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大师满天飞，我心西悲

大师满天飞，我心西悲

萧瀚

季羡林先生以98高龄仙逝，社会各界自发的纪念活动不少，北大还搞了个灵堂，这也都似乎很顺理成章，问题是大师这顶帽子又开始漫天飞舞了。

早在两年前，季先生就撰文请辞三项桂冠：国学大师、泰斗、国宝。于季老本人而言，此举并非谦虚，而是诚实，他的学术成就不在国学，有目共睹。请辞桂冠表明了他的清醒和严肃，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敬意。

记得那时候，季先生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说过一句带点黑色幽默的妙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套用王国维先生论词的话：“着一‘打’字而境界全出。”这个“打”字确乎妙不可言，包含了季老多年来的各种感受：不安、厌烦、惶恐、羞愧、愤懑…等等，他挣扎了多年，但最终还是解脱了，可说是既艰难又简单，因为这正是人人能够体谅和尊重的人性。

平心而论，无论从思想原创角度，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而言，季老确实只是个普通人。他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是个对学术有贡献的人，在其东方学领域可能是有很大学术贡献的人，但绝不是大师：他既没有影响广泛的原创性思想，或独异前人的杰出艺术成就，也没有独立于权势的嶙峋傲骨，更没有慈怀天下的人道主义贡献，怎么就可以称大师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要求季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这不是苛刻，而是因为太多人称他大师，那就应当以大师的标准衡量他，看他是否符合，以免降格乱贴标签，搅浑了大师这池水。

20世纪中国产生过不少大师，各个领域都有，当然现在都不在了，因为他们早就不在了。

以1949年为界，此前寿终正寝的大师们最是幸运，不幸早逝如鲁迅者，于他们本人反倒是幸事；1949年后，没来得及去世的一小部分大师或远渡重洋或退居小岛，虽花果飘零，但依然继续做着大师们该做和能做的事——例如蛰居香港的钱穆先生、远在哈佛的杨联陞先生等；留居大陆的其他大师或者可能成为大师的，陆陆续续走向异途，卖笑的卖笑，卖唱的卖唱，沉默的沉默，改行的改行，牛棚的牛棚，监狱的监狱，上吊的上吊，投水的投水……，就连被放逐恐怕都得是恩赐，各种各样的非正常生活抑或非正常死亡，大师以及前大师们都被清理得差不多了——残存的几个大师如錢锺書等先生，也是硕果仅存，从大师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而言，毫无代表性。

所以，后来就没有了大师。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样的环境下，出得了大师那是大师级奇迹，没有大师才是正常的。但是，没有大师不行，泱泱十几亿人没几个大师也太没面子了，于是就又有了大师。

当代中国，走进大师庙的，大都是媒体兴风造势的结果。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吸引眼球，往往给聚焦对象滥封盛名。本来，这些浅薄伎俩应该是一眼洞穿的，然而“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虚名纸糊不花钱，却迎合了不少人蒙尘纳垢的名利心，虚荣蒙蔽了的眼睛只见得沉重的肉身，却看不见超越的自我。媒体与逐名者恶性互动，波澜激荡、杠头开花，于是，当代中国成了一个大师头衔满天飞的社会。有人写了几本流行散文就被吹成大师，有人仅仅因为到处演讲也居然成了大师，一时间，似乎各色人等都可以弄个大师当当。对名声贪得无厌的欲求，已经成为精神领域的一大公害，使得社会一般大众无从分辨名流们的真水平。当事者对于外界或别有用心或外行的不当吹捧，无论欣然笑纳还是安然默受，在满足虚荣心之际，他们可能忘了自己更像个欺世盗名的小偷。

一个社会要产生大师，必得有两个条件，一则有大师潜质者自己有相应的精神人格素养，二则有支持他们成长为大师的社会环境。在近60年的国家精神病时代和社会精神病时代，环境自然是极其恶劣的，虽然也还出现了林昭这样思想远超出时代的英雄人物，总体而言，既缺乏大师气质的人群，也缺乏支持大师成长的环境。

当今中国社会，也还不是产生大师的时代，一则前60年的折腾，造成了文化断裂和思想、学术以及精神资源的匮乏，二则造就大师的人格还相当匮乏。这是一个连常识都可能要拿命去博的时代，至多只是个为将来产生大师打基础、做准备的时代。

大师就像世界上最美丽的罕有之花，它所需要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都很苛刻。当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怀尔斯教授证明费马大定理，花了整整八年时间，在这八年里他没有授过课，试问中国哪所大学能有这样的气度？近两百年前，普希金跟130多位情人共享情愛鱼水之欢，光是跟奥西波娃一家五位女子就都有风流韵事，试问中国社会可有这样不管他人床事的基本尊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出版了《古拉格群岛》等多部反极权主义作品，试问中国政府可有这样的雅量？

另一方面，大师本身还需要一些基本的素养，例如不懈地追求自由和真理的基本品格，警惕于任何权势、财富的独立精神，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别看这句话被千万人传颂，真要落实到每个传颂者的具体生活中又将是何等的艰难。俄国能有萨哈洛夫，并不是依靠环境，还是科学家自己个人的风骨在其中占了主要份额。相比之下，钱学森证明亩产可以达到十万斤，岂不是大师人格的反义词。马丁.路德列出95条论纲，声言“这就是我的立场”，林昭以生命为代价说出了那个时代最惊心动魄的思想，试问现在哪个头上顶着大师桂冠的中国人有此风骨的十分之一？无论是含泪还是捐款，我们只见到了令人作呕的舔痔大师。

真正的大师，我相信往往是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很难想象漠然于人民苦难的人能成为大师，在一个存在着严重而普遍不公现象的社会，只要还能说话，真正的大师定会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发出声音。法国有左拉，还有千千万万支持左拉的各界人士，就连普鲁斯特这样似乎优雅得不问世事的大师也站在左拉一边，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德国的托马斯.曼痛骂纳粹，土耳其的帕慕克冒着危险痛斥本国政府的种族屠杀，都是因为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被冒犯。相比之下，巴金先生就是一天到晚号召人们要说真话，也只算个笑话。真话不是用来号召别人说的，是用来自己直接说的——而他又为这个苦难的民族说过几句真话？如果罗列一下近一二十年来被戴过大师桂冠的中国人，可以发现，没有一位曾经为人民的苦难郑重发表过言论，而以他们的地位，为人民说几句话会遭到什么迫害吗？

这是一个什么都可能被廉价打折出售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什么货真价实的古董被当成赝品的时代。就像北京城南的永定门，拆了又建，饶是再富丽堂皇，赝品还是赝品；而那些真正的古董北京胡同、四合院，却眼睁睁地消失于烟尘弥漫的权钱之中。大师也一样，既然消逝于滚滚红尘的大师们没留住，那些速成的桂冠，制作再精良，纸糊的就是纸糊的。

当务之急不是多糊几个纸桂冠，而是尽可能给产生大师的环境培土、浇水，当大师出现的时候别用石头砸死他们，这才是大师之幸、文化之幸。

2009年7月16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