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止的感觉？——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情色话语

　　为什么选择《被禁止的感觉))来命名一个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因为这个题目可以有多种解释，它的含义分几个阶段逐渐地显现出来：
　　——用法语把这几个字说出来是“禁止通行”。它马上使人想到道路交通标志：不应当驶入的方向，进去会很危险。
　　——写下来，并用复数，“禁止通行”的法语原文则是“被禁止的感觉”，完全是另外的意思：涉及到“感觉”，含有情欲以及对它压制的成分。暗示的是审查制度，由保守的社会、政治制度或宗教强制执行的审查制度。
　　题目中的问号则正是举办这次展览的动因：
　　情色以及对情色的表达在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仍然被禁止?
　　中国人和法国人一样热衷文字游戏，用汉字可以表达出一语双关。这或许是因为写下来的汉字有着暗含的词义，极为复杂，或许是因为读出来的汉字虽然同音却不同意思。
　　在情色方面，中国的艺术家使用的策略同玩弄文字的诗人或作家一样。在他们伟大的历史中，自由地进行情色创作通常不被允许，他们便成为创作多幅面孔的艺术品的大师!欧洲人虽然不一定懂得各种象征意义，但是他们没有误解，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的确是精致情色的国度。
　　从那里来的某些图像丰富了我们的性幻想，而犹太一基督教文化中有关“罪恶”的观点禁止这样的幻想。主要可能是中国人对待性持非常自然的态度。在古代的中国，宇宙中的各种力量都受制于性。这就是著名的阴(女性性能量)和阳(男性性能量)的结合。在古人看来，只有这个结合才能造就和谐。同阴阳相反又互补的力量有多种形态，比如天空和大地，黑夜与白昼，太阳和月亮，水与火……。在很古老的文字写法中，那时候的汉字还像图画一样，这种对性的看法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同汉学家雅克?潘帕摩(Jacques Pimpaneau在《快乐园》中Philippe Rey出版社)所说。比如，汉字“身”的意思是身体，表现的是一个怀孕的妇女；汉字“公”的意思是“头领，公爵”，也有“公共”的意思，非常清楚地表示出一个男人勃起的性器官，在一座大房子的屋檐下……在本次展览作为史料展出的古代文物中，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陶罐，鸟的头，三点支撑着平衡，使人想到大腿，简略得就像女人的身体(参见第7页)。还有一个战国时代(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青铜器，它非常明显地表示的是一个向上扬起的男性生殖器(参见第10页)。
　　但是，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儒家思想被当成国家理论。除了必须遵守的礼仪之外，社会和情色也首次受到控制。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179一117年)为恢复孔子的名誉和思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努力在《史记》中编写古代的年表，上至最久远的朝代如夏朝(公元前二十一至十六世纪)。他竭力证明在这些非常自由的时期，情色和权利如何构成一种危险的混合物。自此，情色创作被迫转入隐蔽或者以间接的形式。
　　道家的宗教和哲学运动至少保留了一小部分远古时的那些观点。道教徒们没有禁忌地享受着性，性被赋予养身的美德，类似体操运动。道教徒们认为有规律地进行性活动，甚至年纪很大以后，这样可以增强人的生命力，并使人长寿。道家有关性的论著(公元四世纪)，如《女儿经》，其中描述了黄帝如何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那里得到性启蒙，并非常清楚和诗意地描写了跟女人做爱的艺术。在现代性和女性欲望觉醒方面，即便当代西方性使用手册也不过如此。
　　新道家主义发展了一种精致的文化，对情色的追求极大地影响了这种文化。在唐朝(618—906年)和宋朝(960—1279年)时期，这是两个被视为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的朝代。首都先是定于长安(现在的西安)，然后是开封和杭州，中华帝国向已知的外部世界开放，尤其是印度和日本，从而促进了在宗教(佛教的传入)和文学领域的交流。情色和诗歌相伴而生，“情色文化”在青楼名妓中得以展现。日本当今的“艺妓”应当被视为她们遥远的后代。那时，婚姻制度受到保护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必要时可以纳妾以保证家族有男性继承人。男人们，主要是文人们，在艺妓那里聚会。艺妓和妓女不同：前者在艺术、文学和舞蹈方面受到很好的教育，这使她们可以取悦男人，而男人们也在诗歌创作中寻觅她们(参见艺妓雕像第15页)。这些艺妓激发了很多部小说的创作，最著名的是《李娃传》。故事描写了一个年轻文人的堕落，他爱上了一个妓女，并为她倾家荡产。而这个美丽的女人最终帮他通过了科举考试，年轻文人最终又赢得了父亲的器重。在十世纪的杭州，这些有关男欢女爱的故事被艺术化地推到极至，并通过多种形式来呈现。这些绘画，具有浓厚的情色味道，多数已经被以后严格控制的时代所破坏。不过，后来的复制品还是能够让我们想象出这个非常有创造性的时代的模样(参看五代(906—960年)时期壁画，第19页)。很多情色的物品也在这个朝代被制作出来。比如这个上了釉的陶罐，表现的是一对正在拥抱的男女(参见第25页)。情色在民间艺术中被表现得更加直接。
　　不过宋朝轻松而艺术化的生活很快就受到来自北方的“野蛮人”入侵的威胁(十、十一、十二世纪的辽、夏、金国)。这些善战的部落通过持续的战争而切断了当时商业的往来，破坏了北宋和后来南宋的繁荣，逐步推行他们的秩序，给蒙古人和元朝(1279—1368年)开通了道路。就是在这个时期，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发展了新儒家思想，以便于重新控制社会。情色不再流行，至少从官方看来是这样。但是情色依然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为了让情色在创作中继续存在，尤其是在明朝(1368—1644年)和后来的清朝(1644—1911年)的专制统治下，中国艺术家们发展了一系列的符号、象征性标记、暗示，使情色达到了精致的、出神入化的高度。明朝时期，情色明显地带有浪漫和诗意的色彩，有时通过一只花瓶的曲线来暗示，有时是缠足的形状。实际上，缠足出现在十一世纪南宋的贵族圈子。明朝时普及到帝国的所有地方，并带有明显的情色特征。但这是一种不健康和邪恶的情色，迫使女人在幼年时就遭受深重的痛苦。缠起来的小脚看似含苞欲放的荷花。荷花也代表着女性生殖器，小脚被赋予了重要的情色功能。
　　微型脚非常受重视，一个家庭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看看女人们的脚便知晓。还有套在脚上的鞋是否漂亮，什么质地(棉的、丝的或玉的)。实际上，鞋子把女人幽禁在家中。女人们行走已经非常困难。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如果能够显示出女人不劳动，尤其是不参加田间劳动，这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非常珍贵的外在标志。同样道理，女人的皮肤要很白(与晒在太阳下面的农妇相区别)；另文人的手要很长且细。
　　一股自由主义的小浪潮在十六世纪明朝后期短暂地出现。这时候皇权已经没落，但文学上的表达却多起来，对幻想的描写揭示的是这个社会的失落感。两本著名的小说产生在这个时期：《金瓶梅》，作者不祥，描写的是一个商人西门庆永不满足的情色追求。他生活在妻妾中间，还有很多漂亮的妓女。另有一个情妇，他杀了情妇的丈夫。这部小说启发了很多版画和绢画的创作，非常情色。大部分画至今都已被销毁。这本书在共产党时期完全被禁止。后来香港出版的版本在九十年代被偷带进来，最近几个月里这本书终于被通融接受。那个时期的另外一个故事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它大概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598年)写在同一年。写的也是一场不可能的爱情。《牡丹亭》被排演成戏剧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时期以及后来几个世纪里艺术感觉的演变。它史诗般的情节非常抒情，讲述的是两个年轻人相互爱恋。女子甚至忧伤而死，因为没有能同吸引她的年轻文人做爱而倍感失落。但是他们的爱情超越了法律，时间和阴间的考验。女人先是在情色的思念中回到男人身边，最终回到人间。汤显祖的剧本上演以后随即获得巨大成功。因为在简单的爱情故事背后，作者间接表达的是关于社会限制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是对必要的情色的尊重。在明朝末年，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不过由于该剧的长度，完整演出(需要两天)的情况越来越少。后来的满族人时期(清朝)，满族人也是来自北方，在明智的专制皇帝康熙(与路易十四同时代)和乾隆之后，社会气氛变得越来越清教徒式。因为双重影响，一方面是新儒家思想的复苏，另一方面是十九世纪国外来的基督教士的传教活动。该剧中的很多情色场面在公演时都被删除，借口是演出时间太长。在共产主义最严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一1976年)，《牡丹亭》被江青选中，成为革命样板戏之一，以便揭露封建主义的邪恶。但是原著五十五场戏，只被保留了四场……。1998年，一个美籍华人导演陈世振决定完整地编排这出戏，他运用大胆的场景设计与布局。唯一一次难忘的演出是在1998年6月的上海，随后这出戏应当进行国际巡演。但是上海市文化局看过演出后，反对该戏在国外演出，中国演员不能出国。陈世振的戏最终得以在2000年巴黎秋季戏剧节上演出完整版本，但是演员都是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没有来自官方的任何认可……
　　在艺术创作领域，在中国这个最后的朝代，明朝开始的符号象征性变得更加讲究，以抗衡满族的清教徒思想。在一些涉及到情色的绘画和陶器中，一对情人出现在画面很不显眼的一角，有时甚至出现在瓷器的底部，或者是陶瓶的内部，被盖子遮挡着。动物和花草占据着前面的场景，这就婉转更强地传递了情色的信息。一只蝴蝶被认为象征着性行为，两只鸟或两条鱼表示两个隐蔽的情人……。一朵盛开的牡丹暗示着女人的性器官；春天里一截开花的树枝表示一段刚诞生的恋情；凋零的叶子标志着恋情的结束。因此，这个清代末年的瓷瓶，瓶盖上有一个指向天空的小扭，它很容易让人想到女人的乳房……(参见第52页)。这些装饰性元素通常被表现在扇面上。于是，画面上传出的是一场充满暗示的引诱游戏。扇扇子的人停住脚步，目光凝固在感兴趣的人身上……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充满了极为剧烈的动荡，没有留给情色任何渲染的余地：满族人的朝代于1911年随着第一次革命而倒台。建立共和国，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本人入侵及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又是内战直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共产党人比他们的前辈满族人走得更远。在革命最激烈的时候，五十年代末，要抛掉所有外在的性感符号，主要针对的是妇女，她们被迫剪短头发，或者把长发梳成辫子。不能有任何化妆，不能穿裙子，只能穿宽大的女工装服(著名的毛式服装)，消除了任何可以产生联想的东西。而一些最高级的领导人却继续过着腐化的生活。如果我们相信毛主席的私人医生写的见证(《毛主席的私生活》)，而全体人民的感情生活则彻底受到监视。婚姻也由党来安排，有时还是集体婚礼。集体生活使任何性感的张扬都不可能。以至于到了九十年代初，中国第一位被公认的性学家潘绥铭教授惊讶于红卫兵那一代人对性的无知。潘教授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他们缺少最基本的词汇来表达感情和欲望。在最艰难的时期，共产党人想要把中国文化中固有的这部分内容铲除掉：即对情色概念化的表达。这是要忘掉五千年的传统……
　　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中国的情色随着体制的松动而得到新生。
　　清教徒式的理论的边界在随时变动。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经济的自由化，随着对纯粹的共产主义的抛弃，中国社会试图摆脱束缚了它四个多世纪的严厉的禁锢。性革命了?这个词可能过于强烈，不过在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被禁止的情色的确被重新发现。艺术家在创作中首次享有一点自由(虽然有关政治、情色和暴力的题材今天仍然是被禁止的)。这是以前几代人所没有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文学中，在装置艺术中反映社会的深刻变化。他们还无比迅速地把世界化的现象加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一些艺术家涉及到有关情色的主题，这也是全世界的主题，如同暴力和艾滋病一样。
　　在中国，承认并艺术地表现同性恋并不是最近才有。看看这个木制的头像，清代中期民间的作品。两个男人的面孔产生于同一个支撑物。这个物体很明显地让人想到男性生殖器，它的所指无疑就是同性恋。白色的化妆，两个面孔上移动的眼睛像是戏剧中的面具(参见第44页)。这个物体可能制作于十八世纪末期，文人中间的同性恋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乾隆皇帝于1772年禁止年轻的女演员登台，因为嫖妓现象在这些阶层里甚为普遍。女性的角色，尤其是在著名的京剧中，要由男人扮演。但是这个决定带来的是同性性行为的觉醒。虚伪的社会游戏以及征服明星的愿望再加上这些雄性美女的模糊性都促成了这种行为。同性恋，或更准确地说双性恋在古代的中国是被宽容的。就像古希腊人一样，虽然不是被鼓励的，但也没有像基督教会认为的那样，是思想的异端，值得被粗暴地逐出教会。而共产党人却把同性恋者视为“革命的敌人”。直到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同性恋者还被送去劳教。今天，他们有自己的网站，文学，在北京市中心有时髦的酒吧!……
　　《被禁止的感觉》这个展览的目的就是指出这些神奇的变化。
　　二十多个古文物作为史料起到解说的作用，它们表明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情色是如何被暗示的。而二十几个当代艺术家近期创作的有关情色的作品，(情色乃官方仍然禁止的一个主题，)使我们欣赏到他们令人惊讶的创造力。中国艺术家在七十年代末才发现当代艺术和它的技术。虽然比较晚，但他们似乎已经掌握了这些新的媒介，并且运用自如，不管是经过计算机处理的数码图像、录像、装置或者是更古典的油画和雕塑。
　　从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当代艺术家们保留了这种暗示的艺术。在审查依然存在的背景下，虽然审查制度一年比一年宽松。中国今天的艺术家们同伟大的传统结合，在处理情色这个主题时使用的方法有时是婉转的，但总是诗意的。他们给国际当代艺术舞台带来的是非常细腻的、个人化的、搅动人心的作品。
　　安宏，1965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运用图像组合的表现手法。在《佛像》系列中，他看到的问题是，城市中年轻一代人突然开始了性自由。而在过去的几个朝代和共产主义时期里，社会仍然是非常清教徒式的。他把自己装扮起来，根据传统京剧的原理化妆，而且故意把色彩搞得很绚烂。他对传统的圣像进行嘲弄，从讽刺的视角给以重新组合。在《中国不需要艾滋，需要爱》中，他通过一个缠绕的妇女，借用了“欢喜佛”常摆的姿势，重新组合了一幅让人不舒服的照片。这样的佛像在某些庙宇中可以看到，道教徒也有一种近似的方法。一个年轻女人脚下踩着绒毛玩具，这让人无法笑出来。这也是他间接地批评那些新一代的“孩子女人”，以及这些自由的城市女人，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很多性经验。
　　蔡锦(女)，1965年生于安徽，199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她的创作涉及很多“女性”题材，比如月经(在沙哈拉市展出的浴盆装置中有体现)，分娩的痛苦，以及更广泛地表现妇女在中国社会里为了扮演她们的角色而忍受的困难。在她的系列《美人蕉》中，她受到童年时期看到的美人蕉叶子的启发。但是她画的叶子却是极度变形的、痛苦的、萎缩，并且是红色的。这个红色标志着共产主义年代和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童年。这个红色在中国一直是幸福的象征，如同花一样。在古典意义上花表达的是美丽和女性。不过，蔡锦的美人蕉开出的花更让人想到新鲜的伤口或者月经，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苍鑫1967年生于黑龙江，结业于天津音乐学院文学系。在系列《身份互换》中，他把自己和另外一个人拍照，他穿上这个人的衣服或制服，这个人穿着内衣站在他的旁边。他把同一题材用虚构的油画表现出来。当他出现在一个年轻女人的身边时，作品变得暧昧。他代她穿上绿色的新娘裙子，背景是非常的粉红色。或者穿着她简单的旅行服。旁边一列远去的火车，这可能象征着性的行为。苍鑫用很多幽默破除禁忌的神圣性，同时对自己由于衣服而固定的男性身份和女性感觉提出质疑。
　　陈铃羊(女)，1975年生于浙江，毕业于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她的《十二个月，十二朵花》，通过既挑衅又非常诗意的方法，表现了女人的月经。这个年轻的女人在来月经期间，拍下了她身体最隐密的部分。透过一个传统的首饰盒的镜面的反光，就是这种首饰盒在过去装扮大户人家年轻女人的房间。尽管陈铃羊展现的是一种跨文化的禁忌，不过，因为整体的布局，她还是给这件事保留了一份神秘，近似神圣。图片的背景通常很暗，在一个圆的或椭圆的框子内，好像一个缩小的影像，或者是通过门锁的洞看到的场景。我们先是看到热烈的颜色，和谐的排列，每个月的经期都配合一朵花：牡丹、兰花、荷花或茶花。然后才逐渐出现几滴血，血渗出来，由此揭示了图片真正的主题，并制造出振颤，而留下的是暧昧的印象。如此大胆激起的慌乱，以及极为亚洲女性的细腻。
　　崔岫闻(女)，1970年生于黑龙江，毕业于华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她经常使用录像进行创作。她想出用摄像机偷拍一家夜总会洗手间的想法。一家在北京因为妓女或“三陪女”的漂亮而闻名的夜总会。在背景音乐的衬托下，一些女人在补妆，另一些在换衣服，甚至换内裤!这些女人一个接一个在同一面镜子前走过，每个人都很不一样，却被用同一架摄像机拍摄下来，使人感到恶心，也让人想笑。为了给自己增添魅力，她们的表演很动人。表演的背后反映的问题是有关今天中国的妇女，尤其是这些妓女。她们人数很多，由于很多地区和行业遇到的经济困难，以及对财富的追求。崔岫闻还想表现这些女人无法交流，她们来来去去不说一句话。在另外一部录像片中，一个女人被卫生纸包裹，几乎变成木乃伊，然后她用非常诗意的方法崩开这些桎梏。这里也传递出一个间接的信息，即中国妇女在目前社会中的地位问题。
　　俸正杰，1968年生于四川，在成都四川美术学院学习。后来在九十年代中到北京生活，进入了一个画家村，即是在北京郊区的两个画家村之一的花家地。他曾经是“艳俗”这个流派的主要艺术家。在这类创造中，他确立了非常特别的风格，集中表现目前这代人面对传统时的身份认知。因此，他的画采用了那些古典的参照物，比如大朵的牡丹，或者农民的花布，透明纸的扇子。在《蝶恋花》系列中，两个中国女人并排出现。俩人身材相同，长得也像。但是，一个穿的是传统服装，有些清教徒和老派；而另一个则什么都没穿，头发染成粉红色，暗示的是自由主义和中国城市里新一代女孩的服装变化。这些城市女孩喜欢把头发染成褐色，甚至把自己变成金色女郎!背景中，同样的象征意义，一个古老的塔，好像是木塔，与远处的现代塔楼同时存在，就像我们今天在很多城市中看见的那样，被当作绝对现代化的标志。两个女人之间有种模糊的关系，她们互相看着，既惊讶又默契，好像她们之间有种没有明说的家庭联系或情感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在一张照片上，奶奶和孙女儿见面了。俸正杰因此表现出两代妇女走过的不可思议的路程。一方是三十年代的，在共产主义革命前夜，那时妇女多个世纪以来就被局限在配角的地位；另一方是解放了的新一代城市女性，性感，不过有时也有点庸俗和随便。这也是用另一种方法揭露目前的性解放及有点怀念那些过去年代女人的风度。
　　顾德新，1962年生于北京，参与了《1989前卫中国》的首次展览。这次展览是要为十年来的当代艺术进行总结。他可以说是中国装置艺术之父。他混合了病态的想法和很多的幽默，总是非常有挑衅性。关于女人和人的身体，他提出的是存在性的问题。比如一把椅子上镶嵌了裸体的和女人红色的痕迹。顾德新还讽刺地触及了性这个问题，尤其是城市里时髦的新一代人经历的这个非常放荡的阶段。他于1999年在北京创作了一件装置，表现的是一块生肉，里面转动着一个电动振荡器。在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在文学上，肉经常被用来比喻，暗示与性有关的内容。顾德新在绘画组合中表现的是一些奇特的人物，由电脑绘画、塑造和克隆。最后产生出很多家族，外表看起来不像人更像外星人，但是普遍带有女人的神态。这些奇特的造物无限制地交配，靠发芽生殖复制，并在每次生产时都吹奏小号！
　　洪磊1960年生于江苏省的常州，至今仍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选择了摄影作为他的媒介。洪磊引用的是非常古典的，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时很著名的作品，主要是花和鸟的主题，这是被皇宫很推崇的。但是，总有一个元素破坏这个当代的和谐。有时是一种太强烈的颜色，有时是被踩死在地上的鸟，它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串首饰，背后出现的是故宫模糊的廊柱。有时还是一只苍蝇，在一片开放的牡丹花瓣上飞，牡丹花代表的是女性生殖器。从中反映出的是对伟大的过去的怀念。似乎现在这个时代很难模仿出宋朝这个黄金时代的奢华。这是这个知识分子对当代的比较直接的批评。这个时代没有参照物，有的只是庸俗，在女人方面是过度的自由主义……。几乎就像这朵花一样，依然漂亮但已经开始腐烂，特殊的气味还引来了苍蝇。苍蝇在中文里经常被用来比喻伦理道德低下的男人。
　　李季，1963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在四川美术学院和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他的画作总是从非常性感又庸俗的女人那里得到启迪。在他的系列《宠物》中，他画的女人的脸和脚消失在画面外。她们的身体被无精打采的猴子缠绕。我们想要看清她们，但是只能想象她们的面孔和表情。李季通过不同的手法，运用了面具的象征性。中国艺术家经常使用象征性，他表现的是隐藏的感情。不过，也触及到女人的主题，在今天的社会中，她们的快乐和自由主义。《她们是谁》?这是他的疑问。动物的出现，这在中国的艺术家中是比较罕见的。这提出了在中国当代文化中它们的位置问题。李季的猴子夸张地具有人的仪态，但是它们对女人表现出的诚恳和温柔也是毫无疑问的。李季批判的是当下这个时期，人与人之间缺少沟通。他的意思是只有动物具有真实的感情，即便面对的是这些心不在焉的女人……
　　林天苗(女)，1961年生于山西太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及纽约学生艺术联盟。曾长时间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于九十年代末同丈夫一起回到中国。他的丈夫王功新也是艺术家，他制作的录像片非常著名。他1960年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也曾在纽约学习。夫妻二人曾在2002年上海美术双年展及2003年夏天的阿尔勒摄影节中合作。在系列《聚焦和去!》作品中，林天苗使用的媒介是把一张黑白人物头像放大到一块画布上，把它小心地遮盖住，部分地或全部地遮盖，插上去的白丝线，就像支撑物中的头发。从中展现出的是一张易碎的多纤维的胶片，人会根据不同情况想到时间的流逝，年老的皱纹，病态的分解，一张老底片上积累的灰尘……。并同时使人对这些主题进行思考。本书中介绍的一幅装置，是一团白色的丝线，从一个插满大头针的黑洞中流出。从深层次上理解，整体看来奇特得好像一个开放的女人的生殖器。
　　刘建华，1962年出生于江西吉安，毕业于景德镇的陶瓷制作学院，这是中国著名的地方。他现在在云南昆明和景德镇生活和工作。最近几年，刘建华专心制作令人困惑的瓷器。这是一些三十年代年轻漂亮的女人，穿着时髦的旗袍(上海疯狂年代著名的服装)。军服式的小领子，裙子和胸部紧贴着身体，大腿一侧开着叉口。刘建国把这些美丽的瓷器造物用在中国传统的盘子上，伴有丰富的图案，缠绕的红的黄的龙。这样，年轻女人的身体就像准备被食用的餐饭，这种印象得到强化。因为身体很小，美丽的尤物没有头和胳膊，露出的是漂亮的大腿。刘建华这样做是挑起人们的思考，思考妇女在现代社会里的地位。尽管在共产主义时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被允许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女人还是经常陷入漫长的传统赋予她们的角色：即女人是物品，被当作消费品，女人必须要漂亮，对男人有吸引力。但是根本不会因为她的思想而受重视，她也无力冲出这种局限。
　　刘力国，1961年生于黑龙江，毕业于北京中国戏剧学院美术系。在首都生活和工作。最近几年，刘力国精于制作瓷器雕塑。他用很多的幽默制作了这些花瓶，使用了清朝的象征符号以及非常浓重装饰的做法。但是他表达出的信息没有丝毫微妙之处，故意具有挑衅性。不再用盖子上的小扭表示女人的身体，而是如真形大小的乳房模型。如果盖子传递的信息不够，还会在瓶子的一侧出现粉红的女人的两半屁股，让人发笑。更甚的是整个雕塑涂着瓷器的花朵，色彩鲜艳，使人联想到农民的花布，还有满清时代传统作品中充满象征意义的著名的花朵。对这些性感的符号进行嘲笑，刘力国指出的是中国最近的性自由这个现象。他对这种变化感兴趣，并对之进行思考，我们也看到其中的批评。
　　刘铮，1969年生于河北，曾在北京的理工大学学习，1997年以前在工人日报做摄影记者。这期间，他拍摄了很多事故、尸体，保留了对人体的兴趣。成为艺术家以后，刘铮带着幽默和诗意的挑衅创作了新版本的《西游记》，一部中国的文学名著。在非常著名的系列《三界，意识的三个层次：天堂，人间，地狱》中，摄影师用黑白片拍京剧演员。他们不是在唱戏，而是在前台交欢，激情地享受，其他人物似乎对这样的做法不以为怪。黑白画面，近乎旧黄色，服装艳丽，不太可能的场景，极度兴奋的美丽的面孔，完全能勾起人的色情幻想，又使画面有一点仙气。在另外一个组合中，刘铮使用的是历史题材，在漫长的帝国时代里，中国最漂亮的四个女人引起的矛盾、战争、嫉妒和灾难。艺术家嘲笑了在面对危险的美女时男人的弱点。这种行为延续至今，病态的偏颇。为此，艺术家特意选择了又胖又庸俗远没有吸引力的模特。
　　罗旭，1956年生于云南。他疯狂地热爱雕塑，在自己的周围创造出奇特的、撩乱人心的人物，充满幽默，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些人物表现出来，放在他建在昆明附近的不可思议的城堡工作室里。罗旭对小脚女人的大腿非常着迷。他用聚酯纤维塑造这些腿，涂上颜色，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变成巨大的虫子，有时看来让人不安，却总是很有趣。他还把它们拍下照片，做成剪辑。“女人的大腿是一件艺术品，是人类造物主的礼物，我非常高兴地观察它们，”罗旭解释到。“有趣的是，正是这些人们认为‘脏’的东西在传递着美感，创造出和谐，无限地组合出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空间。”
　　马德升，1952年生于北京，参加了最早的“星星画派运动”。在八十年代初，这个运动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大门。自1986年后定居巴黎，他参加过多家画廊及国际上最大的一些现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他是全面的艺术家，也是诗人。已经用法文出版了五本书，最著名的是《见阎王爷之前的二十四小时》(南方出版社，1992年)，《白色的梦，黑色的魂》(黎明出版社，2003年)。在这本书中介绍的“舞女”系列里，马德升用中国的水墨画运动中的女人。挺拔的乳房突出了她们的情色，好像比脚更能跳出节奏，同短小的腿形成对比。她们的头几乎不存在，缩小成一个葱头，插在长脖子的一端，不用过多推想，这让人想到男性生殖器。在这个空间里，非常西方化的主题同中国水墨的传统技术结合，变幻着虚与实的游戏。马德升赋予他的女人们很奇怪的个性。她们痴迷舞蹈，唯有对男性气概的寻找可以超过舞蹈。
　　马六明，1969年生于湖北的黄石，毕业于湖北(武汉)美术学院。九十年代初到北京，马六明专于行为艺术和摄影，在各种场合展现他的裸体，以激起观众的反响。他的身体非常美丽，甚至有点两性人，展示他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作品。他把身体同象征性的地点联系。如本书中介绍的《在长城上行走》，他冒犯了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禁忌。在这个文化中，彻底的裸体从来没有被展出过，同裸体在西方艺术中占有的重要位置相反，马六明又增加了一点模糊不清。在某些行为中，他给自己上妆，并发明了一个女性的化名《芬—马六明》。他的黑发很长，包围着一张非常细腻的化妆的脸，同他的男人身体相比，令人惶恐，根据行为艺术进行的国家的不同，而引起非常不同的反响。因此，马六明多次在台阶上，在他旁边放一张凳子，等着一个好奇的人被他的双重性吸引，坐过来。有一些人僵直地坐在他边上，有些人不由自主地盯着他看，有些人进行意味深长的即兴表演!艺术家就把这些交流拍摄下来。为了更好地向公众展览，马六明有时使用安眠药，让自己的身体睡眠，裸露给众人的目光。这时也有一个录像机在录制反响，然后艺术家选取片断，形成国际的变化的文化反应的纪录。这是在面对男人还是女人的认知问题、性问题的时候作出的反应。
　　荣荣，1968年生于福建漳州，在福建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后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专业摄影。同马六明一样，住在最早的画家村(即东村)，1994年被警察强行赶走。荣荣先是拍摄记录了这个村子里的艺术家的生活，然后九十年代中开始对老北京的拆迁感兴趣，拍摄那些被丢弃的可笑的偶像：被拆了一半的房子的墙上，留下的西方或中国的女明星的张贴画。1997年以后，荣荣扩展他的组合，把自己的裸体摆上画面，旁边是他的女伴，穿着新娘婚纱，或晚礼服，在这些被抛弃的四分五裂的房屋里。这些黑白照片，或发黄的照片，有着幽灵般的效果，好像情人的幽灵回到了老房子。在某些超现实的场景中，荣荣总是裸体出现在两个穿着婚纱的女人身边，其中一个好像刚刚被杀掉，背景是山的景色。山的轮廓也像是两个女人的身体。在另一个很诗意的画面组合中，他运用伟大传统中开花的树表示一场刚开始的恋情这个象征。荣荣裸体睡在大自然中，下面是新娘的婚纱。
　　孙良，1957年生干中国的杭州市，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系。现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他创造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世界。好像是他的梦境，充满了神秘的动物，有秃头女人的头，鸟或虫子的头，女人的面具或者上身，女人在微笑，她们好像在游泳或者飞翔。背景可能是天空或是水。色彩和画面的组合具有非常的美感，表现的是思想的变化，和画家执著的想法，在其中女人或女人扮演的角色可以起到主要的作用。
　　翁奋，1961年生于海南岛，毕业于广东和北京的美术学院，在海南生活和工作。他的系列《骑墙》作品作为2003年蓬皮杜中心举办的《中国怎么样?》展览的宣传画，才真正使他在国际上得到扬名。在这个系列中，一个少女骑在一堵墙上，从远处观望一座新城市的诞生。在最近这几年的所有中国城市里，这是常见的情景。但是除了这个简单的关于城市现代化的信息，这些照片也有强烈的符号象征的色情。因为这个少女的姿势是骑在墙上，而新的摩天大楼极象男性生殖器的外表而很吸引她……
　　邢丹文(女)，1967年生于西安(陕西省)，在西安美术学院和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后到纽约(美国)视觉艺术学院学习，毕业时获得一等奖。邢丹文展示的作品很特别，用准确和温和的目光看待社会。邢丹文的一系列照片参加了2003年夏天在蓬皮杜中心的《中国怎么样?》的集体展览。并且这个年轻的艺术家去年夏天在阿尔勒摄影节上获得了最佳项目奖。在这张《与骡子的婚礼》的照片中，邢丹文创造了一个很幽默的场景，一头骡子，戴着一顶花帽子，化了妆，好像要去参加婚礼，手臂上挽着穿着西装的未婚夫。这是讽刺今天的妇女总是想要结婚，结婚使她们在社会上固定在女人的第二层身份上。也讽刺了所有这些结婚的排场，全中国随处都是。花一笔可观的钱，一对年轻人就可以拍到他们梦想的所有结婚照片，当然不包括这一张!
　　杨谦，1959年生于四川成都，毕业于重庆四川美术学院和佛罗里达州大学。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在他最新的系列《浴室》中，杨谦完成的是一系列油画，非常微妙，表现了洗完一次热水澡后浴室的情况。在满是蒸汽的镜子中，非常模糊地出现两个缠绕的情人的身体，有时是一个裸体的女人。他具有令人震惊的对技术的控制，先是让观众以为是在看一张照片。画家留出镜子的一小块，好像用布擦了一下。为了让人看到，除了蒸汽以外，一个女人完美的乳房。
　　杨少斌，1963年生于河北，毕业于河北理工大学。他曾经在派出所当了几年的警察，最后成为职业画家。他的油画总是带有血腥味道，底色用红或黄，表现的人物只有轮廓，有时能看出是毛泽东。这些画都充满了极端的暴力，他的人物经常是在相互吞噬，没有明确地标明这个社会的图像是否发生在过去的年代，共产主义严酷的那些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它的特点是计划体制的退出，出现了激烈的竞争。有一些画，就像在这本书里介绍的，杨少斌画非常残忍的性场面，好像是强奸或同性恋。他的手法非常中国化，利用大块的模糊色彩，主要颜色总是红色，而传统技术是晕墨。杨少斌是最早关注暴力这个题材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这也是全球关注的主题，即性中的暴力。
　　张小涛，1970年生于四川，在北京和成都生活。他非常喜欢用鲜艳的色彩，主要是绿色、淡紫色和黄色。在他的系列画《放大的道具》中，张小涛表现的是避孕套漂浮在无名的液体中。四周是奇怪的鱼，外表看起来很古典。避孕套很脏，染着血。张小涛间接地表达的是艾滋病在当前社会中的问题，以及在性方面新出现的宽容。“用模拟的物品阐释词语无法表达的意思，”张小涛认为，“人们在他们渺小的存在中，幸福但是表面的存在中，需要某种相互间的距离，想象的空间。少一点现实，多一点诗意和浪漫。让我们拉开点距离，再拉开点距离……距离可以产生美。有了美就会有快乐，有了快乐，我们可以暂时忘记痛苦”……
　　钟飙，1968年生于四川重庆，毕业于浙江(杭州)美术学院，在重庆生活和工作。他完美地掌握油画技术，主要表现的是现代化的象征标志。他的画都是精雕细刻的。好像照片或者明信片，具有连环画的力量，总是把东方和西方的成分一同纳入。麦当娜和一个中国女学生在一起。或者自由女神像的内部有着北京或成都的典型部分。钟飙也表达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因为他画的是今天的年轻人。他还触及当下矛盾的场景。一对年长的夫妇惊讶于他们的女儿或者孙女自由放任的样子，呆在沙发上穿了很少的衣服。女人们经常出现在他画面中，虽然是超现实和幽默的，但真实仍然是重点。着重强调的是新一代人的自由主义。
　　朱冰(女)，1964年生于湖北，在北京和巴黎之间往来，既是画家也是诗人。朱冰属于“美女作家”这代人，她们敢于创造很情色的作品，对传统的社会极有震撼力。在这个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中国妇女满足于充当被动的角色。朱冰对自己的女人身份、对要求爱情与快乐的权利进行思考，她用一朵玫瑰的形象来象征。她画的这朵玫瑰好像郁金香，开放的姿态更加暖昧……。在朱冰的世界里，死亡和爱情同样存在。这个艺术家被她的玫瑰一层层地剥去，让她的梦想成真，让想象同现实结合。这是她的《天堂玫瑰》中的一段：
　　克制忧伤，晕眩，恐惧和重力
　　放松脊骨，绷紧柔韧的身体用稳定的力量叉开双腿头向天边探望
　　用身体舞动的整个边界去捕捉空中飘散的众神的
　　香气，袅袅上升……
　　动荡而完美
　　不绝如缕的容光闪电般化人体内，如火焰在胸前跳跃
　　突放异彩的眼睛狂喜似的高高扫掠．那时
　　你将和我在一起
　　从达乎深渊的舞蹈复得自己
　　唯有我深知
　　最自由的身体蕴藏最宁静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