怀太子李贤墓之墓道东、西两壁的《客使图》，据研究，描绘的便是当时6个不同的外来使节，他们有的来自东方，也有的来自西亚的大食（今阿拉伯）。中外交流，需要语言上的沟通。为此，唐朝政府还专设译语人在对外交往中承担翻译的工作。在唐朝史籍中，记录了粟特裔史诃耽，即曾职任中书省翻译。他死后归葬于宁夏固原南郊的家族墓地中，一千多年后考古发掘出他的墓葬，表明他使用了唐政府规定的墓葬形制。
二
宏伟的长安城分为三重：宫城、皇城以及外郭城。皇帝接见外来使节的地方，在宫城的宫殿中。在长安城中，皇帝先后有两个主要的听政场所——太极宫、大明宫。唐初的听政地为太极宫，自唐高宗始，大明宫成为政治的中心，皇帝在此听政、会见群臣、举行大典，接见使者。
位于大明宫中轴线上的宫殿分别是外朝的含元殿，中朝宣政殿，内朝紫宸殿。含元殿是唐朝举行元日、冬至大型朝会、册封、改元、接受四夷及外国君长、使者朝贡等重大国事活动的主要场所。作为大朝会的宏大展开空间，含元殿与大明宫的丹凤门，在建筑布局上，构造了一个盛大的王朝听政空间，备具盛唐的气势与气象。
从丹凤门到紫宸殿，地势逐渐上升，丹凤门—含元殿（外朝）—宣政殿（中朝）—紫宸殿（内朝）中轴线的高低，从地理与视觉上，是皇权的象征。一如康骈《剧谈录》所言：“含元殿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阁，龙尾道出于阙前……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蕃夷酋长仰观玉座，如在霄汉。”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这样的建筑结构是与唐朝礼仪的运作相配合的，所以可以带来皇帝的权威与神圣的效应。著名诗人王维的诗作是这样描写的：“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眀宫之作》）说的就是大明宫中朝会展现的宏大场面。树立在唐太宗昭陵、高宗武则天干陵前的蕃酋长像，均为唐朝与多个民族、国家政权有交往和交流的例证。
三
商人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在丝路沿线逐渐形成了一个个聚集区。
长安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繁荣的都市，更是各国商人经商、聚集的居留地。他们主要聚集在长安朱雀大街街西的西市附近，以独特的经营方式，赢取丰厚的利润，成为长安社会中的一道风景线。在互通有无、赢取利润的过程中，他们也成为长安经济、文化繁荣的一个动力，使得长安“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透过远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一些文书，我们能够了解他们在丝路上贸易的情况。例如汉商李绍谨与粟特商人曹炎延、曹禄山等西行至安西都护府贩运丝绢的事例，让我们了解胡商在长安与西域之间进行商品贸易的情况。而在甘肃敦煌发现的一件文书中，则记载了定居于长安的粟特人史婆陀，兴贩为业，资财巨富，在长安拥有宅第园池，衣服、器用、奴婢一如贵族。这些都充分表现了胡商善于经营致富。
这样的胡商，在长安不在少数。唐代的传奇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胡商识宝、善于经营的传奇。由于他们的兴贩贸易，长安拥有大量来自异域的珍奇物品。由此，他们也把许多外来习俗和工艺技术带到了长安，这在许多金银器皿、服饰、乐舞方面都有具体反映。
不同的种族人群，由于各种原因，汇聚至长安，他们不仅带来了各自民族的风俗、技术，也带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唐代长安，其佛教的发达众所周知，大雁塔耸立至今。除佛教之外，还有经中亚传来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统称之为“三夷教”。唐长安城中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崇化坊便立有祆祠。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则表明了景教在中国传播的状况。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唐代社会的精神生活。
正是有了文化的交流，才使得开放的唐长安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色调。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唐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发展。
图为唐代长安的街市
丝绸之路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都市、城镇，在唐朝，它们拥有着繁荣的经济与多元绚烂的文化。长安，作为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无疑是丝路上最重要的经济、文化的聚集点，300年间，它闪烁着的光芒，甚至照耀着今天。
一
自古以来，人们就不断克服地理上的障碍而寻求相互间的接触，“丝绸之路”就是人们在这种渴望的驱使下，征服高山、荒漠进行交流的结果。它也成为贯通中国与欧亚大陆其它文明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大动脉。
融合、汲取各种文化营养，是唐朝颇具蓬勃生机的原因之一。而“丝绸之路”无疑是输送印度、中亚、西亚等外来文明的通道，众所周知，唐代是“丝绸之路”发展的鼎盛时期。正如史籍所言，“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这在客观上对唐代的政治、经济有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政府使节、商人、僧侣等各种群体，在丝绸之路上，都留下了他们坚毅而执着的足迹。当我们聚焦在长安城中，不难发现这已成为长安众多景观中最为绚丽的一幅。这种交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给唐长安城以丰厚的滋养。
丝路，不仅为长安城输出、输入物质与精神文化，而且对唐朝的政治关系也意义甚大。作为唐朝都城，长安为政治重心，各国使节自然汇集在此。东罗马、大食、波斯、天竺、高丽、新罗等国使团，都曾多次来到长安。位于长安城皇城的鸿胪寺，是官方负责专门接待外来使节的机构，“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陕西干县章怀太子李贤墓之墓道东、西两壁的《客使图》，据研究，描绘的便是当时6个不同的外来使节，他们有的来自东方，也有的来自西亚的大食（今阿拉伯）。中外交流，需要语言上的沟通。为此，唐朝政府还专设译语人在对外交往中承担翻译的工作。在唐朝史籍中，记录了粟特裔史诃耽，即曾职任中书省翻译。他死后归葬于宁夏固原南郊的家族墓地中，一千多年后考古发掘出他的墓葬，表明他使用了唐政府规定的墓葬形制。
二
宏伟的长安城分为三重：宫城、皇城以及外郭城。皇帝接见外来使节的地方，在宫城的宫殿中。在长安城中，皇帝先后有两个主要的听政场所——太极宫、大明宫。唐初的听政地为太极宫，自唐高宗始，大明宫成为政治的中心，皇帝在此听政、会见群臣、举行大典，接见使者。
位于大明宫中轴线上的宫殿分别是外朝的含元殿，中朝宣政殿，内朝紫宸殿。含元殿是唐朝举行元日、冬至大型朝会、册封、改元、接受四夷及外国君长、使者朝贡等重大国事活动的主要场所。作为大朝会的宏大展开空间，含元殿与大明宫的丹凤门，在建筑布局上，构造了一个盛大的王朝听政空间，备具盛唐的气势与气象。
从丹凤门到紫宸殿，地势逐渐上升，丹凤门—含元殿（外朝）—宣政殿（中朝）—紫宸殿（内朝）中轴线的高低，从地理与视觉上，是皇权的象征。一如康骈《剧谈录》所言：“含元殿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阁，龙尾道出于阙前……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蕃夷酋长仰观玉座，如在霄汉。”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这样的建筑结构是与唐朝礼仪的运作相配合的，所以可以带来皇帝的权威与神圣的效应。著名诗人王维的诗作是这样描写的：“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眀宫之作》）说的就是大明宫中朝会展现的宏大场面。树立在唐太宗昭陵、高宗武则天干陵前的蕃酋长像，均为唐朝与多个民族、国家政权有交往和交流的例证。
三
商人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在丝路沿线逐渐形成了一个个聚集区。
长安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繁荣的都市，更是各国商人经商、聚集的居留地。他们主要聚集在长安朱雀大街街西的西市附近，以独特的经营方式，赢取丰厚的利润，成为长安社会中的一道风景线。在互通有无、赢取利润的过程中，他们也成为长安经济、文化繁荣的一个动力，使得长安“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透过远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一些文书，我们能够了解他们在丝路上贸易的情况。例如汉商李绍谨与粟特商人曹炎延、曹禄山等西行至安西都护府贩运丝绢的事例，让我们了解胡商在长安与西域之间进行商品贸易的情况。而在甘肃敦煌发现的一件文书中，则记载了定居于长安的粟特人史婆陀，兴贩为业，资财巨富，在长安拥有宅第园池，衣服、器用、奴婢一如贵族。这些都充分表现了胡商善于经营致富。
这样的胡商，在长安不在少数。唐代的传奇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胡商识宝、善于经营的传奇。由于他们的兴贩贸易，长安拥有大量来自异域的珍奇物品。由此，他们也把许多外来习俗和工艺技术带到了长安，这在许多金银器皿、服饰、乐舞方面都有具体反映。
不同的种族人群，由于各种原因，汇聚至长安，他们不仅带来了各自民族的风俗、技术，也带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唐代长安，其佛教的发达众所周知，大雁塔耸立至今。除佛教之外，还有经中亚传来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统称之为“三夷教”。唐长安城中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崇化坊便立有祆祠。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则表明了景教在中国传播的状况。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唐代社会的精神生活。
正是有了文化的交流，才使得开放的唐长安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色调。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唐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