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粮天降的1948年

    读过神兵天降小说的人很多，但是看到过军粮天降的人怕是只有1948年置身长春的老人了。当年国民党十万守军被解放军团团围困在长春市内，火车停了、公路断了，连仅有的飞机场也让解放军占领了，整个长春里外不通。于是一时间市里断绝了粮食的来源，三十多万居民和十多万军队的口粮，成了最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按理说掌权的国民党长春市政府，理应有个通盘的计划，对老百姓的口粮以及军队的用粮做出安排，哪怕限制数量，也应给居民分配一些口粮，以维持生命。可是他们却对老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只对军粮的供应做出安排，以维持其军事占领的局面。为此，6月15日，长春市政府会同省政府和第一兵团，草拟了杀民养兵的粮食政策——“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组成长春市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规定：有粮食的市民和单位要去登记注册，多余的粮食要征购军用，知情者要向他们举报，不合规定的粮食一律没收充公，登记不实或隐匿不报者，要从重处罚。尽管他们如此严加管制，由于当时居民手中的存粮实在不多，真正征购到、没收到的粮食也只是杯水车薪，靠杀民养兵政策实际上养不了他们的十万大军。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6月下旬国民党“东北剿总”决定派出一支空运队，组织二十余架C-46型运输机，从沈阳每天计划空运军粮10万斤，用降落伞空投到长春，以保障守军的口粮。不过计划是计划，实际操作起来并没有那么顺当，因为驻东北的国民党空军此前曾与新七军发生过摩擦、闹过矛盾，空军对这个不情愿又费力不讨好的空运任务并不积极，以怠工相应付，结果每天实际运到长春上空的粮食没有计划那么多。再加上空投人员漫不经心、没目标地乱投一气，许多粮食飘落到防区之外，结果地面真正到手的粮食究竟是多少，连守军自己也没个准确统计数字。真是一笔搞不清、闹不明的糊涂账。
  　开始空投那阵子使用的是降落伞，每个伞下吊装100斤粮食的麻袋，一一地从飞机上往下投。尽管投得不准确，有的投到解放军的防区，但是飞机飞得不很高(现在回忆起来，高度应在三—五百米之间)，市内守军还能勉强收到一点粮食。空投飞机一般每天来两批，上午一批约在十点钟，下午一批约在三点钟。空投点设定为中山公园(即现在的胜利公园)一带和南岭动物园一带，前者由新七军派部队收集落地的粮食，后者由六十军负责派兵收集。每当飞机临空投粮，国民党当局如临大敌，警报长鸣，全市戒严，出动军队，分赴市区抢收空投的粮食袋，惟恐让老百姓收了去。为了震慑老百姓，不久他们还发布了“十杀令”，其中一条就是：“倘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抢藏空投军粮者，一经查获，立即就地枪决。”在抢收空投军粮中，新七军和六十军也不时地发生矛盾以至为一包粮食而进行械斗的事情。我亲眼目睹过两伙军人在大经路一带，为了一包落地军粮的归属问题，而大打出手，甚至操冲锋枪相互威胁的场面。原因是，那条马路恰在新七军与六十军的防区分界线上，落到那里的军粮很难说清属于谁，以至引发两军的械斗。
    没几天，空投行动受到了威胁，城外的解放军调来了高射炮，每当飞机飞临长春空投军粮时，大炮立即对空开火。眼看着炮弹凌空爆炸形成的朵朵白烟，闪现在飞机四周，成为长春上空的特殊景观。说来真灵，解放军的高射炮把国民党的飞机震住了，他们吓得再不敢低飞，原本地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大肚子运输机，一时间变成盘旋于高高云端之上的“小”飞机了。投下的降落伞则变成一个个的小白点，在空中飘呀飘地渐行渐远，最后不知飘到哪里去了，真正落进国民党守军手中的据说不到十分之一。
  　显然，这种粮食、降落伞双损失的低效率空中投粮，国民党无力长期坚持。果然。时过不久，他们改变了招数，改伞投为直接空投粮食包。他们把八十斤粮食分装在四个小麻袋里，再把它们缝装在一个大麻袋中，直接推下飞机投往地面。每当飞机临空，成群的粮食包凌空而下，从地面看上去漫天的黑点点，发着呼呼的响声，犹如千百颗炮弹凌空而降，吓得户外的老百姓纷纷躲进附近的房子里以防挨砸。更可怕的是麻袋落地瞬间，砰地一声巨响，砸在街头的柏油路面上，随之腾起一股黄烟，犹如一块千斤重物凌空坠地。说来神奇，那并不结实的麻袋，居然能够多数落地不破，被等待着的守军抬走。而在那些麻袋落地处，则留下犹如出自一个模子的圆角四边形压坑，坑的最深处少说也有3—5厘米，可见那高速下落的八十斤粮食包具有多么大的冲击力!
    成百上千从天而降的粮食包，像例行公事，每天两次在长春居民的头顶出现。成为市民天天必防的天降之灾。老百姓受到粮食包冲击而伤亡的事，时有耳闻，市民住房受到冲击而被毁的事就更多，我就是身受其害的一个。大约是七八月份暑假前几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学校给学生讲课时飞机飞临长春空投。突然间，砰的一声巨响，教室随之一震，学生们和我都有些吃惊，大家愣了一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响声并未引发什么伤害，我们的课随之继续下去。未受影响。下了课，当我回到办公室时，几位同事呼地向我围了过来，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  “李老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弄的我一头雾水，莫名其妙。这时，与我同住独身宿舍的陈老师匆匆地拉着我走向我们的寝室。嗬!室内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抬头看，我的床直对的天花板被外来物砸开一个露天的大洞，透过它可以望到蓝蓝的青天；我的钢丝床则被凌空落下的东西压成下凹的弓形，床的四个脚深深地陷人地板之中；我的被褥上布满了碎瓦和灰尘。已经看不出被子的模样。饱经空投粮食包洗礼的我，立刻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空投的粮食包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我睡觉的床。身在佛教团体创办的小学校任教的我，真是感谢菩萨保佑，让我在上课期间，躲过杀身之祸。假如当时没有那堂课，也许我会躲到宿舍，倒在床上看书或睡懒觉，从而被那粮食包砸个正着、压成肉饼，糊里糊涂地成为粮下之鬼。说实在的，现在回想那段往事，的确颇有大难不死之感，既深感庆幸，又心怀余悸。
    1948年长春空投粮包的往事，直到长春解放一两年后，还会轻易地看到当年遗留下的痕迹。当你走在柏油路上不经意地低头，会看到那圆角方形的浅坑，那是当年空投粮食包留下的压痕；偶尔抬头，则会发观有的路旁屋顶上开了一个大窟窿，那是解放前夕空降粮食袋“创”下的“杰作”。旧日遗留下的痕迹，记录着昨日长春城遭遇过的浩劫和长春市民承受过的苦难。我们老年长春人的历史责任不仅是记住这些往事，还应该把它讲给没有见过昨天的晚代长春人。   　　　　　　　　　　　　　　　　　　　　

                          (王彤摘自《议政》 作者：李其颖　原空军第二航空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