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1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天赐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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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天赐饥渴
http://www.sina.com.cn 2003/10/23 09:38 新浪文化
撰稿/李清川
少年朱清时记忆中的很多事，都和饥饿相关，无论是求知还是胃肠。
青年朱清时延续了这种饥渴，他感谢多年工人、采购员的经历，但也因此更自私地对待时间。
中年朱清时担纲名气赫赫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但忙碌的日子还是没有变化，对于中国科学大学的发展，对于他所从事的选键化学研究，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三次采访朱清时，都有新的收获，听他谈论孔孟老庄、泰勒斯和柏拉图，听他的近乎传奇的经历、人生感悟，不啻是一种享受。只是，无论他选谁来论，都是为了自己“说事”。
和取得的成就相比，我对他少年时的兴趣转移更感兴趣——11岁，他着了魔一般迷上文学诗词，理想也在诗人的豪情和文字的细腻中游走，无钱买书，就到旧书店去看，一站几个小时；12岁喜欢上化学，因为试管中的物质变来变去太神奇；13岁，因落地的苹果而发现万有引力的物理学家牛顿成了他的偶像；14岁，少年的兴趣又转向数学，因为“顺着一个很浅的道理往下摸，居然能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16岁时，朱清时给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写了一封信“探讨”几个数学问题，不久，华罗庚的助手代为回复，鼓励他的热情。若干年后，已是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仍记得自己少年时的那封信，再遇到少年或者青年的来函，他也会挑出一些亲自回复。
朱清时很会“说话”，他的确具备短时间内抓住听者的能力。一次，他为学生做题为《年轻人怎样做才能取得成功》的讲座，主动提到一些学生发在BBS上的疑问——朱校长作为学者是成功的，但作为校长离成功仍有一段距离。他的回答是：“感谢这些同学对我在学术方面的高度评价，我认为自己在学术方面离同学们所说的‘成功’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十年浩劫，错过了十年学习和科研的黄金时期，所以学术上取得的成功只能算‘小’成功。但从另一方面讲，像我这样的人，经历小学、中学、文化大革命，而后到青海当工人，做采购员，直至后来进入研究所作实习研究员(掌声)，一步步走到今天，对‘如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这一问题，比那些一帆风顺的人理解得可能更深刻，亲身体验更丰富些。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开始，我有幸到美国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帝戎大学和格林罗布尔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工作过(掌声)，认识的学者不少，所以对‘人如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比一般人又多了一份了解……”
他的才情就是这样流露的。
此前，英国《自然》杂志毫不吝啬地把“招风的大树”的评价加在中国科技大学身上，“在中国，最令人鼓舞的学校要数中国科技大学了，它的蓬勃朝气与成就给人印象深刻。”
对于更多中国人而言，二十几年前开设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几乎替代了科大的全部形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孩子成了当时中国家长教育孩子的榜样，甚至形成了孩子成才的一个理想模式：上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像陈景润那样解决哥德巴赫猜想。我印象中，第一届学生中有一位叫张亚勤，他是当年中国最小的大学生，不过，他后来并没有去解决哥德巴赫这样的难题，而是去了美国，并且在1997年当选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美国“IEEE院士”。
记者：在中国大学的序列中，中科大算不上历史悠久的学校，而一所大学的风格与它形成的文化积淀直接相关，中科大的捷径是什么？
朱清时：进入21世纪，没有必要“想吃猪肉一定要从养猪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哈佛、普林斯顿、剑桥这样经过几百年一点一滴逐渐积累起独特文化的老牌大学，这的确是缔造人文精神的一种模式，也有依靠创新机制，没有悠久历史、却有灿烂文化的新式大学。中科大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我们1958年建校，在两三年内就跃居全国知名大学，40多年的历史不算长，但大学都知道，中科大是一所有良好校风和人文精神的学校。香港科技大学、韩国浦项大学和韩国高等研究院也是在几年时间里就拔尖的高校，有时候，机制比时间更重要，有了好的机制，就能吸引到好的人才。所谓人文精神，也是每一个人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沉淀中带来的。历史上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潘光旦，南开的张伯苓、交大的唐文治、浙大的竺可桢以及复旦的马相伯，都是现代大学人格的象征。在今天，个人的文化背景越是多元，越有助于形成代表先进方向的人文精神。
记者：您心目中的一流大学是什么样的？
朱清时：在1998年我做中科大校长以前，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工作过，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情况比较熟悉。到科大当校长以后，我感到科教兴国，创办一流，关键在于教育改革。
我认为，一流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就像踢足球，临门那一脚的关键就在于运动员能不能凭一种直觉洞察力，抓住机遇，抬脚劲射。这种洞察力是靠训练、靠悟性提升出来的。这些年来，中国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加大了，人才也出了不少，但50多年来，中国就是没人得诺贝尔奖，原因就在于我们培养出来的人缺少洞察力，抓不住那瞬间的异象――它可能导致一次伟大的发现。这是一个原创能力的重要要素，要靠学校拿出一整套健全的创新体系来支撑。
记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科技大学的目标是什么？
朱清时：这几年，我们制订了自己的远景目标以及相应的实施办法。中国科技大学的目标，概括起来是十六个字——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我们要把我们的学校建成一个精品学校，追求质量，追求学校的学科结构合理，使得交叉学科容易发展，学生的知识面比较全面。
我们不求事事第一，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追求办学的鲜明特色：特色的学科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普遍的教学科研的水平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另外还有规模适度，本科生保持在8000以下，研究生逐步扩大，在校研究生可达到6000人，这样就是14000，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学校。
记者：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一谈到创办一流大学，总会把她和综合性大学联系在一起，似乎综合性大学是创办一流大学基本的条件？
朱清时：综合不综合，并不是创办一流大学的关键。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并不是综合性的大学，但她却是世界上公认的一流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也不是综合性的大学，但它却成为了世界软件人才的摇篮，你就不能不承认它也是一流的。我在访问欧洲一些著名的一流大学时，感到声誉与品牌的重要，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工业学校，校名一直沿用至今，没更名为“大学”，特别是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工业学校，作为居里夫人的母校，可谓世界闻名，出了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青年竞相报考。正因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把“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作为立校之本和建校的目标，同样也是创办一流大学的目标。
记者：有不少学校都把“世界一流”当作自己的发展目标，这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朱清时：一个国家的大学不可能也不必要都成为一流，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社区学院，大量地培养劳动者素质的学校，这些学校应该占绝大多数，世界一流的顶尖学校只能是少数。如果所有学校都想办成世界一流，肯定谁都办不成，资源和人才都是有限的。即使真的都办成了，出来的人都是将才帅才，谁来当兵呢？只有培养将军的学校，没有培养士兵、排长、连长的学校是不行的。所以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结构不合理，应该建立大量的社区学院，目标不是一流，而是提高公民、劳动者的素质。
我看过一本介绍美国为何如此强大的书，里面就没有提到美国有哪些世界一流大学，反而强调了美国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社区学院系统，所以美国公民素质很高，干什么事都能干的很好。美国也没有政治危机，哪个工厂倒闭了，工人马上又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哪个工人下岗了就意味着失业，那是因为我们工人的整体素质不够高，没有能力去换职业。美国人平均一生要换四、五个工作，这是他们素质高的一个反映，也是美国强大的一个原因。大家都争做一流，这是我对我们国家教育状况担忧的所在。
记者：谈到中科大，就不能不谈少年班，现在社会上对少年班的议论很多，争议也不少。
朱清时：社会上有很多误解，实际上少年班办的很成功，我们科大这几年在国际比赛上取得重大成绩的很多都是少年班的。1998年我已经注意到：中科大几乎每年都有一个校友轰动世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少年班。
少年班为什么能取得成功？首先，少年班入学是精选的，并不是一味追求年龄小。最初的第一、二届不太成功，是因为那时国内教育刚恢复，小学、中学都不正规，他们并没有受严格的中小学的训练。现在的少年班已经是很正规了，所有的少年班学生都是读完了全部的中小学课程，只不过因为他们比较聪明又比较勤奋，所以比其他同学花的时间少一年两年甚至好几年。少年班学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并要过重点线，每年过重点线的报考学生就有一千二、三百位，我们通过面试在其中选五十几名，这些学生知识结构也很全面，所以是精选。其次，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人，总是有些人智力超常，所以现在少年班的学生确实属于智力上有天赋，同时具备良好基础的。最重要的是，学校赋予他们特权——进校后不分专业，先上两年基础课，包括数、理、化和外语，很全面，第三年由他们自己选专业。这样的学生在上过基础课之后，已经明白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在哪儿，选专业就容易选准。除了这些必修课，他们还能选修其他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少年班的很多学生都喜欢选修“名著选读”、“唐诗三百首”等。
记者：少年班不先选专业的这一成功要素是不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现在的普通高等教育存在缺陷？
朱清时：你的问题很好，我讲前面的话就是为了要讲这个问题，现在的高等教育制度有很多的缺陷。我们提议教育部放权给学校，学生入学不分专业，都像少年班那样，上了两年之后再分系。中科大少年班试点成功后，我们很希望能推广到所有的学生。作为校长，如果有学生来找我说他很不愿意读他就读的专业，我非常同情——高考生报的专业都是家长帮助选择的，家长选的都是容易录取的专业和热门专业。当然，在自己选专业时，一些热门的专业还可以通过分数排名来保证系与系之间人数的平衡，大家拥向一个专业的情况不会发生。
记者：我听说，在教改中中科大已经做了些尝试。
朱清时：中科大已对国际上几十所著名大学作了系统调研，发现目前我们实施的培养方案中一定程度存在课程数量多、学科面窄、课程内容较陈旧、教材不规范、课程的知识结构具有任意性等问题。为此，我们在调研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各个学科瞄准当前科技前沿的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购置国外一流教材和编写一流水平的系列教材，聘请国内一流专家来校讲课和选派优秀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与科学院各研究所和国外一流大学联合举办网上学术活动和高水平的讲座等，缩短与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
记者：再说回您，您是一名科学家，又一位知名大学的主要管理者，在实践中两种角色是否存在矛盾？
朱清时：不少人不理解为何我在科研事业还在上升之际作了这种选择，其实原因很简单：要实现几代人的科技强国梦，我国还需要更多更优秀的科技人才。我在前半生颇多阅历，对如何造就科学人才有些思路，应该作一个教师或教练把它变成现实。我站在前辈们的肩上已经取得了一些幸运的成果，现在该我们这代人做人梯，让后代站上去登得更高，看得更远。我在现在从事的工作，有可能使更多人取得成功，实际上，这比我直接从事科研个人取得的那点成功意义大得多。
记者：高考时，您为何选择中科大？
朱清时：中科大在60年代初是中国年轻人最崇拜的学校，在年轻人心目中声望很高，我在中学时就知道。我当时很崇拜华罗庚，那时候我喜欢数学，华罗庚是中科大的副校长，我给他写过一封信，就在高二时候，他本人没有回信，但让他的助手回信。
记者：您写的是什么内容，还记得吗？
朱清时：因为当时喜欢数学，就写了一些数学问题，很可惜回信找不到了。我当时眼睛里没有别的学校，就是中科大，我所崇拜的科学家都在这个学校。
记者：到了中科大之后呢？是不是和您想象中的一样？
朱清时：外人不了解，中科大有一种精神，有一股劲头，其他学校都没有，那就是要竞
争，要争取一流，要拔尖。原来中科大的破旧，你们都不了解，有人也不理解，他们认为中科大条件这么差，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但事实上，中科大的很多指标在国内都是冒尖的。
记者：条件艰苦并不是一件坏事。
朱清时: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北京非常富裕的家庭的下一代往往很骄傲，也很自豪，但真正成器的并不多；而偏远农村的孩子，憋了一口气，自己奋斗，最后成器很多。中国有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第三代就完了。第一代中科大在北京很辉煌，然后到了安徽，那里的条件十分艰苦、外界也不重视，但到了八九十年代，中科大已经不比别的学校差了。
记者：您觉得你自己勤奋吗？
朱清时：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的精力会百分之百投入进去了。你看我在这里，一次也没有进游泳池，也没有到山上玩过，只要有时间我就在房间里写文章，因为我有写不完的东西。我想做的是我的兴趣所在，是我酷爱的事情，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勤奋。
记者：您的兴趣最后成了工作，至少是兴趣和工作结合得很好，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机会能拥有这样的幸福了。
朱清时：这正是我们教育要改革的地方，我们现在不让学生有选课的自由，因为现在学校的课程太重。在最近一期《中国教育报》上，我看到某省有一个女中学生作家，很有才华，小说写的很好，但在今年的高考中落榜了。她中学时代就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但也遇到了很大的压力，这是我中学、大学时代同样遭遇的问题，因为我必须应付考试，哪怕我不喜欢的我都必须学，都要考试过关，否则考不上大学，一直到工作也是这样。
我很幸运的是1991年就当选院士了，那时我45岁，所以一下子压力都没有了，也没有什么东西急着去做，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不喜欢的事情也要做，但业余时间除了开会，我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
记者：您大学时的专业是核物理，在选键化学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两者的关系并不大，现在一个年轻人选择了专业，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朱清时：我专业转变的原因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机遇，因为我在大学里学得是核物理，但我毕业的时候正是文革期间，不可能去搞核物理了，被分到工厂当工人、采购员，后来到青海盐湖所，那是搞无机化学的研究所，所以自然搞化学了。我学的是物理，自然就搞物理化学，命运是无法选择的。因为我基础知识学得好，很快就适应了物理化学。而选键化学是我自己去做的，因为我做到一定程度之后，有了自己的思想，也就有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可以自己做选择。
对于年轻人而言，大学里的专业很重要，在于它为你一生的事业打下基础。但是，今后的学科发展非常之快，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有许多交叉学科和新学科发展起来，这些学科是现在的专业不可能预料的，所以要在今后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学现在专业的时候，重视打下广泛的基础，不要使自己专业知识太过于狭隘。我并不认为一个人在大学的专业对他的人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当你毕业十年后，就等于已经上了两个大学，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学会自学的能力和创造性学习的能力。
记者：您提到了机遇，我也认同人生是由很多机遇构成的，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机遇也很重要吗？
朱清时：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成度上取决于机遇。
在香港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位曾毕业于台湾大学，与李远哲是同学的陈长谦教授，在一次晚饭中，他讲了自己的经历，他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化学系就读研究生，当时分子光谱学很看好，他就选了这个领域，以后的研究学习都很成功，但却无缘诺贝尔奖。相反因服兵役比他晚三年到哈佛的李远哲正遇上分子束实验，他在导师指导下成功了，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慨叹自己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做了错误的事情”。
记者：在您所把握住的机遇中，您对哪一个印象最深？
朱清时：1974年初，我刚从工厂调到研究所工作就开始激光分离同位素的攻关，那是用激光分离原子弹、氢弹所需的同位素。因为处在文革期间，很多研究所还在搞运动，青海盐湖所地处边远还能进行研究工作，我调到青海盐湖所就是因为这个项目。
半年后，科学院要召开一次激光分离同位素的报告会，盐湖所的人要写一份综述，去会上讲激光分离同位素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本来没有资格担当这个角色，前面还有好多资格比我老的科研人员，但好多人试过后大家都不满意，然后让我试，一试大家都觉得很满意，文句很通，而且把事情说得很清楚。好多年我都没弄懂原因，后来我才明白，这其实是由于我的表达能力、文学底蕴比别的理工科学生多一些，表达能力比较强，能把理解的东西比较清楚地表达出来。
这是我从事科研工作后第一次做科研报告，直至现在，我每次做学术报告，都精心准备，都设身处地为听众着想，找寻一种最佳表达方式，让更多的人能一下子理解我想表达的特殊问题，理解它的重要性和意义，包括现在的绿色化学，其实我过去从没做，但我知道它的重要性，就在很多场合讲，国内一些专家长期从事这项研究，只不过没有把它表达清楚。
记者：当年你给华罗庚写信的事情还会发生在你身上吗？也有不少年轻人给你写这样的信吧？
朱清时：很多。
记者：您会回信吗？
朱清时：偶尔会，那些非常有意义的探讨我会写回信，但多数都是慕名而来索要签名的，还有一些是想进科大的年轻人，那样都回信就没有时间了。
记者：您对数学的兴趣究竟来自什么？
朱清时：北京出版社出过《朱清时院士文集》，最前面的部分是我的自述，回顾了我的学生时代。我初中时喜欢文学诗词，好象着了魔法一样，一个字就可以唤起内心很微妙的东西；后来就喜欢化学，能很神奇地把物质变来变去；再后来喜欢物理。最后觉得数学很神奇，顺着一个很浅的道理往下摸，居然能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我感兴趣的东西一直在变化，变了很多。
记者：您曾在青海工作了很多年，那里的条件应该很艰苦。
朱清时：我在青海一共呆了7年。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生活就很艰苦，这也磨练了意志。我读初中时是大跃进，然后是三年灾害的困难时期，人一直处于饥饿状态，锅里有什么都想吃，吃什么都不饱。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我住校，每天早上吃的都是玉米面或是玉米面做的玉米糕，一块玉米糕要分成16份，很薄的那种。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看，哪块厚了哪块薄了，如果有人多了，大家都能吵得很厉害，确实是饿坏了。
记者：您从事科研工作也感受到饥饿吗？我是指您从事科研的工作状态。
朱清时：我常常想，现在能够有一点成就，有一部分原因是在文革时期我做了几年工人，自己感觉损失了很多时间，所以后来更拼命。
记者：像您这样，有很长一段时间做工人、采购员，与科研并不相关，还能坚持理想不太容易。
朱清时：现在的学生没有饿过肚子，吃饭就不觉得香；从来没有穷过，干什么事情都感觉不到迫切。我刚到美国是1979年，那时国内的生活极端穷苦，我工作了好多年也没什么收入，好多年一直感觉吃不饱，一角钱都感觉很重要，因为一角钱可以吃一顿饭。
我到美国第一个月领到100美元伙食费和25美元零用钱，那时房租有要求，不能超过25美元，其余开支都必须打报告。我花销很小，基本不用零用钱，洗衣机用一次要20美分，我就自己手洗，买鸡和肉都选美国人不吃的肥肉和鸡翅，在我的印象中，好多年都是这样过的。
我有切身感受，吃苦教育很必要，当一个人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他的精神会坚强起来。
朱清时：
1946年2月生于四川.
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曾担任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和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课题组长、教研室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8月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98年起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校长，200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在分子高振动态的实验和理论研究方面，他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重要成果。
在选键化学的关键问题——分子的局域模振动的研究中，朱清时在实验中首次观测到硅烷等球陀螺分子的局域模振动使对称性降低，造成振转能级结构的显著变化，证明它们是长寿命的局域模振动，并建立了包含转动的局域模振动的新理论模型。
注：新浪文化近期将陆续推出“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系列，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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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10/23 09:38 新浪文化
撰稿/李清川
少年朱清时记忆中的很多事，都和饥饿相关，无论是求知还是胃肠。
青年朱清时延续了这种饥渴，他感谢多年工人、采购员的经历，但也因此更自私地对待时间。
中年朱清时担纲名气赫赫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但忙碌的日子还是没有变化，对于中国科学大学的发展，对于他所从事的选键化学研究，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三次采访朱清时，都有新的收获，听他谈论孔孟老庄、泰勒斯和柏拉图，听他的近乎传奇的经历、人生感悟，不啻是一种享受。只是，无论他选谁来论，都是为了自己“说事”。
和取得的成就相比，我对他少年时的兴趣转移更感兴趣——11岁，他着了魔一般迷上文学诗词，理想也在诗人的豪情和文字的细腻中游走，无钱买书，就到旧书店去看，一站几个小时；12岁喜欢上化学，因为试管中的物质变来变去太神奇；13岁，因落地的苹果而发现万有引力的物理学家牛顿成了他的偶像；14岁，少年的兴趣又转向数学，因为“顺着一个很浅的道理往下摸，居然能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16岁时，朱清时给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写了一封信“探讨”几个数学问题，不久，华罗庚的助手代为回复，鼓励他的热情。若干年后，已是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仍记得自己少年时的那封信，再遇到少年或者青年的来函，他也会挑出一些亲自回复。
朱清时很会“说话”，他的确具备短时间内抓住听者的能力。一次，他为学生做题为《年轻人怎样做才能取得成功》的讲座，主动提到一些学生发在BBS上的疑问——朱校长作为学者是成功的，但作为校长离成功仍有一段距离。他的回答是：“感谢这些同学对我在学术方面的高度评价，我认为自己在学术方面离同学们所说的‘成功’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十年浩劫，错过了十年学习和科研的黄金时期，所以学术上取得的成功只能算‘小’成功。但从另一方面讲，像我这样的人，经历小学、中学、文化大革命，而后到青海当工人，做采购员，直至后来进入研究所作实习研究员(掌声)，一步步走到今天，对‘如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这一问题，比那些一帆风顺的人理解得可能更深刻，亲身体验更丰富些。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开始，我有幸到美国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帝戎大学和格林罗布尔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工作过(掌声)，认识的学者不少，所以对‘人如何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比一般人又多了一份了解……”
他的才情就是这样流露的。
此前，英国《自然》杂志毫不吝啬地把“招风的大树”的评价加在中国科技大学身上，“在中国，最令人鼓舞的学校要数中国科技大学了，它的蓬勃朝气与成就给人印象深刻。”
对于更多中国人而言，二十几年前开设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几乎替代了科大的全部形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孩子成了当时中国家长教育孩子的榜样，甚至形成了孩子成才的一个理想模式：上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像陈景润那样解决哥德巴赫猜想。我印象中，第一届学生中有一位叫张亚勤，他是当年中国最小的大学生，不过，他后来并没有去解决哥德巴赫这样的难题，而是去了美国，并且在1997年当选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美国“IEEE院士”。
记者：在中国大学的序列中，中科大算不上历史悠久的学校，而一所大学的风格与它形成的文化积淀直接相关，中科大的捷径是什么？
朱清时：进入21世纪，没有必要“想吃猪肉一定要从养猪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哈佛、普林斯顿、剑桥这样经过几百年一点一滴逐渐积累起独特文化的老牌大学，这的确是缔造人文精神的一种模式，也有依靠创新机制，没有悠久历史、却有灿烂文化的新式大学。中科大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我们1958年建校，在两三年内就跃居全国知名大学，40多年的历史不算长，但大学都知道，中科大是一所有良好校风和人文精神的学校。香港科技大学、韩国浦项大学和韩国高等研究院也是在几年时间里就拔尖的高校，有时候，机制比时间更重要，有了好的机制，就能吸引到好的人才。所谓人文精神，也是每一个人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沉淀中带来的。历史上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潘光旦，南开的张伯苓、交大的唐文治、浙大的竺可桢以及复旦的马相伯，都是现代大学人格的象征。在今天，个人的文化背景越是多元，越有助于形成代表先进方向的人文精神。
记者：您心目中的一流大学是什么样的？
朱清时：在1998年我做中科大校长以前，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工作过，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情况比较熟悉。到科大当校长以后，我感到科教兴国，创办一流，关键在于教育改革。
我认为，一流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就像踢足球，临门那一脚的关键就在于运动员能不能凭一种直觉洞察力，抓住机遇，抬脚劲射。这种洞察力是靠训练、靠悟性提升出来的。这些年来，中国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加大了，人才也出了不少，但50多年来，中国就是没人得诺贝尔奖，原因就在于我们培养出来的人缺少洞察力，抓不住那瞬间的异象――它可能导致一次伟大的发现。这是一个原创能力的重要要素，要靠学校拿出一整套健全的创新体系来支撑。
记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科技大学的目标是什么？
朱清时：这几年，我们制订了自己的远景目标以及相应的实施办法。中国科技大学的目标，概括起来是十六个字——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我们要把我们的学校建成一个精品学校，追求质量，追求学校的学科结构合理，使得交叉学科容易发展，学生的知识面比较全面。
我们不求事事第一，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追求办学的鲜明特色：特色的学科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普遍的教学科研的水平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另外还有规模适度，本科生保持在8000以下，研究生逐步扩大，在校研究生可达到6000人，这样就是14000，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学校。
记者：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一谈到创办一流大学，总会把她和综合性大学联系在一起，似乎综合性大学是创办一流大学基本的条件？
朱清时：综合不综合，并不是创办一流大学的关键。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并不是综合性的大学，但她却是世界上公认的一流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也不是综合性的大学，但它却成为了世界软件人才的摇篮，你就不能不承认它也是一流的。我在访问欧洲一些著名的一流大学时，感到声誉与品牌的重要，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工业学校，校名一直沿用至今，没更名为“大学”，特别是巴黎高等物理化学工业学校，作为居里夫人的母校，可谓世界闻名，出了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青年竞相报考。正因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把“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作为立校之本和建校的目标，同样也是创办一流大学的目标。
记者：有不少学校都把“世界一流”当作自己的发展目标，这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朱清时：一个国家的大学不可能也不必要都成为一流，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社区学院，大量地培养劳动者素质的学校，这些学校应该占绝大多数，世界一流的顶尖学校只能是少数。如果所有学校都想办成世界一流，肯定谁都办不成，资源和人才都是有限的。即使真的都办成了，出来的人都是将才帅才，谁来当兵呢？只有培养将军的学校，没有培养士兵、排长、连长的学校是不行的。所以中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结构不合理，应该建立大量的社区学院，目标不是一流，而是提高公民、劳动者的素质。
我看过一本介绍美国为何如此强大的书，里面就没有提到美国有哪些世界一流大学，反而强调了美国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社区学院系统，所以美国公民素质很高，干什么事都能干的很好。美国也没有政治危机，哪个工厂倒闭了，工人马上又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哪个工人下岗了就意味着失业，那是因为我们工人的整体素质不够高，没有能力去换职业。美国人平均一生要换四、五个工作，这是他们素质高的一个反映，也是美国强大的一个原因。大家都争做一流，这是我对我们国家教育状况担忧的所在。
记者：谈到中科大，就不能不谈少年班，现在社会上对少年班的议论很多，争议也不少。
朱清时：社会上有很多误解，实际上少年班办的很成功，我们科大这几年在国际比赛上取得重大成绩的很多都是少年班的。1998年我已经注意到：中科大几乎每年都有一个校友轰动世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少年班。
少年班为什么能取得成功？首先，少年班入学是精选的，并不是一味追求年龄小。最初的第一、二届不太成功，是因为那时国内教育刚恢复，小学、中学都不正规，他们并没有受严格的中小学的训练。现在的少年班已经是很正规了，所有的少年班学生都是读完了全部的中小学课程，只不过因为他们比较聪明又比较勤奋，所以比其他同学花的时间少一年两年甚至好几年。少年班学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并要过重点线，每年过重点线的报考学生就有一千二、三百位，我们通过面试在其中选五十几名，这些学生知识结构也很全面，所以是精选。其次，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人，总是有些人智力超常，所以现在少年班的学生确实属于智力上有天赋，同时具备良好基础的。最重要的是，学校赋予他们特权——进校后不分专业，先上两年基础课，包括数、理、化和外语，很全面，第三年由他们自己选专业。这样的学生在上过基础课之后，已经明白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在哪儿，选专业就容易选准。除了这些必修课，他们还能选修其他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少年班的很多学生都喜欢选修“名著选读”、“唐诗三百首”等。
记者：少年班不先选专业的这一成功要素是不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现在的普通高等教育存在缺陷？
朱清时：你的问题很好，我讲前面的话就是为了要讲这个问题，现在的高等教育制度有很多的缺陷。我们提议教育部放权给学校，学生入学不分专业，都像少年班那样，上了两年之后再分系。中科大少年班试点成功后，我们很希望能推广到所有的学生。作为校长，如果有学生来找我说他很不愿意读他就读的专业，我非常同情——高考生报的专业都是家长帮助选择的，家长选的都是容易录取的专业和热门专业。当然，在自己选专业时，一些热门的专业还可以通过分数排名来保证系与系之间人数的平衡，大家拥向一个专业的情况不会发生。
记者：我听说，在教改中中科大已经做了些尝试。
朱清时：中科大已对国际上几十所著名大学作了系统调研，发现目前我们实施的培养方案中一定程度存在课程数量多、学科面窄、课程内容较陈旧、教材不规范、课程的知识结构具有任意性等问题。为此，我们在调研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各个学科瞄准当前科技前沿的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购置国外一流教材和编写一流水平的系列教材，聘请国内一流专家来校讲课和选派优秀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与科学院各研究所和国外一流大学联合举办网上学术活动和高水平的讲座等，缩短与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
记者：再说回您，您是一名科学家，又一位知名大学的主要管理者，在实践中两种角色是否存在矛盾？
朱清时：不少人不理解为何我在科研事业还在上升之际作了这种选择，其实原因很简单：要实现几代人的科技强国梦，我国还需要更多更优秀的科技人才。我在前半生颇多阅历，对如何造就科学人才有些思路，应该作一个教师或教练把它变成现实。我站在前辈们的肩上已经取得了一些幸运的成果，现在该我们这代人做人梯，让后代站上去登得更高，看得更远。我在现在从事的工作，有可能使更多人取得成功，实际上，这比我直接从事科研个人取得的那点成功意义大得多。
记者：高考时，您为何选择中科大？
朱清时：中科大在60年代初是中国年轻人最崇拜的学校，在年轻人心目中声望很高，我在中学时就知道。我当时很崇拜华罗庚，那时候我喜欢数学，华罗庚是中科大的副校长，我给他写过一封信，就在高二时候，他本人没有回信，但让他的助手回信。
记者：您写的是什么内容，还记得吗？
朱清时：因为当时喜欢数学，就写了一些数学问题，很可惜回信找不到了。我当时眼睛里没有别的学校，就是中科大，我所崇拜的科学家都在这个学校。
记者：到了中科大之后呢？是不是和您想象中的一样？
朱清时：外人不了解，中科大有一种精神，有一股劲头，其他学校都没有，那就是要竞
争，要争取一流，要拔尖。原来中科大的破旧，你们都不了解，有人也不理解，他们认为中科大条件这么差，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但事实上，中科大的很多指标在国内都是冒尖的。
记者：条件艰苦并不是一件坏事。
朱清时: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北京非常富裕的家庭的下一代往往很骄傲，也很自豪，但真正成器的并不多；而偏远农村的孩子，憋了一口气，自己奋斗，最后成器很多。中国有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第三代就完了。第一代中科大在北京很辉煌，然后到了安徽，那里的条件十分艰苦、外界也不重视，但到了八九十年代，中科大已经不比别的学校差了。
记者：您觉得你自己勤奋吗？
朱清时：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的精力会百分之百投入进去了。你看我在这里，一次也没有进游泳池，也没有到山上玩过，只要有时间我就在房间里写文章，因为我有写不完的东西。我想做的是我的兴趣所在，是我酷爱的事情，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勤奋。
记者：您的兴趣最后成了工作，至少是兴趣和工作结合得很好，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机会能拥有这样的幸福了。
朱清时：这正是我们教育要改革的地方，我们现在不让学生有选课的自由，因为现在学校的课程太重。在最近一期《中国教育报》上，我看到某省有一个女中学生作家，很有才华，小说写的很好，但在今年的高考中落榜了。她中学时代就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但也遇到了很大的压力，这是我中学、大学时代同样遭遇的问题，因为我必须应付考试，哪怕我不喜欢的我都必须学，都要考试过关，否则考不上大学，一直到工作也是这样。
我很幸运的是1991年就当选院士了，那时我45岁，所以一下子压力都没有了，也没有什么东西急着去做，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不喜欢的事情也要做，但业余时间除了开会，我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
记者：您大学时的专业是核物理，在选键化学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两者的关系并不大，现在一个年轻人选择了专业，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朱清时：我专业转变的原因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机遇，因为我在大学里学得是核物理，但我毕业的时候正是文革期间，不可能去搞核物理了，被分到工厂当工人、采购员，后来到青海盐湖所，那是搞无机化学的研究所，所以自然搞化学了。我学的是物理，自然就搞物理化学，命运是无法选择的。因为我基础知识学得好，很快就适应了物理化学。而选键化学是我自己去做的，因为我做到一定程度之后，有了自己的思想，也就有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可以自己做选择。
对于年轻人而言，大学里的专业很重要，在于它为你一生的事业打下基础。但是，今后的学科发展非常之快，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有许多交叉学科和新学科发展起来，这些学科是现在的专业不可能预料的，所以要在今后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学现在专业的时候，重视打下广泛的基础，不要使自己专业知识太过于狭隘。我并不认为一个人在大学的专业对他的人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当你毕业十年后，就等于已经上了两个大学，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学会自学的能力和创造性学习的能力。
记者：您提到了机遇，我也认同人生是由很多机遇构成的，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机遇也很重要吗？
朱清时：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成度上取决于机遇。
在香港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位曾毕业于台湾大学，与李远哲是同学的陈长谦教授，在一次晚饭中，他讲了自己的经历，他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化学系就读研究生，当时分子光谱学很看好，他就选了这个领域，以后的研究学习都很成功，但却无缘诺贝尔奖。相反因服兵役比他晚三年到哈佛的李远哲正遇上分子束实验，他在导师指导下成功了，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慨叹自己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做了错误的事情”。
记者：在您所把握住的机遇中，您对哪一个印象最深？
朱清时：1974年初，我刚从工厂调到研究所工作就开始激光分离同位素的攻关，那是用激光分离原子弹、氢弹所需的同位素。因为处在文革期间，很多研究所还在搞运动，青海盐湖所地处边远还能进行研究工作，我调到青海盐湖所就是因为这个项目。
半年后，科学院要召开一次激光分离同位素的报告会，盐湖所的人要写一份综述，去会上讲激光分离同位素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本来没有资格担当这个角色，前面还有好多资格比我老的科研人员，但好多人试过后大家都不满意，然后让我试，一试大家都觉得很满意，文句很通，而且把事情说得很清楚。好多年我都没弄懂原因，后来我才明白，这其实是由于我的表达能力、文学底蕴比别的理工科学生多一些，表达能力比较强，能把理解的东西比较清楚地表达出来。
这是我从事科研工作后第一次做科研报告，直至现在，我每次做学术报告，都精心准备，都设身处地为听众着想，找寻一种最佳表达方式，让更多的人能一下子理解我想表达的特殊问题，理解它的重要性和意义，包括现在的绿色化学，其实我过去从没做，但我知道它的重要性，就在很多场合讲，国内一些专家长期从事这项研究，只不过没有把它表达清楚。
记者：当年你给华罗庚写信的事情还会发生在你身上吗？也有不少年轻人给你写这样的信吧？
朱清时：很多。
记者：您会回信吗？
朱清时：偶尔会，那些非常有意义的探讨我会写回信，但多数都是慕名而来索要签名的，还有一些是想进科大的年轻人，那样都回信就没有时间了。
记者：您对数学的兴趣究竟来自什么？
朱清时：北京出版社出过《朱清时院士文集》，最前面的部分是我的自述，回顾了我的学生时代。我初中时喜欢文学诗词，好象着了魔法一样，一个字就可以唤起内心很微妙的东西；后来就喜欢化学，能很神奇地把物质变来变去；再后来喜欢物理。最后觉得数学很神奇，顺着一个很浅的道理往下摸，居然能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我感兴趣的东西一直在变化，变了很多。
记者：您曾在青海工作了很多年，那里的条件应该很艰苦。
朱清时：我在青海一共呆了7年。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生活就很艰苦，这也磨练了意志。我读初中时是大跃进，然后是三年灾害的困难时期，人一直处于饥饿状态，锅里有什么都想吃，吃什么都不饱。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我住校，每天早上吃的都是玉米面或是玉米面做的玉米糕，一块玉米糕要分成16份，很薄的那种。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看，哪块厚了哪块薄了，如果有人多了，大家都能吵得很厉害，确实是饿坏了。
记者：您从事科研工作也感受到饥饿吗？我是指您从事科研的工作状态。
朱清时：我常常想，现在能够有一点成就，有一部分原因是在文革时期我做了几年工人，自己感觉损失了很多时间，所以后来更拼命。
记者：像您这样，有很长一段时间做工人、采购员，与科研并不相关，还能坚持理想不太容易。
朱清时：现在的学生没有饿过肚子，吃饭就不觉得香；从来没有穷过，干什么事情都感觉不到迫切。我刚到美国是1979年，那时国内的生活极端穷苦，我工作了好多年也没什么收入，好多年一直感觉吃不饱，一角钱都感觉很重要，因为一角钱可以吃一顿饭。
我到美国第一个月领到100美元伙食费和25美元零用钱，那时房租有要求，不能超过25美元，其余开支都必须打报告。我花销很小，基本不用零用钱，洗衣机用一次要20美分，我就自己手洗，买鸡和肉都选美国人不吃的肥肉和鸡翅，在我的印象中，好多年都是这样过的。
我有切身感受，吃苦教育很必要，当一个人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他的精神会坚强起来。
朱清时：
1946年2月生于四川.
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曾担任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和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课题组长、教研室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8月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98年起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校长，200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在分子高振动态的实验和理论研究方面，他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重要成果。
在选键化学的关键问题——分子的局域模振动的研究中，朱清时在实验中首次观测到硅烷等球陀螺分子的局域模振动使对称性降低，造成振转能级结构的显著变化，证明它们是长寿命的局域模振动，并建立了包含转动的局域模振动的新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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