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离开首都的日子

　　四个身份各异的首钢人，四段况味不同的命运

　　1985年9月，381位首钢工人在比利时拆了一座名叫赛兰的钢厂。钢厂占地42亩，设备总重量62000多吨，2亿8千万个大小零件，拆迁编号写满了22册。一年后的1986年8月，赛兰钢厂从天津港上岸，中国当时唯一的一台120轮大型运输车载着转炉的炉体，14台大型拖车载着总计1300吨的设备构件在开道车、标杆车、指挥车的引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北京石景山，沿途围观群众无数，有的甚至爬到树上张望：看，首钢“搬”来了一座钢厂。

　　当时，朱文鑫、崔允、程国庆都看到了那宏伟的场面，而李金峰刚刚6岁。他们没想到，20年后，他们要共同经历一场更为波澜壮阔的搬迁；而这次要搬的，不再是沉重的设备，而是包括他们在内的一个个钢铁工人

　　本刊记者/张蕾(发自北京、河北唐山)

　　“一生歉疚孩子最多的，就从今天开始。”2004年的一天，首钢员工朱文鑫在日记中写道。

　　作为他记录女儿成长的日记的终结篇，这一天的到来比朱文鑫料想的提早了7年——他原本打算从女儿在妻子怀中孕育开始，一直到女儿18岁成人，做全程记录。然而，这一习惯必须在女儿11岁时终止。

　　这一天，朱文鑫的工作地点从北京迁移到了河北唐山的迁安。确切地说，这里叫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是日后首钢集团“一业多地”的落户地之一。那时，皇城根下的钢铁公司里，多数人宁可相信，庞大的企业不可能彻底搬迁。甭管“奥运”和“环保”的呼声多么高涨，不在北京还能叫首钢吗？

　　2001年7月13日，从莫斯科传来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首钢领导又乐又愁。几小时后就召开会议，研究公司未来的环保发展。但他们还是高估了奥运倒计时中的首都对重工业企业的容忍度，“首钢是北京蓝天、绿色奥运的大敌”，在北京和全国人民心中成了不争的事实。将这片“石景山区上空的黑云”赶出京城的要求，从官方到民间，一浪一浪地袭来。首钢不断压缩产能，在北京的立足空间越来越小；经国务院批准后，搬迁更加迫在眉睫。

　　时任《首钢日报》文化版编辑的朱文鑫感觉到，这个庞大的工厂抵挡不住时代大潮，还不如先走。同在首钢公司的妻子也同意，双职工家庭，走一个留一个，更有利于对形势的把握和适应。

　　“一是不想被动选择，搬迁这种事不是公司几个领导能够决定的；二是异地工作挣的钱多，你要养家糊口啊。”

　　从此，朱文鑫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河北北京的往返生活。他们一般周日下午从北京长安街的西头出发，一路向东，奔赴秦皇岛、迁安、曹妃甸，首秦(首钢在秦皇岛的公司)和迁钢、京唐(首钢在唐山的公司)是他们新的工作场所，但在员工的要求下，三地公司的前面都冠上了“首钢”字样。

　　他们都成了不在首都的首钢人。

　　朱文鑫：艰险的异乡之旅

　　1979年，朱文鑫16岁，被首钢的劳资部门“强行”从老家山东带到北京，为的是“接班”——作为首钢员工的父亲要退休了。尽管在与劳资部门的谈话中，朱文鑫明确表示对“当工人”没兴趣，但这次谈话显然不是来征求他个人意见的。

　　进京后，朱文鑫的钢铁工人生活正式开始。在业余时间，他坚持读书，在电大的文学班上，他与自己日后的妻子“早恋”。不久，一个典型的大型国企内的双职工家庭诞生了。

　　朱文鑫觉得，自己这代人和父辈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我父亲搞勘探的，40岁才回北京安定下来。咱们父辈那一代，在两地生活，好不容易到最后一起生活了，也退休了。现在我们到了中年，却开始了两地生活。”

　　新生活的疑惑，在周四黄昏后的首钢家属区里，朱文鑫感觉格外明显。

　　提前一天回来，吃完晚饭在小区里遛弯的时候，满眼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就像“35到50岁这拨男人都出去打仗了”。

　　“这代男人很悲壮，在外地工作、创业，其实跟参战是一样的。家里出个什么事，根本指望不上。咱说俗一点儿，家里着火了，120都送医院了，你还没赶回来呢。”

　　在迁钢的3年半里，朱文鑫的父亲去世，他赶路回来见到了老人最后一面；而对女儿成长历程的缺席，则让朱文鑫心存愧疚。每次回来，他都会陪女儿聊天，一直到两人聊着聊着睡过去；每次离开，他都会跟女儿隔着门的纱窗，两人食指相碰，说一句最想说的话；在外地的每一天，他跟女儿都会在晚上六七点钟时打一通电话，不管多忙都没有中断过。

　　为了能让家人安心，朱文鑫隐瞒了很多他在外地的“惊魂一刻”。

　　2004年跟他同一批去迁钢的22人里，已有两人死于往返京冀高速路上的车祸，而朱文鑫自己也有三次高速历险。

　　第一次，2005年，下小雪，他们几个人搭了一辆金杯车一起走。快到玉田的时候，路上已经结了薄薄的冰，车突然发生180度打滑。幸好没有后车追上来。

　　第二次，河北某路段，修路的路障和标识不明显，突然前面出现一个路障，急刹车一把打轮之后再贴边，差点翻车。

　　第三次是在晚上9点。开车的人想开开车门透透气，就这么一瞬间，方向盘就偏了，车在路上连撞了三下，翻了，朱文鑫和开车的那个朋友就跟太空人一样飞起来。他拖出已经昏迷的朋友，刚一站定，后面就冲上来一辆车，把他们那辆车顶出去几十米。车彻底报废了，万幸的是人没有大碍。

　　高速上发生的危险，朱文鑫从来不跟家人提起，女儿承受不了，妻子也有可能让他回北京工作。但是朱文鑫心里明白，“人已经走到这一步就不能再往回走了。”

　　除了交通事故，对朱文鑫来说，危险还来自于工作职责。

　　在迁钢，朱文鑫一开始在党群部主管纪检，查处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等违纪行为。一天回宿舍后没有马上锁门，进卫生间洗手的当口，就被人从身后袭击，住了10天院，缝了七针。

　　“那时候分析，是触及到某个人利益了。”

　　后来，朱文鑫被调到保卫处工作。总经理觉得，文人搞保卫，善动脑子，笔杆子定能战胜枪杆子。

　　当时的保卫工作，对一个异地建立的大工厂来说，是极其挠头的事情。迁钢所在地原是一个叫滨河村的地方，周边被几个自然村包围。因为保安需要在本地招人，而本地人的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什么表哥表姨的表弟，绕了半天他都能给你绕过去”，“女婿看门，老丈人偷东西”的事情时有发生，加上地方黑势力和金钱收买的诱惑，情况就更为复杂了。

　　朱文鑫在总经理的支持下给迁钢的六个大门都安置了门禁，员工进出门必须刷卡，有货物进出必须有朱文鑫签字的票据。本来一切似乎步入正轨，但就在朱文鑫去云南休年假时，保卫处出了件大事。

　　其间，有一伙人以拉废钢铁为名，把设备的备件拉出去了。装车时被人举报，派出所到现场，一共抓起来15个人，社会上8个人，迁钢内部职工7个人，包括保卫处的2人。经查，是里外勾结作案。保卫处的人找到了印出门票的印刷厂，做了一模一样的套票，得以蒙混过关。外面接应的是个有黑社会背景的人，为了抓住这个主犯，朱文鑫与警方一起跟踪、蹲坑折腾了整整30天，最后在沈阳一家大酒店将其擒获，连GPS、红外线望远镜都用上了，“跟电影里一样”。

　　这段没日没夜的经历让朱文鑫疲惫，更让他烦闷的是里里外外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个大案到最后“特别热闹”，甚至有点荒谬——“比如张三参与其中，结果还把他的情妇给弄出来了，因为撒网撒得太大了。”

　　离开迁钢调任到曹妃甸京唐公司时，朱文鑫手机里有1000多个号码，黑道白道的“朋友”结交了一堆，几乎每一个迁钢的人都认识他。他说，干保卫一年多，相当于在社会上混了10年；在外地生活，必须学会自我保护。这些年他仍然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虽然内容不可能再是他心爱的女儿。

　　他说，也许多年后，自己会整理出一本书，叫《在迁钢的日子》。

　　崔允：女劳模的青春和梦想

　　崔允把锅里的茄子和土豆煸炒成了黑褐色，也许跟酱油加多了有关。本来还想切点肉，但一想，麻烦，就这样吧。茄子炒土豆，是今天晚饭的一盘菜，另外两个是酱油煸菜花和青椒炒豆角。

　　时间已经过了20点，首钢公司的女劳模崔允才吃上晚饭。又一个在迁钢的平常日子，即将进入尾声。

　　“其实呢，没有人真的关心我们。你们也体会不到我们的感受。人们都比较关心那个胡什么，因为力拓的事情被抓起来的那个总经理。人们不会关心小人物的事情。”她边炒菜边摇摇头。

　　“人怎么都是活着。条件搁在这儿，认从这个条件，你就活着；你不认从，就灭亡。”

　　筹备迁钢那会儿，崔允正对自己眼下的活计不满意，“我有一阵子老闹腾，没什么事做。我又不喜欢瞎混。”于是崔允就跟时任迁钢总经理的邱世中说：“要不我跟你去迁钢？”邱世中一口答应。回家跟丈夫说，丈夫只说“你高兴就行”。以后崔允就没再问过丈夫的想法，虽然她也觉得丈夫该是不大舍得她到异地工作的。

　　在崔允看来，来迁钢只是个生存的选择，“对外来说，让人觉得，这人真有觉悟什么。这是瞎话。其实是个很自私的选择，自己觉得心里平衡、舒坦了，就没有想家里人什么感受。”

　　放出去迁钢的豪言后，调令一直没有下达。这期间，崔允心里的矛盾越来越盛，甚至有点恍忽。

　　“也会觉得怎么像假的一样，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我当时想，如果‘邱头儿’说你们过来还要等个什么手续，有困难，好，我就不去了。我到最后的时候就这样想，最好能不去。”

　　最终崔允还是跟着邱世中去了迁安，那里当时还是一片荒郊。日子一晃过去了将近5年，对工作的自我满足感和对家庭的愧疚感还一直伴随着崔允。

　　虽然有点拿回家当完成任务，可是呢，一旦回了家，就不愿意再出来。

　　崔允只到首钢厂东门的班车站坐过一次班车，她讨厌那种感觉。一方面是她的家在宣武区，离厂子远；另一方面，坐地铁去厂东门的路上心里更别扭，“孤孤单单，典型的背井离乡”。

　　不加班的情况下，崔允一般两周回一趟家，往返都是“蹭领导的车”，“自己开车开不起，来回要400块钱。”通常是礼拜五晚上五六点钟到家，礼拜天下午四点左右从家走。也就是说，她每个月待在家里的时间不足100小时。

　　今年已经52岁的崔允，还有三年就退休了。

　　哥哥16岁去东方红炼油厂当学徒时，崔允就背着妹妹跟在一旁，身边全是炼油工人。12岁的小崔允特别喜欢那些炼油的大哥哥大姐姐，当工人的梦想就在心里扎根。1975年，崔允所在中学的化学老师为了说明什么叫氧化还原反应，带着学生们参观了首钢。那天，首钢的大喇叭里响彻着邓小平提出的“钢铁元帅要升帐”。崔允自诩是个“政治狂”，她一想：反正都是工厂，我赶明儿也来这上班吧。

　　没想到，工作生涯的最后几年，她又赶上了首钢的历史性搬迁。

　　在崔允眼里，现在的迁钢比尚还坐落在长安街西尽头的那个落魄院子好得多。“迁钢挺漂亮的。礼拜六礼拜天最好，没人，厂子里干净，就剩我自己，我看着特高兴，也有自豪感，这漂亮的地方，咱是其中一员。”

　　崔允把自己戏称为迁钢的“倒计时老太太”，她对工厂里的氛围已经充满依恋。

　　“我刚到迁钢来的时候说，应该有作者写一个小说，叫大迁移。在北京城最西边的一群人，他们横穿长安街，就到了东边来了，从东边，又轰到距北京多少多少公里以外去了，他们在那儿有好多故事。如果我来写，就以一个中年人为主角，这个人不能像王进喜那样，而是要很诙谐。我那时候瞎想了好多故事：贪污的，有跟地方勾结的，有离婚的，有瞎搞的??后来发现，真的什么都有。”

　　李金峰：这里的未来以十年计

　　一个80后的小爸爸，退休还太遥远，搬迁后的生活虽然寂寥，却也没什么别的盼头。那就好好工作，多多挣钱，努努力把妻子也弄到附近工作，希望这里能许给这个年轻的三口之家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就是京唐公司李金峰的简单想法。

　　位于河北曹妃甸的首钢京唐公司，年轻人占了大半江山，都跟李金峰有着大抵相同的想法。

　　李金峰的妻子小他三岁，是一名医护人员，京唐公司里很难给她找到工作岗位，李金峰就盘算着把她从北京调到唐海县城，那样离得近些。

　　京唐公司的人把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曹妃甸直接称为“岛上”，因为其原系滦南县南部海域一带状小岛，总面积为16平方公里，距大陆最近点大约18公里。于是，在河北省政府的主持下，从陆地到海岛吹沙填海，修建起一条18公里长的公路，每公里成为“1加”，京唐公司大约位于“11加”处。

　　首钢公司内部流传着一套顺口溜：“围坐帐篷中，面对蜡烛灯，飞沙难睁眼，夜半机器鸣。早起穿棉袄，中午汗淋胸。水比柴米贵，买菜百里行。建设新首钢，煮酒论英雄。奇迹何人创，小岛建筑工。”说的就是曹妃甸的事情。

　　岛上原本一无所有，深港的优势招徕了各方的拓荒者，从此成为一方工业热土。“15加”有小菜市场、廉价服装店和三四间网吧，也有一些洗头房。

　　“18加”有沙滩，可以去捉捉螃蟹。但京唐公司的人还是不常出门，一方面是因为附近的住民都觉得首钢人有钱，卖东西给首钢人的价钱总是要贵些；另一方面岛上大风简直能把人吹跑，恁辽阔的土地只有汽车才是合适的交通工具。上下班坐在公司的大巴上，李金峰时常能看见，路的一边放着几根闲置的大钢管，上面张贴着悬赏寻找车祸目击者的告示；而路的另一边则乱石丛生，有建筑工人当街撒尿，两根钢管撑起一个“天沐洗浴中心”的大牌子，足有20来米高，空落落地立在一片乱石和杂草之上。

　　除了偶尔去“15加”的小酒馆和工友们聚聚，李金峰很少外出，他对现在的生活环境基本是满意的。“这里住的比北京的宿舍好多了。”李金峰说。

　　有空调，能上网，两个人一间屋子，采用酒店式管理，每天有服务员来给叠被子，并且有独立的卫生间，不用像在北京的宿舍那会儿混单位的大澡堂子，汽水、香皂等国企福利用品也是一应俱全。“这儿发的洗发水比(北京的)首钢好。”

　　厂前公寓是一水儿的6层楼，一排排小楼背后，就是海，一片已经被人造田包围的死海。生活污水排放在此。这里没有潮涨潮落，只有泛绿的水波轻微冲击着岸上的这座工业孤岛。如果天气不是太差，从公寓这边就能够看到对岸的厂区，李金峰他们部门那个大大的“火炬”更是突出。

　　吃完晚饭，有工人成群结队地在公寓周边遛弯，看看日落，吹吹海风。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喜欢游泳或打篮球、台球，台球厅和游泳馆都是6元/小时，他们觉得有点贵。也有宅在屋里的，年轻的打电脑游戏，年长的师傅就打牌。

　　娱乐活动就止于此了。

　　报告文学《曹妃甸》和《首钢大搬迁》的作者王立新曾在岛上生活过。他说必须每周回北京一次，再怎么坚持都挺不过一周。

　　“就是寂寞。不是一般的寂寞。那里什么娱乐设施都有，但生活的氛围没有，是一片荒漠，月球表面一样的沉寂和荒凉。大海好也不能天天看呀。”王立新直摇头。“我回北京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活动，就是感觉回归生活了。”

　　王立新曾经跟京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吴福来闲聊，有一句话让王立新印象深刻。吴立新说，这是个看到“花衬衫”就睡不着觉的地方。而“花衬衫”就是女人的代称。

　　在重工企业，10个人里能瞅见一个女人就属不易了，况且这里是岛上。

　　李金峰每天都要跟妻子通一番电话，要是赶上手机没电又一时充不上，第二天一早老婆的电话也一定会追到。“担心啊。”

　　当然，有时妻子的电话也做“查岗”用。

　　今年4月，“中华情·黄金宝地曹妃甸大型文艺晚会”来到曹妃甸，“慰问曹妃甸广大建设者”。一阵歌舞升平和炫目的烟火过后，岛上的人们还是要投入滩涂上的艰苦奋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真正看到这块宝地的金黄丰收。

　　“这里的未来??我们都是以十年计的。”

　　程国庆：首钢的香火

　　程国庆今年很高兴，因为“四喜临门”：50岁生日，60年国庆，首钢90年，进入“百姓宣讲团”。

　　他出生在1959年10月1日，长于一个地地道道的首钢世家——父辈在首钢炼铁，他这一辈在首钢炼钢。大哥叫程铁柱，大姐叫程铁花，弟弟叫程胜利，除了爸爸、叔叔、哥哥和弟弟，程国庆的妻子和岳父也是首钢人。这还不算完，他学工商管理的女儿明年才大学毕业，他就给定好了，来首钢工作。

　　“就像血脉似的，别断了。如果她不去，下一辈就没有首钢人了。”女儿也同意了，首钢什么岗位要人，她就去什么地方。

　　程国庆对老厂子的不舍，是从父亲程德贵那里继承来的。程德贵在世时，有一次夜里突然爬起来，戴上白手套就要推车出去，说“高炉有事故了，我要去”。儿子吓得赶忙拉住他。

　　首钢搬迁，程德贵也从报纸和电视上知道了。2004年，就在临终前几天，老人突然提出要到高炉上看一眼。当时的他行动和说话都成问题，儿子们不同意他的要求，但老爷子执拗得很，于是第二天儿女把老父亲送到高炉上。程德贵看到他一直牵挂的5号高炉，两眼直直的，什么句话都没有说，最后只是向5号高炉挥了挥手。这也是老人与一辈子相伴的“工作伙伴”的最后道别。

　　2005年6月30日上午8时，天空飘雨，首钢连续生产了47年的5号高炉停产。“我代表全家，在留言簿上写下老爷子生前老叨叨的一句话：‘五高炉，我的老伙伴，我永远忘不了你。’”算是完成了父亲送别的遗愿。

　　2009年5月，京唐钢铁厂高炉开炉、出铁的时候，程国庆又带着父亲的照片来到曹妃甸参加了开炉仪式，以此彻底告慰了一个老钢铁工人的在天之灵。

　　首钢搬迁，作为老首钢人，程德贵确实留恋，但是他也坚信首钢会越来越好。程国庆说，父亲知道日本的新日铁就建在海边，曹妃甸钢厂依邻深水港口是有前途的。

　　为庆祝新中国建立60周年，北京市搞了一个“百姓宣讲团”，召集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去北京各区县演讲。程国庆代表首钢，演讲的题目就叫“首钢高炉和我家”。稿子是《首钢日报》、首钢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帮着修改拟就的，还请了懂讲演的老师来教授语气和动作。

　　“我代表首钢多少万人哪。只能讲好，不能讲坏。” 程国庆说。

　　为了准备这个演讲，程国庆在家人眼里“跟神经病似的”。10分钟的讲演，需要脱稿，从没上过台的程国庆要面对千余观众，压力很大，起初一上台就直哆嗦。他用了一周时间背稿子。对着墙背，在家里试讲，还坐着公交车到香山演武厅的练武台上去练习，甚至为了加强记忆，拿纸默写了十多遍。

　　被问到演讲的内容时，程国庆会流畅而富有感情地背诵给你听，连在台上表示胜利的攥拳动作都不落下。

　　“人得有精神支柱，没有精神支柱就完了。像我们这个家庭，好几辈都在首钢，根扎在这儿了。首钢人还是爱首钢。”

　　首钢陆续搬迁后，程国庆也填报了志愿表，表示服从分配。目前他的工作是留守北京的总公司，做些绿化、卫生清扫和设备看护的工作。

　　“我觉得首钢还是需要我的。我现在身体还行，还能为首钢干，我不是一个废人。国家还是会想到的，还是会安排工作的。”

　　程国庆所说的需要，就是首钢要效仿德国鲁尔区和北京的798工业创意产业园区，将原址改造成钢铁公园、博物馆等，这些工作还需要有人来打理。

　　“发展的前景还是广阔，要发展还是需要很多人的。”还有5年退休的程国庆，仍然对这段不算短的工作历程满怀憧憬。

　　“百姓宣讲团”也来到首钢，现场来了600多人，曹妃甸那边还搞了同步直播，程国庆是最后一个发言。宣讲结束后，首钢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朱继民接见了程国庆，这让程国庆很激动，完全没想到。

　　“我就一普通工人??他呢，平易近人，特别随和，亲切，没架子。”

　　至今，程国庆仍然保留着1979年进厂时父亲送他的小闹钟。这个闹钟是1956年程德贵获得“全国先进生产者”时的奖品，因为这项殊荣，程德贵去了中南海，还与毛主席、周总理合影，这差不多是老人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程德贵退休后，程国庆接班，小闹钟被当作传家宝传给了这位年轻的三炼钢工人。

　　“父亲叮嘱我‘三班倒’的时候，上好小闹钟，别误点。这个小闹钟到现在还是我的精神支柱。”

　　当程国庆领着王立新走进搬迁后的首钢大院时，王立新觉得“一切都静止了，三炼钢的大门锁着，铁轨长锈了。大货车停在那里，已经不动了；橱窗里以前的照片都晒得发白了。一种死亡之感。”

　　这时，他看到几个绿化的职工在精心地除草、修花。王问他们：停产了你们还弄它干吗？他们说：停产了也是咱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