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口述史不是你说我写

口述史不是你说我写
他曾为胡适的“私淑弟子”，李宗仁的“忘年之交”，他撰写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和《张学良口述历史》等历史著作，他对民国政要、名人的口述史，比很多历史研究都更有价值。这个人，就是史学家唐德刚。
10月26日，一代史学家唐德刚在旧金山寓所逝世，享寿89岁。《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曾在2007年，通过唐德刚的老同学马大任引荐，拜访过在家休养的唐先生，了解到许多他的经历。
胡适的“私淑弟子”
唐德刚1948年赴美留学，1949年中国巨变，从中国涌到纽约的党政军学各界民国要人，如过江之鲫。这些昔日呼风唤雨、名震一时的人物，几成纽约的难民。唐德刚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机缘巧合之下，有幸访问了这些风云人物。
唐德刚与胡适初识，始于哥伦比亚大学两百周年纪念之时。胡适当时正在纽约八十一街做寓公，唐德刚既是安徽老乡，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自然让胡适备感亲切。胡适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校友，“哥大创办两百周年，动不动就开个小会，最容易请的，且请来最易使人快乐的就是胡适。”而胡适到哥大图书馆看书每次都找唐德刚，因为唐是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
那时，胡适常打电话给唐德刚：“德刚，你今天没有事啊？胡伯母打麻将，你过来开个车子好不好？”原来，胡适夫人酷爱打麻将，一打麻将早出晚归，而此时，唐德刚是他的保镖，又是司机，还可陪胡伯母打麻将。”
胡适是有“历史癖”的人，自然对“口述历史”颇感兴趣。可口述历史并非像一般人想的那么简单，访问录音要花工夫，而录音后的回放、誊清、校对、节删、增补等，何其麻烦。恰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获福特基金会资助，唐德刚便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
1957年初冬，唐德刚携了一台笨重的录音机到胡府，开始胡适口述自传的录音，不意常受到访客的打扰。此时胡适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已公布，更是事务繁多。为使口述工作顺利进行，唐德刚征得哥大当局的同意，请胡适到哥大工作，每周上午来两三次，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唐德刚回忆：“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
唐德刚根据胡适口述回忆16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自己保存并经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撰录成《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后应台湾《传记文学》刘绍唐之嘱，他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短序”，不意下笔千里，自成十几万字的《胡适杂忆》。读《胡适杂忆》，如见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老一少相对闲聊的情景。
当年胡适说：“德刚是我的学生。”唐德刚说：“我没有上过您的课。”胡适说：“私淑弟子。”相信在天堂之上，慈祥的老师胡适和俏皮的学生唐德刚重逢，依然相见甚欢。
李宗仁的“忘年之交”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自始至终只有两个全职研究员：唐德刚和夏连荫（JulieHow）。夏连荫最早访问的对象是孔祥熙和陈立夫，唐德刚最早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
从1958年到1965年，唐德刚成了李家的常客。据唐德刚记录，共在李家吃了168顿饭。唐先生回忆：“他们把我当朋友。郭德洁请我吃了一百多次饭，这一百多次饭的交情啊！李宗仁初到美国，乖乖，那还得了，坐中国的专用飞机，有FBI当保镖，他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代总统。李宗仁后来回国的时候，什么人都可以瞒，就瞒不住我！我给他写回忆录，他的文件，我是唯一有权看的人。”
7年之间，唐德刚和李宗仁变成了“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我的老婆孩子也逐渐变成李家的常客。内子吴昭文与李夫人感情甚好；我的儿子光仪、女儿光佩，也颇得‘大桥公公’和‘大桥婆婆’的喜爱。那时我们访问李家，一定要开车通过那雄伟的华盛顿大桥，所以孩子们便发明了这一称呼。”唐德刚说。
在口述历史工作中，唐德刚不时遇上麻烦。李宗仁曾贵为代总统，自视一生了解天下大势。唐德刚不得不劝他回忆自己在护国军当排长的时候，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这时李宗仁心里不服，唐德刚是擅长察言观色的，当“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大谈“二战”国际局势时，唐德刚客气地问：“德公，您这些国际情报，是从哪里来的呢？”“听孙科说的。”唐德刚又问：“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又补充一句：“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李宗仁这才若有所悟：“抽掉，抽掉！”
唐德刚和李宗仁7年的合作，完成了大部头的一中一英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
口述历史不是“我讲你写”
当唐德刚忙于李宗仁的口述历史时，哥伦比亚大学也意欲访问顾维钧。唐德刚挤不出时间，哥大便让夏连荫去访问。不想刚写到辛亥革命，夏连荫感到工作量太大，不想干了，便由唐德刚接手。唐德刚撰写《顾维钧回忆录》中从1912年一直到顾维钧就任驻英大使。这20多年是顾维钧一生最精彩、最重要的时期。
唐德刚回忆，顾维钧因是职业外交官出身，对任何人都保持一段礼貌上的距离。不过，顾维钧对唐德刚颇为欣赏，听从他的建议，将自己的37箱档案材料捐给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材料也是唐德刚撰写《顾维钧回忆录》的重要参考。唐德刚撰写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3部足以传世的口述历史著作。数十年来，稳坐华人世界口述历史的第一把交椅。
树大招风。唐德刚70岁时，便引来了张学良口述的小风波。1990年1月，张学良第一次约见唐德刚，提出也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张学良以为写回忆录“我讲你写”就行了，但唐德刚告诉张学良：“至少要3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专用研究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前至少要有现成美金10万、20万的基金。”
后来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虽然冠名“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但唐德刚自知这本书无法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著作相提并论。晚年的唐德刚也只以《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一文，略道其始末，告知世人真正“口述历史”之不易。
事实上，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适口述只占50%，另外50%是他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替李宗仁写口述历史，大概只有15%为李宗仁口述。“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唐德刚曾自述。
机遇之奇妙
大凡成大事者，“苦功”之外，有时不得不相信“机遇”之妙。上世纪50年代，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这些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恰在时空的交叉点与唐德刚相逢。唐德刚感叹：“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若干年后，唐德刚有幸面见“校长”蒋介石，也幻想提着个录音机去找老校长谈话。这虽然太不切实际，却正是一个历史学家使命的自然流露。
以受访者而言，能遇上像唐德刚这样的访问者，也是幸运的。“我跟李宗仁在一起，他开口就巴结：‘德刚兄，认识你，好命！’”唐先生笑着回忆，“这些故事如果想写的话，那是多么精彩，我现在是不想写啊。他们说唐德刚在这一行是内行，我说：不是内行，你别看李宗仁有多了不起，一个人的前途，是他的福气，他的命，他的机遇。”
75岁的吴章铨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唐德刚：“先生满腹掌故，他有很高的天分，有这样的机缘去认识那些大人物，在连接民国的历史上，唐先生只有一个，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人物了。”
(摘编自《时代周报》李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