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品读毛泽东（10）]实规则：“主席”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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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毛泽东（10）]实规则：“主席”是怎样炼成的
中国共产党在其刚刚成立时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共产国际的人与陈独秀取得联系并联络了各地一些愿意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同志们组成的。因为陈在建党中独一无二的这种作用，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他在这个组织里一口气做了五届的“老大”：几乎说一不二的家长。老大之下的所有人，地位都并不稳固。三大上毛泽东做了党中央的秘书，相当于二把手，但不久也被调整。
一九二七年蒋汪先后“反共”后，陈总书记的右倾路线被清算。主持对陈的清算同样是由共产国际发起、瞿秋白们通过八七会议组织的。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史而言，八七会议与七一建党、遵义会议一样意义重大。八七会议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从此以后的若干年，共产党高层一直是“群龙无首”，既没有一个深服重望同时稳定在位的领袖一统群伦。瞿秋白犯错误后，党在名义上的领袖一直是一个能力平平的工人代表向忠发，虽然他的领导得到了李立三、周恩来等的强力支撑。立三路线倒台后，米夫高压下的六届四中全会在确保了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上台的同时，是以罗章龙、何孟雄、蔡和森、林育南等大批老资格共产党人的退党、靠边甚至被告密出卖。王明、博古在向忠发被捕后先后成为党的总负责之后，甚至在洛甫在遵义会议
领袖通过竞争而不是共产国际的指派，也与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不再把主要的支持重点放在中共身上有关。苏联为了让中国成为日本军队的牵制力量，把更多的外交热情和援助重要放在了蒋介石政府身上。就连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出自苏联人的推动。以国共再次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更是斯大林的期望。因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的相对放松，党的领袖也有了一定的竞争环境。
从经费的意义上讲，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也在较早就从紧密走向了松散。如果说当初发动南昌起义等还得到了共产国际方面相当充足的经费支持的话，三十年代初的上海中央，则越来越多地倚重于各根据地的资金支持。有一位外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上海中央的主要大员如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搬到江西苏区的这个问题上，甚至有毛泽东的政治公关在其中起作用。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说，把党中央从白区搬到根据地，不只是为着避免人身上的危险，也是便于就近获得经费支持。
毛泽东的崛起肯定是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人生成过程放松控制或暂时失控的结果。因为毛泽东即使在红四军时期就已经成为党内最大的实力派（陈毅语），但他一则只是一个根据地的主持者，二是根本就没有去过苏联，三是更多依靠农民的路线与列宁主义的党义中以工人阶级为主要依靠力量的理论不符，四是从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之后就没有在中央中枢工作过——虽然一直被选为中央委员等，五是经常处在被打小报告的境况中，所以不可能被共产国际——通过共产国际中的特定实力派如米夫——确定为中/共领导人的候选人。不过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毛泽东才得以运用他的“实规则”一举又一举地击败所有的竞争对手而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不可动摇的领袖甚至在以后被神化为全国人民的“大救星”。
是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大救星”而既不是喝过洋墨水的王明、张闻天们也不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们更不是拥兵自重且老资格的张国焘们成为了中共的领/袖，在偶然中完成了一次次必然的跃进。细究党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实规则”所要求的各项素质和成功要素方面，毛泽东的排名最高，其竞争力也就最强。
“实规则”，可以用来考量权力的争夺者的综合指标，各项指标都指向竞争对手的实际能力而排斥一切的虚头八脑。抽象掉其中有可能存在的一些运动因素，历史上所有的政治成功者都是借重了他们在实规则上的运用得法。
实规则主要包括以下组成：
1、实力：足够强的业务素质；
2、实权：足够适用的权力运用；
3、实绩：足够多的实际成效；
4、实体：足够强大的支撑力量；
5、实践：足够符合实际的谋划；
6、实则：足够成体系的理论说讲；
7、实质：足够过硬的性格意志。
毛泽东在党史上的竞争对手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上游竞争对手，如博古、周恩来等；二是平等竞争对手如朱德、张国焘、洛甫、王明；三是下游竞争对手如刘少奇。而最能决定毛泽东成为全党领袖的竞争，则是从长征开始到七大结束这一段与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明的竞争中实现的。
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各位政治对手在“实规则”方面的资质反差。在实力、实绩、实践等方面，博古、洛甫、王明大多属于科班出身的政治“暴发户”，博古、王明的长处在宣传方面，洛甫则更象一个学者，在最基层的革命工作上没有尺寸之功，成为领袖很能服众。更为关键的是，在一些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大是大非的决策上，每每以失败证明其无能为力。对博古而言是五次反围剿和湘江之战的重大失利，对王明而言是武汉保卫战上的过分高调。
性格上的缺乏霸气则是博古、洛甫、王明、周恩来、刘少奇等不能成为党的领袖的原因之一。至尊的位置必须有至尊的气质，非王者、霸者所不能居之。在事业草创时期，则更需要有毛泽东、张国焘那样有霸气的。
与张国焘的竞争才是毛泽东最为势均力敌甚至险中求胜、败中求胜的一战。因为其他人的综合素质与毛泽东相比相差太多，而张国焘则不亚于毛泽东甚至在诸多方面都比毛略胜一筹。连毛泽东自己也认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长达几个月的政治扯皮是他“最黑暗的日子”。
从在党内的资格看：二人都是党的一大代表。张国焘是陈独秀、李大钊二位巨星的学生，又是北大五四运动中的名星，极富组织能力，且在一大上成为组织委员。他还是党的创始人中唯一受过列宁接见的人。从一大到六大，张国焘在大多数时期内是中枢重臣。到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六大的政治局委员，只有他和周恩来二人。
从在军队中的地位而言，毛泽东缔造了曾经强大无比但现在只剩下一副骨架的红一方面军，而张国焘手中有经他调理后兵强马壮且亲信多多的红四方面军。毛泽东同样没有优势。
从在苏维埃临时政府中的地位而言，毛泽东是流亡状态中的主席（张是副主席），而张国焘则是仍然有效的西北联邦的领导者。
从身份合法性上而言，张国焘对遵义全文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并成功地通过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对党和军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改组”，红军总政委和中革军委实际负责人的地位到了姓张的手中，而毛泽东仅仅是一个政治局常委中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的而已（后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分工军事），可在这个时候，军权都在张国焘手中，毛泽东也已经管不了多少军事。
在政治手段的合理性（可以说成是“阴谋”的代名词），张国焘也比毛泽东拿手。党内总是把那些头脑过分灵活的政治家叫作“机会主义者”，而张国焘从组织南昌起义时早就是一个声名狼藉的“老机会主义者”了。他什么招数都可能用得出来。
面对如此强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毛泽东走出了铤而走险的一招：走为上。忍痛丢下了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和两个标志性的大将朱德和刘伯承，他率领着自己的两支阵容不整的军团单独北上了，冒着被张国焘顺理成章地骂作逃跑主义的危险。
恰恰是毛泽东的以退为进暴露出张国焘还不算特别登峰造极的政治家的一面：他先是打击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红一方面军将领，失了人心；他又自立第二中央，犯了在政治上不成熟的错误——红四方面军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以及他们的现实地位都不足于全面改组原中央；他断然南下争夺成都，结果损失兵力的一半而获成功。
可以上的一切失误还不构成张国焘国输给毛泽东的根本条件，是毛泽东在陕北就近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成功地策反了张学良杨虎城这一点，让当时实力远远逊于张国焘的毛泽东取得了先机。红一方面军在陕北补充进了原属于四方面序列的徐海东部和陕北刘志丹部，又经过东征和西征得到了壮大；而张国焘则在北上后的甘肃行动中丢掉了二万一千八百人的绝对精锐。从而，张国焘原来远胜于毛泽东的政治军事优势断然无存，只好屈就边区政府主席这样对这位雄才大略的儒帅而言有些被边缘化的角色。与毛泽东一样不愿意屈居人下的他，到底还是没有毛泽东的忍辱负重的政治耐性，他以跑到蒋介石一方宣布了与毛泽东竞争的完全失败。
几乎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依靠了运气的毛泽东终于缓过手来化解了张国焘的竞争。他又通过在政治局常委中分工军事而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军委主席。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把这个位置的有效性发挥到了极致。借助在抗日战争中毛式战略的全面成功，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日益巩固，并通过六届六中全会得到进一步的确认。通过整风，毛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地位都不可撼动。而教条主义如王明、洛甫、博古甚至王稼祥们都受到了清算，经验主义如周恩来、彭德怀们也被统一了思想。于是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央、政治局、军委主席的职务正式标志着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主席者，“最后决定之权”之谓也。
建国后，毛泽东又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一任国家主席。在二十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将军委主席、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尽收袖中，注解了一代政治伟人的“炼成”。而在整个权力的治炼过程中，则是实规则的一次次机巧的甚至是惊险地运用。
注释：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