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耿飚：敢说阿尔巴尼亚“坏话”的第一人

“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动乱年代的耿直外交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风波乍起，面对林彪、“四人帮”对外交路线的严重破坏，耿飚坚持原则，执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顶住压力，不屈斗争。

由于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兴风作浪，外交大权曾一度旁落。1967年初，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奉命分批回国参加运动。耿飚时任驻缅甸大使，回国时一下飞机即被受极“左”思潮影响的造反派批斗。

迎着突如其来的狂风恶浪，耿飚深深地震惊。沉思之后，他与黄镇共同起草了由26位资深大使签名的大字报，驳斥极“左”思潮，批评“中央文革”要员王力。大字报贴出后，受到了外交部干部群众的欢迎。91位司局级干部也联名贴出一份大字报，和耿飚、黄镇的大字报相呼应。这样，一股正气冲破极“左”思潮的浓雾，在外交部内迅速升起。

在“中央文革”和江青的授意下，耿飚遭受残酷迫害，被扣上外交部“二月逆流”和“耿黄反党集团”的帽子。在耿飚和黄镇之后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4位大使，则被扣上“耿黄集团”的“四大金刚”头衔。有人批斗和诱逼耿飚交待“幕后指使人”，企图把矛头指向外交工作领导者周恩来和陈毅。耿飚毫无惧色地回答，自己就是“幕后指使人”，表现出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可贵品质。耿飚夫人赵兰香回忆说:在“文革”风暴当中，我也被逼揭发耿飚的“问题”，我深深地了解耿飚一生清白、正派，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如果要“揭发”，也只能是功绩，我顶住了压力，不向造反派屈服，在“文革”当中，我们夫妻就像两棵紧靠在一起的大树，共同抵抗着狂风暴雨，在相互支持中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耿飚长期坚持勤俭办外交，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担任主管亚洲司和总务司的外交部副部长时，由于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外交部不少工作人员也因食品不足而生病。耿飚积极组织力量，种豆、捕鱼，改善工作人员生活，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批斗他的一条“罪状”。耿飚全家近10口人挤到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因为住不下，耿飚只得叫已经成家的长子、长女自己想办法借房子住，还把心爱的小女儿耿炎送到济南，拜托老战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让女儿去一家工厂当了名普通钳工。他在逆境中坚贞不屈，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胆略和气概。

1968年底，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过问、督促下，耿飚和黄镇得以“解放”，走出“牛棚”。1969年4月，耿飚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16日，他飞赴地拉那，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在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耿飚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1954年以来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而援阿军事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超出了阿尔巴尼亚国防的实际需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还发现，阿尔巴尼亚还存在一种不顾本国情况盲目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攀比的思想。如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中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都稀罕得很，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中国帮阿尔巴尼亚搞了纺织厂，但阿尔巴尼亚没有棉花，还要中国用外汇买进棉花给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回中国。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耿飚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深深的痛楚和反思。他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耿直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

乔冠华对耿飚大胆、如实地反映情况十分钦佩和赞赏，但在当时情况下，感到无能为力，只是将他的信转报中央。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