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汕大：一所没有负债的大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2:49:31
汕大：一所没有负债的大学
转自：南方周末 2007-04-12 15:51:49 作者： 黄小伟
在国内众多高校身陷巨债危机之时，汕头大学却无债一身轻。这所大学不仅每年主动公布自己的财务年报，还曾拒绝银行贷款的诱惑和扩招的压力。同为公办高校，他们为何作出不一样的选择？
每年到了春夏之交，黄利源都会和服务员一起把一份刚刚印刷出来的《汕头大学年报》放进每间客房的房间抽屉里，以供来宾阅读。他是汕头大学的学术交流中心管家部主管。放进抽屉的这份年报上印着学校上一年度的各项财务数据。
在中国的大学中，这样的举动可谓绝无仅有，但更让人吃惊的是，“年报”上并没有银行贷款这个指标，因为汕头大学根本就没有一分钱银行负债。
这所广东省属重点大学的背后站着亚洲首富李嘉诚。据该校财务副总监何文标介绍，自1980年筹备建校至今，李嘉诚基金会共向该校捐资总额超过23亿港元，而国家的投入为14亿元。
但相对于中国其他大学的花钱速度，这笔钱并不算多。最近的新闻显示，东北的吉林大学宣布无力偿还30亿元的银行贷款。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透露出的数字是，中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2000亿至2500亿元之间。
汕大能够坚持不向银行借贷的真正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一套与其他高校完全不同的办学体制。在很多关键时刻，有真正决策权的校董事会、规范的制度以及国际化的管理团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住了盲目投资以及扩大办学规模的欲望。
“花钱”不容易
2002年，汕头大学财务副总监何文标去了一趟香港，他发现在香港的众多大学中，将财务状况以年报的形式公布出来是一种通行的做法。因为香港的大学是政府支持比较多，所以政府要求各个大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然后公布出来。
而公布年报也是美国及其他国家大学的例行做法。如美国哈佛大学、杜克大学都是定期公布年报，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大学资金很多来自校友的捐款，他们需要将资金的运用情况向这些校友公开，以取得他们的信任。
但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中，几乎没有哪家学校愿意将自己的家底公之于众。
与此同时，汕大的很多教职员工也开始不公开地对学校财务状况表示不满。曾经有一位老师就毫不客气地对何文标说：“学校的收支状况我们搬了梯子都找不到。”
何文标于是决定建议汕头大学董事会采取国际上大学通行的做法，将财务状况公布出来。这个建议立刻得以实施———从2002年开始，汕头大学每年都以年报的形式公布其财务状况。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对其财务会计报表进行审阅。
由于汕大并非上市公司，因此其年报没有固定格式可循。于是，这样的年报是参照香港几所大学的年报公布方式形成，主要是对学校收支、资金的运用结构、资金来源的结构进行披露。
但年报仅仅能够发挥部分监督作用，而汕大能够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还在于其有着严格的财务审核制度。
每年9月份，何文标所领导的财务处都得为一个名为预算委员会的机构服务。这个委员会由来自各个学院的教授们组成，他们负责审核汕头大学下一年度的财务预算。
“这可不是走过场。”何文标说。在2002年进行的未来五年预算中，这个委员会就将本来二十多亿元的预算缩减为十几个亿。其中一个学院六十多项的预算被砍成了一项。
“预算委员会的标准就是这些项目能否为学生教育提供更大的帮助。”新一届预算委员会主席、常务副校长顾佩华说。
预算委员会之所以如此兢兢业业，是因为他们的审核结果还将受到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校董事会的最终审核。
汕头大学在1987年成立校董事会，对学校的重大决策进行审议和指导。在校董事会的组成人员中，广东省政府官员5名，社会知名人士9人，汕头大学管理层和教师代表共6人，李嘉诚基金会4人。李嘉诚任董事会名誉主席。
事实上，中国已有近百所院校建立了校董事会或相应的组织形式。但和其他高校董事会的区别在于，汕大这些董事会成员绝不是简单的摆设，该董事会拥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学校管理层只是其执行机构。
根据汕大公布的2005年年报显示，2005年度其收支为盈余3200多万元。虽然2006年未经审核的收支为赤字3700多万元，主要原因在于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而增加的支出，两年相抵赤字400多万元。但其中并无一分钱是银行贷款。
“综合几年的数据，我们的收支是平衡的。”何文标说，“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仅仅是一方面，对于资金运用的有力监督才是问题的关键。”
扩招的“叛逆者”
和20年前相比，汕头大学没有太大变化。至少在秦国柱的记忆中，他在1987年来此任教时所看到的学校整体架构与现在相差无几：高架庭院式的设计将大部分建筑通过长廊相连，以便学生能在台风来临时方便地在校园中穿行。教学楼的设计是八角形，以至于第一次来的人常常会迷路。
“学生人数和教师数也并没有太多的增长。”秦国柱说。他现在是该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教授。
汕头大学党委书记谢练高也有同感，他提供的数字表明，汕头大学去年在校人数仅为9130人，比上年增加293人。“这几年增加的主要是研究生的人数。”他说。
这似乎有点不合时宜。自从1999年中国高校扩招以来，这种对比更加明显。高校扩招8年来，全国高校总数从1998年的1022所增至2004年的1731所，在校生规模则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至2006年末的2500万人。
但是政府对于高校的投入并没有随后跟上，2005年，财政性教育支出资金占GDP的比重约为3.12％，2006年则仅占2.86％，仍未达到“到20世纪末应达到GNP比重的4％”目标。
其实在2003年，汕头大学也有过是否应该扩招的争论。当年是中国高校扩招第5年，高校贷款风潮已经出现预警。为了缓解高校贷款压力，各地政府出台贴息贷款政策———高校贷款的利息由政府补贴。广东省政府每年就要支付十几亿元的高校贷款贴息。
广东省政府希望汕头大学能增加招生数，因为广东省教育的滞后一直与其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地位反差鲜明。
在汕头大学内部，当时也有人认为，在大的政策背景下，应该利用银行贷款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而学校规模的扩大能带来更多的政府投入和学费的增加。
但最后校董事会否决了这个提议。“董事会认为扩招时机不成熟，当前的目标是提高教学质量，调整学科结构。”校党委书记、董事会成员谢练高说。
谢练高解释，董事会虽然认为扩招能让更多的人接受大学教育，但是不应该影响到已在校学生的教育质量，根据汕头大学当时的条件，首先要注重的是教育结构的调整。但在几年扩大师资配备和设备改造之后，汕大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增加招收一千多名本科生。
“现在的条件允许我们招收更多的学生。”谢练高说，“所以我们希望获得更多的招生指标。”而在去年，因看到扩招所带来的问题，国家教育部规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增长幅度不能超过5％。
一直从事高教体制改革研究的秦国柱认为，高教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增强高校办学的自主性。“汕头大学的办学体制决定了其独立性更优于其他国有大学。”他说，“因为它的资金并非惟一依赖于政府的拨款。”
汕头大学2006年年报显示，汕头大学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学生学费、李嘉诚基金会的捐赠以及营业收入。其中基金会的捐资占到了其总收入的45％。
更加国际化
相对于对扩招的不热心，董事会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内部的教育改革上，为避免中国其他高校的弊病，他们试图用国际化的方式来管理这所大学。自1999年以来，国内高校先处于规模扩张的亢奋中，然后又陷入债务危机的苦恼中，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教学质量低下，学生素质下降，学术风气浮躁。
依托李嘉诚基金会的强大人脉，汕头大学聘请了不少国际知名人士。比如常务副校长顾佩华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曾担任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工学院副院长；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的院长靳埭强是国际著名设计大师；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陈婉莹曾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这些人被董事会赋予改革的权力。
2002年，当陈婉莹来到这个汕头大学新闻系就职的时候，发现新闻系竟然有3块招牌：校宣传部、电教中心、新闻系。这个系20个老师很少有人有新闻从业经验，行政人员的孩子在办公室来回走动，办公室里还放置着可以做饭的器具。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另外两块牌子送走，将不合适的人员剥离出来。”陈婉莹说。她承认，在学院的管理上她被赋予很大的自主权。之前，一位老师涉及学术诚信问题，她在获悉后的5分钟内就让这位老师辞职，“并没有学校管理层因此来质疑我的举动”。而院系负责人拥有自主权是西方大学的管理体制的特质之一。
现在她的手下人才济济，有更多的国内外知名新闻人和学者来到这里。“现在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国际团队。”她说。
她采取的办法是先说服国外的知名媒体人。“这是相对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是最大的故事。”她说。然后她在此基础上又吸引内地的学者加入。
“我认为这里更加适合我。”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范东升说。一年前，他从美国回来加入其中。范东升是中国著名新闻人范长江的儿子。
今年54岁的顾佩华在接受汕头大学的邀请之前，与这所大学仅在2005年有一面之缘。但就在这次来汕大讲学的3个月后，他就改变了生活轨迹，从加拿大来到这所大学任职。
让他迅速做出决定的是李嘉诚基金会董事周凯旋的一个电话。在电话中，周告诉他：如果你能来，李先生非常高兴，不能来的话，他会非常失望的。
“李嘉诚在我眼里是一位英雄。”顾佩华说，然后他接受了这个职位。他的前任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助理副校长萧泽丽。
萧泽丽在任时，这所学校的英语教学已经开始改革。该校英语教学中心采取的是全新的英语教学模式，完全不针对通行的大学英语考试(CET)教学大纲，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结果却令人乐观，学生的英语四、六级通过率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黄玉山后来对这所大学学生的英语水平表示惊讶：“他们的英语水平超过了香港那些大学的学生。”
顾佩华在两年前接任常务副校长一职后，希望将学校变得更加国际化。他在去年召集成立了一个工资改革委员会，以推行工资分配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是教师的收入将采取国际通行的年薪制，以此来改变中国大学分配制度的弊端。
据汕头大学人力资源总监魏怡通介绍说，以往的工资加业绩的收入制度将老师们的考核分化为各个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决定收入的多少。大家都注重发表论文的数量，而忽视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年薪制改革就是让大家不再挣工分。”他说。
但是这项改革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反对者认为，年薪制并没有带来工资的明显提高，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下降。
魏怡通同意这些反对者的说法，因为一个倾注于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的员工在以往考核标准中最高一年能获得几十万元的收入，“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教学和高质量的论文上来。”
针对这些反对的声音，顾佩华拒绝采取改革者通常采取的“铁腕”推行方法。他认为应该由工资改革委员会以民主讨论的方式，最终确定工资改革方案。
汕头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认为，这种方式会带来更大的改革阻力，如果直接推行，成本会低得多。
但习惯于西方行事风格的顾佩华拒绝这样的建议，“大学就是培养公正意识的地方，可能刚开始比较困难，但我们必须坚持。”
转自：南方周末 2007-04-12 15:51:49 作者： 黄小伟
在国内众多高校身陷巨债危机之时，汕头大学却无债一身轻。这所大学不仅每年主动公布自己的财务年报，还曾拒绝银行贷款的诱惑和扩招的压力。同为公办高校，他们为何作出不一样的选择？
每年到了春夏之交，黄利源都会和服务员一起把一份刚刚印刷出来的《汕头大学年报》放进每间客房的房间抽屉里，以供来宾阅读。他是汕头大学的学术交流中心管家部主管。放进抽屉的这份年报上印着学校上一年度的各项财务数据。
在中国的大学中，这样的举动可谓绝无仅有，但更让人吃惊的是，“年报”上并没有银行贷款这个指标，因为汕头大学根本就没有一分钱银行负债。
这所广东省属重点大学的背后站着亚洲首富李嘉诚。据该校财务副总监何文标介绍，自1980年筹备建校至今，李嘉诚基金会共向该校捐资总额超过23亿港元，而国家的投入为14亿元。
但相对于中国其他大学的花钱速度，这笔钱并不算多。最近的新闻显示，东北的吉林大学宣布无力偿还30亿元的银行贷款。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透露出的数字是，中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2000亿至2500亿元之间。
汕大能够坚持不向银行借贷的真正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一套与其他高校完全不同的办学体制。在很多关键时刻，有真正决策权的校董事会、规范的制度以及国际化的管理团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住了盲目投资以及扩大办学规模的欲望。
“花钱”不容易
2002年，汕头大学财务副总监何文标去了一趟香港，他发现在香港的众多大学中，将财务状况以年报的形式公布出来是一种通行的做法。因为香港的大学是政府支持比较多，所以政府要求各个大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然后公布出来。
而公布年报也是美国及其他国家大学的例行做法。如美国哈佛大学、杜克大学都是定期公布年报，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大学资金很多来自校友的捐款，他们需要将资金的运用情况向这些校友公开，以取得他们的信任。
但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中，几乎没有哪家学校愿意将自己的家底公之于众。
与此同时，汕大的很多教职员工也开始不公开地对学校财务状况表示不满。曾经有一位老师就毫不客气地对何文标说：“学校的收支状况我们搬了梯子都找不到。”
何文标于是决定建议汕头大学董事会采取国际上大学通行的做法，将财务状况公布出来。这个建议立刻得以实施———从2002年开始，汕头大学每年都以年报的形式公布其财务状况。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对其财务会计报表进行审阅。
由于汕大并非上市公司，因此其年报没有固定格式可循。于是，这样的年报是参照香港几所大学的年报公布方式形成，主要是对学校收支、资金的运用结构、资金来源的结构进行披露。
但年报仅仅能够发挥部分监督作用，而汕大能够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还在于其有着严格的财务审核制度。
每年9月份，何文标所领导的财务处都得为一个名为预算委员会的机构服务。这个委员会由来自各个学院的教授们组成，他们负责审核汕头大学下一年度的财务预算。
“这可不是走过场。”何文标说。在2002年进行的未来五年预算中，这个委员会就将本来二十多亿元的预算缩减为十几个亿。其中一个学院六十多项的预算被砍成了一项。
“预算委员会的标准就是这些项目能否为学生教育提供更大的帮助。”新一届预算委员会主席、常务副校长顾佩华说。
预算委员会之所以如此兢兢业业，是因为他们的审核结果还将受到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校董事会的最终审核。
汕头大学在1987年成立校董事会，对学校的重大决策进行审议和指导。在校董事会的组成人员中，广东省政府官员5名，社会知名人士9人，汕头大学管理层和教师代表共6人，李嘉诚基金会4人。李嘉诚任董事会名誉主席。
事实上，中国已有近百所院校建立了校董事会或相应的组织形式。但和其他高校董事会的区别在于，汕大这些董事会成员绝不是简单的摆设，该董事会拥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学校管理层只是其执行机构。
根据汕大公布的2005年年报显示，2005年度其收支为盈余3200多万元。虽然2006年未经审核的收支为赤字3700多万元，主要原因在于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而增加的支出，两年相抵赤字400多万元。但其中并无一分钱是银行贷款。
“综合几年的数据，我们的收支是平衡的。”何文标说，“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仅仅是一方面，对于资金运用的有力监督才是问题的关键。”
扩招的“叛逆者”
和20年前相比，汕头大学没有太大变化。至少在秦国柱的记忆中，他在1987年来此任教时所看到的学校整体架构与现在相差无几：高架庭院式的设计将大部分建筑通过长廊相连，以便学生能在台风来临时方便地在校园中穿行。教学楼的设计是八角形，以至于第一次来的人常常会迷路。
“学生人数和教师数也并没有太多的增长。”秦国柱说。他现在是该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教授。
汕头大学党委书记谢练高也有同感，他提供的数字表明，汕头大学去年在校人数仅为9130人，比上年增加293人。“这几年增加的主要是研究生的人数。”他说。
这似乎有点不合时宜。自从1999年中国高校扩招以来，这种对比更加明显。高校扩招8年来，全国高校总数从1998年的1022所增至2004年的1731所，在校生规模则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至2006年末的2500万人。
但是政府对于高校的投入并没有随后跟上，2005年，财政性教育支出资金占GDP的比重约为3.12％，2006年则仅占2.86％，仍未达到“到20世纪末应达到GNP比重的4％”目标。
其实在2003年，汕头大学也有过是否应该扩招的争论。当年是中国高校扩招第5年，高校贷款风潮已经出现预警。为了缓解高校贷款压力，各地政府出台贴息贷款政策———高校贷款的利息由政府补贴。广东省政府每年就要支付十几亿元的高校贷款贴息。
广东省政府希望汕头大学能增加招生数，因为广东省教育的滞后一直与其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地位反差鲜明。
在汕头大学内部，当时也有人认为，在大的政策背景下，应该利用银行贷款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而学校规模的扩大能带来更多的政府投入和学费的增加。
但最后校董事会否决了这个提议。“董事会认为扩招时机不成熟，当前的目标是提高教学质量，调整学科结构。”校党委书记、董事会成员谢练高说。
谢练高解释，董事会虽然认为扩招能让更多的人接受大学教育，但是不应该影响到已在校学生的教育质量，根据汕头大学当时的条件，首先要注重的是教育结构的调整。但在几年扩大师资配备和设备改造之后，汕大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增加招收一千多名本科生。
“现在的条件允许我们招收更多的学生。”谢练高说，“所以我们希望获得更多的招生指标。”而在去年，因看到扩招所带来的问题，国家教育部规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增长幅度不能超过5％。
一直从事高教体制改革研究的秦国柱认为，高教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增强高校办学的自主性。“汕头大学的办学体制决定了其独立性更优于其他国有大学。”他说，“因为它的资金并非惟一依赖于政府的拨款。”
汕头大学2006年年报显示，汕头大学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学生学费、李嘉诚基金会的捐赠以及营业收入。其中基金会的捐资占到了其总收入的45％。
更加国际化
相对于对扩招的不热心，董事会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内部的教育改革上，为避免中国其他高校的弊病，他们试图用国际化的方式来管理这所大学。自1999年以来，国内高校先处于规模扩张的亢奋中，然后又陷入债务危机的苦恼中，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教学质量低下，学生素质下降，学术风气浮躁。
依托李嘉诚基金会的强大人脉，汕头大学聘请了不少国际知名人士。比如常务副校长顾佩华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曾担任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工学院副院长；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的院长靳埭强是国际著名设计大师；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陈婉莹曾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这些人被董事会赋予改革的权力。
2002年，当陈婉莹来到这个汕头大学新闻系就职的时候，发现新闻系竟然有3块招牌：校宣传部、电教中心、新闻系。这个系20个老师很少有人有新闻从业经验，行政人员的孩子在办公室来回走动，办公室里还放置着可以做饭的器具。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另外两块牌子送走，将不合适的人员剥离出来。”陈婉莹说。她承认，在学院的管理上她被赋予很大的自主权。之前，一位老师涉及学术诚信问题，她在获悉后的5分钟内就让这位老师辞职，“并没有学校管理层因此来质疑我的举动”。而院系负责人拥有自主权是西方大学的管理体制的特质之一。
现在她的手下人才济济，有更多的国内外知名新闻人和学者来到这里。“现在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国际团队。”她说。
她采取的办法是先说服国外的知名媒体人。“这是相对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是最大的故事。”她说。然后她在此基础上又吸引内地的学者加入。
“我认为这里更加适合我。”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范东升说。一年前，他从美国回来加入其中。范东升是中国著名新闻人范长江的儿子。
今年54岁的顾佩华在接受汕头大学的邀请之前，与这所大学仅在2005年有一面之缘。但就在这次来汕大讲学的3个月后，他就改变了生活轨迹，从加拿大来到这所大学任职。
让他迅速做出决定的是李嘉诚基金会董事周凯旋的一个电话。在电话中，周告诉他：如果你能来，李先生非常高兴，不能来的话，他会非常失望的。
“李嘉诚在我眼里是一位英雄。”顾佩华说，然后他接受了这个职位。他的前任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助理副校长萧泽丽。
萧泽丽在任时，这所学校的英语教学已经开始改革。该校英语教学中心采取的是全新的英语教学模式，完全不针对通行的大学英语考试(CET)教学大纲，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结果却令人乐观，学生的英语四、六级通过率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黄玉山后来对这所大学学生的英语水平表示惊讶：“他们的英语水平超过了香港那些大学的学生。”
顾佩华在两年前接任常务副校长一职后，希望将学校变得更加国际化。他在去年召集成立了一个工资改革委员会，以推行工资分配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是教师的收入将采取国际通行的年薪制，以此来改变中国大学分配制度的弊端。
据汕头大学人力资源总监魏怡通介绍说，以往的工资加业绩的收入制度将老师们的考核分化为各个指标，根据这些指标决定收入的多少。大家都注重发表论文的数量，而忽视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年薪制改革就是让大家不再挣工分。”他说。
但是这项改革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反对者认为，年薪制并没有带来工资的明显提高，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下降。
魏怡通同意这些反对者的说法，因为一个倾注于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的员工在以往考核标准中最高一年能获得几十万元的收入，“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教学和高质量的论文上来。”
针对这些反对的声音，顾佩华拒绝采取改革者通常采取的“铁腕”推行方法。他认为应该由工资改革委员会以民主讨论的方式，最终确定工资改革方案。
汕头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认为，这种方式会带来更大的改革阻力，如果直接推行，成本会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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