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如何成为世界一流的

在美国学习，我有几点感受倍深，想与大家进行分享，也欢迎大家进行批评。
我感受最深的首先是美国大学的宽松的学术环境，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大学不可比拟的，而且也不敢想象的。我想这主要因为是美国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这些折射到大学办学理念上就是追求多样性，也就是说每个人从事学术活动的人可以不拘一格发挥地的个人才能。这个价值符号就是表明尊重个性，鼓励个人的独立探求，而这也是个体兴趣能够生长的基础。这也可能是我对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最直接的最真切的体会。我自己认为，倡导学术自由首先必须尊重个性，即尊重个体对世界的独特认知和独立探索权利，这样才可能产生对世界的真正的认识。不然的话对世界的认识就不是真实的，也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反观中国的大学，我感觉真正缺乏的就是这个宽松的氛围，因为大家都被一元价值牵引着，这个一元话语是被官家控制着，表现为行政上说什么是好的则什么就是好的，说什么是对的则什么就是对的，从而各种评价、激励政策都以官方话语为本。尽管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敢明确反对提倡尊重个性，但很多人知道你太主张个性的话那样下去你的结果是很可怕的，因为不仅当政者甚至和你一样感受的人都可能会说你不懂规矩，也就是说你不懂社会上所说的潜规则，所以以后各种事情就不找你了，以后你办什么事情也就更难了，这样你自然就靠边站了。用一个学术话语说你就是自然地边缘化了。所以在中国真正有想法的人是不敢轻易说话的，因为这样说了就会被认为太张扬，自然会招嫉恨的，往往是你还不知怎么地你就把当官的给得罪了，或者就把权威给得罪了，当然这些当官的和权威们也不是好惹的，虽然他们不会当面提出来表示对你的不满，但是会采取以后不再理睬你了的办法，那么这以后你自己主动靠边站就是了，所以你说话不能那么不识相，因为不识相就自讨没趣。
在美国大学没有那么繁多的考核指标，他们所努力的就是为自己的终身教职而奋斗，为自己升职而奋斗，而升职评价标准是公开的，是通过同行评价进行，这个评价使得你自己必须努力才行。中国大学评价标准是被不知名的人评价的，关于他们所进行的评价是否公正是不得而知的，所以对于升职称人人都寄托在非学术的方面，即是依靠关系，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学术功底如何，所以大家都怨气冲天。所以你也经常会遇到许多自夸其能的人士，因为他们没有经历真正的同行评价，不知道自己的分量究竟几何，常常以井底之蛙的见解来解释世界，对于这种现象在中国这个缺乏批评、人人争当老好人的社会里也就见多不怪了。所以，是不合理的评价制度鼓励了人们的浮躁，它不能把人们引向真正的学术，只能把人们引向外在的名利追求。
其次，美国大学研究的都非常专门细致，这是我的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来到美国后我感受非常深的是美国大学研究生的课程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大多需要修90个学分，对于理工科的情况我没有仔细考察所以不敢妄言。来的时间不长，我听了8-9门课程，当然这是在两学期旁听的课程了，我发现这里课程就难度而言也就是中等水平，但他们把学习内容划分得非常细，布置给学生的作业非常多，课堂教学以讨论的方式为主，特别主张学生进行实际操作。这样课堂使得学生的参与性非常高，而且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学生也都得到了实际的训练。我感觉他们的课程之所以能够这么注重应用训练，是与课程划分得比较细有关，也与教授研究得比较专门有关。
反观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则显得过分粗略，知识内容也是学生领会为主，而没有进入到学生实际操作的层面。一般说来，我们的一门课程大概可以划分为他们的5-6门课程，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不深不透，而他们的研究就比较深入，进而也容易与实际结合，学生也容易受到具体的训练。而我们的学生所接受的只是一些若隐若现的东西，只有那些领悟能力极佳的学生才比较容易在其中受益。
后来我仔细地分析了这一差异出现的原因，我发现它们原来与学术传统差异有关。在西方已经有了一个稳健的学术传统，一般而言他们的研究都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出发的，所采用的是一种归纳式的研究逻辑。而我们的学术则缺乏一个严格的学术传统，而且我们的学术研究多从一些抽象的大命题出发，于是走的是一种演绎式的路线。这样的话我们的研究多陷于是一种思辨性探讨，从而缺乏实证操作环节，于是就变成无法经验的东西，那么学生要真正参与进来也就比较困难，当然学生也很难从中受到什么实际的训练。
而我在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时发现，所有这一切都与我们的体制有关，因为我们的体制把一些东西固定化和教条化了，那么要从事学术界就必须面对这层障碍，自然要设法突破它才可能继续发展，而要进行突破就不得不寻找理论根据，或者是进行一些前提性的思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进行了纯粹的形而上的思考。因为大家还无法直接面对体制的现实，只能使用比较含糊的语言来影射这些现存的问题。但这就是学术前提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学术话语就无法进步。西方学术界没有这层障碍，所以他们可以谈论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些更宏大的抽象问题。
当然也只有在这个时节我才真正理解了胡适先生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点问题”的真正含义。尽管如此，我觉得胡适本人也不得不对思想上的体制进行抗争，他所参加的新文化运动就表明了这一点。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思想上遇到障碍必然要做的反映。西方学术界基本不存在这个思想上的障碍问题（当然是在实行政教分离之后），于是他们可以进一步发展到探索更为具体的问题。所以到西方后我们确实感到由于语境的不同，所关注的问题就不同，在我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他们却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我们所认为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却视而不见。其实这不是什么思想上的盲点问题，而是不同学术界境遇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只是时代的反映，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不可能超越于时代，当然也不可能超越于具体的生活环境。这样对生活环境的感受不同自然话语也就不同。所以不能简单地进行中西学术对比或进行中美学术对比。而且比较谁先进谁落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解决的实际问题是不同的。
当西方学术界思考的具体问题我们认为不重要的时候，你就无法说他们比我们进步。而且当我们比较两者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时，你就可以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未必高明，所不同者主要是关注点的不同，这样自然而然研究成果就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时期，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对话，而在西方主导或美国主导的世界，我们好象就是落后的了。所以我很庆幸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没有完全拿西方的SSCI作为成果标准，如果那样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可能个个都死定了，或者说大量作假就不可避免了，因为必须投靠外文期刊，必须有求于外语翻译，并且必须采取国外的话语系统。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估计中国不仅学术沦落，而且文化也沦落了。
三是我感觉美国大学教学和科研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离的。他们的教学内容就是他们的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和研究的心得，所以讲起来自然具体生动，故而其教学水平也是科研水平的显示。而科研又是他们的兴趣展示，他们之所以研究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喜爱，自然就非常投入，他们研究不是为了别人而研究，而是为了自己而进行，或者说是为了满足的好奇心而进行。可以说他们的教学做是合一的。
反观我们的大学教学与科研则是分离的，教学未必是自己研究的和感兴趣的，而科研更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凡对中国大学现状了解的人都可能清楚，大学里存在不少山头，也都划定了自己的领地，所教授的领域自然就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如果一个山头已经有人占领，后来者自然要回避，否则出现与别人发生撞车现象就很尴尬了。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同行是冤家”，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当然它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就是鼓励后来者去拓展新领域。如果你没有这种拓展能力那就不好意思了，你就只好捡或讨别人一些剩饭吃了。这也验证了达尔文的著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道理。而且也证明一个人的兴趣也不是始终不变的，而是可以不断发展或进行培养的。当然前提就是当事人要认识到这一点，进行主动选择，这样才能避免一些比较尴尬情况的出现。
就科研而言，问题就更多了，我们的科研机制是外部导向的，许多所谓的规划课题都是一些不知其具体意义的课题，而且也是不知道有没有真正答案的课题，反正在主流舆论的影响下大家都是要申报的，因为说到底大家还是为了钱，再进一步说也是为了自己名声，因为每个大学有考核啊，而且谁都想使自己比较体面一些，当然那些级别越高的课题就越体面了。这个时候的竞争就是非常残酷了，不管是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能够得着就是一切，而学术界的大佬此时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会先下手为强，因为凭他们的关系和资历拿这些东西还是小菜一碟的，如果拿不到才让别人笑话呢。那些管事的人自然心领神会乐意送一个顺水人情，反正钱不是自己的，结果怎么样对自己都无所谓，而且这些大佬也是非常人情练达的，自然也会投李报桃的，这场交易反正自己不吃亏，所以天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所以拿不到课题人想法在争课题，所以就得努力使自己的兴趣与热点趋合。拿到课题的因为这些课题不怎么合乎自己的兴趣自然也不会去做，他们反正能够找到人做，至于这样做是否合适他们就不用关心那么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期望出产什么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只有魔鬼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这些大佬们自己不做，自己不会担心吗？当然也会担心的，因为毕竟还要自己的老脸呢。所以这也使得他们会分心。最后实在不行的时候也就呵出去老脸了。尤其当这些大佬在什么课题一律统吃的时候，他们想不分散精力都不可能。所以这种学术体制你就别指望创什么一流成果了，只要他们不造假就是烧高香了，至于什么伪劣产品，你得宽容他们，因为他们完全合乎制度的表面要求。
所以当科研和教学分离的时候，你不能指望他们的教学是一流的，也自然就不能指望培养的人才是一流的了。
而中国学术界搞得大而无边的什么规划课题，使每个人似乎都能够做，这个时候大佬们自然就当仁不让了。因为这些课题成果毕竟也没有什么可以严格测量的评价尺度，做好做坏都可以交差。学术界的大佬们应付这些小事还不是如同吹灰一般容易。
四是我感觉美国大学有一个比较规范的外部评价制度。在美国大学的同行评议制度比较盛行，这个同行评议一般都是匿名进行的，而且要实行回避制度的，因为美国的或西方的法律制度压根对人性就不相信，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或自私的，如果不加以监督就会舞弊，所以他们设法在完善制度，使私弊减少到最小。这些评价包括学术发表、教授晋升、大学评估等各个部分。这种制度也促使大学教授必须严格和严谨，不能依靠投机而侥幸成功。而中国的大学外部评估也有，从来都不是严格的，都是私情严重的，包括学术发表，教授晋升，再到大学评估，有人说这是个系统造假工程，虽然话有点重，但可能不无切中时弊。如此各种学术腐败现象产生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究其根本，我感觉就是因为中美学术体制不同，美国学术体制基本上是独立的，行政干预控制到最小，依靠的是学术自治，而中国学术体制是依附性的，一切都听凭官方意志，大家都在官僚体制下讨生活，所以何必给官家过不去呢？大家一起跟着讨好就是了，因为这样表现得好的话还能够获得封赏。你看那些弹冠相庆的人有几个是实在人？所以大家该说的也就不说了，说了肯定不讨好。因为中国有句老话：祸从口出。因此大家都变成了聪明人，谁来批评和监督社会呢？谁来做这个讨人嫌的人呢？肯定谁都不想做，这样社会就变成一片和合景象。但大家都知道，缺乏批评的社会是不可靠的。
所以，我感觉美国大学的学术氛围是宽松的、研究问题是具体实在的、教学科研与兴趣是结合的，加上严格的外部评价体制，使得他们大学能够走向一流。相反感觉中国大学都是在混或糊弄，大学糊弄教育部，教授糊弄大学，学生糊弄老师，或者说教育部引导大学糊弄，大学引导教授糊弄，教授引导学生糊弄，这样大家都能够相安无事。当然最后都在糊弄老百姓的钱，而且大家都在喊真没意思，但是没办法，要生存大家还得学会糊弄，而且还得糊弄下去。
呦，说着说着就没谱了，是否我在不自觉地批评社会呢？如果这样的话真是罪过啊！这可不是我的本愿啊，我真的觉得来美国一次不容易，有了点感受还是不要藏私的好，还是应当与大家进行分享分享，可能这点可怜的公心也是祸端。从此之后我就要下决心少发一些议论的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