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李鸿章、张佩纶，才能明白张爱玲的今生

（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清秋子供稿）

热议张爱玲，是近二十年来的事。关于她的话，说得多了，都不觉得她是多么久远的人。很多年轻男女，甚至觉得离她很近，能够与她共悲欢。

可是，一查张爱玲的出生年月，我们才竦然一惊:她的出生，是在将近九十年前！

无怪乎台湾学者王德威要称她“祖师奶奶”。

百年之前的种种，才是她的前世；近百年的动荡与安稳，则是她的今生。她所见证的人世沧桑，真是足够多了，是地地道道的“奶奶级”人物。对此，我们只有慨叹。

麦子落地，遂成青苗。

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九，月圆后不久，想必夜间仍有清辉铺洒。

早年的人们，习惯以农历生日为准，张爱玲也是。这个日子公历是哪一天，以前大家都忽略了（张爱玲曾记为9月29日），后来是旅美华裔学者司马新，在写张爱玲传时，仔细推算出来的。

张爱玲是个多思之人，生日的皓月秋空，也许让她每年都有所思，以至于她小说中写月亮的句子，经常很奇崛:“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这难道是宿命的写照？

她的确就是从一片“陈旧而迷糊”中诞生的。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是一座清末民初的老洋房，在靠近苏州河的地方，风格是那时流行的西洋式样。

这房子大有来历，牵涉到张爱玲的“前世”。它是晚清名人李鸿章送给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张爱玲祖母的陪嫁物之一。

这种老房子四面为房间，中间是一个宽阔的天井，朝内一面有连廊可通行，因而名之“走马楼”。

老房子的外墙上，有一些西洋式的花纹装饰，这在当时算是很时髦的了。小楼共有二层，后来顶层有人加盖了阁楼，所以如今看起来好像是三层。

当年这房子，想来是气派得很，从二楼上直直向前伸出一个阔大的阳台，四周还有很大的花园，草木葱茏。而现今，房子杂乱了，花园当然也不存。这种“西风东渐”时期的老房子，在今日的上海、武汉、广州、海口等地，仍残留了不少，可以视为用砖石写就的城市演进史。

张家公馆，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很有象征意义:从外面看起来，房间的阳光应该很充足，其实里面却是古墓般的幽暗。

新旧杂糅，中西交错——这便是张爱玲日后成长的宿命。

这房子现在可能已被拆掉，再也没有了它的物质存在。——大变革的时代，只几十年间，就会有很多东西化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尘土。

在那时，能拥有一批这种房子的，是豪门大族。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李鸿章，就更是声威显赫。

因此，当今讲张爱玲故事的人，有的就特别津津乐道于她的家世，动辄冠以“簪缨世族”、“官宦世家”、“豪门之后”的名号，看上去金光闪闪——似乎张爱玲的天才，一定与此有关。

我个人猜想，以这类口吻进行叙述的人，无论他做到了多高的教授，恐怕都未脱庸俗思维，有的年幼时说不定还很清苦，对张爱玲进行这样的恭维，也许有少年时的情结在内。

——其实，天才与血统无关。

尤其与富贵无必然联系！

古人说，穷诗人写富人，诗句里定是穿金戴银；而真正的高贵出身者写富人，只须两句——“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那种富家大户夜戏散场时的豪华，便被写到了入骨。

毕竟还有学者是清醒的。内地较早写张爱玲传记的学者余斌，就张爱玲对自己身世的态度做过考证，结论是:她并不愿沾祖上的光，有人问起她来，她也是含糊其词。

当然相反的证言也有，与张爱玲相识的女作家潘柳黛，就曾说过:张爱玲在日常的场合，对自己的贵族血液“引以为荣”，一再加以提及，惟恐人不知。

但这只是潘柳黛的一家之言，并无佐证。倒是可在《流言》中的几篇自传文章里看到，张爱玲对她“簪缨世族”的家世深为隐讳，从不提及。

我也注意到:只有一次，在小说集《传奇》的出版之前，她曾一闪念地想到:可否用自己的“贵族家庭”来做宣传的噱头？但最终，并未实施。

看来，她并不在乎这所谓的辉煌。

台湾学者周芬伶说得更直截了当，她说:有些人为张爱玲写传，“着重其‘贵族’身世，然而我看张爱玲一生从未有钱过”。

因此，渲染张爱玲“贵族身世”的荣耀，基本没有意义；况且她又不是活在李鸿章的时代！

相反在辛亥剧变以后，晚清时代的荣耀，怕也不是什么金字招牌，更多的是给人带来负罪感与没落感。毕竟时代在进步，在民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爱玲，从“簪缨世族”承袭而来的，料想也是负面的东西为多。

张爱玲的祖上，固然是世宦之家，但是随着大清国的穷途末路，家族的景况明显地呈一个下滑线。等到张爱玲这一辈，这个前朝名门之后的家庭，就更像一座阴暗死寂的老房子，只能窒息掉所有活泼泼的生机。

我注意到，张爱玲只有在完全挣脱了家庭的阴影之后，才获得了她最鲜活的生命，蓬蓬勃勃地绽放开来！

张爱玲的内向孤僻，她被人所指的“自私”，她的远离精英主流，无不与家庭的阴影有关。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喜爱名人，就看名人的一切都是好。

我们先来看看张家的这根老藤，有些枝蔓，倒也很有些意思。

张家的祖籍，是直隶（今河北省）丰润县。祖上是燕赵之士，想必是有一些豪迈气。

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字雨樵，于同治年间曾任安徽按察使。这按察使，是在总督、巡抚之下的省一级官员，专掌司法、监察与邮驿，相当于今天的省高级法院院长。虽是地方官，但官阶为正三品，称其为显赫，也无不可。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这位张印塘大人与李鸿章的结交。

我们知道，所谓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李鸿章的发迹，是从他受曾国藩之命、回安徽组建淮军开始的。在此期间，张印塘恰好与李鸿章一起操办军务，两人意气相投，遂结为至交。

这一时期，正是太平天国闹得轰轰烈烈之时。起义军刚刚定都天京，气势正盛，又将曾国藩的湘军打得一败涂地。可以想象，起义所波及的地区，清朝的地方官恐怕都不轻松。

张印塘五十六岁那年，正做着安徽按察使，奉命驻守安庆。天王洪秀全派了他的妻弟赖汉英与石达开堂兄石凤魁率军西征，打到安庆。张印塘守不住，弃城而逃，被咸丰帝革职，留营戴罪效劳。但他时运不济，又一败再败，于次年（1854年）病死了。

那时候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年方七岁，是个刚够学龄的小孩子，此后十余年间竟辗转于兵火，不得安生。不过，史书上说他“操行坚卓”，在困苦中仍发奋读书，有经世治国的大抱负，这也真够难为他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到二十三岁这一年，张佩纶考中了举人，第二年又中了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做了国史馆的协修官。五年后升任侍讲，负责给皇帝讲课和编写皇帝起居注。

这期间，他敢于直谏，名声大起，后来又担任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了中央监察部门的副职长官，虽只是个正四品的官，但权位极重。

这时候，清政府顺应潮流，成立了“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张佩纶就被派在这里办公，监督外交官们是否奉公守法。

青年时代的张佩纶，是个旧时官场上典型的“清流”人物，耿直自负，洁身自好。由于太清廉，家无余粮，竟然闹到要食粥度日的地步。

假如他早生几十年，这样的官，几乎可作为“海瑞第二”而垂名后世。可惜在他那个时代，晚清病入膏肓，被列强环伺，摇摇欲坠。张佩纶这个私德无可挑剔的“清流”，同样也跟不上世界潮流，最终成了个笑柄人物。

史书上说，那时候张佩纶“忧天下之危”，经常上书言国事，指斥弊端。每有奏疏一上，朝野必然耸动。他与志同道合的一批人，如张之洞、陈宝琛、吴大徵、宝廷、潘祖荫等哥儿几个，都极崇拜明末东林党人，自号“清流”，放言议政，对同治、光绪两朝的政局大有影响。

有一则趣闻说，因他平日里喜好穿竹布衫，士大夫竟然争相效仿之，可见已成了偶像级的人物。

他是个相当称职的监察官员，参倒了户部尚书王文韶等几个贪官庸吏，举国震动。他所上的奏折谈及海防与外交，一概主张对列强以牙还牙，也博得一片喝彩。

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曾对人讲:“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习气者惟佩纶一人。”可见其官声之好。

但是，在一个陈腐的官场里，像李逵似地抡板斧，痛快则痛快矣，却不免得罪人太多，这也就埋下了日后遭人猛踩的伏线。

这张佩纶不仅正史上有名，而且还被写进了通俗小说，成为文学人物。不过，在小说中基本是个可笑的丑角儿。

清末有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专写官场黑幕，其中之一的《孽海花》就绘声绘色写了他的“事迹”。书中有个人物叫“庄仑樵”，而张佩纶的字，就叫幼樵，这明摆着是在影射这位夫子。

《孽海花》作者曾朴笔下的这个庄仑樵，活活就是张佩纶的翻版:才高气傲，在殿试中一挥而就，头一个交卷，中了进士第一，授了侍讲学士。可惜做这个京官没多少油水，自己又不善理财，只能一日三餐吃白粥，米店还常来逼债。

这庄学士为此受的刺激不小，心想:京中的尚书侍郎（正、副部级），外省的总督巡抚，有多大能耐？“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烹肉食起来！我哪一点儿不如人，就穷到如此？”

于是他一股恶气上来，趁着现在的官职可以上折子，决心着实参这些贪官一本，显一显不畏强权的胆力。就算因此丢了官，换来个直声满天下，也就不怕没人送饭吃了，总强于现在庸庸碌碌地干瘪死！

饥饿逼出了一个官场的李逵，他抡起舆论监督的板斧，排头砍下去，参了督抚参藩臬，劾了六部劾九卿。“半年间那一个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所到之处谁屁也不敢放一个……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气焰熏天。”（《孽海花》）

这当然是文学手法上的妖魔化，张佩纶不可能是这种人。可是有人要问了，曾朴老先生为什么要如此糟蹋他呢？

这跟张佩纶后来栽的大跟斗有关。

他栽的这个跟斗，是不折不扣的“清谈误国”。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畏首畏尾，想以谈判解决问题，但交涉失败，法国不但侵占了越南、窥伺我台湾，还把军舰开到福建马尾口之外，以示威胁。

国家有难，张佩纶心直口快，连上数十道奏章，力主抗法——对洋鬼子不打哪成！

这一批热血“清流党”，本是文学侍从之臣，并无军事韬略。外战当前，朝廷做这样的安排，显见得是个昏招；但是在内斗方面，这又是个绝招。——让你们这些书生去冒险犯难，做不好，就要你们好看！

此事也另有一说，是说李鸿章有意提携故旧之子，要让张佩纶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将来好作为北洋大臣的候补人。我以为，两种可能性都有，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荒唐事。

张佩纶时年三十七岁，忽以词臣身份参与军机，大概以为重演周瑜、陆逊故事就在眼前了，当下不知深浅，很想一战成名。出京前，他曾去向慈禧太后叩别，又蒙老太后好一番温言勉励。

这是他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刻。史书上说，在赴任途中他“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风采”，这简直是明星出场了！

可是打仗不比写诗做文章，调遣千军万马的事，哪里是文学侍臣做得来的？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倚仗有太后圣训和李鸿章的支持，不免趾高气扬，到前线后，把当地军政长官的合理建议弃置不用，只把京城来的“上谕”和李鸿章的电报，作为进退行止的依据。此外，与福建水师闽籍将领的关系，实际上也无力协调好，每日只是置酒高会，狂饮不止。

张佩纶当然不至于如此不堪。关于他临战的表现，和在此战中应负的责任，至今史学界还有争议。

在抵达福建后，他立即查勘了在马尾的造船厂——“福建船政局”及闽江沿岸各要塞形势，主张沉船堵塞闽江口，使法舰不得入内。这个建议，还是很有眼光的。

7月中旬，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九艘，侵入马尾港，伺机挑衅。此时，清廷仍幻想议和，严令清军不得主动出击。

8月5日，张佩纶与时任船政大臣的何如璋发电报请示朝廷:“法船再入数艘，我即塞河先发（先行攻击）”。8月8日，张佩纶再电催促军机处批准，但清廷主张仍是和战不定，终致贻误战机

8月23日，法军趁着风雨大作，向福建水师发起猛攻。

张佩纶哪见过这种阵势，往日的报国高调顿时忘得一干二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一道，率先遁逃。

可怜福建水师各舰仓促应战，又没有统一指挥，数量虽然几倍于法舰，也无济于事。官兵们倒还打得英勇，但最终全军覆没，战死近八百人，战舰或沉或毁，全部报销。晚清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船厂，也被法舰炮火轰平了。

当时观战的洋人赫德（英国人，时任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目睹此景，也深感震撼，曾做过这样的描述:“真正的荣誉应当属于战败的人们，他们奋战到底，并且和焚烧着的、满被枪弹洞穿的船舰一齐沉没。”其战况惨烈，可见一斑！

而法军方面，仅死六人、伤二十七人。

——太不成比例了！

好在，清军方面奇迹般地扳回了一局。金牌山炮台守将杨金宝在激战中，自行下令，以一尊残损的克虏伯大炮猛轰法军旗舰，致使法军统帅孤拔受重创而死。

马尾港的炮声一响，张佩纶的形象立刻大翻牌！

昔日的清流楷模，今日翻为贪生怕死之徒。羽扇纶巾、谈笑退敌的梦没做成，反把自己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据说，他当天是冒着雨，赤着脚，头顶一只破铜盆（防流弹？），狂逃二十里脱离战场的。

直到现今，还有人钩沉史料，说张佩纶在未战之前，大言道:“若败，则以三钱鸦片殉国。”言之凿凿，有如文天祥。待到真的败了，却携了猪蹄在逃跑途中大嚼。时人曾写对联讥讽道:“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猪蹄，别来无恙。”

——挖苦到极点啊！

虽是百年前的往事，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晚年在看到这则野史时，感觉还是很难堪（见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

这些佚闻可能有夸大，但与事实也应相去不远。张佩纶在人们心目中，立时成为当代赵括、现世马谡，朝野一片斥骂之声。当初怕过他、嫉恨过他的人，更饶不了他。不久朝廷问罪下来，将其革职，发配边地张家口厅，这里是清代有名的“北口三厅”之一。

大言报国，却又胆小怕死——这就是曾朴要在小说里糟蹋他的原因。

张佩纶身败名裂，无词可辩，灰溜溜地孤身北上戍边三年。

在形单影只中，他埋头注《管子》、《庄子》以遣光阴，共写成《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此外还写有《涧于集》和《涧于日记》若干册，后来这日记成为张爱玲少女时代的案头读物。

他的原配夫人死得早，戍边一年后，第二任夫人边粹玉又在北京病逝。到1888年，张佩纶戍满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个光棍汉了。

就在这灰头土脸之时，在天津的李鸿章意外地向他伸出了援手。先是张佩纶母亲病逝，李中堂大人拿出了自己的俸禄千两，送给张佩纶“以资归葬”。及至当年四月，李大人又将张佩纶收入幕中，协办文书，掌握机要文件，当了个心腹师爷。

说起李、张二人的关系，可称微妙。一方面两家是世交，一个是“世伯”，一个是“世侄”，但在政治立场上又不尽相同。张佩纶走红的时候，还曾经参过他这位世伯的“骄奢罔上”之罪。

据说是因为李鸿章对当时醇亲王与慈禧太后的“窝里斗”不胜其烦，心情郁闷，遂对张佩纶的落魄动了惻隐之心。

入幕半个月后，张佩纶又有了奇遇！

这就是，李鸿章决定把女儿李经璹（小名菊耦）许配给他，并且当下就办妥了订婚仪式。这一年，张佩纶年已四十一，李菊耦才二十二岁，两人相差十九岁。

这桩婚姻，拿现代人的眼光看，很不般配。张佩纶年纪偏大不说，还是个罪官，仕途前景很渺茫。从留下来的照片看，相貌上也无甚过人之处——八字胡，目光无神，体态偏肥，不过是常见的清代官员一副颟顸模样而已。

而李菊耦在那个时代虽是大龄女子，却是个地道的美女，标准的鹅蛋脸，眉清目秀，双眸如漆，透出一股清新可爱的书卷气。

从订婚行动的闪电速度看，李鸿章显然是考虑已久。其实，他的动机很单纯，就是惜才。在致友人的信中他说:“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看来，想招一个好书生做女婿，老爷子不止是想了一年两年了。

有女长成，嫁与才郎。这在士林中一时传为佳话。张佩纶和李鸿章的关系，一下子就成了翁婿俩。

看样子，张佩纶这个倒霉鬼似乎要时来运转了。

这段奇缘，曾朴在《孽海花》里也有妙笔生花的渲染，有如他老人家当时也在场一般。

曾朴写道，一日，张佩纶有事一头撞进李鸿章办公的签押房内，忽见“床前立着个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的小姑娘，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

在旧时，同事之间也是要避家眷的，张佩纶来不及收脚，早被李鸿章望见，喊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那小姑娘红了脸，含羞答答地向张佩纶道了个了万福，就转身飞快地跑进里间去了。

张佩纶与李鸿章谈着公事，忽然瞥见桌上有一本诗集，趁老太爷不注意，他便偷偷拿过来看。见里面字迹娟秀，诗意清新，知道是那小姑娘的手笔，不觉就有些倾倒。略一翻，见有两首七律，题目是《基隆》，读过一遍，当下顿感触目惊心: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这诗说的就是马尾海战，其中用了一些典故。诗的意思，大致是既有讽刺、又很替张佩纶惋惜——若只安分做个论道书生，不去冒冒失失请缨杀敌，也就不至狼狈若此了。

张佩纶看了，“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李鸿章就笑道:“这是小女涂鸦之作，贤弟休要见笑！”张佩纶惟有满口称赞，李鸿章便顺势托“张贤弟”给女儿寻觅佳婿。

张佩纶道:“要如何条件，才肯给呢？”

李鸿章呵呵笑道:“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话说到此，还怕“贤弟”不明白，接下来“忽然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

张佩纶是何等聪明，出来后赶紧托人去求婚，中堂大人也就一口应承了。

不止如此，《孽海花》还继续演绎，说李鸿章夫人赵继莲知道了消息，大为恼怒。指着李鸿章骂道:“你这老糊涂虫，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千拣万拣，这会儿倒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囚犯！你糊涂，我可明白。休想！”弄得李鸿章没法。

最后还是女儿明确表了态，说爹爹已经把女儿许给了张佩纶，“哪儿能再改悔呢！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老夫人见女儿肯了，也只得罢了。

这一段故事，足能以假乱真，只不过书中的李鸿章叫做“威毅伯”罢了。

张爱玲小时候在《孽海花》中看到了这一段，非常兴奋，连忙去问父亲。但是父亲一口否认，说爷爷当初决不可能在签押房内撞见奶奶，连所谓奶奶的诗，也是捏造的。

同时张爱玲也查实了，奶奶虽然饱读诗书，但只做过一首“集句诗”，也就是集前人的诗句之作:“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萦。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见张爱玲《对照记》）

看来曾朴老先生一写到张佩纶，就忍不住要跟他恶作剧一下。

看来李鸿章并没有乱点鸳鸯谱，后人也不必为这“老夫少妻”感到不平。

张佩纶对这位续弦夫人，也是蛮欣赏的，曾描述她泡茶，别有一法:“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沦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

两人还合作过一部武侠小说，名曰《紫绡记》，主人公紫绡侠女是一位大家闺秀，却又文武双全。——这书，张爱玲小时候就看过，只是印象不太好，因为“故事沉闷”。

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张佩纶在仕途上的命运，并未像外人估计的那样，就此可东山再起。

因为从这个年代起，一直至今，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和国运相系，难有例外。张佩纶亦是。

1894年，大清国与日本在朝鲜起了冲突，清廷由李鸿章主持对日事宜。随后，张佩纶的命运又有了戏剧性的转折。

在婚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曾发誓，只闭门读书，对岳父大人的政治、外交主张“断不置喙。”然而书生意气终不可改，此时，他又来了倔强劲儿，主张“勤王”，也就是对日开战。这个态度，与正在主持和谈的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的态度相左。

李经方对这个固执的妹夫大为不满，就买通了几个御史，蜂起弹劾张佩纶。大意是，张佩纶遣戍释放后，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招致物议，不安本分。随后就有圣旨下来，命李鸿章将张佩纶驱逐回原籍。

中堂大人饶是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屈服于皇上和舆论压力。

那时太平天国已经败亡，战乱后的南京富户不多，房产很便宜，不少闲官都在那里置业。李鸿章便让女儿、女婿搬到南京去住，还给了女儿一份陪嫁。

这份陪嫁，可不是平民之家的几个箱笼包袱，而是田地、房产和古董无数。总量之巨，无法估计，我们只知三十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计有花园洋房八处、及安徽、河北、天津的大宗田产。而这些，仅是李菊耦陪嫁中比例很小的一部分。

此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又遭败绩，大清国被迫签下屈辱的《马关条约》。李鸿章因之声名狼藉，甚至被国人以民族罪人视之。

张佩纶也因此永别仕途。

他晚年过得相当颓废，对自己早年的恃才傲物也有所反省，即使后来曾有复起的机会，也断然绝足官场，只以酗酒解愁销磨残生。在经济来源上，靠的就是少夫人的那份嫁妆。

“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他生活上倒不潦倒，但再是优裕的生活，也抵销不了这样凄凉的心境。

1903年，寂寞中的张佩纶患了肝病辞世，时年五十六岁。死后，按照他生前的意愿“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复入祖宗邱垄地”，就葬在了南京，没有归葬老家丰润。

——魂游他乡，这个结局真是苍凉得紧。

张佩纶遗下一子一女，大的七岁，小的才两岁。那男孩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女孩就是爱玲的姑姑。

可怜李菊耦三十七岁就守寡，终日闭门教子，心有戚戚，不久染上肺病，于1912年病逝于上海。

张爱玲的爷爷和奶奶，就这样先后随着哪个旧时代走了。

张佩纶的子女辈，对他的印象都不十分好。女儿张茂渊（就是张爱玲那位大名鼎鼎的姑姑）后来曾对张爱玲说，这桩张老少婚姻，“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张爱玲在读中学期间，弟弟有一次对她说:“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她马上问:“是哪个佩？哪个纶？”

又有一次，弟弟给她看历史小说《孽海花》，撂下一句:“说是爷爷在里头。”

爱玲翻开书，找来找去，找到了庄仑樵。读完以后大为兴奋，跑去问父亲，父亲只是“一味辟谣”，跑去问姑姑，姑姑说:“问这些干什么？现在不兴这些了。我们是叫没办法，都受够了……”说到这里，声音低下去，近似喃喃自语，而后又说，“到了你们这一代，该往前看了。”

“受够了”指的什么？官僚大家庭的生活，还不是陈腐一路，当事人都受够了，何劳今天的人替他们荣耀？

爱玲觉得不好意思，连忙辩解:“我不过是因为看了那本小说好奇。”

姑姑见爱玲执着，就讲了一点奶奶李菊耦的事。两位老人死的时候，姑姑年纪还小，所以提到爷爷张佩纶，她便断然摇头:“爷爷一点都记不得了。”

爱玲又去问父亲，父亲只是敷衍她说:“爷爷有全集在这里，自己去看好了。”于是爱玲就抱了一大堆书来看。

所谓“全集”，就是《涧中集》和《涧中日记》之类，是张廷重出钱新印的。小爱玲初读之时，几乎不得要领，因为“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涨”。她又不好意思去问先生，因为一问，就“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爷爷的诗，是属于“江西诗派”，比较艰深，张爱玲只看懂了两句:“秋色无南北，人心自深浅。”她想，这写的是人在异乡的惆怅吧。

张爱玲的先辈，虽很辉煌，且从李鸿章这一脉来说，也可称贵族。但是，外曾祖父李鸿章和祖父张佩纶都是在历史上有过污名的，即便以清代士林的正统史观来看，也是如此。

因此先辈对她的影响就很复杂。

张爱玲是个生长在五四之后新文化环境下的人。那时，中国最后一个帝制政权才崩溃不久，“大清王朝”的种种，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有所宽容。尤其丧权辱国一事，更为主张启蒙、民主的新一代人所抨击。张爱玲就是再封闭内向，也不可能不知道祖上是有污点的，起码《孽海花》里就已透露了这个信息。

所以她自小就和她的“贵族身世”自觉保持着距离。在她成名后，文化界曾有一阵掀起过《孽海花》人物原型的考据热，她完全不参与，对一班前清遗少及名士派文人也敬而远之。

她不会傻到处处以这些晦暗的东西来炫耀。

但是，她与这些毁誉参半的先祖，毕竟有着血缘的联系，在她的意识里，又另有一种不同于政治评价的情感评价。

她从长辈们的议论中，从祖父的文集中，对祖父张佩纶产生了一种特殊好感，认为他是个“真人”。祖父在官场中的旋起旋落，直至抑郁而终，也令张爱玲幼小的心灵感到震撼，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回声”。

家族曾经的辉煌、与无可挽回的没落，在一个孩子的心上，种下的就是这样无以名之的伤感。从普世意义上来说，全社会肯定是在进步了，但是作为具体的家族后裔，没落的气氛是一直就笼罩在头上、渗透在血液中的。这并不等于他们都主张开倒车。

张爱玲，就是这样一株先天阳光不足的根苗。

她小小年纪，居然有苍凉的“身世之感”，也就缘于此。

张爱玲在成年以后所做的，就是努力挣脱自己的家庭、以及那背后的所有阴影，向着独立的路上走。

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对照记》中，她历尽人世沧桑，终于与自己的祖先全面和解了，真正理解了他们的“不得不然”。

她后来的话，说得很动情:“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这个“他们”，当然也包括李鸿章。

然而戏剧性的是，这样的家世，恰恰又带给了她一笔无以替代的财富。没落家族的种种人物与故事，都成了她后来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形成了她别样的文学路数。

时代进步的阳光，并没有漏过她。她和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大多青年们一样，努力冲出家庭“重围”，渴求着脱胎换骨。

在这个过程中，张爱玲是幸运的。

因为，没有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一个青年女性以文学谋生、以小说名世的可能。而她身后拖着的长长阴影，又使她成为了无数文学青年中极为特殊的一个。

——腐土上，开出的是一枝惊艳的花！

她赖以成名的小说《金锁记》，其精彩人物曹七巧、长白、长安，就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家的那些亲戚们。

人们曾惊叹于她的早熟，她的别致，她的深刻。殊不知，那都是家族“大宅门”的沉郁氛围所催生的。

老子所曰“福祸相倚”，在她的成长史上，体现得特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